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传统
引言——文化中的科学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是相对“自然”而言的，它包括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创造物。自然演化偶然地产生了人类，人类自觉地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文化的发展经蒙昧和野蛮而达于文明，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而“科学”正是这一转变的产物。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以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为特征的知识体系，是通过“科学革命”而诞生于17世纪欧洲的。科学的源头被追溯到古代希腊文明，并因而有“古希腊科学”之说。人们也在文明比较的意义上谈论其他古代科学，如“古阿拉伯科学”“古印度科学”和“古中国科学”。
英国农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丹皮尔—惠商（William Cecil Dampier-Whethan, 1867—1952年），在其著作《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1929年）第一章“古代世界的科学”中说，“在历史的黎明期，文明首先在中国以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尼罗河几条大河流域从蒙昧中诞生出来”。比利时—美国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 1884—1956年）的文集《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New Humanism, 1935年）刊载的一篇随笔《东方和西方》（“East and West”, 1930年），强调“西方全部形式的科学种子来自东方”。
图1-1 16世纪的版画
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印度、中国和希腊三个文明中心率先产生了理性的科学文化。在古希腊科学繁荣和近代科学诞生之间的中世纪千余年间，希腊科学衰退而阿拉伯科学和中国科学兴旺发达，并且正是希腊科学传统和中国技术传统在阿拉伯汇合并渐次传往欧洲而促成了科学的诞生。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家施特拉丹乌斯（Johannes Stradanus or Giovanni Stradano or Jan van der Straet, 1523—1605年），在他的木刻画《新发现》（Nova Reperta, 1580年）中绘制了九项所谓古人不知的“新发现”，即美洲大陆图、磁罗盘、火炮、印刷机、马镫、机械钟、愈疮木、蒸馏器和蚕丝。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表明，除两项（发现美洲大陆和治疗梅毒的热带木）外，其余各项都有其中国的先驱。
《马可·波罗游记》（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 1299年）曾引发欧洲人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和随船东进的传教士无意中创造了一个欧洲“中国潮”。商人们贩运到欧洲的中国丝绸、瓷器、茶叶和漆器等技术产品，来华传教士们介绍中国的众多书信和著作，激发了一代欧洲人的科学创造的灵感。
各科学传统之间的差异不在科学内容本身方面，因为自然规律不因发现它的民族不同而改变，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科学规律的获得和表述方面，根源在于科学理性的哲学基础，包括自然观原理、方法论原则、价值观取向。科学并非总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英国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年）以其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1954年以来陆续出版）鼎力推荐中国科学文化，并预言其对于未来的世界科学的意义。
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代科学思想的三大转向，即从物质论到信息论、从构成论到生成论和从公理论到模型论，恰好与中国科学传统之特征契合
，这或许昭示中国科学传统的未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