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宏观调控目标的演进与优化

一 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之间的矛盾与发达国家的选择

宏观调控目标存在“神秘的四角”，为协调彼此之间的矛盾，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设置了以稳定物价为核心的相机抉择的目标体系，即先设定通胀率的中长期目标，在正常的经济运行区间内，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只有当经济脱离安全范围时，才运用灵活的调控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并扩大就业。

（一）宏观调控目标“神秘的四角”

一般认为，宏观调控有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中国而言，十六大也明确将它们列作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但这四个目标很难同时实现，它们彼此联系又互相制约，经常出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取舍困境，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神秘的四角”。宏观调控就是要在“神秘的四角”中找到一个最佳均衡点，尽量对各目标做到平衡兼顾。

维系合适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转的必备条件，它与就业目标休戚相关。众所周知，劳动需求是一种引致性需求，只有经济总量保持一定的增速，才能产生必要的就业增量，因此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之间具有很大的相容性，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充分就业目标会捆绑经济增长目标。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每年必须创造超过1200万个的就业机会，才能化解新增就业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经济增速必须保持在7%以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就业出现了很大的压力，政府随即启动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为了保900万新增就业目标。现在奥巴马政府更是将就业目标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从经济班子的人选可以窥见一斑，不管是白宫前经济顾问萨默斯还是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耶伦，都是以研究就业问题而见长的经济学家。可以说，政府在决定经济增长目标时通常是以就业为先行指标的，目前量化宽松政策不敢过快地退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新增就业指标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

“神秘的四角”中最核心的冲突就是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矛盾。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伴随着对生产要素的强劲需求，甚至会伴随着货币超发。无论如何，都会先引发要素物价上涨（如工资上涨），进而传递到产品价格上。第一代菲利普斯曲线就反映了这种关系，它揭示了工资上涨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对应关系。第二代菲利普斯曲线将工资上涨率转换成失业率，揭示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从实质上讲，还是反映了经济增长对物价的压力。第三代菲利普斯曲线就直接反映了这种矛盾，按它的预测，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潜在增长率）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压力；反之亦然。这种此消彼长的取舍，很令决策者挠头。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是一对矛盾体。李克强曾在《求是》杂志上发文称，那种只要增长速度、不顾物价稳定，或者只要物价稳定、不顾增长速度的极端做法都容易做到，难的是二者兼得。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的同时，还要保持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才是人们想要的结果。

（二）发达国家以稳定物价为首的相机抉择的目标体系

美国是一个注重实用的国家，在宏观调控目标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它并不固守某个单一的规则，而是遇到什么问题就下什么药，以解决问题为基本宗旨，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相机抉择的规则。但它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随波逐流，而是有一条内在的主线的，那就是大凡经济在安全运行范围内时，要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只有当超越安全边界时，才动用灵活的调控政策将增长率、失业率等指标扳回到正常的轨道。可以说，以稳定物价为主线兼顾经济增长等其他目标，是美国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的最重要特征。实践中政府通常会设定一个中长期的通胀率目标，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这种做法，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灵活机制，当经济运行基本正常时，宏观调控就以通胀率目标为核心来进行，但当经济遇到较大的冲击并且实现严格的通胀率目标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增长（及就业）代价时，又会允许短期灵活性的存在（吴汉洪，2001）。它不失为协调四大目标冲突的一种好办法。回顾自1929年大危机以来美国历次宏观调控实践，概莫如此。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美国面临严峻的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1933年失业率一度突破25%，美国理所当然地把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充分就业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顺理成章地登场。

1961年肯尼迪执政之后，针对国内经济的低增长和高失业的状况，政府又制定了以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种罕见的双松政策组合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压力。这个问题在约翰逊执政时期非但没有得到缓解，还在黄油加大炮的政策推动下愈演愈烈，这迫使美联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以稳定物价。1961—1969年，联邦基金利率从1.95%一路提高到8.21%。从此，应对通胀问题常态化。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美国GDP增速大幅下降，失业率高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还是把遏制通胀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再考虑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整个70年代，对滞胀问题的解决无力，使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里根政府采纳了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观点，实行大幅度减税，同时紧缩银根，企图通过改善供给结构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两全，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内效果尚可，但第二任期由于高赤字、高利率等问题，调控效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993年克林顿执政后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短期内减税、增加政府投资，同时辅以以高科技产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则保持中性，力求物价稳定。结果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黄金十年，各目标良好地兼容。

2000年小布什执政不久，“9·11”事件爆发，加上网络经济破灭，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美国政府过度担忧经济前景，做出过度反应，再次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军费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和货币政策的双松组合，自2000年起又连续14次降息，至2000年6月联邦基准利率降至1%的历史低点。这极大地刺激了流动性过剩，房地产投机盛行，为后来的次贷危机埋下祸根。到小布什的第二个任期时，经济形势已经恢复，宏观调控又转向了稳定物价目标，并试图削减赤字，从2004年6月开始，美联储又以每次0.25个百分点的速度连续17次调高联邦基准利率，到2006年年底达到5.25%。利率的大幅上扬，成为导火索，引爆了次贷危机，冲击程度超过预期。此后，小布什把烂摊子扔给了奥巴马。

面对来势汹涌的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和失业浪潮，美国政府再次将调控目标锁定于经济复苏和促进就业，2008年10月奥巴马政府出台了7000亿美元紧急救助方案，2009年2月又出台了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相较于小布什，奥巴马新政更为详尽，为了促进就业复苏，奥巴马实施了减税和增加投资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超发货币来力促本币贬值，以刺激出口。时隔六年后，至2013年美国经济基本复苏，就业也有较大的增长（虽还低于预期水平），美国各大股指也不断地创出新高，经济似乎已走出阴影，在此背景下，美联储提出将渐进地退出QE，再次回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

根据历轮调控实践，美国经济运行的安全区间是，经济增速约2%，失业率在4%之内，只要在这个安全区间内，稳定物价就是首要目标。

与美国类似，欧洲宏观调控也是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并在经济运行遇到较大冲击时兼顾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以进入21世纪后的调控实践为例，2000—2004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各国纷纷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前者以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为主，后者则是连续性的降息，从2001年开始，欧洲央行连续7次降息，截至2003年6月，基准利率已下调到2%。在2005年经济复苏后，欧洲央行迅速调转矛头，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通胀压力。从2005年12月开始欧洲央行连续8次加息，至2007年6月基准利率回升到4%的高位，通胀率也回到了2%以内的合理区间。

日本自1985年广场协议后陷入了日元升值所引起的衰退，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以挽回经济颓势，并于1986年11月和1987年2月先后两次调整法定利率，由原先的5%降低到历史低点2.5%，同时广义货币增长率在1987年也由8%增长到12%。流动性过剩加剧了股票和房地产的投机，其价格在短短几年内上涨3倍。为了防止物价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1989年日本当局又重新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并将法定利率提高到4.25%。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为防止石油价格上涨可能引发的通胀，日本当局又进一步采取了预防性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将法定利率提高到6%，导致资产价格暴跌，日本经济陷入了90年代的持续衰退。直至2001年小泉上台时，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小泉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结构性改革，处置不良资产、理顺市场机制的作用渠道。在货币政策方面，为防止通货紧缩，又重新启动了扩张性政策，1999—2004年，利率始终维持在零利率的水平。对此，日本央行强调，只有确认日本物价止跌反弹，且恢复到正常水平时，才放弃零利率政策。直到2006年，日本央行在确信经济已经企稳后，才放弃了5年多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总的来看，在稳定物价这一核心目标方面，欧洲执行得相对坚决，而美国和日本带有一定的相机性，且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格林斯潘倡导的先发制人和连续微调政策发挥了较大的稳定物价的效力，但源于对华尔街利益的过度袒护，美联储只注重稳定一般商品的价格，而忽视了资产价格的稳定，这是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对通胀问题的过度谨慎、对投机性资产价格的纵容以及20世纪90年代资产价格破灭，也反映了在政策取向上与美国类似的特点。

二 中国宏观调控目标的历史沿革与约束条件的变化

鉴于自身的特殊国情，中国宏观调控设置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机抉择的目标体系，即先设定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目标，当物价运行于合理范围内时，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只有当物价出现异常波动时，才运用非常规的调控手段来稳定物价。应该讲，在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目标处理办法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但今天中国宏观调控的约束条件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微观传导机制和要素市场的变化可能会对传统的目标平衡方法构成挑战。

（一）中国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机抉择的目标体系

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百废待兴，基础弱、底子薄的问题很突出，要想让国民收入的各个分配主体（包括财政、企业、居民）增加收入，只能靠把蛋糕做大，经济增长成为国家发展中最为迫切的问题。从1984年我国有初步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开始，这基本上成为共识，也构成历轮宏观调控的主线。今天，一个默认的共识就是，如果经济增速低于7%，那么，很多问题就可能会爆发出来。

实际上，中国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就业压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压力一直很大。就近年来的情况来看，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要达到1200万以上才能满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如前所述，创造新增就业岗位主要靠经济增长来实现。而对于中国来讲，要创造一个新增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长的要求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小，在相当程度上，就业仍是通过工业部门来实现的。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它们已处于后工业化时期，不论是产值还是就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很高。据统计，2009年，OECD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73.6%，最高的是英国，超过了78%；最低的是日本，也超过70%；而中国截至2012年年底只有44.6%。至于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发达国家也普遍超过70%，而中国目前只有36.1%。一般而言，工业部门的就业弹性普遍小于服务业（丁守海，2009）。既然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就业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就业弹性较小的工业部门，那么，同样的就业目标就只能靠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来实现了。反过来讲，西方国家可以在较小的经济增长率下实现既定的就业目标，实践中可以看到，近年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2%左右的较低水平，也没有出现大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欧美国家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失业对个人的冲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这也强化了整个社会对失业的承受能力，但对中国来讲，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备，社会对失业的承受能力弱。这些因素都强化了中国对高就业的依赖，并进一步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

中国宏观调控以经济增长为主线，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在每一次的国家发展战略部署中都会规划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目标，而通胀目标则没有这个殊荣。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提出了倍增的目标，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目标要求中国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7%。这可以视作一个长期目标。又如，在每一次五年规划编制中，也会涉及经济预期目标的问题，其中，在十二五规划下，2011—2015年的经济增长年预期目标大约为7%。这可以算是中期目标。此外，每年两会期间政府部门也会宣布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比如2013年定为7.5%。这又可以视作短期目标。从长、中、短三个维度全面规划经济增长目标，足见它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位置，说它居于核心位置，应该毫不为过。

但中国的宏观调控也不是遵循单一规则的，与西方国家类似，它也属于相机抉择的类型，即当物价运行在安全空间时，以经济增长为调控的主线，物价一旦脱离安全的轨道，比如发生恶性通胀或出现通货紧缩时，则将调控目标立即转向稳定物价。从改革后七轮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大体是符合这个规律的。

第一轮是1979—1981年。当时出现了改革后的第一轮经济过热，就运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直接调控手段进行干预。到1981年经济增速降为5.26%。

第二轮是1984—1986年。也是经济过热导致物价的大幅飙升，1985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9.3%。当时采用了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由于运用得还不够娴熟，成效不大。到1986年物价指数仍维持在6.5%的较高水平。

第三轮是1987—1990年。1987年的经济增速达到11.57%，物价也在闯关，1988年CPI达到18.8%，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催生了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通胀问题。国家为了治理经济过热，稳定物价，加大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使二者松紧搭配相互协调。虽然仍然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的，但提出了“实行总量控制的同时，突出结构性调整”的任务。1990年经济增速降到3.83%，是改革以来的最低点。虽然物价调控成效显著，但“一刀切”使经济出现了硬着陆。

第四轮是1993—1996年。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及十四大召开之后，我国经济再次出现过热的势头，投资与消费需求急速膨胀，1993年的经济增速达到13.5%，与之相伴的是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金融秩序的混乱，1994年CPI指数达到24.1%。鉴于之前硬着陆的教训，本轮调控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分步骤、分阶段地推进，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1996年CPI指数降为8.3%，但经济增速仍维持在9.6%的较好水平。

第五轮是1998—2002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此冲击之下，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经济减速和改革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而且这一时期，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深化期和调整期，国企下岗职工增多，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为遏制经济下滑势头，国家采取了需求干预管理，并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互搭配的组合。经过长达四年的调控，经济增长速度由1998年的7.83%平稳上升到2002年的9.1%，同时也有效地扭转了通货紧缩的局面。

第六轮是2003—2007年。2003年，我国彻底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速重新回到两位数的时代，虽然经济运行出现了局部过热之争，但基本上还算平稳。宏观调控采取了财政和货币“双稳健”的政策组合。中国经历了改革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稳健特征最明显的一次中性调控。

第七轮是2008—2012年。2008年年初，中国借鉴美联储的先发制人策略，着手准备防止经济过热，确定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调控思路，但9月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部署，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严重衰退，中国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东南沿海很多出口导向型工厂关闭，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政府出于对经济衰退与失业的担忧，与2001年的美国当局类似，采取了稍显过度的干预措施，财政政策导向从年初的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则从从紧转向适度宽松，打出的组合拳力度很大。在财政政策方面，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从2008年9月25日起，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仅11月27日一次基准利率就下调了1.08个百分点，力度之大，实属罕见。除此之外，还取消了实行将近一年的商业银行信贷额度控制。在如此猛烈的调控下，经济迅速企稳，2008年当年的经济增速成功维持在9.6%的高位，2010年又重返10.4%。但带来的问题也很严重，与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防止“9·11”事件带来经济衰退以及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防止广场协议带来升值衰退时所采取的过激干预后果类似，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大量资金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投机性领域，不仅触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也蓄积了大量的资产泡沫。财政赤字、地方债务以及银行系统的风险，对接任的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并迫使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场自2013年以来启动的改革背景，与2001年日本小泉内阁时期有一定的相似性。从目前来看，调控的效果还可以，但在长期内究竟如何，还要假以时日。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如果不包括自2013年以来的这一轮变革，改革以来的7轮宏观调控中有4轮是以遏制过热、稳定物价为主旨的，有两轮是以保增长为目的的，还有一轮是中性的。虽然在数量上前者略微占据优势，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宏观调控是以稳定物价为核心目标的，因为从时间跨度上看，历轮物价调控都是在经济严重过热、物价出现了严重问题的非常时期才不得不启动的，它具有非常规性，不具有连续性，更不是调控的常态，持续时间也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88年价格闯关所引发的治理整顿。历数每一次的价格调控周期，持续时间都在1—2年，一般不会超过3年，物价压下来之后又立即回到经济增长的主题上。而在两轮保增长的调控周期中，持续时间都不少于4年。

（二）中国宏观调控约束条件的变化

1．微观主体与传导机制的变化

宏观调控都有一个传导机制的问题，调控信号必须通过某一渠道影响到各个微观主体的行为，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就以货币政策为例，不管是以货币供应量还是以利率为中介目标，最终都是通过影响微观主体（如企业）的资金成本来对其行为（如投资）产生引导作用的，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价格机制的传导。所以，美国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就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货币供应量逐渐地过渡到利率，因为相较于前者，利率的作用来得更直接。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微观主体必须关心这些信号并对其做出灵敏的反应，否则调控传导机制就会失效，调控目标也会落空。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但当时企业已经呆滞，80年代的过度投资使产能严重放大，他们对低利率信号失去了兴趣，不会再争取资金来进行实业方面的投资，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过剩资金只能流向投机性领域，所以调控并没有达到目的。小泉内阁上台的时候，银行又成了一个呆滞的主体，泡沫经济的破灭严重挫伤了银行的信贷积极性，只有重塑这个主体，才能疏通调控政策（如窗口指导）对银行乃至企业行为的传导渠道，他们从处理不良资产入手，通过税收优惠等举措，加速了重建银行的过程。

反观中国，这个问题要更复杂一些。中国企业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传统上，体制内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调控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所以，政府在实施调控政策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以国有企业为载体，通过影响它们的行为来对经济运行施加影响。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信贷扩张就主要是输送给了国企。但源于体制上的弊端，国有企业对价格信号的反应未必很灵敏，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政府当初的调控意图。而对于体制外企业来说，正好相反，它们对价格信号的反应灵敏，但又很难得到调控资源。应该讲，很多时候宏观调控的效果之所以差强人意，微观主体的缺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微观主体缺失相伴随的就是，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违背了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政府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既踢球又当调解员。实际上，从1984年开始，在历轮宏观调控中，政府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的行为就屡见不鲜。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中，政府直接勒令国有企业，哪些员工可以下岗哪些员工不能下岗，以此来阻止下岗职工的泛滥。另一个例子就是在物价飞涨的时期，政府直接下令冻结物价，或者叫约谈企业。越俎代庖的结果不是过犹不及就是矫枉过正。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将无法准确地获知微观领域的信息并及时作出最有效的决策。

正因为如此，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可能是扭曲的，尽管从表面上看结果似乎是一样的。经济过热本来应该通过提高利率来降低企业的投资冲动，减少对要素的旺盛需求，降低要素价格的上涨压力，进而平抑物价。但实践中，只要发改委一道文件就将价格控制住，表面上价格是稳定了，但实际上暗流涌动，只要政府一松手，价格就会报复性反弹。前几年房地产调控，就见证了这种情况。

今天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人们又重新认识到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向服务型职能的转换以及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可以预见，这将有助于培育出符合市场规则的微观主体，价格对经济增长的反应也会更快，而不会轻易为行政机制所干扰和掩盖。

2．要素市场的变化

经济增长与物价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通过要素市场来传递的，比如，经济过热先引起要素（如资本和劳动）供求的紧张关系及价格上涨压力，再通过成本加成定价机制迫使最终产品价格上涨，所以，要素市场的情况会对宏观调控目标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而近年来，中国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一场微妙的变革。一直以来，中国农业部门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为工业部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因此，被视作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典型特征。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21世纪初，但从2003年年底开始，沿海地区一些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开始遭遇招工难，在原来的低工资水平下，很多企业招不到人或招不足人。2004年这一现象逐步扩散，从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扩散，从劳动力输入省份向传统的输出省份扩散，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民工荒现象。值得一提的是，民工荒并不是一个暂时现象，自2004年爆发以来至今已持续十余年，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富士康内迁郑州招不足工人，要通过技校的实习生来解决缺工问题；每一年开春之后各地展开的劳动力争夺战，都是真实的写照。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持续转变，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对此，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蔡昉（2010）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劳动的剩余格局正在终结，并开始穿越刘易斯拐点。这个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少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劳动剩余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即便在劳动剩余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源于劳动供给曲线的特殊形态，中国仍可能会出现劳动力供给的相对不足，就是说，劳动剩余与劳动供给不足完全有可能是并存的（丁守海，2011）。简单地说，不管中国是否正在穿越刘易斯拐点，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正在终结，劳动力条件开始转向有限供给。对于这一点，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在未来一段时间，劳动力的供给潜力可能还会继续收窄，它不仅表现在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方面，还会反映在全口径的劳动年龄人口上。据统计，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为9.37亿，比上年减少345万。这种绝对数量下降的趋势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要素市场的收紧在其他一些要素方面也会有所体现。就以土地为例，多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耕地被大量侵占。据不完全统计，仅1997—2003年，耕地面积就从19.5亿亩锐减为18.5亿亩。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一直把粮食安全问题放在很高的战略位置，18亿亩红线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硬杠杠。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对土地的旺盛需求丝毫没有减弱。据估计，未来几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用地缺口至少在1亿亩以上。如何弥补这个缺口是各地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棘手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国土资源部甚至于2005年10月下发了《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它试图通过与土地增减挂钩来解决土地矛盾。实践中，就是先把农民的宅基地收走，然后恢复为耕地，再按占补平衡的原则，在其他地块划走相同面积的耕地，转作建设用地，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也引起了很大争议。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到2020年全国要通过土地整理和复耕的方式来补充土地5500万亩。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解决土地缺口的一半。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要素比如能源和环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供求矛盾也会越来越突出。关于能源紧张、环境成本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不再赘述。

要素市场的上述变化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认为，它们可能会对宏观调控各目标之间的关系产生冲击，并加剧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就以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为例，在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即便经济过热（相对于潜在的水平），也只会引起资本要素的需求缺口和资本品价格的上涨，而不会引起劳动要素的需求缺口以及工资上涨。在改革后至民工荒爆发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尽管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扩张，但农民工工资基本维持不变，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其结果是，经济过热只会通过资本品价格传导到最终产品价格上，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力度有限。这时，比较容易兼顾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但是，当劳动力条件转向有限供给后，经济过热就不仅会引起资本需求缺口和资本品价格上涨，还会引起劳动要素的需求缺口和工资上涨。民工荒爆发后，农民工工资进入上涨的快车道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过热就会同时通过资本品价格和工资同时向最终产品施加压力，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兼顾二者之间的平衡就会变得更困难。

三 约束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平衡关系的冲击检验

我们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基于第三代菲利普斯曲线的检验发现，从2005年之前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转向有限供给后，产出缺口从原来只能引起资本品价格的变化转向能同时引起资本品价格和工资的变化，对最终产品价格的冲击也明显地强化了。这说明，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开始加剧。

（一）模型设置与数据说明

经济增长对物价的影响可以用第三代菲利普斯曲线来加以反映。从原理上讲，经济增长对物价的影响是先通过产出缺口（实际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之差）来影响要素需求缺口，再通过后者影响要素价格，最后再通过成本加成定价机制对最终产品价格施加影响。所以，我们要检验两层关系：一是产出缺口对要素价格（此处即工资）的影响变化。如果前面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在劳动力条件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后，产出缺口对工资的冲击应该会从无到有地显现出来。二是产出缺口对最终产品价格的影响变化。在劳动力条件转向有限供给后，它对最终产品的冲击程度也应该强化。为检验这两层关系，需要设置相应的模型。

我们将借鉴Gordon（1996）三角模型来检验产出缺口的价格效应，其影响因素包括：①需求。它反映在产出缺口上，但从产出缺口到价格调整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这既可能源于合同价格的交错调整也可能源于原材料等存货的缓冲，因此还应引入产出缺口的滞后指标。②外生供给冲击。这个指标在不同模型下的设置办法不同，下文会具体进行阐释。③价格变化率的滞后指标，引入它们是为了控制价格自身的惯性调整力量以及那些系统性的遗漏变量的干扰。

下标t代表时间，我们以1992年第三季度至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宏观季度数据为样本。被解释变量π为价格变化率，它分两种情况：①如果考察产出缺口对要素价格（工资）的影响，则此处被解释变量为工资指数。我们用各个季度单位从业人员的总薪酬除以从业人员数得到平均工资，再计算出季度环比工资指数ω。②如果考察产出缺口对最终产品价格的影响，被解释变量采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参照陈彦斌（2008）的做法，我们用季度内各月环比指数连乘就可以得到季度环比。对于2010年之前的环比PPI，可以先从中经网数据库查阅到月度同比PPI，再与2010年的月度环比指标结合，推算出月度定基指数和环比PPI。

解释变量S为外生供给冲击信号，它也分两种情况：①如果考察产出缺口对要素价格（工资）的影响，考虑到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各个部门的劳动供给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决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工资对务农收益的相对差额（Lewis, 1954），反过来，务农收益会对工业工资产生连锁压力，因此引入务农收益的指数agr作为冲击指标。从中经网数据库可查阅到自1996年第一季度以来农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以它作为农业收益的代理指标，并计算季度环比指数。②如果考察产出缺口对最终产品价格的影响，则结合Gordon（1996）所提供的框架范围，同时，借鉴丁守海（2012）处理办法，用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指数来表示。通过Wind资讯网先获得每日期货价格，再计算季度平均值，进而算出季度环比指数。

gap为产出缺口，在两类模型中都要用到这一核心指标。在计算产出缺口时首先遇到估算方法的问题，而各种方法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为了保证其可靠性，我们借鉴丁守海（2012），同时使用HP滤波、BK滤波、CF滤波、卡尔曼滤波四种经典的方法来分别估测，再对这四种方法的检验结果进行比较。在估测时，首先要用到季度GDP数据。我国自1992年开始进行季度GDP核算工作，但又于2004年和2007年进行了调整。1992—2005年的季度GDP数据从《中国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历史资料1992—2005》中获得，2005年之后的数据则取自中经网数据库。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和名义GDP可以推算出以1992年为不变价的季度实际GDP，再用Cencus X12方法对季度实际GDP进行调整。

交叉变量D × gap用来比较不同劳动力条件下产出缺口价格效应的变化趋势。时期的划分体现在哑元变量D上。我们以劳动力条件已明显转向有限供给的2005年为分水岭（因2005年之后农民工工资上涨趋势已日渐明朗）：在2005年第一季度之前的样本作为基准期样本，D均取0；其后的作为比较期，D均取1。两个时期产出缺口对价格变化率的影响差异表现在系数ϕ上，如果ϕ＞0，则说明相对于基期，比较期产出缺口的价格影响力出现了强化；反之亦然。

关于上述各滞后项滞后阶数的选择问题，多数研究表明，产出缺口对价格的滞后影响一般认为不会超过一年，所以滞后期大多在四个季度之内（比如Gali & Gertler, 2000；陈玉宇、谭松涛，2005）。我们也参照这个办法，对产出缺口的滞后阶数选择四期，但是对于被解释变量以及攻击冲击的滞后阶数，为了不过度损耗模型自由度，我们参照陈彦斌（2008）的做法，滞后阶数只取一阶。

（二）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的影响变化

从表4—1可见，当把四种滤波方法所得到的产出缺口代入工资指数方程中时，ωt-1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约为0.6，说明工资波动具有较强的惯性力量。但对于外生冲击来说，各模型中agr及agrt-1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农业收益并未对非农部门工资产生明显影响。这可能与中国工农业部门的收益差距过大有关，对农村劳动力来说，务工所得的工资可能要比务农收益高出数倍甚至十余倍，在此情形下，农业收益难以直接牵动工业工资的波动（丁守海，2011）。

gapt-j、D × gapt-j是我们最关心的变量，利用前面所讲的计算方法，从它们的系数可以估测出在四种估测方法下基期和比较期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的影响。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最终的测算结果进行了归纳，合并到表4—2中。

其中，总影响是将各个滞后期的影响加总后得到的结果。从表4—2可以看出，在HP滤波方法下，基期（对应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的总影响系数是0.495，说明1个百分点的产出缺口会使工资指数上升0.495个百分点。到比较期（对应于劳动力有限供给条件），这一影响略升至0.591。在BK滤波方法下，基期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的总影响系数为-0.33，说明在基期，产出缺口非但没有使工资指数增加，反而使之下降，只不过程度很小。在比较期产出缺口的总影响系数大幅上升，达到7.202。在CF滤波方法中，产出缺口的总影响系数为0.167，比较期的总影响系数为5.836，影响的扩大趋势非常明显。在卡尔曼滤波方法中，基期产出缺口的总影响不显著，而在比较期总影响系数达到6.72。总的来说，在上述四种滤波方法中除HP滤波方法不太明显外，其余三个模型都能验证自2005年之后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的影响明显强化。至于HP滤波方法，诸多研究证明，它对产出缺口估测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要次于其他三种方法（杨天宇等，2010；丁守海，2012），因此我们更倾向于采信其他三种滤波方法下所得出的结论，即接受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的影响强化的结论。

（三）产出缺口对产品价格指数的影响变化

类似于前面的处理方法，我们利用核心解释变量gapt-j、D × gapt-j的系数先识别出基期和比较期产出缺口各滞后变量对产品价格指数的影响，再把各滞后期的影响加总起来得出总的影响，并进行比较。结果归纳于表4—4中。

从表4—4可以看出，在HP滤波方法下，基期（对应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产出缺口对价格指数的总影响系数是5.137，就是说1个百分点的产出缺口会使价格指数上升5.137个百分点。到比较期（对应于劳动力有限供给条件），这一影响变为5.048，影响程度出现了略微的下降。在BK滤波方法下，基期产出缺口对工资指数的总影响系数为1.951，在比较期总影响系数升至3.411。在CF滤波方法中，基期产出缺口的总影响系数为1.7，到了比较期，总影响系数为2.825，影响扩大了1.125。在卡尔曼滤波方法中，基期产出缺口的总影响系数为2.312，而比较期总影响系数为4.122，扩大了1.81。可见，在上述四种滤波方法中，除HP滤波方法外，其余三个模型都能证明自2005年之后产出缺口对产品价格指数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强化趋势。同样，由于HP滤波方法的可信度不足，我们更倾向于接受其他三种滤波方法所得出的结论。

四 结论与启示

由于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国过去以较低的通胀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做法将难以为继，这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机抉择的调控目标体系提出了挑战。减少对经济增长目标的依赖，同时为解决就业问题而加快经济结构的转换与升级，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调控目标优化的重点。

（一）本章结论的简要小结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一般将宏观调控的目标概括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在中国，十六大报告也明确将这四个目标列入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然而，这四个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特别是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如何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是各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一个长期任务。

本章首先回顾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指出它们解决宏观调控各个目标之间冲突的办法，即先设定一个通胀率的中长期目标，当经济运行于安全区间时，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只有在经济脱离安全范围的非常时期，才启动灵活调控手段来保增长和促就业。尽管从本质上讲，这种目标体系的管理办法也带有相机抉择的特点，但它是以稳定物价为核心的，物价调控是常态目标。

反观中国，通过回顾改革以来七轮宏观调控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与发达国家相反，中国平衡各目标之间冲突的办法是，先设定一个经济增长率的中长期目标，当物价运行于可接受范围内时，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只有在物价出现剧烈波动的非常时期，才启动相应措施来稳定物价。当然，这也是一种相机抉择的目标管理办法，但它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保增长是常态目标。

改革以来，除少数经济过热的年份外，中国均能较好地兼容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以较小的物价稳定的代价，实现了经济增长目标。然而，今天这种情况正在遭遇挑战，这主要源于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约束条件所出现的新的变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劳动力市场所出现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格局正在走向终结，并转向有限供给。

上述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会加剧。其内在的机理是，在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产出缺口只会引起资本要素的价格变化，而不会引起劳动要素的价格变化；但在劳动力条件转向有限供给后，产出缺口既会引起资本要素的价格变化，也能引起劳动要素的价格变化，在成本加成定价机制下，对最终产品价格的冲击力度肯定会加剧。我们基于第三代菲利普斯曲线，利用季度的宏观数据证明了上述结论。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矛盾加剧，将使中国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的平衡变得更为困难。

（二）启示与建议

（1）降低对经济增长目标的依赖，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预期，在更大程度上兼顾物价稳定目标。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冲突加剧，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将越来越大，对价格的冲击会进一步强化。自2008年4万亿元投资计划以来，我国物价压力一直居高不下，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继续谋求高的增长目标，稳定物价的目标将会渐行渐远。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至少在短期内要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预期，摆脱传统上对高增长依赖的做法。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演进趋势。十二五规划期间年均经济增长预期已经从十一五的9%下调为7%。自2012年起连续两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都调整为7.5%。

（2）在调低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就业压力，还要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的结构转换与升级，通过促进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降低就业目标对高增长的依赖，为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创造条件。我们认为，宏观调控并非只从总量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它还应从结构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产业干预。就拿美国来说，在里根和克林顿执政时期分别采纳了供给学者的观点，而减税政策都是带有产业区别性的，所以供给的改善必然会从产业结构转换的角度体现出来。

在日本战后宏观经济的管理过程中，产业政策的运用更是达到极致。就中国而言，不少学者认为，在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中应该加入结构性目标。党的十八大也明确提出要“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不管从理论上讲是否可以把结构优化的目标纳入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那就是，如果调低经济增长的预期，就业怎么办？尽管中国出现了民工荒，但就业问题犹如高悬之剑，丝毫容不得马虎。或许，2013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能提供答案。201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7.6%，比上一年同期降低了0.2个百分点，虽然经济放缓，但就业仍呈良好的增长势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就达到725万，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1万，预计全年能超额完成年初所制定的900万新增就业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中国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与网络经济相关的一些新兴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只有提高国民经济的就业弹性，挖掘好服务业的就业海绵功能，才能彻底摆脱就业对高增长的路径依赖，才能为物价调控腾出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