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黄兴涛

内容提要 民国各政党都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时代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1924年，孙中山发表的民族主义演说，提出要“恢复民族地位”“发扬民族精神”，甚至还使用了“民族复兴”的说法。同年，少年中国学会的主持人王光祈公开倡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堪称“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揭旗之举，具有标志性意义。而王光祈有关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主张的最终形成，实与国、共、青三党的思想互动不无关联。少年中国学会的另一领导人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于这一年重新表述和说明了他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并显示与“文化保守主义”论者不同的思想趋向和特色。凡此种种，标示着“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初步形成。“中华民族复兴”论真正形成一种流行全国的强势话语，是在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日本侵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它与民族危机的空前扩大与深化，以及蒋介石国民党利用国家舆论工具进行强力宣传密切相关。而在“中华民族复兴”论成为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戴季陶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其对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有过一个针锋相对的批判阶段。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其态度才开始从一味讽刺、批判转变为有限的正面谈论。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是国民党之外最热心于“中华民族复兴”论的政党。作为始终高揭“中华民族复兴”旗帜的中间党派，国社党的有关论说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高涨，而且体现了这一思潮的思想高度、精神强度和时代品格。据此而言，“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发生与演化都深深打上了民国政党话语政治的印记。

关键词 民国各政党 中华民族 民族复兴

Abstract: All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thought. In 1924, Sun Yatsen gave a speech on nationalism, in which he proposed to“regain national position”and“develop national spirit”, and even used the term“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same year, Wang Guangqi, a leader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advocated the“Rejuvenation Movement of Chinese Nation”,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thought, but his ideas on“Rejuvenation Movement of Chinese Nation”could not take shape without the interaction of thoughts among the three parties, namely Kuomintang, CPC and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Li Dazhao, another leader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an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PC, restated and demonstrated his theory on the“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showing a different tendency and feature from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All of these suggested that the“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thought had taken shape. However, it wa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king National Government by Chiang Kaishek, especially after the September 18 thIncident when Japanese invaded the northeast China that the“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theory became a prevailing thought. It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enlarging and deepening national crisis and the Kuomintang propaganda by Chiang Kai-shek via state media. During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became an official ideology of Kuomintang, Dai Jita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part of the CPC, it had been criticizing this Kuomintang-led theory sharply before the second KMT-CPC cooperation. It was around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at the CPC changed its attitude from criticizing to limited discussion. Apart from Kuomintang, Chines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was the most devoted party in this theory. As a middle party upholding the banner of“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l along, relevant theories of Chines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thought, but demonstrate the perspective, spirit and character of this thought. Based on these, the emerging and evolution of the“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thought are imprinted with the discourses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olitical parties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中华民族复兴”论，就其核心概念“中华（或中国）民族”与“复兴”旨趣之明确组合的思想自觉形态而言，可以说形成于民国时期，大约在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早中期开始出现，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风行全中国。若溯其源头，恐怕还得从清末孙中山的“振兴中华”论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谈起。前者代表排“满”革命党人的汉民族主义之“光复”理想；后者则预示了后来立宪党人融合中国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语）之国族“振兴”愿望。他们为共同孕育这一时代思潮，做出了历史贡献。特别是立宪党人率先提出近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实为“中华民族复兴”论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辛亥革命爆发及中华民国的正式建立，两党思想合流的“五族共和”论及随之兴起的五族合一之“中华民族”观念的流播，则显然为自觉形态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得以最终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文化条件。

进入民国后，国民党、进步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青年党和国社党等先后成立，它们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时代思潮究竟存在怎样的历史关联，便不能不引起今日学者们的格外关注。了解其关联的大致情形，对于认识该思潮本身，乃至于民国各政党的文化思想特点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实态，均不无裨益。

一 观念形成与政党背景：“中华民族复兴”论兴起再探

在早先研究“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时候，笔者曾发现并指出，李大钊“这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先驱者，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最早自觉的导引人之一”。因为他在1917年初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等文中，已经提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命题，并主张“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笔者还特别强调：李大钊所谓“‘复活’与‘复兴’用词略异，意思并无大的差别。今天，当中国共产党人重新高揭‘中华民族复兴’旗帜的时候，也未尝不可说是对这位先驱者思想遗产的自觉继承，当然同时更是作为执政党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合理的思想传统的理性继承”。近年来，另有学者在继续研讨这一观念时，或明确认定李大钊“‘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基本形成”, 或声称“李大钊是中共党内系统阐发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先驱者”。这些判断是否准确无误，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事实上，相关问题的讨论，不仅涉及“中华民族复兴”论究竟何时出现的史实考订，也与本文的主题即党派关联问题之追究，密切相关。

从目前笔者和学界同人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李大钊的确不愧为“中华民族复兴”论最早的创发人之一。他的“中华民族复活”说虽明确表达于1917年，实则早在1915年和1916年受日本辱华之“二十一条”的刺激时即已萌生，可以说是民族危机的直接产物。面对日本企图断绝中华“根本兴复之生机”的行径，热血的李大钊坚信，“吾国命未必即此终斩，种性未必由此长沦也”, 他要再造中华，以延续民族生命，促其光华再放。但单木不成林，那时的“中华民族复兴”论还只是个体思想的表达，尚不具备形成思潮的条件，而且1917年前后，李大钊还谈不上有共产主义信仰，只不过是一个深受进步党人民族国家思想影响的留日学生和爱国青年而已。

民国初年的进步党，核心人物为梁启超、汤化龙和孙洪伊。该党在宗旨上标榜“国家主义”，仍以发展宪政为目标。其中不少人主张，各族人民作为国民当化合而成一大“中华民族”。该党起先与袁世凯合作，后袁复辟帝制，即与之决裂。进步党解散后，梁启超成为研究系的首领。李大钊最初发表“中华民族复活”论时，与汤化龙、孙洪伊很是接近，他赴日留学，即由这两人资助。不过在思想上，李大钊还是更多地受梁启超的影响，其呼唤“青春中华之再造”的那种青春哲学、进化论逻辑，以及青年必须担当复兴使命的思想主旨，乃至阐发、论述的行文风格，都与1900年梁启超的名作《少年中国说》十分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曾赴欧考察，亲身感受并开始反省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逐渐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信心，与梁漱溟、张君劢等一道，成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五四以后，他虽没有直接使用过“中华民族复兴”之类的明确表述，但他对中华民族史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过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在“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传统文化的特色与优长，以及两者结合而形成的独特国民性或国性等多个方面，阐发过不少相关思想，对于引发“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1921年，他发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新之机运》一文，就主张国人“今后但当善用我国民性之所长，别开新路”。认为中国经过数千年的“民族化合”，终于形成近代意义的“‘中华国民’之一人格”,“前此百难千灾，幸不夭折，今乃俨然壮夫矣。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次年，他又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探讨“中华民族同化力特别发达”的过程与原因，认定“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 等等。这些论说，与“中华民族复兴”论已经相当接近。

1921年至1922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其有关论说，更直接从“中国文化复兴”的角度来思考“中国人复活”问题。他声言：“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他既批评那种把清代学术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说法为不当，认定“文艺复兴的真意义，在于人生态度的复兴”，又批评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当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之荒唐，认为新文化运动只不过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此种观点，实在启发了那种将传统文化复兴视为民族复兴之根本的新思路，对日后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产生了重要影响。1930年前后，梁漱溟成为乡村建设派的典型代表，是一个长期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鼓吹“中华民族复兴”论的象征性人物。

实际上，五四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或者说带有保守特点的文化民族主义，不仅参与培育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潮，还直接成为日后主导“中华民族复兴”论的某种思想底色。

就笔者所见，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中，1924年似乎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一年的1月至3月，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说，对其以往思想予以重新解释，不仅大赞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而且提出要“恢复民族地位”“发扬民族精神”，甚至使用了“民族复兴”的提法。孙中山有国民党领袖的特殊身份，他自1919年以来又公开主张融化各少数民族成一大“中华民族”，两种思想倾向结合起来，遂产生一种特别有利于形成“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导向作用。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年的3月，少年中国学会的主持人王光祈，受该学会内部共产党和青年党争斗的影响，以及国共合作之政党运动的刺激，坚信与其忙于从国家和政治方面努力，不如赶快从民族和社会方面入手，遂公开倡导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他还对这一运动的内涵做出系统而清晰的说明，堪称“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揭旗之举，具有标志性意义。另外，1924年5月至6月，少年中国学会的另一领导人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在新的思想基点上，重新表述和说明了他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并显示与“文化保守主义”论者不同的思想取向和特色。凡此种种，大体可表明“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一种时代思潮，此时已然初步形成。

由于学界对上述后两个事件尚缺乏关注和讨论，故本文在此，不妨稍做申述。

1924年3月30日，留学德国期间的王光祈写成《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由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在为该书所写的长序中，他将少年中国运动的宗旨和性质，径直解释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态度坚决，而且旗帜鲜明。他写道：

少年中国学会的希望，是在唤醒“中华民族之复兴”，此种工作，何等伟大！当然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见效的……

“少年中国运动”不是别的，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我记得民国七年本会发起时，曾慕韩君曾主张取名“复兴社”，但是我以为用“少年中国学会”之名，含义较为明了，后来曾君以及其他会友都赞成我的主张，于是始有今名。从此我们可以见得所谓“少年中国运动”，其实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直到去年（民国十二年）十月，国内一部分会员在苏州会议，决定学会进行方针，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亦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

我们“少年中国运动”与国内其他各种运动不同的地方，便是我们眼中只看见了一个“中华民族”。再进一步说，我们只看见了一些“中国人民”。无论什么功罪，我们都归之于人民身上。譬如其他一切党系常说：我们国家太弱了，我们非赶快“造国”不可。我们学会认为国家之弱，系由于组织这个国家的民族不强，我们与其忙于“爱国”、“救国”、“建国”，不如赶快“救族”、“教族”、“育族”。

在王光祈看来，“中华民族复兴”必须优先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入手，要实现这一目标，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另一种是民族生活改造运动。他认为，“大凡一个民族在世界上能维持其相当的地位，与其他民族并立，必须备有一种‘民族文化’，以表现他的生活思想、行为、习惯等等——特色，同时又以之促进本族的团结。反是者，其族必亡，或终为人所奴隶”。因此，王光祈十分反感新文化运动极端反民族传统的偏颇倾向，强调以“礼乐”为核心的中国民族文化及其所“涵育”的民族精神与“根本思想”，只能以西方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开采，不能与他民族“彼此随便通融假借”，因为其民族性或特色乃“由遗传、历史、信仰、环境、习惯等等所养成”，必须珍惜和发扬。至于其提出的民族生活改造运动，则主要关注的是“普及教育与发展实业”的问题，它除了要求对一般社会习俗进行改良之外，尤其重视“发展农业、改造农村、诱导农人”，并视其为该运动的“下手之处”。这与日后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径相通。实际上，如果我们将王光祈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和民族生活改造运动，与十年后蒋介石发动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和新生活运动加以对比，就不难发现，两者的思路简直如出一辙。

以笔者之见，王光祈的前述序言，堪称民国时期首次公开倡导“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宣言书，它也是迄今为止，学界所发现的关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符号较早的完整呈现形式，其在内涵上的系统说明也是最早的。此外，它还昭示出该话语系统日后带有保守特点的文化民族主义之主导关切。因此，从认知“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形成问题来说，它实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文本价值。

王光祈主持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8年，孕育了大批共产党和青年党的核心成员。作为两党领袖的李大钊和曾琦（字慕韩），都是该学会的发起人。由于在对待传统文化、苏俄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以及阶级斗争等问题上，两派发生严重分歧，最终导致该学会分裂，并于1925年自动解散。其中，曾琦和李璜等于1923年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党（对外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名义活动）。王光祈在思想上，尤其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明显更加接近中国青年党，但他并未正式加入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一则他不满意该党僵硬的国家主义，认为青年党诸君“虽有时常用‘国家主义’名词，但按其实质，多系一种‘中华民族主义’”; 二则他不认同那种热衷政治运动的政党立场，在他看来，不良政治主要由无良社会与无良个人造成，最好办法当从改造个人和全体民族着眼，推行一种“自反的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他讨厌国民党以人民觉悟程度不足为借口，试图行“一党专政”的“训政”方案，认为这与“从前袁世凯所谓‘开明专制’，进步党所谓‘贤人政治’”一样，都是一丘之貉。由此也可见，王光祈有关“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主张的最终形成，实与国、共、青三党的思想互动不无关联。

与王光祈几乎同时，李大钊于1924年6月发表《人种问题》一文，对他昔日的“中华民族复活”论予以重申，且与“复活”一词并列，使用了“复兴”一词，这表明他加入共产党之后，对于往日思想依然保持了延续。该文对我们认知“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同样具有特别的意义。李氏在文中写道：

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得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但我又要问一问，这民族究竟真能复活吗？时机倒也到了，只看我们是怎么的奋斗和如何的努力！我们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那就是真正新机复活的时候。

从引文中可知，李大钊不仅继承了他五四以前的“中华民族复活”论，还保持了其一贯以批判和改造传统、吸收和引入外来先进文化为主导倾向的新文化运动之精神与立场。这一点，正是他有别于王光祈、青年党和东方文化派的地方。在《人种问题》一文中，李大钊还特意提到孙中山1924年初关于“民族主义”的新解释，称赞其对外强调的“现世中国的民族，为要独立而反抗其他任何民族的侵略与压迫”和对内主张的“国内经济生活不同的民族要使其解放、自决而独立”，并认为“经了这番新解释”之后的国民党民族主义，“其意义也更新而切当了”，但他对孙中山赞美传统道德文化的部分，显然不愿置评。此前一年，在孙洪伊的牵线搭桥下，他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被接纳为国民党党员，直接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所以在这里，笔者更愿意将此期李大钊的有关思想，看作既体现又超越共产党人观点的、一种有别于文化保守主义路向的“中华民族复兴”论的代表。

不过，李大钊此时的“中华民族复兴”论，较以往又有所发展和变化。首先，此论建立在对民族和民族性价值深入认知的基础之上。在《人种问题》一文中，李大钊清晰地阐明了“民族”、“国民”和“人种”三个概念的差别，认为与“国民”作为政治法律身份和“人种”作为血缘区分的标志不同，“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凡是“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他在文中还特别推介了法国哲学家库泽（Ictor Cousin）关于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的看法，认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一民族的特性必代表其一时代的理想，但须于这时代的总精神之下乃能了解”,“各民族之相异的特殊理想都可认为真识，而不是完全的真理”，它们可以而且必须互补，才能成为“完全的真理”。这实际上是在强调文化时代性的同时，认可了各民族文化自身不可替代的民族性及其存在价值。无疑的，这在当时的中国乃是关于民族性最前沿和深刻的见解。其次，在此文中，他视野开阔，介绍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民族、国民和种族间复杂关系的看法，指出民族、种族间存在阶级对立与斗争的事实，推论“人种斗争将来必与阶级斗争同时表现出来”，并强调，“中华民族应对世界民族加入阶级战争的准备，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重的”。这一点表明，此时的共产党人里已有先觉者，开始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思考民族及其复兴问题了。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并未以阶级性的存在，去简单否定民族性的价值，而是将两者并存并重。因此在该文的最后，他明确表示：“要在未来民族舞台上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要再在我们的民族史以及世界史上表扬显著我们的民族精神。”这种思想的包容度、调和性和复杂性，在共产党早期乃至1935年之前的思想史上，都是甚为少见的。当时的共产党人一般习惯于从时代性出发，以“封建主义”概念整体否定民族传统，几乎完全漠视文化的民族性价值。不过，李大钊尽管有所突破，仍然无法彻底摆脱这种思维定式的拘囿。这从其往往泛泛地谈论民族性而不会将其具体落实中，可见一斑。

1925年以后，李大钊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复兴”论路向，由于控制和主导该话语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强势存在，逐渐淡出“中华民族复兴”论的话语系统，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得以接续。

二 国民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之官方意识形态化

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复兴”论真正成为一种流行全国的强势话语，是在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它与民族危机的空前扩大和深化，与蒋介石国民党利用国家舆论工具进行强力宣传密切相关。不过在1931年以前，其影响力和传播范围仍然有限，对于国民党来说，它主要是右派人士进行“分共”和蒋介石政权配合“剿共”、建立自身政权与统治合法性的动员手段和精神武器。九一八事变之后，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自救的政治意图和文化功能，才逐渐增强。全面抗战爆发后，其抗战意图、救亡诉求及其功能更加凸显和强化，并真正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这也是它在抗战时期得以广泛流行的根本原因。

在“中华民族复兴”论成为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戴季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5年夏，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将孙中山1924年初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有关“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以及赞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价值的一些言论，大加发挥，极力强调文化自信力的恢复、发扬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意义”。认定孙中山乃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三民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等等。他在书中或借助孙中山的口头“告诫”，或通过阐述对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理解，来警醒国民党人：

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

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国民创造力的复活。

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因为民族的自信力不能恢复，则此弱而且大之古文化民族，其老衰病不可救，一切新活动，俱无从生，即发生亦不脱病理的状态，不能救民族的危亡。

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实际是种族革命论者所不能理解的“以仁爱为基础、民权为方法、民生为目的之文化的民族主义”。他由此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们，以及许多迷信物质的青年们不承认中国民族的精神，不承认中国旧有道德的教义”，实在是很愚蠢，因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精神”，恰恰正是中国人“民族自信力的基础”。同时，他还结合传统的仁爱思想和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说，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以实现“阶级的联合”。

戴季陶的上述思想，多与早期国家主义派的青年党人的相似，且彼此可能有过互动，但因其能够以“文化自信力”观念进行高度整合，实际上成为后来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论的理论基石。1927年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很自觉地利用这一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基调的理论言说，为建立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服务，并将自己塑造成民族复兴运动唯一可靠的推动者、实践者和领导者。“中华民族复兴”论，也因此迅速成为国民党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

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十八条国庆纪念口号，其中第二条即为“庆祝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 把扫除北洋军阀统治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1929年，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制定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两周年纪念大会标语，其中一条为“南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了增强南京建都的合法性，以杜绝“北平建都说”，还别出心裁地拟定了“北平是千余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的宣传标语。

1932年，在蒋介石授意下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其核心为力行社，由昔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组成，他们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直接为蒋介石的“独裁救国”服务。当时，蒋介石的亲信爱将桂永清曾做《领袖歌》一首，在国民党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及各种军官训练班中传唱，非常形象地传达出其有关宣传之特点：“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虽有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在这一时期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里，还充斥着所谓共产党“高喊世界革命、第三国际”、“抛弃和危害民族利益”、为毫无前途的“民族败类”等反共言辞。至于在蒋介石本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咒骂共产党“破坏中国固有民族性、礼义廉耻，希图根本上来灭亡中国”之类套语，更是随处可见，不足为怪。

1934年及其后，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也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所谓“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无不如此。像新生活运动本身，就直接自诩为“民族复兴运动”。1934年，蒋介石出版《复兴民族之要道》一书，收录他1932年至1934年发表的有关民族复兴的言论，从中可以集中窥见其反共宗旨和治国理政的时代关切。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政要员，都出版过以“民族复兴”为题的为数众多的宣传著作，涉及抗战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乏见识，且充满爱国热情。其中，不少直接服务于抗战，如李宗仁1939年出版的影响极大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书，就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这类著述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和话语，洋溢着时代精神，实为激扬国人抗战热情，增强必胜信念，焕发军人的民族血性，勉励官兵勇于牺牲的精神支柱之一。毫无疑问，这是我们评价抗战时期国民党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华民族复兴”论最为重要的方面。

三 从讽刺批判到有限谈论：中共的态度及其转化成因

在民国时期的中共思想史上，真正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题做过专门讨论的，除早期的李大钊外，实在很难一见，即便是抗战时期，也是如此。这是当今研究该问题的学者所不难发现的现象。对此，笔者曾做过一个说明：“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主要致力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由于国民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下长期反共的政治原因，它更喜欢谈‘中华民族解放’,‘抗战建国’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和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另有学者在有关研究中，也做过相似的解释：“中共是官方民族复兴话语谱系中的对立面，虽然为了抗日大局的需要在土地政策方面作了一些调整，但自然也不会随声附和官方话语，所以在这一话语谱系中声音微弱。”不过，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中共对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曾存在过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批判阶段，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其态度才开始改变，即“从一味的讽刺批判转变为有限的正面谈论”。另外，同这一过程相伴随，中共在文化认知上还曾经历过一个相应的内在思想转换，并非只是在策略上进行调整。

抗战以前，中共对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反击，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地反唇相讥，嘲笑其虚伪，抨击其不过是以此为幌子来掩盖其真正“卖国”、“复古”以及“法西斯独裁”的实质；二是从理论辨析的角度，公开阐发其何以要反对“民族复兴”的提法而主张使用“民族解放”的理由。关于第一种方式，不妨举两例为证。一是1934年中共在一封公开信《告全国劳动群众书》中声言：“出卖中国，在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之前匍匐投降，背叛民族，屠杀民众，血腥的镇压一切反帝斗争，无限制的剥削工农，毁灭中国！这就是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民族复兴’政策的实质！”二是同年中共领导人博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表演说，谴责“国民党用法西斯蒂的‘新生活运动’来麻醉民众。‘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是‘复兴中国民族’，不是用民众的武装的抗日战争，而是用提倡礼义廉耻，走上复古的旧道路，提倡旧的奴隶顺从的道德，使全国人民安稳的做奴隶”。大体说来，抗战以前，中共对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论调的批判，以此种模式为主。

关于第二种理论辨析的方式，则可拿一篇署名“剑云”的1936年初发表的《“民族复兴”与“民族解放”》一文作代表。作者认为国民党的“民族复兴”,“其实是‘民族复古’的滑稽口号”，它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斗争需要。不过，作者并未在“复古”与否的问题上纠缠，而是就到底应先对本民族“固本强基”，还是应先解除外来的民族压迫以获得必要的民族生存前提，来展开问题的讨论。作者以比喻的方式指出：

一个人的手脚长期被捆绑起来，行动完全失去自由，完全不能自主，但又要严格的要求他身体健康、精神焕发，绝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要想他的身体强健、精神振作，先决条件是解除他的束缚，恢复他的自由，然后，叫他讲究卫生、按时息作，经常锻炼。这个道理，实在卑无高论，任何人，也会明白。由此可见，中国人目前最迫切的共同要求，是前进的“民族解放”，并非倒退的“民族复兴”。

在作者看来，“‘民族复兴’与‘民族解放’，在理论上有一根本不同之点”，按“民族复兴”论者的意见，仿佛是说，“我们民族到这个田地，与人家不相干，只怪自己年老力衰，没有出息，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返老还童剂’和‘强心丸’，等到这条老命健康起来了，自然会振作”；而“民族解放”论者的见解则是将中国的贫穷落后，归结为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压迫，主张先打倒它们，然后才能努力“生产建设”，解决民生问题，挽救中华民族。作者认为，“民族复兴”不如改为“民族生存”更为切实。“民族解放”是“民族生存”的先决条件；发动全国总动员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则是“民族解放”的唯一手段。“舍去条件和手段，高唱‘民族复兴’的滥调，完全是一种幻想，也可以说是一种欺骗。不仅永远不会‘复兴’，而且还会‘死灭’”。由此思路，我们或可得知中共何以长期乐于使用“民族解放”而不喜“民族复兴”口号的部分缘由。

不过，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展开，中共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提法，最终还是表示了接受和认可。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乃至中共中央政府文件，已开始陆续正面地使用这一话语。如1937年9月，张闻天和毛泽东联合署名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中，就明确写道：“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事实上，这也是此期“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得以成为全民共享的政治语言的重要基础。

中共的这种话语转换，既是策略改变的结果，也与中共在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机刺激下，及时实现对传统文化态度的深刻反省与认知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延安时期，中共不仅对文化问题日益重视，而且逐渐纠正了建党以来一直过度偏重文化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严重轻视乃至忽视文化民族性的错误认识，对于以往一概斥之为“封建复古”的传统道德文化，强调其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华”。这一时期，中共所掀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学术中国化运动”等，可谓这一认知转换的集中体现，而毛泽东将“民族性”列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首要特性这点，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笔者曾将这一重要转变，称为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此一觉醒，不仅构成此时期中共愿意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而且增强了中共文化创造的主体自觉性。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共既愿意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与光明前途的真正代表者自名，也不惮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任，从此摆脱了长期以来屡遭国民党等从民族性角度进行围攻的被动状态，这对于中共本身的自信心乃至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四 国社党的热心阐发及其他

在近代中国，除国民党之外，最热心于“中华民族复兴”论的政党，莫过于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了。该党诞生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不久的1932年，它一成立，即创办著名的《再生》杂志，以再造中华民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其创刊号中发表的《我们所要说的话》，于1938年成为《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这是一个完全以“中华民族复兴”为理论宗旨，全面体现国社党思想主张的政纲。该党的创始人张君劢、张东荪等，均为昔日研究系的骨干。1947年，国社党与另一个由研究系发展而来的政党民主宪政党合并，共同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在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仍然表示“本党同人不得不大声疾呼民族复兴，而民族之复兴，首莫重于道德之复兴”。特别是该党党魁张君劢，一生发表过大量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题旨的论文和著作，堪称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一思潮中的杰出代表。

大体说来，国社党（包括后来的民社党）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主要涵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巨大的民族危机意味着空前的复兴机遇，所谓危机即转机。“这个转机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或则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或者即从此抬头而能渐渐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中国人或可通过抗战的洗礼，借助侵略者的大炮，把“中华民族的老态轰去”，以恢复民族生命活力，实现“返老还童”。但要能把握好机遇，应对好这个“重大刺激”，必须努力建设好民族心理，以奠定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最终打赢这场战争。

张君劢反复引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致德意志民族书》（也译为《对德意志民族演讲》）告诫国人，培养和造就强大的“民族意识”、敏锐的“民族智力”、深厚的“民族情感”和坚强的“民族意志”紧迫而重要，尤其强调“民族复兴，先则从教养入手，俾三万万九千万人民，咸认识其为中华民族之人民，乃当今根本问题”，并将其视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在这方面，国社党关于民族观念重于阶级观念的论述，也值得一说。在他们看来，“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以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结合。即以苏俄论，他的成功处不在阶级斗争的国际化，却只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化。换言之，即以民族持为一体，形成一个强有力国家”。近代中国，反对阶级斗争的论调很多，而如此持论者，此前并不多见。

其次，认定中华民族本来就蕴藏着走向复兴的内在条件与生存能力，这从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可以得到认证，找到信心。张君劢的《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等文，除了从世界各民族“惟有吾中之历史从未一日中断”，中国人聪明的祖先富有创造才能和多方面的成就，中华民族不断融化他族，“富于复生之能力”等方面加以论说外，还特别强调近百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古而大的民族，在现代化改革中“不若岛国小邦之轻而易举”，实乃正常，提醒国人不能也不必因此“灰心丧气”。不过，张君劢、张东荪等虽然重视民族传统，对西方近代文明也多有反省，但他们非抱残守缺之徒，而主张对西方现代文明自觉加以吸收。他们更强调的实际是中国人作为文化创造者，应具有主体性，重视因时制宜，反对舍己从人。因此，张君劢反对那种笼统“提倡恢复民族文化”的说法，认为“若是徒恃空言，但用忠孝廉耻等死名词，来恢复旧道德，犹人已死而欲招其魂，其不可得相等”。他对于梁漱溟以“礼治”为名搞所谓“村治”，表示不解，认为有违现代法治和民主制度的精神。这些都表现其可贵的理性态度。

最后，相信只要坚持抗战到底，完成国家统一，通过“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计划的经济”，铲除官僚资本，进行恰当的土地改革，实施普及教育、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等政策，就能在国共之间、美苏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出一条独特的中间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九一八事变之后，作为始终高揭“中华民族复兴”旗帜，长期介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党派的典型，国社党的有关论说，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高涨，而且体现了这一思潮的思想高度、精神强度和时代品格。

以上，我们对民国各主要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大致的脉络勾勒和粗略的内涵分析。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代思潮的发生和演化，的确与各政党诉求间互动存在长期密切的关联，可以说打上了民国政党话语政治的深深印记。这也是本文所要完成的主要目标。不过，历史无疑还存在另一面。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又是超越政党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它是那样的众说纷纭、复杂多彩，凝聚着亿万国人渴望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奋斗意志与生存信念。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广泛流播，乃是那个时代的国人需要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祈望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