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作者简介】 顾海良，教授，经济学、教育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主要学术兼职有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著述有：《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等。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2015年11月，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发展“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体现了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修课”、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思想，也体现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 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依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即从实际的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深刻地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是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30多年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和经济事实。中国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的中国道路探索为实践基础，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为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内在规定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本质研究为前提，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探索为主题，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研究为主线，以此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总体理论。
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这一显著特征。1984年，邓小平在提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由“异端”转为“正宗”，包含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既有的传统理论观点的重大突破。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不断书写出新的篇章。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论是以实践探索为依据而得以发展、完善，实践也以理论创新为指导而得以深化、前行。
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依据，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的创新性理论。这一“结合起来”的中国话语的意蕴就在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同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要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这“两手”各司其职又协调互助、相得益彰。显然，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进一步定位，是以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也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呈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方面的理论成就，是以中国经济事实和实际为背景和基础的，说的是中国的事情，直面的是中国的问题，提出的是办好中国的事情、解决好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对策，因而形成的也是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新研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中发生着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如何科学对待的问题；二是如何丰富发展的问题。在“科学对待”上，提出了“四个分清楚”，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关，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对“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和“经典作家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以及“经典作家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基本观点”、“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和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取得突出成效。在“丰富发展”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的视域更为宽广，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来不为我们所知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新的理论滋养，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色。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1978年3月，邓小平提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这里提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见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这一长期被湮没的理论观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中得到显著运用，由此而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中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
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经济制度演进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深化了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理论的研究和运用。在社会经济关系演进中，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发展，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第一大形式的特征。这时，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只是直接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形成，是第二大形式的特征。一方面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已经解体；另一方面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全面的依赖，构成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而这一联系的纽带就是普遍发展起来的产品交换关系，从而“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中，才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大形式就是以自由个性发展为特征的。这一社会形态中的“自由个性”，具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个人的全面的发展；二是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人的三大发展形式的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作了理论铺垫，为以人的发展为主体的发展理念提供了思想方法和基本思路。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的探索中，发掘了恩格斯关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理论的深刻内涵。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对于经济落后国家来说，“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像商品经济、股份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等这样一些“积极的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所“占有”。
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理论原理。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他特别提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深感于此，更能理解“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道理。中国政治经济学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赋予马克思、恩格斯这些重要思想以新的理论活力。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主要理论的这些新的研究和运用说明，中国政治经济学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实际时，也在正本清源，厘清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也在拓展视野，丰富并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新的时代内涵。
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特色和学术范式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十分看重《资本论》中“术语的革命”的科学价值。他曾认为，《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就表现在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工资的“术语的革命”上。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原创新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还有更多的是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是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流行的术语的扬弃。对“术语的革命”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界定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变化”。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最显著的就在于“术语的革命”、在于中国话语的阐释。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这是马克思提出的贯通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后来又提出“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的思想。“讲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本原理的科学把握和运用。在党的十六大，江泽民把“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要义。在党的十八大，胡锦涛把“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到“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要在解放生产力中全面持续协调地发展生产力。他提出“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作出新的论断。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他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在提出在新常态经济中，他强调“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或如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重述的“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是对经济新常态辩证认识和全面谋划的新的概括。
从“讲全”生产力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刻画了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发展的基本脉络，是对生产力范畴的“术语的革命”。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术语的革命”及其中国话语的阐释中，清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提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特征的把握和基本纲领的认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价值取向；搞清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确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厘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现状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基本格局的理论；提升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的认识视野，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的基本思路；拓展了对外开放的认识视界，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认识的新观点等等。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小康社会、新常态、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属于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还有更多的术语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这些自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的因素”，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
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外经济学说的对待方式
怎样科学地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长久以来探索并坚持处理好、对待好的问题。对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潮，中国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既重于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菁华之处，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这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中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
1857年，马克思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认为，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除了作为“例外”的巴师夏和凯里“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外，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还可以析分出四种倾向：一是以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为代表的“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二是以图克的《价格史》为代表的“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如在流通领域研究中某些“新发现”；三是以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为代表，“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四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的著述，尽管这是一些“模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但“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这四种理论倾向瑕瑜互见，难免辞义芜鄙，反映了那一时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流派跌宕不定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张，对具体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潮应该作出不同“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应该作出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比的起源性叙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在其形成过程中而且在其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从来不拒绝吸收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他各种经济学和流派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也从来不抹煞其中存在的学术价值。在《资本论》第一卷对“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的论述中，马克思在提到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著作时提到，“该著作提出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他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恩格斯后来特别提道，“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在对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关于资本积累观点分析时，马克思也提道：“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像约·斯·穆勒这类人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当代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在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问题时，对其中诸如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作用、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政府调节，以及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等方面，阐明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知识和学术观点；在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方面探索中，形成和提出了多方面的不乏实际意义的知识和积极的理论成果。就像马克思评价的那样，其中同样有“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些新发现的领域”、“材料更丰富”的成就，同样应该“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并“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这些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题中之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宣称，“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明言政治经济学中“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基本观点，其实也为国外其他许多经济学所认可，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就认为，各经济学流派对其“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同所使用的方法那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如马歇尔新古典学派提出的“效用”、“均衡”、“生产要素”和“等待的报酬”等概念，体现的就是新古典学派“基本思想”的重要变化，它们“把重要论证集中在个人地位，它的判断标准是依据个人主义来确定的”，进而“把注意力转向交换，并把效用概念作为商品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于是收入的阶级根源被丢弃到一边，而把市场相遇的各个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对于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中反映其代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对于像新自由主义这样的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思潮，绝对不能“食洋不化”、照搬照抄，不能任其滋蔓，必须加以鉴别，明辨是非。
五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升华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在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经济关系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理解和把握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特点和趋向中，驾驭新常态经济，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得到新的发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如习近平所概括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仅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而且在“问题倒逼”中形成牢牢坚持人民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根本举措，形成协同发力的总体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总结，是对“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是近三年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根本立场和发展理念，在建设和发展“有系统的经济学说”上作了多方面的拓展。
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四是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新常态下，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常态也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提供了新飞跃的要素、条件、方法和环境。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
五是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四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入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四化”同步发展的方向。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
六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空间。构建更有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习近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蕴藏着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创新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要在新的实践中揭示新的特点，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