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和区域研究》（2017年第2期，总第4期），第11～21页。

保持战略定力，稳中求进，维护和平发展大势

马小军◎

2017年，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中央对全局工作的总要求。外交工作亦不例外，要在稳定的前提下，努力化解国际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调整处理好大国关系，巩固周边环境向好发展势头，在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带有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优质公共产品。要保持与维护和平发展的历史大势和战略大环境，争取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一 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大，格局—秩序转型提速、深化

2016年以来，世界似乎正在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历史时期。地缘政治各大板块的漂移、碰撞、挤压在加剧，其力度、烈度、发展趋向不确定、不明朗，导致一直以来的国际格局转型提速及更趋深刻。后冷战时期二十年间已逐渐定型的国际格局—世界秩序，正在受到质疑、挑战甚至动摇。全球战略平衡因美国新执政团队发出的一系列不确定信号而被扰乱和打破，预示着国际关系可能进入变化不定的时代，大国关系也将进入重大而深刻的战略调整期。一直以来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正面临风险。

大国竞争的战略方向发生位移。乌克兰危机催生克里米亚事件，使长期高枕无忧的美国—欧洲，重新面对战略老对手俄罗斯的挑战；“伊斯兰国”以超乎世人预料的残暴和速度席卷大中东伊叙地区，让本拟离开阿富汗、伊拉克战场的美国，不得不仓促应对一场全新的反恐战争，一时之间出现东—中—西首尾难以相顾的局面。俄罗斯高效快速介入叙利亚战场，从根本上扭转了国际反恐战争局面，对冲了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战略困局，实现了俄美、俄欧关系的战略再平衡。最近，美俄领导人有关强化核军备的言论，又带来不祥与忧虑。

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平添诸多不确定性，使中美关系、美俄关系和一系列美国外交关系面临重大战略调整，无疑将牵涉多组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联动。人们有可能看到，21世纪的中美俄大三角战略格局即将成型。若与四十年前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相比较，在这组主导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战略平衡的战略三角关系中，中国快速和平崛起，已稳居战略主动位置，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提供最强大的正能量。

近来，美国大选的政治丑陋化乱象、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失败、欧盟遭受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大规模恐怖袭击，带来严重的政治不确定性，表明美国和西方体制出现了大的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发展及政治负面效应的累积，不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而且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反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呈上升态势。2017年欧洲的一系列选举可能继续上演“黑天鹅”事件，动摇欧洲的政治基础。曾几何时，西方国家把“颜色革命”的祸水竭力推向中东西亚北非东欧国家，而如今这一浪潮却到了自己身上，点燃了西方国家—美国社会深层积蓄已久的民粹主义的社会政治能量。西方自身似乎陷入了一场磅礴的“颜色革命”的政治浪潮（麻烦）之中。

特朗普的当选和欧洲发生的事件，标志着民粹主义政治的抬头。以本土政治、草根政治、排外驱移为标志的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表现出愤怒与恐惧的社会政治情绪的上升，正改变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态，给西方国家与社会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巨大压力，令其难以应对，并助长了当前的反全球化思潮，甚至成为国际社会需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推出的一系列带有强烈孤立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表明美国不愿再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责任，极大地影响了其全球领导力，在解决全球问题上的执行力也被大大削弱，这让早已习惯于此的西方盟国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从而冲击到国际格局的转型。“美国优先”是特朗普的竞选旗帜，这是否也将成为21世纪美国新孤立主义的标志？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其可能导致长期以来赖以支撑全球（化）体系的世界自由贸易制度、赖以支撑世界和平与发展大环境的全球安全体系、以北约/东亚盟国体系为支点的战后—冷战后地缘政治体系以及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都面临重大考验，动摇、瓦解崩塌，甚或付诸东流。

与此同时，一直以来已成为西方国家“政治正确”观念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趋于坍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核心价值观正经受挑战；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确立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制度和赖以崇信的新的价值（道德）观念，也因国际秩序失范而面临塌陷。

二 全球化遇到波折，多年累积的深层矛盾正集中爆发

过去30多年，经济全球化成为人类历史进步的最重要驱动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这一大好历史时机，实现了在一个短暂历史区间中的快速和平崛起。

毋庸讳言，最近几年全球化遭遇严重波折，多年累积的深层矛盾呈现集中爆发态势，“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成为国际格局转型深化—提速的重要推手。就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而言，全球化的本质是巨量跨国资本（从华尔街—法兰克福出发）在全球范围内开发—配置所有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一波又一波新技术革命的助力与推动下，组织生产—销售—分配—再生产，从而实现全产业链、全产业领域、全球产业体系、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统一调配、听命于跨越主权国家边界羁绊，超越国家制度、意识形态、民族宗教藩篱的资本力量，以跨国财团/企业的形式，统揽几乎一切人类经济活动。资本的趋利性质和对超级利润率的渴望与无限追求的本质，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摊薄了人力资本的成本，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的高利润回报。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流动，也意味着“税基”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避税，资本的本性使其天然地去追逐低税、免税和避税的空间。产业链、产业体系暨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主权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形成。传统制造业实现了全产业或中低端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大规模、高速率转移，而高新技术行业、IT行业的创研部门、高等级服务产业、金融产业等却集聚于发达国家，从高端掌控着全球产业体系，同时造成传统制造业或其中低端生产环节快速迁离发达国家，大量工作岗位流失，失业率居高不下。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行业已成为“制造财富”的独立的新兴产业部门，居于发达国家和全球产业结构的最高端，几乎掌控人类生产活动的全领域。

全球化进程推动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资源国家快速发展、脱贫致富。与此同时，快速积聚起来的巨大人类财富，在跨国资本主导下实施分配，必然使财富迅速回流发达国家，快速集聚到全球各国大资产者囊中，未能公平惠及中下层人民，造成了从发达国家到资源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财富分配不公现象普遍，贫富差距拉大，相对贫困化加剧。

这种情形，即人类财富的分配不均不公，致使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社会阶级/阶层对抗的紧张度加剧的现象，引致全球范围的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中产阶级遭受冲击，传统“橄榄形”社会结构处于萎缩状态。特朗普当选的原因之一，即是传统蓝领白人阶层的愤怒，有所谓“美国梦不再”之慨叹，而种族焦虑、经济恶化（失业、工薪长期停滞）和反建制/反精英情绪，促使他们渴望一个强人来改变现状。这恰与欧洲的反全球化和排外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相呼应。在资源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贪污腐败盛行，社会矛盾激化。资本在国际社会分工中造成的经济落差，更使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落在了全球化进程之外，成为所谓“失败国家”，推动了极端宗教势力的发酵、国际恐怖主义浪潮的生成、难民潮的掀起，造成了麻烦的地缘政治危机和全球反恐战争。

毋庸置疑，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惠国，我们在充分享有全球化带给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必然会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累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诸多负面因素。例如，中国经济长期居于全球产业结构/链环的中下端；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进入了集中偿还期，自然和社会压力巨大；中国从一个均平社会结构，即低冲突/低裂度/低紧张度的社会结构，快速进入中高冲突/中高裂度/中高紧张度的社会结构中，亟须法治、民主、公平、福利、安全保障、良性财富再分配体制的建设与改革，以解决不断积聚的诸多社会矛盾，缓冲、调节社会紧张度；再例如，中国的大国外交关系，周边外交关系，国际责任、领导力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等，均呈现出面临战略性调整的局面。

三 中国向世界提供正能量，坚定不移引领全球经济前行

展望2017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美联储加息带来的通胀加速和美元飙升以及特朗普大幅减税，将放大对经济平衡构成的风险。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将依然脆弱。巴西持续的经济衰退尚未触底，亚洲国家经济增速有可能低于预测值；英国启动脱欧程序，德法荷等国的大选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欧元区经济低迷的现状。

时届2017年初，各方面的重要指标显示，2016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给国际社会吃了一颗定心丸。中国快速和平崛起并未因经济下行而减速，继续成为格局转型—秩序塑型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中国经济正向更安全、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变，GDP增速虽然放缓，但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却提升了。2008～2015年，中国贡献了全球GDP增长总量的47%。在全球贸易出现两位数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全球贸易份额却上升到13.8%。可以说，中国几乎以一己之力支撑着全球贸易局面，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坚强领导力。

在当前人们对蔓延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担忧的大背景下，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把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振贸易和投资活力。我们不因一时困难停下脚步，要用行动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不会动摇；中国改革的步伐将坚定向前、不会放慢；中国对经济的全球化决心不变、信心不减。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和更优质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并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红利惠及全球。

第一，2016年G20杭州峰会，全方位检验了中国的主场外交，为中国展现全球领导力提供了契机。杭州峰会描绘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的世界经济增长蓝图，体现了共迎挑战的伙伴关系精神，展现了谋求共同发展的决心。中国又一次用行动向世界宣示，对经济全球化的决心不变、信心不减。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

首先，就世界经济而言，杭州峰会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节点。中国首次把“创新”提到峰会主题当中，把创新增长方式、挖掘增长潜力作为峰会核心任务，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找到全球增长的新动能。其次，对全球治理来说，杭州峰会成为从稳增长到促发展转型的节点。杭州峰会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框架的突出位置，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制订了行动计划。再次，对G20机制来说，杭州峰会成为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的节点。最后，对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而言，中国为峰会提供了丰富的“中国方案”、中国议程，涉及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展示了中国在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领域的政治引领作用。

第二，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同区域伙伴共商、共建、共享，为亚太互联互通事业做贡献。要坚定不移破解区域互联互通瓶颈，采取更多集体和自主行动，促进基础设施、规章制度、人员交流的互联互通。要构建全方位、复合型互联互通网络，让亚太成为携手比邻的家园。“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将为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提供一个典范，表明中国正在承担起其历史责任，展现全球领导力。

当前，正值国际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高涨之际，却出现严重供给不足的局面，全球治理体制弊端丛生，限制了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亟须进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侧改革。美国大选和欧洲政治“黑天鹅事件”迭出，表明美国和西方政治体制面临大的麻烦，极大地影响其全球领导力。作为此前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其继续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显著下降。美国和欧洲减少公共产品供应之际，正是中国和平崛起增加公共产品供应之时。这一减一增显示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化，显现出领导力的增减。这就给中国带来一个展现全球领导力的历史契机。中国通过G20平台，对现有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有效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的长远变革。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似乎已成定局，世界自由贸易体系面临转折。美国推行了十年之久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将因此折其经济之翼。美国新政府退出TPP，甚至退出《巴黎协定》，有可能为中国提供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在中国主导下，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速构建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而有序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引领构建亚太经济新秩序的历史时机已臻成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留下的区域合作条款、标准甚至经验，将可能有助于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中国将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构建，坚定不移地提升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地打造改革创新格局，为亚太引领世界经济创造动力。要以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精神，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早日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引领全球经济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

四 保持战略定力，实现中美关系的向好战略调整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最全面、最具战略性的大国关系，也是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最重要的战略因素。协调的中美战略关系已成为稳定现有东亚秩序的主轴。长期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特朗普竞选中的政策宣示以及目前逐渐明朗的人事格局，一批长期居于美国政治边缘、带有强烈非建制派特征的人士进入执政团队，表明美国外交政策正面临一系列战略性调整，中美关系也将面临重大考验。中美间的“陌生感”会增强，政治磨合期可能延长。中美两国之间相互的政治测试、政策协调有可能并不平顺，甚至会因一些突发事件产生摩擦冲突。我们必须冷静观察，未雨绸缪，备足政策“工具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名。

（一）成果

在过去几年里，从“庄园会晤”到“西湖秋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多次会晤，多次进行长时间的小范围会谈，相互进行战略交底。中美对彼此发展目标、战略意图保持经常性深层战略沟通，增信释疑、明确方向，效果良好，这是中美战略关系稳定的重要保障。中国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始终致力于促进亚太和平、稳定、发展。中美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应该保持经常性对话，开展更多合作，应对各种挑战，努力培育两国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都做地区繁荣稳定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宽广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大家包容合作的大平台。

（二）问题

第一，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肩负全球经济增长，责无旁贷。特朗普竞选中宣布的涉华经济政策，其新执政团队中的经济人事安排，显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可能出现困难局面。美国新政府必须认识到，贸易战不仅将伤及中美两国，而且将危害世界经济大局。中美应共同合作，协调经济政策，携手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贡献正能量。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衡、可持续、中高速增长的势头，每年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未来5年，我们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这些将为世界经济，也为美国经济提供更多需求，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开放的，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一部分，也是更大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欢迎美国的加入和参与。如果中美携手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不仅将直接惠及两国经济，而且将为全球治理带来改革的清风。我们有理由期待美国新执政团队就此展示积极的政治意愿。

第二，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敏感问题。美国朝野已深刻认识到并接受台湾问题牵涉中国核心战略利益这一现实，中美双方已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管控台海危机的机制。最近，台湾地区政权更迭，民进党重新执政，使两岸关系再次面临严峻挑战。“九二共识”成为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大局的基础和唯一政治选项，成为确保两岸和平发展之舟扬帆远行的“定海神针”。面对台湾政党轮替渐趋常态，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外交、安全层面来看，两岸关系发展的时间（历史大势）和空间（国际大视野）的战略主导权操之于我，为我奠定了实现国家统一的深厚战略基础。

美国新当选执政团队对于中美关系的某些负面出格言论，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注入了不确定因素，但绝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一个中国”政策这一长期以来铸就的中美关系基石。“一个中国”政策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台海问题上，中国绝不会拿国家核心利益做交易。世界上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势力或行政当局，若企图拿台湾问题做筹码、杠杆，试水中国核心利益，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历史所嘲弄。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中国的战略意志坚如磐石。

近年来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其表象是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存在某些不适应，一些国家对中国能否和平发展存在疑虑；但就深层原因而言，在亚太战略区域事实上出现了因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形成的中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结构，与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之间，发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因双方力量对比的快速变化而不断加深、加剧。比较而言，美国代表着传统的国际政治范式和世界秩序观念，而中国代表了以经济为国际关系驱动力的新型范式与观念，显示出和平与柔性的特征。从G20杭州峰会系列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到中美共助《巴黎协定》的成功，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破局，到中国高调捍卫全球化的历史成果，上述两者持续10年的战略博弈，至此以后者成功对冲前者，即经济对冲安全、“一带一路”对冲“亚太再平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结果而告一段落。

在近期中国周边外交关系中，中缅关系的最新发展、中菲关系在菲政府换届以来的崭新转变以及中越战略关系的调整与进步，令一段时间以来似乎出现过纠结的中国与东盟关系得以大幅度改善，也使一度风高浪急、云谲波诡的南海形势趋于平静缓和。随着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其将在平衡该地区大国关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成为弥合分歧的引领者。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韩国国内政治因所谓“闺蜜门”陷于麻烦之际，日韩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美日韩强化军事合作。美国新政府的东亚政策是否会松动美国与日韩的同盟关系，是否会再次危害东亚—南海区域正在向好的安全局面，值得关注。尽管如此，亚太区域及全球各国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对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渴望，将发展置于首位，颠覆了安全与发展的传统顺序，经济正在成为强大驱动力，以和平与柔性的方式，塑造新的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当然，这也在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合作加快向全球各领域延展。双方认识到，中美虽解决不了所有全球问题，但任何全球性问题若缺失中美合作都难以解决。迄今为止，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在加强全球核安全、网络安全合作领域，在反恐、伊核、朝核、阿富汗、苏丹等涉及国际安全的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卓有成效。

面对一系列无法绕开的甚至是重大的分歧，能否共同管控分歧和矛盾，始终是对中美关系的严峻考验。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美双方已摸索出了一整套经验：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清晰认知对方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从而对对方发展保持比较稳定的战略预期。中美两国之间高质量战略沟通机制的运行，一再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不仅已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可靠战略保障，也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成熟国际关系机制。从工作层面看，两国官方100多个对话交流机制涵盖中美关系各个领域，累计达成数百项具体成果，这种高频率、多领域、深层次的对话机制网络堪称两国关系史上的创举。

面对此次美国政权轮替的政治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不会因对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受到颠覆性冲击。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向好的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压舱石，也是世界秩序的稳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