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和区域研究》（2017年第2期，总第4期），第1～10页。

·特稿·

全球治理创新的中国公共外交

赵启正◎

中国的公共外交，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也进入了国际空间。2016年7月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做的非法裁决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在此前后，中国开展了外交斗争、法律斗争、舆论斗争。外交斗争集中表现在外交部就此发表的多次谈话和答记者问，此外还有一个严正的声明；法律斗争表现在中国不承认、不参与、不执行仲裁庭的非法裁决，但是通过舆论来表达，表现为舆论斗争，目的是要向世界人民讲清楚南海主权的道理。所以，这三种斗争大多是以公共外交的形式展开的。这就是公共外交力量的一种表现！

一 蓬勃发展的中国公共外交

中国和平崛起是我们的愿望，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促使外国人民了解中国，对中国友好，信任中国，这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因为国际舆论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对华政策，影响到中国的国际环境，关系到国家利益。

自从美国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国周边的国际关系开始变得复杂。一些周边国家猜疑中国，“中国威胁论”又进一步抬头了，这都导致外国对中国的民意变坏，这是要直面的现实。

十年前，中国的公共外交主要是政府的事情，比如外语报纸、外语电视等媒体，中国的大使对所驻国公众演讲等。而地方和民众广泛参与的普遍意义上的公共外交也就是近十年乃至近五年的事情。如今，公共外交已进入党的文件，在中国媒体上成了热词。中国有接近二十个地方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它们在活跃地成长。察哈尔学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多年来积极实践公共外交，还创办了《公共外交季刊》，已经出版六年了，它是中国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有正式刊号的公共外交杂志，可惜的是至今还没有英文版。中国有十几个大学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浙江省委党校也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党校中的第一个。还要特别提到吉林大学，他们成立了公共外交学院，有五十多个教职工编制，招收了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国家层面，外交部也成立了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总之，中国公共外交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和好的开始，正在蓬勃发展，定会大有作为。

目前，中国公共外交的特点是促进友好，以“和”的思想为基础。但是，中国的“和”很难用外国的一个单词来对应，因为“和”有和平、和谐、和顺、和解、和气、和为贵等多种意思，对应到英文单词至少有十几个。

另外，推广公共外交要分工合作，各有侧重。中国的高校要加强公共外交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这是高校力所能及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地方和城市的公共外交，要请各地的公共外交协会合力承担；而企业要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中国企业家要发挥公共外交的功底，这不仅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国家；一般民众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也自然地表达着中国，也产生公共外交的效果，人人都可以做13亿页的“中国读本”中美丽的一页。

二 公共外交的意义

公共外交并没有国际统一的权威定义，不仅各国不同，一国之内不同的机构或作者的定义也有所不同，随时代发展，其内涵和实践更有许多发展。

1987年美国国务院的定义：公共外交是由政府发起的交流项目，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的错误观念，提升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这一定义很直率，要借助公共外交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的错误印象。什么是错误？对它不利的就是错误。因此，美国的对外传播或者说美国的公共外交，往往有一个毛病，就是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美国之音”就是其公共外交的典型机构。在日本，名为《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的书里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是：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和“日本的国际形象”的对外国公众的交流活动。“存在感”就是指国际影响力。也就是说，在重要的国际舞台上如果没有体现他们的主张，没有体现他们的利益，就好像他们在这活动中并不存在，就没有“存在感”。

中国的公共外交则是主动说明中国的国情和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非触犯我们的利益，我们是不会轻易去指责别人的。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周总理就提出开展人民外交，也开展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混合外交。那时就成立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对外友好协会等社会组织。可惜当时中国影响力不够，加之汉语不普及，人民外交就没有传开，如果人民外交的理念传开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也就不用出现了。

那么，更精确地说，公共外交到底是什么呢？（见图1）

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谈判、沟通是政府外交，只有国家领导人、外交部，或经过中央政府授权的政府部门或个人才能代表国家去开展政府外交。一国政府对另一国的公众开展的宣传或交流活动就是以上介绍过的美国和日本在早年定义的公共外交。但是，今天公众也走出去了，也可以对外国政府说话，也可以对外国公众说话，这就是公共外交的新发展。比如一些企业家、一些学者，他们对外的各种交流，比如与外国同行会见，召开学术论坛、记者会，与外国政府、议会、社会组织友好交流，等等，就具有公共外交的性质。公共外交是由政府主导的，它和政府外交一样都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一国公众和另一国公众的交流，我们把它叫作“民间外交”，它也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公共外交在台湾地区被翻译成“公众外交”，这也是对的。但是，一国政府与本国公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比如借助新闻发布会或新闻网络和社交媒体，以及政府和智库等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等），这不能叫公共外交，因为它不是对外。因此，我们对港澳台的各种交流都不属于公共外交。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华人华侨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有人说“华人华侨在中国政府主导下是做公共外交很好的力量”，有所不妥，华人华侨也有不同的类型，也不能由中国政府去主导。实际上，华人华侨是可贵的、天然的、双向的公共外交桥梁。

可以这样表述公共外交的定义：一国的政府和公众（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和个人等），从各自角度向外国公众（包括公职人员）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回答有关本国的问题，同时了解对方的国际交流活动。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传播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形成更为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如A国对B国的民意较友好，则A国政府就有对B国采取比较友好政策的空间，反之亦然。公共外交的形式和称呼多种多样，如二轨外交、人民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体育外交、网络外交、城市外交等，这也表明公共外交内涵的丰富多彩。

美国是公共外交开展最久、最有经验的国家，很理解公共外交对维护国家利益的重大作用。2011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写了一篇报告《美国对中国的另一项逆差：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外交》。理查德·卢格是美国议员中年纪最大、政龄最长的一位。他说，这篇文章不只是给中国人看的，更重要的是给美国人看的，是批评美国国务院对公共外交的重视不够，力度还得加大，如上海世博会美国政府根本不用心，也不出钱，所以在世博会上美国的影响力很差。他还说，中国在美国发展的孔子学院太多了，美国就没有在中国建立类似的学院，仅仅建立了几所美国文化中心，这也是一项美国的逆差。显然，他对孔子学院的性质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孔子学院都是应美国大学的邀请而建立的，满足了许多美国人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

凡是有机会与外国交往的中国人，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中国人都应具备某种程度的公共外交意识。

第一，“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能讲好与自己有关的中国故事。

第二，“不但会说，而且会听”，能从交流中了解他们的国情、民意，也使交流更加有针对性。

第三，“善待记者，善用媒体”，有一定的媒体素养。没有中外记者的传递，就没有对国内的信息透明度和对外的公共外交效果。

三 公共外交是跨文化交流

公共外交一定是跨文化交流，不善于跨文化交流，就会被文化障碍羁绊，使交流不顺畅。当然，除非你有特别的兴趣，也不用去钻研“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那些专门的学问。但是有这样几方面的跨文化问题要特别留意：跨语言、跨生活习惯、跨宗教信仰和跨意识形态。

（一）跨语言

学了外语，不一定就能较准确地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有些词汇在词典上就不准确。如把中国的“龙”和外国的“dragon”完全对应。它们都是想象中的动物，但在一般情况下，龙是善的，而dragon是恶的。如在漫画中和一些关于中国的图书封面所见，西方往往以dragon的符号表达“中国威胁论”。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建议，dragon应翻成“獗”，而龙译为“loong”，这可得改进中外词典，又谈何容易！又如，将“韬光养晦”译成“藏起爪子，等待时机”，这岂不成了阴谋！这是把“韬光养晦”和“卧薪尝胆”弄混了。

一个国家在某一时代产生的重要词汇和话语，即国际修辞（national rhetoric）和国家话语（national discourse），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新型大国关系”等，对于表述它们意义的基本语句的翻译是马虎不得的，应有了解中外文化的专门的机构和人才细心研究。

（二）跨生活习惯

中国人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生活习惯的差异比比皆是，我们到人家那去做客，会尊重人家，叫客随主便。周总理说过，人家到我们这来，也不妨“主随客便”，我想这也是礼仪之邦的应有之道。

（三）跨宗教信仰

美国是信仰宗教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据统计，全世界84%的人信仰某种宗教，不是任一宗教教徒的，总共10多亿人，正好与中国人口相当。笔者和美国的一位宗教领袖路易·帕劳博士三个半天的对话，被记录成了一本书，书名叫《江边对话》。讨论了“上帝是否存在、圣经的意义、宗教与科学是否对立、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宗教与宗教、宗教的虔诚”等话题，当时的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还写了一篇书评，季羡林先生写了评语。后来贝塔斯曼和美国宗德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韩国出了韩文版，日本拟出日文版。北京外国语大学通过专门的程序，调查出此书被120多个外国大图书馆收藏了，这就算“走出去”了。中国人多数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有自己的传统信仰。《旧约》有一句话“你要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被基督徒奉作黄金律，我们孔夫子的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然也是黄金律了！与不同信仰的人相处，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交往中不必有意去触及宗教观，彼此尊重总是没错的。

（四）跨意识形态

在英国人看来，撒切尔夫人有两大功劳：第一个是英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提升了他们的经济效益；第二个是马岛战役，把阿根廷打败了。但是，她对冷战是很激进的。她说，中国显然不可阻挡的崛起使我们想到，不管冷战带了什么样的收获，共产主义没有结束。她还说，必须让北京知道，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见撒切尔著作《治国方略》）。其实，西方并没有完全脱离冷战思维，他们冷战时的意识形态随时都会在今天有所表现。中国企业在他们那，可没有他们的企业在中国受到那么多的热情欢迎。他们会高度警惕地审查你，有时会硬以“安全”为由拒绝你参加他们的招标，毫不讲理！

现在出国的人与日俱增，其中许多人并不知道公共外交的概念，但他们的言行确有影响国家形象的效果：有时正面的，也有时是负面的。公共外交需要智慧，需要实践，公共外交人人有责。公众的素质是公共外交的基础。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于人如影随形，人到哪里，文化就到哪里。

十八大以后，两个口号更加明确了。一个叫作“企业走出去”，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和世界更进一步地联系起来；一个叫作“文化走出去”，陈圣来同志说过，“亟待用文化去影响世界”，此言甚是！“企业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犹如车辆的两轮，同时转动才能走出去走得好。思维习惯、生活习惯是文化的重要秉性。

四 讲故事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方面

中国的公共外交最近这几年有比较大的发展。早期的公共外交是政府承担的对外国公众的宣传，而今天的公共外交既有政府承担的，又有民间承担的，还有政府和公众一起承担的对外交流活动。交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其中中外参与者层次较高的长期机制化交流效果尤其明显。比如中日之间一年一度的北京—东京论坛，在中日关系问题不断的困难背景下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二届，在每次论坛双方发言中，总会举出事例，即“故事”，旨在佐证自己的观点或提出改善关系的建议，最终，总能在“求同”的部分形成“共识”，在“存异”的部分则留待今后再讨论或再“交锋”。因为是公共外交，所以尽可能少用“外交辞令”，却能更直率地直达主题。

公共外交形式多样，因主题、主体、对象等的不同，称谓也多种多样，如二轨外交、人民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体育外交、网络外交、城市外交等。要认识到这些活动的本质都是公共外交活动。

我国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现真实的中国，从而改善外国公众对我国的态度，提升国际影响力，形成更为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我国的政策。中国绝不利用公共外交的活动做干涉别国内政的事。

我国政府公共外交的优势是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拥有强大的现代传播手段和经费保障，但“千人一词”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位外国大使说，在中国，他们访问了一些省长和乡长，他们说的话几乎都一样。那是因为省长和乡长说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点，加之实行的政策原则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会让人难以捕捉到容易记住的鲜活内容；如果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各省各乡就不一样了，去年、今年和明年也会不一样。

因此，在大多数公共外交活动中，就是要讲自己领域的故事，中国故事是由众多故事构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倡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要讲故事？因为故事真实、生动，容易感动人，容易被记住。故事往往离真实最近，故事中有哲学。大家都读过《伊索寓言》，狐狸吃不到葡萄，就安慰自己“这葡萄一定是酸的”。如果一定要用哲学语言讲这段意思，恐怕就讲不清楚，讲了也难以让人理解和记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只用政治语言和哲学语言讲给外国人听，讲明白就很难。须知他们是在他们的国家长大的，他们的政治和哲学课是在外国学校学的，不仅常用词汇不同，即使同一词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讲故事较容易避免文化障碍和意识形态障碍。所以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讲理”就不如“说事儿”效果好，“说事儿”就是讲故事，中国故事多，大家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身边的故事，天长日久自会见效。这是公共外交的强大力量。

除了以公共外交为目的正式活动外，其他的与外国交往的机构或个人的活动往往也都兼具公共外交的意义，哪怕他们并不熟悉“公共外交”这个词。2015年中国出境人口已经达到1.2亿人，其中到外国的约占1/4，他们的言行就是中国故事，就是活的电影。但是目前，中国人还不太擅长讲自己的故事。现在社会上有三种语言，第一种是大家平常说的话；第二种是公文、报纸社论的语言；第三种是网民的语言。讲故事一定要尽量用生活化的语言，要把中国的国情用平实的话语讲出去才有影响力。中国的大学生和外国留学生交往讲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从中体现中国青年的勤奋好学和中国教育政策的实践；中国的企业家走出去了，和外国人交往是做生意，但是从中体现中国人的信誉和道德，这些都是中国人的故事。外国人会由于喜欢他们所遇到的中国人而喜欢上中国。

中国文化的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是不可分的！不要想象在国内传播不开的，向国外就能传播得开。例如，中国300多种地方戏，有的可能只在很偏僻的地方流传，它们能够仅凭自己就传播到世界吗？鲁迅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把这句话说得完整一些，那就是民族的、地方的，首先它在本国必须是优秀的，国内公众接受了，再经过向外传播的过程才能成为世界的。

上海和纽约两个城市曾共同举办一个音乐活动，其中进行了一项双城调查，选择了具有显著民族色彩的《梁祝》来调查双方对中国音乐的了解程度。中国参与调查的有350人，美国有100人，其中有20个是音乐学院的学生。结果中国的调查对象中有70%的人听过，而美国听过的只有7人。《梁祝》是1959年首演的，在国内外演出了这么多年，电台不知播了多少次，另外，两国调查的人选并不对称，还是这样的结果！可见民族的成为世界的是一个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国的音乐应该也可算作一种有艺术性的中国故事！

其实，中国故事也是一种重要的软力量，而公共外交是软力量的传播渠道和舞台。在高速发展时代，中国好故事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有善于发觉和讲述，中国的公共外交才会更加充实和富有光彩，外国人感知到的中国形象也才会更加充实和富有光彩，如此才能更接近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