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华侨华人软实力形成的历史源流

国家软实力的形成是一国主动的政治行为的结果，而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形成是基于华侨华人的文化行为自然产生的。诚如李安山所言，“华人在任何国度和条件下均可生存，是凭借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忍耐力和吃苦精神抑或儒家文化的包容力”。本节尝试从文化学本身——文化和文化圈相关理论的角度来阐释华侨华人软实力形成的历史源流。

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华侨华人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其间华人社会经历了从汉文化圈的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华侨华人文化，成为文化主体的过程，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特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外部环境和其他族群、居住国、国际社会的认知对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形成与效用的发挥影响更大。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外的交流（也就是国际关系）中，基于外部环境、目标对象认知及华人社会自身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形成同样也经历了漫长的时期。

一 相关概念及其界定

（一）文化、华侨华人文化的概念及其界定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从广义的（文化就是所有事物）到狭义的（文化是歌剧、艺术和芭蕾）都有”。

英文中的“culture”来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o（colere, colui, cultum），意思是耕作、生长、培育，后来逐渐演化为人自身的教化和修养。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是由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或文明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与习惯的复合体”。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发展了泰勒的定义，1944年，他在《文化论》一书中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洛依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的著作《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出版，共收集了1871～1951年的164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在综合这些定义的基础上，他们也对文化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这一定义被较多学者接受。此后，新的文化定义也不断涌现。如安东尼· J．马塞拉认为，“文化就是为了提高个人对社会的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及保持他们的成长和发展，一代代传承下来，并通过后天习得的共同行为”。

中国人论述文化比西方人要早。“文”本意指文理、花纹或彩色交错，如“物相杂，故曰文”“五色成文而不乱”。《周易》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文”视为社会人伦、以文教化。“化”本意为变化，如《庄子》中写道，“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周易》中写道，“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说苑》中讲，“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将“文”“化”二字合用，视为文治教化。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指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意指“文化”属于文学、礼仪等精神层面的东西。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将人的行为表现和国家制度都看作文化。

自近代以来，“文化”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度概念。如梁启超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梁漱溟指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各种方面，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钱穆认为，“夫文化不过人生式样之别名，举凡风俗习惯信仰制度，人生所有事皆属之”。周一良指出，“人类一切成就包括精神的与物质的，都未始不可目为文化”。冯天瑜的文化定义是：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辞海》将文化定义为，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

在综合有关文化的各种广义、狭义定义的基础上，本书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的综合，它是民族存在的重要方式。

华侨华人文化的定义和内涵又如何呢？对于华侨华人文化的界定，周南京指出，“中华文化是华侨华人文化的根源”，但华侨华人文化“又不完全等同于中华文化，它是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在移居海外之后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有浓烈的商业文化色彩，而其核心部分则是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同时受到当地文化的强烈影响并与之逐渐融合，但仍然放射出固有中华文化的光彩”。曾玲认为，“华人文化，既具有当地社会的本土特征，亦是中华民族海外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华侨华人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龙登高以文化传播为视角，认为中华文化在海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中华文化的传播——汉字文化圈；中华文化的移植（16世纪以后）——华侨文化；中华文化的分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华人）华族文化。对于华侨华人文化的类型，李亦园结合主客观环境及时间因素，把华侨华人文化分为两种形态：弱势客地文化，如东南亚文化，其中又包括“殖民地时代”文化和“独立时代”文化两种形态；优势客地文化，如北美、欧洲文化等。对于华侨华人文化的特性，王焕芝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移民不断进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使得华侨华人文化呈现中国的新文化精神，由大众文化向精英文化变迁，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等特征。

同其他事物一样，文化具有自身的特性。萨默瓦认为文化是“后天习得的，人们可以通过谚语、民间故事、传说、神话、艺术和大众传媒学习文化；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代代流传；文化以符号为基础，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使学习、交流和传递文化成为可能；文化容易改变，其中最普遍的是文化的创新、扩散和适应；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文化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综合其他学者的观点，文化还具有整合性、阶段性、积淀性、分层性、社会性、空间性、民族性、共性和个性等特性。萨默瓦进一步指出，虽然文化的许多部分经常改变，但是文化的深层内容，如伦理、道德、宗教体验等价值观都植根于文化，并且世代相传。

正是源于文化的承继性，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美德，被华侨华人所继承和发扬。颜清湟认为，“东南亚华族文化的形成与中国人的商业活动和在该地区定居的历史是紧密相关的。中国商人和移民把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习俗连同文化表达方式，诸如寺庙与建筑的风格、服饰、音乐、烹饪和节日带到新地方。独特的中国方言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加强了中国价值观与习俗的稳定性，中国移民具有一种不顾水土和经济环境都要保持中国的每一样东西的强烈愿望。他们在东南亚进入了一个保全中国传统的无意识过程”。“虽然这些文化价值观与形式并不属于中国的高级文化，但它们保存了中国传统的核心，并构成了东南亚华族文化的主要成分。”

华侨华人长期与当地民族混居，与他们在社会、经济和生活上密不可分，华侨华人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涵化（当地化），但大多数华侨华人依然认同中华传统文化，华侨华人文化也仍然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要特质。如一位菲律宾侨领在入籍后明确指出：“归化后，华裔在政治上须认同菲政府政策，忠实作为菲律宾社会之一分子，尽心尽力谋求国家的富强康乐；但在文化上，保留祖国文化，欲将使菲国文化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多彩。”即“在政治上认同宗主国，在文化上认同我们的根”。陈衍德也曾指出，“历经沧桑的东南亚华人，尽管有的已不再以华文为主要语言，甚至不再使用华文，但传统的价值观仍然延续了下来”。杜维明也指出：“即使这些人历来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可是他们通过与其父母和其他长辈的语言交流，吸收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

（二）文化圈、东亚汉文化圈的概念及其界定

文化一旦产生，就会向外传播。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往往由某一先进民族或国度组成“中心文化丛”，以其首创的文化影响周边地区，久历岁月，在核心与边缘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世界文化圈可划分为：希腊-罗马文化、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南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中南美印第安文化圈。

所谓东亚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汉文化圈的同一即 ‘汉字’（符号）的同一。这个 ‘符号’是使其区别于亚洲其他文明区域的最显著的特点”。从汉魏、隋唐宋元及至晚清，东亚汉文化圈历经兴起、繁盛及至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东亚汉文化圈出现了汉文化复兴的迹象。因为华侨华人文化仍以传统中华文化为根本，还未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所以其尚未脱离东亚汉文化圈的范畴。

文化圈具有自身的特性，其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文化圈内具有共同的文化要素。属于同一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在器物、经济、社会、道德及宗教上具有相同的特征。关于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共同要素，有五要素说，即册封体制、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或汉字、儒教、律令、中国的科技及中国化的佛教；还有八要素说，即汉字、儒学、律令、中国的科技、中国式的佛教、中国式的教育制度、中国式的文学艺术、中国式的民俗。后者无疑更全面。鸦片战争后，随着清王朝的衰朽，近代东亚汉文化圈受到了强烈的外在冲击，儒学价值观面临着重大危机，汉字也被简化、限制使用甚至被废除，但传统的道德、礼仪、佛教、重视教育等文化因素依然存在。到了当代，东亚汉文化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汉字和汉语在华人社会中复兴，国学和经典文本诵读进入了许多学校的课堂，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多次提及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其次，文化圈内存在差异性和个性。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文化的受传者在汲取中心文化时，并未丧失其本地习俗和特殊性。古代汉文化圈以儒家文化、农耕文化为主，佛家和道家等思想、海洋文化和游牧文化也同时并存。较之古代东亚汉文化圈，当代东亚汉文化圈的差异性和个性更为凸显。①主体由单一变为多元。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主体限于中国本土。当代东亚汉文化圈的主体多元，包括中、日、韩、朝、越等。目前，东亚汉文化圈处于多个中心并存的状态。有学者预测，随着在21世纪的崛起，中国有望恢复在圈内的核心地位。②主体形态有较大的差异。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并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存；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并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存。③现代化发展时间的差异性。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了现代化，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经济重新起飞；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地的经济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起飞；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大陆）和越南的经济也获得发展。④边界逐渐“模糊、开放”。当代东亚汉文化圈仍以传统汉文化为基础，但也吸收了西方的优秀文化；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虽属圈外国家，但由于华人经济实力强大，东亚汉文化圈对它们的吸引力增强了；圈内向圈外的移民逐渐增多使得东亚汉文化圈的范围扩大，跨国家跨文化圈的交流也日益增多。

另外，文化圈内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和个性是圈内交流和学习的途径，是文化圈获得发展的动力。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腾飞引发了东亚汉文化圈内地区的梯级式经济发展。

再次，文化圈内的结构是动态变化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核心和边缘的位置会发生互换。因为核心文化具有古老性、单一性与自生性的特点，所以其具有对旧传统的强大记忆力、对新文化的巨大抵抗力及对异文化的强势同化力；边缘文化则具有年轻性、复合性、嫁接性等特点，缺乏核心文化那样强大的遗传记忆力，对新文化也不具有强烈的抵抗力。为便于嫁接新学，文化中心总是从核心向边缘做滑行转移。第二，随着核心和边缘位置的互换，圈内的交流会渐趋平等。也就是说，在同一文化圈内通常有一个文化核心国家，处于文化边缘的国家都需要向其学习，但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文化核心国家可能变得落后，文化边缘国家可能变得更为先进，原来的核心国家可能转而向原先的边缘国家学习，从而使得双边的交流逐渐平等。

最后，同一文化圈和其他文化圈只有相互交流才可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一点已被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证实。如明清时期的中国自恃为世界文明中心，经济上闭关自守，这直接导致了当时一段时期中国的落后。而日本、韩国等善于学习西方的优良文化及科技、经济模式，较早也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二 从文化圈角度解读华侨华人软实力形成之“源”“流”

本部分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论证华侨华人文化是如何从边缘走向核心，从而成为文化主体的；二是在圈内外的交流（也可以说是国际关系）上，华侨华人文化要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正是圈内外一些国家和地区所需的。

（一）古代（19世纪中叶以前）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华人社会

古代东亚汉文化圈是一个以古代中国文明为中心的分层次结构。其中，中国本土是核心，越南、朝鲜和日本是外围，东南亚华人社会是末梢。

1．华人社会处于东亚汉文化圈的末梢

最早的华人移民可以追溯至汉代。早期的华人在移民前虽然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但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是其最主要特征，这种意识和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另外，沿海民众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虽非中国的高级文化，但这些文化和其表达形式保留了传统中华文化的核心。

移民是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生活习俗方面，早期东南亚华人仍使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聚居程度比较高，按照传统的习俗规范和道德礼仪来处理个人、家庭和族群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早期华侨的归乡、祭祖、婚丧嫁娶等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节日习俗方面，早期东南亚华人将传统中华节日习俗较为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他们保留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传统的节日庆典活动和各类庆祝仪式。此外，华人在各地建造的妈祖庙、土地庙、关帝庙及建立的由传统的五伦关系演化而来的会馆、社团和商会，作为华人之间祭奉、聚会和联系商业的场所，进一步增进了华人“根”的意识和固本溯源的思想。早期华人还创办了许多学塾，将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19世纪中叶以前，向海外移民的华人虽然使得东亚汉文化圈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但这一时期的华人所传播的中华文化是传统、习俗和情感构成的自在的文化模式。该时期华人数量较少，又多是劳苦大众，文化素质也不高，故而古代华人社会只能处于东亚汉文化圈的末梢。

2．华人社会海洋文化形成并自16世纪始初步显示出优势

华侨华人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质。与母体主流农业文化不同的是，海洋文化是19世纪中叶以前华人社会的特质文化。这一特质文化在华人社会的发展、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及软实力的形成与发展中至关重要。

作为大陆-海岸型的国家，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呈现多元化形态，北方传统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形态，是在传统农业文化基础上长期形成的，但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因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权力控制的边缘区，民间社会以海为田、经商异域的小传统，孕育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基因”，所以形成了中华文化海洋性的一面。早在汉唐时期，华商就已积极从事海外贸易。16～18世纪，在东亚各贸易港埠存在散居网的各民族中，华人是最大的一族。除了日本的长崎港之外，散居东亚水域的华人在侨居地从事各种事业，农、工、商各界都有华人参与。早期华人移民以福建人尤其是闽南人为主。闽南文化作为一种“与中原文化同质”的“边缘形态”文化和“移民文化”，使得闽南的人文精神也显示出与中原文化相当不同的特色，这主要表现为“冒险与进取精神”“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兼容性与开放性”。随着华南民众“以海为田、贩海为利”思想的形成，华人移民与跨国贸易活动逐渐增多，重商、冒险、开放与兼容的海洋文化也逐渐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特质文化。

16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海洋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的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逐渐显现出自身的优势。在整个东亚被卷入世界殖民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兼具传统和现代的品格，产生了潜在的具有现代性的经济和文化因素。如华人的重商、爱冒险，加之节俭、勤奋，有利于资本的早期积累；善于学习和掌握西方文明的成果，善于学习语言、经济与管理模式；注重合作，将重商主义与传统的宗族和乡土纽带结合在一起，建立起遍布东亚的关系网络和商业网络；注重通过人际信用关系进行资金、人才和信息的流通等。正是由于在16～19世纪中期，中国沿海商人参与了世界市场的互动，推动了东南地区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华商也成为从农业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从传统中国走向先进世界的开拓者。

3．华人社会海洋文化对中国主流文化影响的早夭

19世纪中叶前，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主流文化。宋元时期是中国直面海洋、锐意进取的时期。朝廷和民间的合力、商品经济和航海知识的发展，造就了国人的重商和海洋意识及海外进取精神。在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海外贸易日益活跃。重商文化在观念意识上对沿海地区的官员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促使他们对明朝中央的禁海政策做出新的思考，大部分沿海地区的官员都主张发展海外贸易。这种地方官府层面产生的海洋观念的变化，对传统农本主义的观念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由于自然经济、宗法社会、专制政体的桎梏以及地理位置的局限性，海洋文化始终未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16～19世纪中期是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但明清政府采取了背向海洋的政策，将海外华人的海洋文化视为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异质文化，对海外贸易进行打击和镇压。1371年，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不许中国人出海，此禁令维持了近两个世纪。清朝入主中原后，自1647年开始多次颁布禁海令，违者严惩。明清朝廷还将海外华人视为“化外之民”“莠民”“罪犯”“汉奸”“叛匪”。明清时期的这些政策造成了“中国内陆（农村的、官僚主义的、传统的）和中国沿海（世界主义的、进取的、开放创新的）之间的根本分裂”，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

（二）近代（1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华人社会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强劲冲击下，东亚汉文化圈趋于解体，传统汉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册封体制已不复存在；汉字也面临简化、限制使用甚至被废除的命运；儒学价值观也面临危机，此时的东亚各国文化形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否定。在传统汉文化处于解体边缘的时候，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东南亚华人社会却通过儒学复兴运动成为传统汉文化的保留者，并因此成为古代汉文化圈在近代的新分支。

1．儒学复兴运动使儒家文化获得民间化发展

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近百年，是中国海外移民史或华侨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据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华侨总数大致约900万人。这一时期的中国移民遍及五大洲，奠定了现代华人社会的基础，其中多数移民仍然聚集在东南亚。

儒学复兴运动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中心。19世纪40年代以后，华人成为新加坡居民的主体，一些知识分子也来到新加坡，儒家文化在新加坡民间社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1849年华人创立了第一所华文学校“崇文阁”, 1854年陈巨川等人创办了萃英书院。左秉隆在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期间，发起了兴学运动，并创立了会贤社。1881年薛有礼创办了《叻报》，之后陆续有华文报纸创办，华报成为宣传儒家思想的重要阵地。另外，各种与儒学有关的文化会社也纷纷成立，广泛地传播儒家文化。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一些维新人士到新加坡讲授儒学。在儒学运动期间，新加坡“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仪之邦”。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也兴起了“儒学复兴运动”。1897～1910年，林文庆、邱菽园召集华人开会，通过演讲和中英文报刊宣讲儒学。丘逢甲、王晓沧和吴相桐也前往马来亚协助儒学复兴运动。张克诚在吉隆坡《天南新报》上撰文宣扬孔子的论著，并编撰《孔教撮要》《白话孔教撮要》，将其作为学龄儿童读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泗水等地也同时兴起了儒学运动。

2．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获得进一步发展

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最终形成，东南亚地区被完全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并成为西方大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国际环境的变化促使华人社会冒险、重商的海洋文化特质获得进一步发展。

在东南亚，华人稍有积蓄后，大都会通过经营小生意逐渐积累起原始资本，一些资本规模较大、敢冒风险的华人之后又大量投资种植园、矿业、航运业和橡胶业等行业，仿效西方创办早期现代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对东南亚经济物资需求巨大，华人经济文化形态上的开放性与兼容性使华人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商业经济和东南亚本土经济沟通的桥梁，一些华人企业家利用此契机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同时，随着东南亚区域内部生产和销售的日益专业化，华人经济活动逐渐渗透到东南亚全境，华人在投资与贸易领域也逐渐形成了跨国化与区域化发展。如20世纪20年代，陈嘉庚依靠多年的打拼及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冒险精神，建立了囊括运输、进出口业务、大米贸易和橡胶业的商业帝国，其橡胶厂曾在东南亚和中国香港、上海等地设立分厂，分厂多达十几处，其享有“马来亚的亨利·福特”“橡胶大王”之誉。

3．华人社会文化在圈内外优势地位的初步形成及其软实力的萌芽

近代以来，东亚各国一直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华人社会重商、冒险的海洋文化特性较好地符合了这一历史发展潮流。在这一过程中，华侨华人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在中国、日本等地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亚国家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华人社会软实力也因此萌芽。

在东北亚地区，滨下武志的研究表明，华商对日本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及中日之间的贸易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他指出，中国商人在神户、横滨、京都等地投资设立棉纱厂，推动了日本棉纱的进口替代（英国棉纱）；上海、广东商人还掌控着上海进口神户棉纱的贸易活动。同时，华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鲜半岛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国一些票号在上海、大阪、汉城都有据点。

华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晚清政府采取废除海禁政策、在法律上确认华侨的中国国籍、设立领事馆和商部、允许华侨自由进出中国、颁布各种奖商章程等措施吸引华侨回国。北洋政府首次设立独立的侨务局。民国时期，侨务委员会负责海外华侨华人事务，在东南亚国家设立领事馆，维护华侨利益；重视利用外资，并使利用外资制度化。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各地华侨纷纷回国，仿效资本主义企业创办缫丝业、火柴业、航运业、矿冶业、保险业、银行业、百货公司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工商业的发展。华侨还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侨捐办新式学校在沿海地区成为风气，促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华商还初创了涵盖信用、资本和道德在内的近代商业文化，并获得外界的一定认可。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驻汉城的领事信夫淳平曾将中国商人在朝鲜的成功归纳为10个原因：充足的商业资本、大量的信用交易、低利率、尊重商业道德、对出口的强烈兴趣、便宜的货物存储、投机商业的回避、良好的商业通信、节俭和坚持不懈的个人品质及对挥霍消费的节制。

（三）当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华人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传统的中华文化因素在东亚汉文化圈内依然保存了下来，如风俗习惯、信仰、价值观等，汉字和汉语在日本、韩国和华人社会也出现了复兴的迹象。随着传统汉文化的逐渐复兴，东亚汉文化圈也进入重建时期。同时期东亚移民的进一步扩散，促使东亚汉文化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杜维明指出，（当代）儒家或儒教文化圈所包括的范围比较大，不仅包括中国、新加坡，还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同时涵盖东亚社会散布出去的东亚人，而不仅中国人。当今遍布世界的华人社会当属东亚汉文化圈的范畴。

1．华人社会在文化圈内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华侨华人文化的形成

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和浸染，华人社会最终实现了东西方文化、儒家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推动了中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其间华侨华人文化也最终得以形成。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华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说明中国儒家文化已经在海外华人中得到了充分完备的改造”。1978年后，随着第四次中国新移民大潮的出现及华人社会开放、兼容的文化特性，华人社会呈现以传统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特色，如美国硅谷成为全球华人科技与创新人文中心，其他世界各地的中国城、华人聚集区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次一级的华人社区文化中心。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各类世界性华侨华人社团（简称华社）和商会的创建，全球华人创新网络及华人企业跨国集团的发展，融合华人社会多元文化社区的全球华人文化和商业网络已然形成，华人社会在东亚汉文化圈内的文化主体地位也随之确立。

与之前的华人社会文化不同的是，当代华侨华人文化是一种自觉、有意识的传承与融合的文化。华侨华人文化主要表现为“对传统价值观优秀因素的保持和善于吸收西方价值观的优秀因素”，华侨华人承继的优良传统包括：勤劳节俭、集体观念、家族主义、相互责任、和睦共处、敬重权威、注重信用、开放包容、人本主义及忠义观念等。新加坡华人还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如将“行仁政”思想转换为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将家族本位思想和家族伦理秩序转换为推动家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将重视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转换为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同时，华侨华人还善于吸取西方的优良文化因素，如学习西方经济和管理经验，重视科技和创新，注重对正义、公平、权利的维护及踊跃参政议政等。

2.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侨华人软实力获得迅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侨华人经济实力获得快速发展，经济上的成功为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奠定了硬实力基础，华侨华人文化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信和影响力。同时期有利的国内外背景环境，如国际形势的逐步缓和、居住国政策的逐渐开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及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凸显都进一步推动了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形成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东西方冷战结束、全球性华人文化和商业网络的构建，华侨华人软实力更是获得了迅速发展。如今，华侨华人文化在圈内外都产生了足够的吸引力，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分析，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形成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华侨华人文化体系是中国本土价值体系重建可资借鉴的对象。

在同一文化圈内，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核心和边缘的位置会发生互换。在东亚汉文化圈内，中国本土文化和华人社会文化也经历了此种转变，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对待传统与现代关系的不同态度及方式。

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厚重性、自生性特点及政治化儒家形态的束缚，中国无法很好地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而导致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一度被忽略，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现代化发展的曲折性。相反，近代东南亚华人社会却通过非政治化色彩的民间儒学运动，促使儒家思想获得迅速发展。主流文化在文化圈内传播过程中的这种“时差性”，使得华人社会获得了更多传统文化养分的滋养，也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获得了更多传统的支撑，加之华人社会文化作为外缘文化能够更容易兼容新文化，从而较好地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1978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中国正处于“传统价值系统遭受普遍质疑而新价值体系未能创立”的阶段，目前中国软实力建设最大的缺失也在于此。在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的接轨方面，华侨华人文化“或许可以为中国重建价值体系的努力提供可参考效仿的模式”。

第二，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特性在圈内外的作用日益凸显。

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华人社会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中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亟须引进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但由于意识形态的隔阂，西方国家不敢贸然前往中国投资，而华人重商、冒险的特征及与中国本土文化、习俗、语言上的相似性，正好契合了这一历史机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华商及华商网络在其中的作用愈发重要。

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同圈外的交流中，华人重商、冒险、开放与兼容的文化特性符合了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并行发展的趋势和要求。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纷纷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华商的经营能力与市场开拓意识使其成功地连接了东南亚地区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资本与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商又成为东南亚地区、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连接点；20世纪90年代，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基于硅谷华人的科技人文优势、创新与冒险精神构建的全球华人创新网络，成为美国、中国甚至全球科技产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渐深化，相关国家和地区及中国政府对华商与华商网络的高度重视再次表明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特性在双边、多边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重要性。

第三，华侨华人文化成为未来社会发展模式的可能性。

从未来全球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态势上来看，儒家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力。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逐渐成为世界强势文明和主导文明，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因为西方启蒙人文精神是“狭隘的、排斥性的，对精神文明、对宗教、对整个终极关怀的课题不闻不问”及“对自然采取的是一种掠夺和冲突的态度”，所以给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桎梏。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指出，文化如同有机体，有着新生、青春、成熟与衰亡的周期。汤因比认为，文化的衰落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人们可以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文明可以复兴。鉴于此，西方文化应该及时做出调整，才能避免衰亡的命运。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使得一些西方大国以自我为中心，产生了文化上的“傲慢与偏见”，将他者视为落后。幸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逐渐兴起了文化反思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

有学者认为，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普遍性价值，在未来的文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成中英指出，“中国文化发挥其内涵的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将是一件对世界和平的维护和人类精神生活品质的提升极有助益的事”。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轴心时代的文明在21世纪还会继续发展。

汤因比曾对中国文化大为赞赏，认为中国在未来能够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牟宗三、杜维明等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认为，儒学正在经历第三期的发展，即实现儒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美国硅谷地区的华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儒学第三期转化较为成功的例子。华侨华人社会结合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综合文化，有可能成为超越西方文化的新型文化，成为人类社会未来的文化发展模式。在这里，以一段引言作为结束语：

现代科学，尤其是核物理和研究有机体的生物化学等学科，需要有一种“道”，人们发现中国人早就有了这种“道”。古典的牛顿自然科学必须掺入更多的“有机”思想和复杂的因果模式。李约瑟曾说：巨大的历史悖论是，虽然中国人的文明不能自发产生“现代”的自然科学，但现代自然科学没有中国文明特有的哲学也不能得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