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一直以来，公共关系研究的主导范式是以系统论为支撑的功能主义逻辑。这一逻辑将公共关系的职能界定为管理职能，而传播与沟通只是手段。在这一逻辑下，公关从业者的作用是组织的代言人，是基于组织立场和利益，与公众进行交流的中间人。国际学界在2000年前后，陆陆续续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有的从修辞的路径希望公关研究重回对“意义建构”的辨识；有的从社会 -文化的路径，认为公共关系应超越组织的框架，而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的情境中；还有后现代主义学者从权力角度对双向对称的公关理论进行反思，强调公关从业者作为社会行动主义者的角色。我的博士生宫贺，现在已经是国内一所著名高校的教师，她早在2006年便开始关注公关的批判理论，并很早地从这些纷繁复杂的研究路径中，尝试探索一条新的线索，借助文化理论的给养，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重新思考公共关系是什么，如何对公共关系实践进行研究的问题。

如本书的作者所言，文化理论视角下的公共关系，其核心是强调公关在不同身份群体之间，如何通过象征性符号（包括修辞、叙事以及仪式）的使用，生成群体的认同和集体情感。这是相对于结构功能主义路径更加中立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功能主义范式是研究如何让公关更好地为组织服务，那么，文化理论范式的公关，其目标是理解对话的生成逻辑，并促进一场真正的对话。

批判路径的学者经常会陷入一种悲观的困境，或者至少让阅读的人感到这种悲观。而我欣喜的是，本书的作者没有为了批判而批判，也没有激进地倡导所谓变革，而是立足于本土的、具体的而且微观的公关情境，探索具有实际价值的理论体系，这是对于一位年轻学者尤为难能可贵的地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涂光晋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7年8月

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