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主要争论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争论主要表现在“可持续性”的标准方面，主要有“弱可持续性”(Weak Sustainability)与“强可持续性”(Strong Sustainability)两种发展模式的争论。前者的本质假设是认为自然资本可以替代，强调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支柱在可持续发展模型中的并列，只要三者加合意义上的综合财富是增长的，就是对后代有利的，主张一代人遗留给下一代人的遗产不应少于遗产的现有数量的可持续的发展。后者的本质假设正相反，认为自然资本不可替代，强调环境、社会、经济三者具有依次包容的关系，经济在环境之中而不是环境被经济消解，认为只有自然资本非减少的综合财富增长才是对后代有利的，强调三者都应是非减少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

弱可持续性的范式，建立在罗伯特·索洛(Solow, Robert M. )等的研究著述基础上，相信自然资本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也就是说认为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力不强，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相互完全可以替代。因此认为在人类社会能够提供足够替代的人造资本的情况下，自然资本可以安全地减少，化石能源耗光了可以寻找新的能源替代，环境能力退化了可以建设人工替代物(生物圈二号以及各种污染治理设施等)，他们认为技术和科学进步可以使资源开发更廉价，从而在技术创新中获得替代的途径。持弱可持续性观点的学者，又被称为资源乐观主义学者，他们认为环境是一种优质商品，经济发展对环境有好处，因此，他们赞成经济增长，认为消费的增长可以补偿可再生资源存量的下降和污染总量的增加，或消费的增加会阻止可再生资源存量的下降和污染总量的增加，不必担心自然资源的耗竭问题。也因此被诟病，被认为不过是俘获生态话语、充当了寡头集团收购地球资源使用权的合理化的工具。

强可持续性理论认为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力很强，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直接可替代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可再生资源开采能力超过了再生能力，不可再生资源替代能力慢于使用能力，环境容量使用规模超过了承载能力，那么世界都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强可持续性理论不认为技术具有无限的可替代性，自然资本具有独立的不可被物质资本替代的属性。如戴利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增长的生态足迹超过地球承载能力，自然资本成为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相应地发展的稀缺资源也从劳动力或资本的稀缺变成了自然资本的稀缺，而这种稀缺，即使再增加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作为经济发展源的东西也没有了。气候问题的讨论要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是生态极限限制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表现。

对于这两种可持续性的范式，至今仍然争论不休。有的推崇弱可持续观点，认为用于小规模生产的大多数自然资产都具有很高的可替代性，不同的生产规模存在不同的临界点，技术有望继续提高资产之间在一个时期内的前者可替代性。也有的观点更悲观，对人类历史上技术解决方案的成功性提出质疑，指出如地球大气层、臭氧层和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本的存在形式在整体上是不可替代的，持久的高度有毒污染物的积累应当防止，土壤的肥力和饮用水源的清洁度应当保护。

强可持续性与弱可持续性莫衷一是，但是不同的选择在政策意义上会诱导人们采取截然不同的发展策略。强可持续性发展要首先确定资源环境可以消耗的规模(经济可以有多大、经济现在有多大、经济应该有多大的问题)；其次要确定人均意义的资源环境拥有量，这就涉及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生态公平问题；然后才是市场意义上通过价格机制的提高效率问题。而弱可持续性只关注市场意义上价格政策(相对稀缺问题)，不关注生态公平原则上的初始分配和生态规模总量控制问题。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多采用的仍然是弱可持续观，不过讨论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时，基于总量和交易的模式(不是碳税模式)最充分表现了强可持续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