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重商主义政府作为市场的创造者和商业的组织者

正如在本书开头的引言部分强调的那样，早期欧洲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究其实质，是一种把国家的繁荣和强大建立在商业和制造业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通过限制制造品进口、鼓励制造品出口而使国家富有。简而言之，它强调并推动制造业而不是农业，推动商业主义而不是重农主义。然而，大多数重商主义文献（包括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只把重商主义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和对外汇储备的盲目崇拜，而忽视了它重视商业贸易与制造业的核心论点。事实上，一个仅仅依赖农业为生的经济不可能受益于重商主义和外汇积累。但一个试图建立在制造业之上的国家却可以从重商主义中大大受益，因为制造业能促进劳动分工（和技术升级），形成规模经济。

在原始的农业社会，家庭是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生产满足他们所需求的任何东西（包括劳动工具）。通过多个家庭之间的劳动分工来专门生产超过他们所需的动力很小，因为缺乏一个广大而稳定的市场来保障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效益。如果专职生产一种家庭用品，其他的必需品则必须依赖他人的及时供给来获得，这是十分危险的，尤其是涉及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是最优先级的，没有一个大市场来为各种销售失败和供需失衡提供“保险”是非常令人望而生畏的制度安排。然而，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和供求分离却是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大众商业或（超过本地范围的）远距离大众贸易是在市场体制下实现原始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

即使是最原始的农村工厂，也需要来自不同家庭的农民组织成一个团队（本质上是一个小型公司）致力于协调生产、分担利润和经营风险。这样的组织需要初始投资资本（远远超过一个农民家庭收入的100倍或1000倍）⁽⁴⁸⁾，以及员工和组织之间的最基本信任。此外，成功非常依赖于远距离高效营销渠道以确保销售和原材料供应。

在欧洲和英国原始工业化的16～18世纪，组织生产、融资和协调销售的任务都是由商人来完成的。这些经济活动的中间人（中介）是推动和促进原始工业化最重要的代理人和催化剂。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商人在农业社会，尤其是宗教（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领域，长期被认为是消极负面的社会因素（想想犹太人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他们被贴上奸商、骗子、贪婪的投机者和套利剥削者的标签。他们被指控算计一切，包括才能和友谊。⁽⁴⁹⁾但是文艺复兴之后，社会条件和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欧洲民族国家崛起，几个世纪的国家建设、新兴欧洲列强依靠商业繁荣和海外殖民来支撑的军事竞争和绵延不绝的战争也随之而来。重商主义商业政策和实践，国家领导、扶持和策划的全球贸易（如16世纪初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和长期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为英国产生了大量的富裕阶层的商人和暴发户。⁽⁵⁰⁾这些愿意冒险、有企业家精神、承担失败、对利润敏感、有商业头脑的商人在政府强力支持下主动出击，殖民、掠夺、建立和扩大市场，组织农村家庭和村庄的团队生产并为其销售产品和融资（例如，通过承包外放的方法），在农村地区建立作坊、车间和搬运站，促进劳动分工和新技术采纳，培育原材料和中间商品的供应链，把商品分发给零售商和最终用户，提供交易信用，等等。这些商人（早期的资本家）是欧洲新时代的蜜蜂和催化剂。他们通过互相激烈竞争来发家致富。在国际国内事务中，他们的自身利益和“逐利”道德观受重商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强烈支持，并且受本国政府军事保护。在欧洲宗教“黑暗时代”后，商人阶级终于赢得属于他们的尊严、尊重和社会地位，因为依赖商人阶级和商业活动，同依赖地主阶级和农业生产相比，前者为欧洲君主国之间一系列绵延不断的战争以及海外殖民争夺提供了更加丰厚和可靠的国家财富、融资和税收来源。⁽⁵¹⁾

这种新的强大的商人阶层的出现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但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没有创造出这样的条件（即一大批代表国家的强大富有的商人阶层和他们开拓的海外市场），因为中国和印度商人缺乏国家支持的重商主义意识形态及在由国家出面组织和保护的半军事化的全球贸易中获得暴利和市场份额的激励。⁽⁵²⁾

这样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在1978年的中国显然是缺乏的。虽然邓小平鼓励商业发展，但是创造一个强大富有的商人或资本家阶层的时间跨度太短（至多只有改革开放初的2到3年，相对于欧洲和英国的2到3个世纪），尤其是在没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海外暴利支持的情况下。那么中国是如何在1978年改革伊始就能够点燃它的原始工业革命呢？⁽⁵³⁾

秘诀就是中国农村的村镇政府结构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⁵⁴⁾在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和当地政府的行政权力的保护和支持下，农民可以也愿意集中他们的储蓄和土地为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形成初始资本（现金和土地资产），并分享利润和工作机会。⁽⁵⁵⁾虽然，自1978年以来，土地是承包出租给农民个体家庭的，但是土地的公有制性质并没有改变。因此出于工业目的而获得需要的土地，并不是农民和当地政府的一个大障碍。集体所有（乡镇）企业的管理者经常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被认为具备领导才能的农村官员（中国乡镇企业最早的CEO）⁽⁵⁶⁾。虽然在邓小平的改革中解散了人民公社，毛泽东的“大跃进”和共产主义运动使得这些集体所有制组织很容易恢复和形成。“文化大革命”虽然破坏了城市的人力资本，但是通过当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和后来的学大寨运动，培育了农村的农民和村领导的企业家精神。村民家庭之间的高度社会信任和当地政府的领导能力使得中国农民能够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缺乏现代法律体系和执法机构的社会里，克服高昂的交易成本而轻而易举地建立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这些原始淳朴的乡村企业突然间就布满了中国的村村寨寨，无论是高岗还是平原，是穷山还是僻壤；它们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一道最为壮观和雄伟亮丽的风景线，是中国伟大的工业革命即将成功引爆的标志。本质上，它们的涌现是因为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农民们相信企业的公平的收入分配、风险共担和信用支付，以及政府支持和保护这种“制度”安排的决心和能力。

在16～18世纪的英国，这方面的社会信任和农村地区形成合作企业的相关交易成本问题，不是由当地农民大众自己去缓解和克服的，而是在王室政府强大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下和国家力量保护下由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敢于承担风险和追逐利润的商人们去缓解和克服的。这些商人更少受到融资约束，并且在外包制（putting-out system）和远距离贸易方面更有经验。但是，欧洲和英国花了几个世纪，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以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才形成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来为英国“交织”和打造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国际市场。这个培育和形成市场的过程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大市场的“自然发酵”过程，其关键人物（“酵母菌”）是贪婪强大的商人。正如微生物界任何自然发酵过程（例如制作面包、奶酪、酒）都可以在现代生物技术下人为加速，实现更好、更快的发酵一样，中国也在市场培育和“发酵”中发现一个类似的方法来迅速创造市场，而无须通过大批量商人这种“酵母菌”。那就是通过利用地方和村镇政府机构和他们的“组织资本”作为“酶”和“酵母”来更快形成市场和农村企业的方法。中国的地方政府促成了农村企业的产生，加快了市场的发育和创造的进程。这是理解中国快速的原始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关键之一。

邓小平领导的政府采纳了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保证的前提条件下（即“四个坚持”原则下），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发展经济。如果共产党不能给农民一个体面的物质生活，它就没有权利代表农民。在村、镇、省市政府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激烈全国竞争中，任何政府官员如不能找到为当地人们带来物质财富的方式将会被认为不合格而遭到淘汰。这种务实主义发展战略利用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央计划经济建立的强大的行政管理网络和社会资源，非常有效地把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变成了高度激励的“公众商人”（public merchants）阶层。通过新标准下的择优选择和与周边地区的竞赛，形成了新一代既有商业谈判头脑又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一大批管理者。他们通过低税和便宜的土地吸引外部投资，为当地产品打广告、洽谈生意、保障原材料供给、建立分销网络，为当地商业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这些市场创造者不背负传统商人的标签和“帽子”，不被认为是奸商、骗子、贪婪的投机者和套利剥削者。他们重新创造了欧洲历史上诱发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原始工业化过程，而且是在更大的规模上和更高的效率下：他们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加强支付监管、提供商业信息、组织工业园和贸易展览论坛以及致力于与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非区域实体协商，为农村企业提供重要“中间人”服务；他们有时甚至帮助协调存货的库存以平滑供求波动对企业的冲击；他们也帮助组织农民在空闲时间建设道路、改善灌溉系统，以及从省或国家银行获得优惠贷款建设当地基础设施。⁽⁵⁷⁾

美国学者Jean Oi（1992）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中国乡镇集体企业在1978—1988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爆发式增长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财政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收入具有产权，由此产生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许多大公司的作用，官员其实就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和经理。”

原始农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难以产生有规模的企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因为聚集大量土地以及确保能源供应和供销渠道畅通（这需要维护良好的道路和港口）都很困难。在中国，这些公共品的提供主要靠地方政府。

受益于这个庞大、有效而且可靠的“公共商人”阶层，村镇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在1978年改革后才能呈现爆发式发展，虽然缺乏来自国家银行的传统信用支持和西方式的私有制度和金融系统。⁽⁵⁸⁾

乡镇企业的平均规模，以固定资本存量的平均值测量，从1978年的15 000元到2000年的125 000元，增长了8倍多。实现平均一个企业8倍的固定资本存量扩张，只有每个企业的市场规模同比例扩张才可能。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总数量在同时期增长了14倍。因此，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出需要的市场规模在1978年到2000年必然增长了8×14=112倍，也就是年增长率为24%。确实，在那个时期，乡镇企业的总资本存量值的确增长了114倍（与112倍的估值相一致）⁽⁵⁹⁾。

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这种速度是史无前例的。17～18世纪英国的原始积累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⁶⁰⁾然而，中国是在没有从事殖民主义、奴隶贩卖和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情况下实现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肯定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一个只有大量人口但缺乏购买力和基础设施的国家只是潜在的市场而不是真实的市场。这种潜在的市场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存在过，但是没有实现过。清朝朝廷和民国政府都不关心组织农民的事。前者看重在大城市建立现代工厂，后者相信自由放任和地主私人土地所有权。因此，在1978—1988年，通过创造大量乡镇企业和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同时引爆的供给和需求增长只能归功于一个因素——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和由他们组织起来的农民。这些政府官员与当年英国商人阶层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他们在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创造了引爆英国工业革命的巨大的原始工业品市场和满足这个市场的乡村工业。

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当今世界的所有农业国家。希望依靠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发酵过程来开启工业革命就算20世纪以前可行，现在也已经不可行了。这个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是一个非常缓慢和崎岖的过程，花费了老牌工业强国几个世纪的时间，甚至是在国家大力支持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下才完成的，而且还是在掠夺性殖民政策和奴隶贸易的基础上。但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领导下组织农民完成的市场发酵（像中国那样），在当今战后的和平秩序下，是实现在不发达农业国快速工业化的一个更好的方式，且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⁶¹⁾

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镇企业繁荣，与英国工业革命前（1600-1760）发生在乡村的原始工业化之间有本质的逻辑联系。中国政府地方官员同英国商人在建立自由市场和其支柱——社会信任——方面，在帮助创造大量的原始工业企业方面，都发挥了同样关键的作用。

所以，谜团也许不再是中国为什么会在1978年后突然开启了一场乡村原始工业化运动，或为什么在这场对西方人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很不起眼的运动后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坦途。而是为什么这个运动没有像史上英国那样在更早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发生，比如在具有很好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清朝和民国时代？⁽⁶²⁾这个谜团的答案现在很清晰：中国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国家统一意志和战略眼光去引导商人为广大的乡村工业和城市作坊创造一个深厚的国内国际大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和全球棉花原材料供应链。大市场和市场创造者（商人阶层）的缺乏只有通过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如日本明治时期政府）亲自领导并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商贸和制造业活动来完成。这就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并挖掘广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就地参与制造业活动和国际贸易，哪怕是原始制造业。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府恰恰做到了这一点，纵然没有进行制度经济学派强调的所谓“光荣革命”式的“包容性”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西方产权与法律体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