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的前9章写于1971—1972年，当时我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做研究员，这是一个很小的学术机构，近似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组织。我非常感谢该中心及其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有益的环境来完成工作。第10章是在1969年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的会议上为“乌托邦和乌托邦精神”专题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那次会议发言中的一些要点也散见于其他各章。1973年夏天，我重写了整部手稿。

巴巴拉·诺奇克（Barbara Nozick）对这里所捍卫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异议，这有助于我把自己的观点打磨得更加犀利；另外，她也以无数其他的方式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过去一些年，当我就本书的某些话题反复验证迈克尔·沃尔策（Michael Walzer）的想法的时候，我得益于他的评论、提问和反驳。在该中心期间，我收到了奎因（W. V. Quine）、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和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对整部手稿，约翰·罗尔斯和弗兰克·米歇尔曼（Frank Michelman）对第7章以及阿兰·德舒维茨（Alan Dershowitz）对第一部分早期草稿的详细和非常有益的书面评论。我也得益于同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就竞争性保护机构如何发挥作用所进行的讨论，以及来自波顿·德莱本（Burton Dreben）的建议。在过去的几年里，这部书稿各个部分的许多段落在伦理和法哲学学会（SELF）的会议上进行了宣读和讨论，同这个学会成员的定期讨论是我思想上兴奋和快乐的一个源泉。六年前同莫雷·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的一次长谈引发了我对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兴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同布鲁斯·哥德博格（Bruce Goldberg）的争论使我认真对待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以致想反驳他们，因此导致后来对这个主题的研究。结果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