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阳明良知学的理论结构

如果要给阳明心学一个学术定位，我认为可以作如下表述：所谓阳明心学，就是由王阳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展，形成于明代中叶、兴盛于明末、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的良知心学。这个良知心学，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心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它和陆九渊、陈白沙、湛甘泉心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良知”为心之本体的良知心学。

关于阳明学的理论结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概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不一。主要有三种概括：一种认为其思想包含知行合一、亲民论、致良知三大门类（黄绾等）；一种认为其思想包括“心即理”论、“知行合一”论、“致良知”论（陈来、钱明、余怀彦等）；一种认为其思想包含“良知”本体论、“致良知”方法论、“知行合一”实践论、“亲亲仁民”的“民本”论四大部分。本人认同后一种说法，兹论述如下。

（一）“良知”本体论

学者通常以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主张为“心本体论”，故称象山心学。王阳明也多次肯定“心即理”的命题（见《传习录》），但他进一步探索了“心之本体”的问题，如答徐爱问题时说：“‘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 ‘明明徳’到 ‘至精至一’处便是。”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说：“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这很明确地说明了“心之本体”即“良知”, “良知”即天理的观点。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第二，“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简言之，良知既是知识智慧，又是道德自觉，而从根本上讲是道德自觉，是德性本体。

（二）“致良知”方法论

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天理”就是内存于心的“良知”，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良知”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这样就自然能认识事物的道理所在，这就叫“致良知”。

王阳明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王阳明的《咏良知》诗：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王阳明又说：

 

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这说明，致良知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学的根本宗旨。

（三）“知行合一”实践论

王阳明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所以，王阳明的良知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

（四）“亲亲仁民”的“民本”论

这是王阳明良知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王阳明一反程朱理学家提出的《大学》改本首句“在新民”之说，而坚持《大学》古本的“在亲民”之说。他指出：“‘亲民’犹孟子 ‘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 ‘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便是 ‘明明德’, ‘安百姓’便是 ‘亲民’。”王阳明“亲民”说的基本思想，是保民、爱民与富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亲民”。这明显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