三 苏共意识形态的封闭化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批判地继承过去一切时代和国外文化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具有包容性。只有如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不断发展、完善。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列宁在理论上做了非常精辟、深刻的论述，并在实践中领导俄共（布）同否定过去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进行了长达五六年的斗争。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社会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是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社会涌现出的一股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极端思潮，其代表是“无产阶级文化派”。“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无产阶级特殊的“阶级文化”，否定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一切文化遗产，主张纯粹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一个纲领性口号，就是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主张必须保卫无产阶级“阶级文化”的“纯洁性”。为此，无产阶级必须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污染”，在“净化的”人工实验室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形成与发展的路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由于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才赢得了世界历史性意义。只有以此为基础，按照这个方向，才能“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还强调指出：“有人在这里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下，极左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逐渐削弱和衰微。但是在斯大林反右倾运动和意识形态“大转变”时期，这种极左文化思潮又出现反弹，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席卷文、史、哲、经等主要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追求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些人视一切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统统被扣上“资产阶级”帽子，遭到无情批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花独放，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战后，斯大林又开展了一连串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这种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带有浓厚的日丹诺夫主义色彩。“所谓日丹诺夫主义，主要是指苏联战后所实行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认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主张对其全盘加以否定，因此带有强烈的反西方主义色彩。”它实行的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封闭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1946年8月9日，斯大林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及一些作家，接着联共（布）中央分别针对文学、戏剧、电影和音乐四个方面发布了四项决议。决议对一些作品和艺术家进行了批判，指责《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为“自由主义”，发表的作品渗透着“对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化俯首称臣的精神”；指责戏剧“过分热衷于上演历史题材”和“外国资产阶级剧作家”的剧本；形式主义音乐被定性为“颓废的”音乐，音乐的“形式主义倾向”被定性为“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倾向”，这样的音乐被痛斥为“强烈地发散着当代欧美现代派资产阶级音乐的气息”。在哲学领域，斯大林对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亚历山大罗夫的《西欧哲学史》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在斯大林的提议下，斯大林最宠爱的理论家日丹诺夫主持召开《西欧哲学史》全苏讨论会。日丹诺夫批评《西欧哲学史》把俄国哲学与一般哲学史分开，人为地把哲学史分为西欧哲学和俄国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资产阶级把文化分为“西欧”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观点，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西欧”的地方性思潮。在日丹诺夫看来，《西欧哲学史》揭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合理内核”和客观成分，是“客观主义”和缺乏党性的表现，是崇拜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现象。

赫鲁晓夫时期虽出现了精神文化领域的“解冻”，但是由于没有彻底打破僵化和教条主义，仍保留着斯大林时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做法，将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绝对对立起来，甚至还把科学区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拒绝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勃列日涅夫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向斯大林时期的老路回转，教条主义盛行。这一时期不断强化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调和的”斗争，要求“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动进攻”，将无产阶级文化同资产阶级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意识形态自我封闭的另一个表现是，为了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对国外的思想文化实行自我封锁政策，不让人们接触西方的意识形态。在斯大林时期，严格限制文化工作者与西方文化界的接触和交流，实行文化上的封闭主义、隔离主义，“在实践中对资产阶级文化过分敏感，对它患有‘过敏症’和‘恐惧症’”。对知识分子出国参加文化活动审查更加严格，与外国人联系和出国往往成为犯有间谍罪的根据。因此，“苏联科学界在许多方面都与世界科学界处于隔绝状态，因而妨碍了利用世界科学的成果来为苏联人民谋福利……苏联科学家同其他国家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大多数都中断了。苏联科学家几乎不再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讨论会，文献资料的交流也减少到只有几十分之一”。苏联也不再举办国际科学家的会议，出版物对国外文化的报道范围被压缩了。在赫鲁晓夫时期，尽管在文化上实行“解冻”，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仍然存在。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封闭性进一步强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更加严格。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阻断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交流渠道，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中的合理因素的吸收、借鉴，影响了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科学发展；另一方面，使人们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免疫力，而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在西方的五花八门的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大举涌进苏联的时候，人们便头晕目眩，分不清是非善恶，统统将其作为先进的东西加以吸收，甚至对其顶礼膜拜，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