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苏共意识形态宣传的舛错

一种意识形态能否在一个国家取得主导地位，取决于许多条件，如这种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坚持者能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取得支配地位，掌握国家政权，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科学性、有效性，意识形态被认可的程度等。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仍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上至苏共中央，下至党的基层组织都将其作为苏联共产党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并建立严密的组织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甚至克格勃也参与这项工作。苏共最高领导人还亲自抓这项工作。勃列日涅夫指出：“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宣传工作，不能吝惜钱财，而在我们深信能对我们、对党带来好处的那些领域也是一样。在这些场合，我们不应吝惜钱财，也不应吝惜时间和其他手段。”但是，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存在严重的形式化、虚假化、空洞说教、违背现实的问题，这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怀疑心理。因此，苏共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失误、错误虽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丧失的主要原因，但起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苏共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这些方面。

（一）意识形态宣传的虚假化

美国学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指出：“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已认识到，苏联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和它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

苏联“由于其建设社会主义起点上的‘先天不足’，使得它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和现实上的矛盾。对理论的依赖和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得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经常不相一致”。这种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在苏联各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理论脱离实际、背离实际，理论讲的和人们看到的、感受到的不一致甚至冲突。媒体宣传报喜不报忧，回避问题，掩盖矛盾，粉饰太平，充斥着假大空，给人们呈现的都是繁荣的景象。曾在20世纪50年代任苏联《消息报》和《青年团真理报》总编的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列伊回忆说：“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在《真理报》做过20多年副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在回忆录中也谈到，在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后，尽管他非常清楚，在苏联根本没有什么“发达社会主义”，但是，在上面的巨大压力下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发达社会主义”。原苏联外交部委员阿纳托利·阿达米申指出：苏联充满了“瞒”“骗”和自欺欺人，尽管农业状况很糟，工业设施落后，基础设施倒塌，科学技术落后，生活必需品短缺，等等，但是，宣传者拿了钱来说服我们，要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好。这种情况就连苏共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苏共二十大上，苏斯洛夫指出，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目前的主要缺点是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实际生活”，“不准确”。1965年4月7日，主管意识形态的新任苏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也承认，我们空喊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日益改善”的口号，只会损害我们的事业。因为这些空喊常常变成了谎言。意识形态需要真实性。如果我们说谎，人民怎么会相信我们呢？相反，人们却愿意收听西方广播。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报告说：“大学生都定时收听广播，但他们偏爱西方广播电台，因为西方电台对新闻报道比我们及时，节目编排得比我们有趣，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此外，朋友之间总是津津乐道地叙述刚刚收听到的最新信息。”尽管苏共有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苏联意识形态宣传中存在的这种与实际脱节，甚至弄虚作假的现象，但是，苏联意识形态宣传中的这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苏联政权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但是又由于苏联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理想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权来说是一个十分不利的因素，并构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紧张关系。这在客观上就要求该政权必须尽其所能地消弭这种差距，以使得社会现实和理想目标之间达到最起码程度上的契合，从而给予该政权以合法性意义”。另一方面，宣传若实事求是必然要暴露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苏共怕暴露社会问题给人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带来不利影响。另外，正面的信息可以动员、激励人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所以，苏共意识形态宣传中的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做法尽管愿望和初衷是好的，但是它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与苏共的愿望相反。理论与现实脱节，理论与实际的巨大反差，导致人们对媒体的不信任，使人们产生逆反心理，进而导致苏共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人们不满足于官方的宣传，“人民很想而不能从官方得到真相，所以这往往造成人民的猜测及谣传，其副作用要比公开地让人们了解真相所产生的副作用要大多少倍”。同时，人们会将兴趣和注意力转向地下出版物、外国媒体和小道消息，他们宁愿相信国外媒体和小道消息也不愿意相信苏联官方媒体的宣传，这使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这种做法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和人们实际看到的社会主义相距甚远，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怀疑，导致信仰危机。正如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所指出的：“苏联人民虔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如同相信天国就要降临人世一样，这种宗教性质的信仰激发了人们最初的热情和感情的高潮。”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幸福对于许多人来说仍像以前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与现实发生了冲突。结果就重演了大家都熟悉的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幕，神职人员和牧师表面上仍留在教堂里，但其内心已放弃信仰”。

（二）意识形态宣传的形式化

由于“苏共政权缘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苏共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所以，苏共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党的主要领导人负责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每年召开一次意识形态工作会议，及时进行总结并根据新情况提出新要求等。但是，苏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效果并不理想，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呈现出的只是表面的繁荣景象，在这一表面繁荣的景象背后是令人担忧的另一种情况。这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可见一斑。苏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这些内容。

第一，制定文件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颁布许多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如《关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定》《共产主义者道德建设规范》等。这些文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目的、原则、内容等做出了阐述，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手段、方法与措施等都做出了安排。

第二，建立完备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层级结构严密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管理体系。在赫鲁晓夫时期，将有关部门合并成立意识形态委员会，在组织上保证对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领导。高校党委书记被赋予直接负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职责。几乎每所大学都制定了自己的“大学生共产主义教育综合方案”，每个系每个年级都有专人负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每个班都设置班主任负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通过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形式有社会政治实习和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社会政治实习包括列宁著作读书活动、全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竞赛、思想政治教育宣传行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队等。社会政治实习每年都要进行考核，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社会工作鉴定中。在大学生日常生活和业余时间开展的活动有：大学生宿舍设立“大学生俱乐部”“红角”等，专题讨论会，大学生与英雄模范、各界知名人士会见，参加各种纪念活动，举行座谈会，等等。

第四，大力宣传苏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和苏共领导人的新理论。每次苏共中央会议以及其他重要会议之后，苏共领导人提出新的理论后，苏联都要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宣传会议精神和领导人理论的正确性。这时充斥报刊的是对会议精神和领导人新的理论进行论证、诠释、歌颂的文章。

第五，增办、出版新报刊，扩大意识形态宣传的覆盖面。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全苏增办了400多种新报纸，113种新杂志。在这些报刊中绝大多数是政治宣传性的报刊，而适应科技发展和形势变化而增办的报刊占极少数。由于过量出版印刷马克思列宁主义、勃列日涅夫以及苏共当时领导人的著作，以致无法销售完，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的1986年，仅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印刷和发行委员会及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军事出版社、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系统中，就积压着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著作321.9万余册，苏共纲领127.6万册。

然而，表面上看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轰轰烈烈，但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效果并不理想。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和国家以及各个部门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决议、文件和会议多如牛毛，但这些都流于形式，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根据1968年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及所附材料，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已严重地流于形式和简单空洞的说教。如对大学生进行苏共党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教育时，“教员只要求记住而不是理解……记住讲台上讲的俄共（布）历次党代会召开的日期，迫使大学生对社会政治课程就像对待积累事实，对待令人生厌的次要的义务一样”。课外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由于缺乏时代性，不能引起大学生兴趣，因此学生参加积极性不高，甚至冷漠对待，很多大学生是为了在考核时获得好评才参加这类活动。由于青年一代几乎都不愿意参加节日和其他苏共领导机关组织的游行，所以，为了保证游行的进行，各单位的领导只好规定了各种行政处罚措施，如不参加游行就取消享受奖学金的资格等。

对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中的这种形式主义，苏共领导人也有认识，1966年10月，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捷帕克夫在全苏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的宣传形式陈腐，报刊、广播和电视总是用旧方法进行宣传。这种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形式主义，理论学习和政治活动的功利化，导致人们产生逆反心理，厌恶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和单位组织的政治活动，形成所谓“夜间人”现象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缺失。20世纪90年代，大量苏共党员的退党、苏共领导权轻易丧失就是明证。试想，如果苏共意识形态宣传效果好，党员共产主义信仰坚定，苏共能那么轻易丢失政权吗？

（三）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简单封堵

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西方通过武装干涉失败后，一直试图通过“和平演变”来使苏联改变颜色。它们采取的具体策略有：（1）通过大众传媒宣传西方意识形态，实行意识形态渗透。例如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德意志之声电台等都非常重视对苏广播。为了吸引听众，这些广播电台采用注重时效、标榜“客观”的手法，用所谓“事实性新闻”“平衡性新闻”，以平和的口吻播音等投听众所好。而美国之音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宣传手法更是多种多样：蛊惑人心，先入为主，情感体验，影响听众潜意识，用暗示手法造成听众错觉，迎合青年兴趣，散布谣言，新闻与评论分开，有选择地编排新闻，制造“公平”的假象，重复宣传等，吸引了不少人收听。据说经常收听美国之音的苏联人大约有2000万，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苏联人要比这数字多得多。（2）通过文化外交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美国主张通过对苏联各界人士进行最广泛的接触、交流，引起他们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怀疑，“使其自觉地向资本主义世界靠拢”，促使苏联演变。（3）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给苏联文学界的“志同道合者”提供物质和舆论上的支持，提供庇护所，资助他们办杂志和出版社，将他们在国外的出版物运到苏联免费散发。有的定居国外的作家被西方安排在对苏广播的电台做评论员，直接对苏联听众发表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反共宣传。为了反制西方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渗透，减少乃至防止民众受西方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苏联对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宣传实行封堵策略，以减少人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接触和了解。采取的对策主要有：（1）对外国广播实施干扰。据外电报道，在戈尔巴乔夫上任前，苏联每年要花费8.6亿美元用于干扰外国广播。（2）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查禁外国出版物的流入。查禁的范围包括如下类型的出版物：“违背和敌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赞扬旧生活方式、带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儿童文学作品”，“作者属反革命者和死于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者”。1925年一年间出版总局和列宁格勒出版局就查禁了221部书。1926年禁行了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还裁削了975部作品。1938年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5000种以上、报纸5000种。这一制度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被废止。（3）严格控制各界对外交往，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出国审查，减少对外学术交流。

在当代，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处于强势地位，它借助强大的经济、科技、大众传媒优势传播西方意识形态，肯定会对苏联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信仰带来消极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执政党执政地位和政局的稳定，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宣传采取一定的封堵策略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将这一策略作为一种长期实行的策略，对西方意识形态只堵不疏，只会适得其反。这种策略影响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使人们视野狭窄，对西方的东西知之甚少，而一旦接触，好奇心理会驱使他们立即对这些东西产生兴趣，纷纷顶礼膜拜。

在当代，大众传媒十分发达，对西方意识形态宣传是根本堵不住的。因此只有采取疏导的策略，有意识地、主动地引导人们对西方意识形态进行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使人们正确认识西方意识形态，吸收、借鉴其合理因素，批判、摒弃其消极、落后、反动的成分。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完善，使人们的社会主义信仰不断巩固。对西方意识形态采取简单的封堵策略，表面看，减少了人们接触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机会，但同时也无法激活人们的免疫力，一旦人们接触这些东西就会“染病”，被“病毒”击倒。苏联剧变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四）意识形态宣传的绝对化和片面化

苏联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都有绝对化、片面化的错误。在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的苏联媒体，只对社会主义大唱赞歌，对当时的党的领导人歌功颂德，大谈“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等，将苏联社会说得白璧无瑕，而对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弊端避而不谈，甚至文过饰非。而戈尔巴乔夫时期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媒体抓住苏联在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加以渲染和夸大，以偏概全，进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苏联意识形态宣传的绝对化和片面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简单化和绝对化，对资本主义采取否定一切、批判一切的做法。媒体宣传的是“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没落，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日益瓦解，而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生产关系的调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少谈及。“把丰富多彩的世界简单化地要么划归于社会主义，要么划归于资本主义，非白即黑。属于社会主义的，一切都好，完全肯定；属于资本主义的，一无是处，完全否定。”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只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应”，强调社会的单一性，片面地把社会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性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后来虽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存在矛盾，但不承认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20世纪70年代起，虽然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逐渐占上风，但官方的理论宣传只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哲学研究》杂志还因发表了学者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观点而受到批评。

第三，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只讲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20世纪30年代宣传“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完全解决”, 20世纪70年代宣传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而对此起彼伏的民族问题避而不谈。对此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副部长维·米海洛夫在《政治教育》杂志1988年第16期发表的文章指出：“研究民族关系发展的实际过程越来越被庆祝各民族友谊、各民族繁荣和接近的宣言、漂亮的言词所代替，缺点和困难被掩盖。与此同时，民族关系领域的消极现象日积月累。……由此看来，从30年代流行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完全解决的简单说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中的绝对化、片面化，使苏联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透支，苏共意识形态宣传的可信度大大降低，动摇了人们对苏共意识形态的信仰。

（五）意识形态掌控手段的过分行政化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需要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如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机构的设置，新闻传播媒体的管理，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人员的人事安排等，都需要借助一定的行政手段来实现，特别是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更需要行政手段。但是，苏共对意识形态的掌控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过分地倚重行政命令和强制。在斯大林时期，对于思想问题也主要采用行政手段以高压的斗争方式加以解决，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无情批判，采取严厉的组织措施，甚至进行政治迫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现高压政策，对人们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和行为采用压制、打击的办法，甚至把自然科学领域不同观点的争论，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采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这种行政干预的事仍然存在。单纯的行政手段，并不能使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它只能造成意识形态认同的虚假化和表面化。虽然这种高压控制可换来一定时期思想理论方面的相对宁静，但这种表面的宁静下面暗藏的却是逐渐增多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不满、否定的情绪和思想观念的日益多样。因为用行政手段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只能从表面上解决问题，难以使人口服心服，从思想深处认同宣传者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在社会比较封闭，人们思想比较单纯，对主流意识形态情感上比较认同的时候，这种行政手段有一定作用，但是在多元化的社会，人们思想开放，各种思想对人们施加影响的情况下，靠单纯的行政手段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带来强烈的反弹，引起和强化人们的逆反心理、对抗心理。而苏共对于这一问题解决得并不好。

（六）对意识形态宣传领导权的放弃与“舆论多元化”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倡导改革之后，苏联意识形态宣传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彻底改变、颠覆了苏联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所坚持的方针，提出了自由化、多元化和公开性的主张。戈尔巴乔夫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让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要求“坚决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实行“社会舆论多元化”，让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要允许各个党派、各种政治组织利用电视、广播、报刊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强调舆论工具是“实行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讲坛”，“报纸应当支持公开性原则”，要“使每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这些观点和在这些观点指导下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导致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失控，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党心民心丧失，引发和加剧了社会动荡，加速了苏联的剧变。一直以来苏共实行对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领导，党的主要领导人负责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以保证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尽管原来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但是毕竟主要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然而，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开始改变这种状况，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苏共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要求“彻底放弃苏共在话语权上的垄断地位”。这致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放弃了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领导权，任其所掌握的大众传媒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苏共对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由“绝对垄断”变为“完全放开”。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政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创办舆论工具，苏共拱手让出舆论阵地，反对派政党和各种团体乘势掌握宣传工具，宣传它们的意识形态，使其创办大众传媒和宣传其意识形态合法化。一时间，苏联涌现出许多报刊。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1990年10月，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就这样，苏共放弃了对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原来的党报党刊改变了性质，许多机关报纷纷宣告“独立”，删去了报刊头上的“机关报”字样，苏共自己的喉舌反倒站到了反对自己的立场，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不负责任地批评、指责、丑化。

苏共对意识形态宣传工作领导权的放弃，“社会舆论多元化”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以及“办报自由”使得舆论传播失控，大众传媒上的各种反对苏共、反对社会主义，丑化斯大林、列宁，美化资本主义的言论、主张大行其道。媒体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历史和苏共的文章，一些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竭尽其所能对斯大林进行攻击谩骂，把斯大林说成是专制暴君，是历史上最大的“杀人犯”，十恶不赦的“罪犯”，甚至说什么斯大林鼓动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有人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列宁，说什么列宁比历史上的一切独裁者还要蔑视和仇恨人类，列宁从小就是精神病患者，这种病态使列宁后来主张暴力革命。有的人传播西方“列宁学”的观点，将列宁说成是党内的尼采主义者。还有的人将斯大林和列宁联系起来，说什么斯大林之所以“罪恶累累”，是因为“列宁带了个坏头”。舆论宣传由全盘否定斯大林、列宁进而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一些新闻记者、政论家公开打出否定十月革命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旗号，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俄罗斯一千年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它中断了俄国走向工业化民主社会的进程。有的作家宣扬“十月革命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声称“苏维埃政权是非法的”。由此，苏联理论界一些人将苏联社会主义描述为“粗陋社会主义”“兵营社会主义”“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一些人提出“我们要拆除现有的制度”。这些舆论宣传给人的印象是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对这股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曾主持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利加乔夫指出：“颠覆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舆论界就以这种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手法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列宁，否定了苏共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动摇了人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各种反对苏共、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同时，舆论界还掀起了一场所谓“公开事实”热潮。一时间，媒体上登载了大量的揭露社会弊端的文章，诸如民族冲突、粮食短缺、国营企业破产、腐化堕落、行贿受贿、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卖淫吸毒、抢劫凶杀等，一些媒体甚至以耸人听闻的假新闻来吸引读者，这些文章让人感觉仿佛现实社会一无是处、一片黑暗。有的报刊公然刊登退党者的声明，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媒体的这些宣传给反共和反社会主义势力攻击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诱发了民族矛盾，造成了社会动荡，使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声誉一落千丈，执政党的威信和继续执政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戈尔巴乔夫的“社会舆论多元化”和“坚决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的主张也为国外意识形态对苏联的大举、公开进攻开放了门户。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一改苏联长期以来苏共针对西方意识形态宣传实行的做法，停止干扰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对苏广播，引进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些西方媒体在苏联可以公开地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传播“自由”“民主”“私有化”等西方价值观和西方的生活方式，挑拨民族关系及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对不断滑向资本主义的苏联政局的演变极力赞扬。在苏联的“8 ·19”事件中，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广播公司等都延长几倍的广播时间，力挺叶利钦。它们及时、重复报道西方国家领导人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消息，蛊惑、煽动人们投入到反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去。西方媒体在对苏宣传中还夸大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并用其与美国进行二元对立式的描述，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攻击并将其妖魔化，以引起人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如说什么苏联将其意识形态统治强加于人，而美国则强调由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带来了美国的繁荣，而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则导致了苏联经济的衰败，等等。苏联对西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开放，冲击了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消解了国家舆论的控制力，使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苏联泛滥，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免疫力”低下、对西方媒体了解甚少的苏联民众上当受骗，加剧了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使苏联政局朝着有利于西方战略目标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