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现行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美元脱离金本位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形成的。美元作为一种主权货币，它的发行是根据美国国内经济需要所决定。而美元作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从有利于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供给量理应既要满足国际经济活动对货币的需求，又要避免过度虚拟化而引发国际金融体系波动。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功能同其发行决策的国家主权性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重回金本位是不可能的，发行一种超主权货币也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建立具有约束机制的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即由美元、欧元、人民币为主，组成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再加上其他若干货币，可能是一种正确选择。本文就此提出一些设想，以期引起讨论。
一 以多元储备货币取代单一储备货币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008年，由美元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对各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总结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找到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办法，是当今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要解决的问题。人们可以找出引发危机的许多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美元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泛滥导致经济过度虚拟化，是引发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美国利用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滥用国家信用，推行经常项目和财政预算双赤字政策，维持国内居民的过度消费和政府的超额支出，不断积聚了金融海啸的巨大能量。2010年，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4万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9.4%；公共债务9.02万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2.1%。美国的高赤字率和高债务率以及连续几年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利率水平较低，得益于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吸引了外国资金和廉价商品流入。
美国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策源地，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依托国家信用制造的金融产品，必须与实体经济的需求和规模相适应。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使美国经济犹如一个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倒金字塔。金融危机前，美国作为底部的次贷约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余额12万亿美元，包括资产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掉期合同（CDS）在内的企业债约62万亿美元，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衍生品达30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金融大厦，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在顷刻之间崩塌。如果说，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物质产品的生产过剩带来的，那么，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今天，金融产品依靠主权国家信用形成毫无节制的供给能力，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
总结这次危机的教训，只有找到美元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的制衡机制，才能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重回金本位是不可能的，因为黄金产量的增长不可能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年尼克松总统之所以决定美元与黄金脱钩，就是考虑到这一因素。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是一种选项，但具体操作起来，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作为一种特别提款权（SDR），如何满足全球日常经济活动对货币结算的需要？如何确定各国在统一的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权重？如何适应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等，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取代单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可能是制约国际金融过度虚拟化的正确选择。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二是在国际贸易中占有较高的比重：三是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或行政组织。纵观当今世界，只有美国、欧盟、中国具备这些条件。不足之处是，目前，欧盟和中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过低。特别是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正在进行之中，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2012年，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仅占0.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三种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各占一定比重，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哪种货币处于贬值趋势，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就争相抛售之；哪种货币处于升值趋势，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就争相购买之。用这种制衡机制，迫使货币发行国政府对本国的币值稳定负责，相当于发挥金本位作用。有了这种机制，就能有效促进货币发行国政府从本国利益出发，加强对金融的监管，避免滥发货币和放任金融衍生产品泛滥。从几何学和力学的观点来看，三点可以形成一个平面，三角架构是一个任意放置都能保持稳定的架构。由三种货币作为主要储备货币，才可能满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
会不会出现一个国家为了增强出口竞争力而压低本国货币汇率呢？应当说，汇率是一把双刃剑，压低汇率将降低进口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汇率下降，意味着本国居民财富缩水，购买力下降，这将降低居民持有本国货币的意愿。当一个国家的居民不愿意持有本国货币而争相持有其他国家货币时，意味着国家将灾难临头。
二 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有利于处理好特里芬难题
如何使国际储备货币的供给，既能满足全球经济活动对货币流动性的需求，又能避免超量发行，以保持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即特里芬难题。建立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用铸币税形成激励机制，使储备货币发行国政府增加供给，满足国际货币流动性需要；同时，用各国追求储备货币安全的避险机制，约束主权货币发行国政府适度控制货币发行量，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的大体稳定。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与超主权货币即SDR相结合，可能是破解特里芬难题，建立稳定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正确选择。
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不仅可以大大增强其国际支付能力，从而放大其经济实力，而且需要通过贸易逆差和资本项目逆差输出货币，让渡部分国内市场。显然这件事有利有弊，但总体衡量利大于弊，特别是当一个国家正处于经济赶超阶段或出现偿债困难的时候，借助于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通过赤字融资缓解甚至消除债务危机。这对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将鼓励储备货币发行国政府增加本国货币在海外的流通量。而且，由多种储备货币取代单一核心储备货币，有助于分担输出货币的压力，分散风险。
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有助于建立货币发行的约束机制，从而避免一种储备货币及其衍生产品泛滥成灾。因为，接受储备货币的国家出于货币安全保值的需要，必然优先选择处于升值趋势或币值稳定的货币。如果某一种货币被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看做烫手山芋，这种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必然受到强烈的外部冲击，迫使该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持币值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长期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向美元注水，成功地向国外转移危机影响，等于由国外美元持有者为美元危机承担了大部分损失。当美国经济走出低谷之后，最近，美联储又从国内经济需要出发，宣布减缓或停止由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的政策，美元利率回升，吸引了国外美元回流，由此引起部分发展中国家外汇支付能力降低，出现金融波动的潜在风险。美元发行从国内经济需要出发，不考虑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这无可厚非。因为美国政府、国会和美联储是由美国选民推选出来或由美国政府任命的，它代表着美国人民的利益。而美国人民的利益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往往是矛盾的。解决这个矛盾，只能靠建立多元制衡的货币发行机制，让各国政府、企业和居民拥有可以替代的储备货币的选择权利，这样才能建立货币供给的约束机制，以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下，扩大SDR的规模，按照各国国际贸易和经济总量在全球中的比重调整其权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SDR在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SDR犹如各国国际储备货币的蓄水池，它与多元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相互配合，将对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
三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将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创造条件
按照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中国金融体制正在进行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这次改革不仅决定和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而且对全球货币体系也将产生重大影响。与现行体制相比，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将实现四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由于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垄断经营局面，导致资金流动性差，金融资源错配，银行贷款集中投向大企业、重点项目、城市和沿海地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获得贷款比较困难，贷款利率比欧美发达国家高1倍以上，金融业的净资产利润率比实体经济高出1倍。这次改革的最大突破，就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强化竞争，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使金融行业过高的利润率降到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的合理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放宽准入、增加金融市场竞争主体是其前提条件。只有通过充分竞争，人民币利率即资金价格才能降到与欧美发达国家大体一致的水平。人民币利率下降，不仅有利于支持国内实体经济发展，而且将鼓励资金流出，为扩大人民币海外流通量创造有利条件。放宽金融市场准入的改革，不仅将强化国内金融市场竞争，而且有利于增强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推行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实现市场决定金融资源配置的基本要求。目前，中国已放开贷款利率的下限，下一步将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存贷款利率放开之后，短期内可能出现利率上升，但当充分竞争局面形成之后，利率必然下降到正常水平，这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全面放开利率，对现有商业银行将带来一定冲击。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商业银行已经习惯于在固定利率下过着无风险的日子，缺乏市场竞争力，改革将把他们推到国际竞争的前沿。如何过好市场竞争这一关，是国内商业银行必须面对的最大考验。顺利跨过这一关，中国商业银行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国际货币的供求和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三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国传统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这导致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企业资本金筹集困难，过高的负债率加大了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了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将为企业增加股本融资创造条件。中国的资本市场虽然经过20多年的发展，但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开放市场。国内30多年改革的经验证明，开放是改革的催化剂和推动力，中国资本市场也必须在开放中逐步发展起来。最近出台的上海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可以异地购买、互联互通的改革，就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下一步，还应鼓励实现与台北股票市场互联互通，允许海外企业到内地上市，就像内地企业早已在海外上市一样。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合，不仅有利于完善自身的监管制度，强化企业评价、资金筹集和利润分配功能，而且将为全球股市增加新的活力，成为新的稳定因素。
四是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人民币双边互换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中作为结算工具的比重不断提高，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已接近水到渠成。现在，影响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主要担心，是国外短期游资的冲击。根据国外的成功经验，可通过征收托宾税来防止短期资金的大规模流入流出。随着人民币在国外流通量的增加，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将不断提高。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将对建立新型、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做出重要贡献。
四 欧元在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中的地位、作用与战略选择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欧元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欧元问世时间不长，但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已占24%，最高时达26%。从欧洲的国际贸易、经济总量和面积、人口占全球比重来看，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还有提高的潜力，欧洲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应当做出更大贡献。
如果将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比作一个公司，那就要形成一个内部制衡机制。两个小股东的股权之和必须大于大股东的比重，才能形成有效制衡，避免大股东为所欲为，侵犯小股东利益。这是一个股份公司能够办好的成功之道。欧元和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必然要求美元让出一些空间，适度降低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2012年，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62.2%，居于绝对优势。多元储备货币的形成过程，应当是一个和平与平等的市场竞争过程，是一个由用户自主选择的过程，这将促进各国金融机构改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发挥重要的协调功能。当欧元和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所占比重之和超过美元比重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才可能形成。
欧元和人民币要进入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都要做好“家庭作业”，练好“内功”。欧元作为目前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理应尽快解决好债务问题，加强货币政策的统一协调，增强抗御风险和外部冲击的能力。
欧元要增强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与人民币结为伙伴，加大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力度，开展同人民币的双边互换。否则，单靠欧元的力量与美元相抗衡，必然招致失败。欧元与人民币相互扶持，与美元兼容，是建立长期稳定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客观需要，是维护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根本利益的需要。经济学家应探寻和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而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固守已经过时的思维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