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

一 约束的界定

约束中文的意思是缠束、环束、限制、管束、“以语言或文字订立共守的条件”。约束最早是个物理名词，指周围物体对某一被研究物体的位置和运动所加的限制，后被引申到社会领域指对拥有权力的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管理、惩处等的制度安排。

本书的外部约束是指中东欧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欧盟的外在规范性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对中东欧转型的约束。基于中东欧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再加上对其加入欧盟的特殊需要，中东欧国家都认可这种外部约束，而且主动求变，本书在对影响中东欧转型的外部约束进行分析后认为，外部约束更多的是起推动作用。本书将主要谈欧盟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约束。

1500年前后，被很多历史学者视为人类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欧洲大陆告别了古老的神权时代，王权（民族）国家的兴起，欧洲创造了人类史上新的政治组织形式：民族国家。通过战争，民族国家在全世界范围扩散，淘汰了帝国、城邦国家和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出现后，民族国家也成为组织政府的唯一合法理由。欧洲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历时200年，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三次建国浪潮。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再到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逐步解体，为第一波建国浪潮。第二波建国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解体的过程中，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于1878年独立，阿尔巴尼亚于1912年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产生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国家。1917年，芬兰和波兰摆脱俄国统治而独立。1918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三国建立联盟，1929年组成南斯拉夫王国。1921年，英国治下的爱尔兰建立自由邦，1948年独立。1944年，冰岛摆脱丹麦统治独立。第三波建国浪潮发生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苏联解体产生了15个国家，南斯拉夫解体产生了7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解为捷克和斯洛伐克2个国家。以上出现的国家，是资产阶级运用“主权在民”（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的思想改变君主统治国家的合法性，或者第三世界运用民族自决理论，进行民族解放运动而建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也就是主权国家。韦伯将国家定义为一种持续运转的强制性政治组织，其行政机构成功地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以此维持秩序。吉登斯认为国家是被疆界所束缚的权力的容器，即一套由权力组织的、为权力服务的机构。显然，他们的国家定义都指的是现代国家。界定现代国家的关键词一是主权，二是合法性，由此引申出具有现代国家双重特性的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

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开始改造这种模式，区域组织——欧盟开始出现，而且法律在欧洲一体化不可逆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从1951年《巴黎条约》、1957年《罗马条约》、1965年《布鲁塞尔条约》到1987年《单一欧洲文件》、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和2000年《尼斯条约》，再到欧盟27国领导人于2007年12月签署并于2009年12月1日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欧盟的每一步发展都有法律依据和保障。法治不仅成为欧盟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构成欧盟的基本价值。中东欧国家的转型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虽然目前的转型还在继续，但这些国家绝不是费正清评价中国这样的大国时所说的，需要外力的撞击，才能被动地做出反应，而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由于缺少天然的疆界，“他们好像是一些只有脊椎和动脉而没有外壳的生物体”。在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统治期间，这些小国更容易受到外界尤其是大国的干扰，尽管有时小国依靠大国未必不是一项好的选择。

对于中东欧转型国家来说，欧盟无疑是最重要的外部约束者。1993年6月，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向申请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提出了4项入盟标准，明确了中东欧国家转型的方向。哥本哈根标准是一个总体的约束目标框架，具体的实施步骤和计划，则要细化得多，包括改革理念、西欧价值观的宣传普及、相关的援助计划和制度设计等。自从1997年起，欧盟每年都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行评估，并就整改提出建议。哥本哈根标准不仅对中东欧国家构成强有力的奖惩机制，而且使中东欧国家在进行国内改革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历史上东欧经过20来年的变化，民主化浪潮席卷东欧，八个国家政权相继易手，其中以罗马尼亚最为血腥，这些国家虽然受到欧盟的影响，完成了一次洗礼，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完成了形式上的转型，但从心理上、从身份角色上进行彻底的转变，最终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还需时日。

二 外部约束指标的界定和构建

要考察外部约束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影响程度，首先要对外部约束的指标进行界定和构建。在转型初期，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居于转型理论的主流，在以往的研究中，宏观上的和微观上的考察兼而有之。宏观上的考察包括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是否采用了“华盛顿共识”提出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否实现了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而且具体到每年，欧盟委员会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都有很详细的评估。

华盛顿共识作为中东欧转轨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最初由英国人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1981年，他和另一位著名学者伯格斯坦先生一起创立了美国最具影响的对外经济政策思想库——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IE），他还曾担任英国财政部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和世界银行南亚局首席经济学家。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亟须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约翰·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些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中东欧国家转型是全面的、多维的，不仅涉及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外交转型，还涉及社会文化、心理认同等方方面面，而且这些转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经济转型首先必须明确经济转轨的目标。在经济转型方面，中东欧国家的初始条件存在共同之处，也就是低效率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曾直接参与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体制设计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提出，中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3个指标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价格及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无疑经济体制转型也是制度重新构建的过程，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新的经济职能部门，需要新的规则和法律，因此转型指标可归纳为4个，即稳定性、自由化、私有化和制度化。欧盟东扩战略和欧盟联系国协定及入盟哥本哈根标准，也是欧盟宏观约束的指标。微观上，外部约束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进展，同时包括对少数族群的保护政策落实、欧盟的区域政策、执行欧盟统一法令的件数、就业情况、地区减贫和政府的财政赤字等明确要求。本书在此基础上，认为中东欧转型与世界经济大规模的制度变迁相联系，需在世界形势的大背景下，动态分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进程；同时认为中东欧转型是多重约束机制的产物，包括上文提到的各种国际金融组织，俄罗斯和美国、欧盟的影响等，但主要还是欧盟的影响。欧盟通过各种援助和地区政策基金来促进中东欧国家的入盟及其继续转型，欧盟的约束可以说是成功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贷款对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甚微，反而还导致了一定的通货膨胀，可以说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是功过参半。

三 中东欧转型的外部约束分析

对于欧盟自身来说，在国际政治层面，欧盟意欲同美国平起平坐，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之一；在地区层面上，欧盟想成为继美国之后的“民主输出者”，扩大其影响力也是其生存之道。欧洲在历史上曾居主导地位，但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的地位遭到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严重挑战，为了重新确立欧洲在世界的地位，欧洲的联合、欧洲对外的援助、伙伴关系的建立，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09年5月出台的“东方伙伴关系”便是最新佐证。所有这些也促使欧盟加强其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力，但本书中欧盟发挥影响的国际格局还是冷战的结束这一大的国际背景。

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一个重要约束便是哥本哈根入盟标准。欧盟的哥本哈根入盟标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援助条件不同，入盟标准主要是鼓励中东欧国家接受和实现欧洲共识。欧洲共识明确了欧盟发展远景，社会政策的具体实施，强调了欧盟发展援助在实现成员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欧盟在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冷战期间，苏联强制性地把东欧国家黏合在一起。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为了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回报，是“自愿”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外部除受到欧盟的影响外，还受到俄罗斯和美国等（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的影响。波兰、捷克、匈牙利与苏联的关系很复杂，曾经出现过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事件、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对三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苏联解体后，三国急于摆脱苏联控制的原因之一。这三个国家既是欧盟成员国，也是北约的成员国，与美国的关系很特殊。从以下的事例可以得到验证，有观点认为北约东扩是冷战后美国受中欧、东欧局势的影响，是为了加强中欧、东欧国家在冷战后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成果，同时有利于消除这些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种族纷争。姑且不谈上述目标能否实现，就现实来看，中东欧国家除了得到欧盟的经济好处外，还极力想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中东欧国家对国际格局的平衡看得尤为重要。因为在大国竞争的国际体系中，小国的作用不是很明显，而往往是大国势力平衡下的缓冲区，小国的生存主要不是靠自己的斗争来获得的；一旦大国均势被打破，小国的生存即受威胁。由于中东欧国家的特殊地理位置，再加上与美国和西欧之间特殊的历史关系，中东欧在安全问题上较多地选择追随美国。

2009年11月10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柏林墙倒塌后的欧洲：4个意外》。文章提到，自从苏联解体后欧洲的地缘政治出现了新的特点，在欧洲出现了“老欧洲的伊斯兰、新欧洲的美国”。在冷战期间，阿拉伯国家移民比共产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扩张更具威胁性。当时，如果人们知道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有朝一日将成为亲美情绪的堡垒，也会感到惊愕不已。但是这些都是欧洲在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惊人事实。文章进一步提出欧洲可能会变成“欧拉伯”。因为阿拉伯国家移民已经占到西欧大多数国家人口的10%左右，在一些大城市甚至占到了30%。民意测验显示57%的欧洲人认为本国的外国人太多了。与此同时，一些前苏联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上还出现了日益浓厚的亲美情绪。于是乎就出现了中东欧国家的两难境地，即经济上依靠欧洲、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