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明德”在于“亲民”
《大学》中有所谓“三纲领”，曰：“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用“万物一体”的思想解释这三者，他以为“明明德”就是恢复人所本有的仁心，“亲民”即把此仁心施之于百姓和万物，而“止于至善”是明德、亲民所应达到的最高理想，是明德、亲民的“极则”。
“明德”，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人所具有的万物一体之心，“明明德”，就是去掉私欲的蒙蔽，恢复本有的“明德”，实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心善性。由此，“明明德”即是“致良知”。王阳明把“明明德”置于核心的地位，他所强调的，仍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社会政治活动的重要，只不过他把修身与为政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了。
王阳明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大学问》）“明明德”和“亲民”在他看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像知与行，“心身之灵明主宰”与“身心之形体运用”一般，是不可分割的。“亲民”，本是在为政的时候对百姓施以“仁爱”，而这种“仁爱”发自为政者的“仁心”，是由父子之亲、兄弟之爱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推广而来的。他举例说，你知道爱自己的父母，这就是你的“明德”。但是你只有由爱自己父母，进而扩展到爱他人父母，爱天下人的父母，才能实现你的“孝”之明德。同样，你知道亲自己的兄长，这也是你的“明德”。但是，你只有由敬自己兄长，进一步推广到爱他人的兄长，并且敬爱天下人的兄长，你的“弟”之明德才能实现。“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大学问》）人在扩充自己的仁爱之心时，一方面实现了自己的“明德”，另一方面也就达到了亲天下人的目的。可见“明明德”必须落实于“亲民”之政上，而“亲民”之政的实行，有赖于“大人”的“明明德”。所谓“明明德于天下”，就是《大学》中所讲的“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的意思。
王阳明这样讲“明明德”和“亲民”的关系，一方面是强调“致良知”的修养；另一方面，也把“致良知”说用于社会政治活动中，主张一种“政在亲民”的思想。王阳明54岁任南京兵部尚书于家中赋闲讲学时，越郡郡守南大吉向他问政，他回答：政在亲民。并应南大吉之请为其“亲民堂”作记，曰：明德、亲民“一也”, “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他提出：“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对己之称也；曰民焉，则三才之道举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亲民堂记》）他把“民”与“己”对称，要统治阶级从这种观点出发实行“仁政”，关心天下大事和百姓疾苦，致力于封建道德秩序的稳定及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他说：
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
他认为，所谓“纪纲政事”的设立，“礼乐教化”的实施，都有赖于执政者的不昧良知，及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仁心。
王阳明把“止于至善”作为规范“明德”和“亲民”的极则，他反对学人和从政者的两种为学倾向：一是空洞地坚持“明明德”的修养，“然或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者”（卷七《亲民堂记》），他认为这是“明明德”脱离了“亲民”的实践道德，会流入佛、老的空谈心性、不入世事；二是，“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谋权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者，是不知亲民之所以明其明德”（《亲民堂记》），他认为这是“五伯功利之徒”。
王阳明以“明明德”作为为政的出发点，反对“功利霸术”之学，在这点上他与朱熹是一致的。但是关于《大学》的“亲民”一条，他与朱熹又存在着重要的分歧。《传习录上》记载着其与弟子徐爱的一段对话：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 ‘新民’，后章 ‘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 ‘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 ‘新’是自新之民，与 ‘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 ‘作’字却与 ‘亲’字相对，然非 ‘新’字义。…… ‘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 ‘仁之’也。……又如孔子言 ‘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便是 ‘明明德’, ‘安百姓’便是 ‘亲民’。说 ‘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 ‘新民’便觉偏了。”
朱熹在修注《大学》时，将原本中“亲民”改为“新民”，固然是强调了以封建“天理”对人民进行教养的重要，但王阳明不同意这种改法。他认为，说“亲民”已兼有教养之意，说“新民”便觉意思偏了。王阳明坚持按《大学》原本讲“亲民”，表面上的理由是反对私改经书，并坚持“亲”“新”字意的不同，而在这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理论上的原因，这就是他在《大学问》中提到的，“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为两物也”。王阳明认为，如以木之干为本，木之梢为末，则因其为一物，所以才有本末。“明德”和“亲民”也是如此。“大人”之“明”自身的“明德”，与使百姓之“明德”，本是一事，因“大人”与“小人”的良知本是一样的，不应分本末内外。而如果单提“新民”，把教养人民置于“大人”自身的“明明德”之外，就是承认“大人”的良知与“小人”有所不同了。所以“亲民”与“新民”之争论，在王阳明这里主要还是表达了良知一律平等的意思。这正像他所说的：“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大学问》）
“明明德以亲民”，就其源于王阳明的政治实践活动来讲，表达的是一种用感化手段调和矛盾，而不事威刑的政治思想。例如王阳明在从龙场获赦，任江西庐陵知县时，于莅位之初，就首询里役，了解民情，并按明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处理民事纠纷，又多次告谕父老乡亲，训诫子弟，抓紧农时力耕，息争向化，不事严刑。后来任江西巡抚时，他又在用兵之余，到处兴学，多次奏请宽租养民。他因此而对统治集团的成员寄予希望，企盼人人都能坚持个人的道德修养，并进而扩展到“仁民爱物”，以实现“一体之仁”的封建社会秩序，而关于这一秩序，他亦有一番描述和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