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逻辑推理

一

黑格尔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维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维的基础。”《易经》作为“抽象思维的基础”是有其独特的概念、范畴和推理体系的。本节拟就其卦爻辞，着重从形式逻辑角度，分析《易经》中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及其推理。

在上一节提及过，《墨经·大取篇》提出：“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说明一个论断要有根据、理由，这就是“故”；要遵循逻辑规律和规则，这就是“理”；要按照客观的种属包含关系来进行推理，这就是“类”。所以，任何一个逻辑推论都是“三物必具”。即一定包含类、故、理三个逻辑范畴。按照冯先生的思想，我们分析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可知：其大前提P→q和小前提P（或q）是得出结论的“根据”，即“故”; P→q之间的蕴含关系就是一个“类”的关系，而任何假言三段论，都必须遵守假言推理的规则，即“理”。

《易经》中的某些假言判断使用了联结词，如《节·六三》爻辞：“不节若，则嗟若。”“则”是联结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那么”，全句省略了“如果”。这样的例子很少，更多的是省略了联结词“如果……那么……”的卦爻辞。如《乾·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补足省略了的联结词，则为“如果君子终日乾乾，且夕惕若，那么，虽厉，无咎”。其他如《谦·六二》“鸣谦，贞吉”，《豫·初六》“鸣豫，凶”等，都是省略了联结词的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形式。

这类省略了联结词的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其前件和后件有无合理的必然的联系？亦即它们之间是否有蕴含关系，并隐含着这种推理过程呢？回答是肯定的。从文字上看，《乾·九三》爻辞是说：如果君子整日兢兢业业，并且夜里也要小心警惕，那么，即使有危险，也可度过。这表明“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与“厉，无咎”之间有蕴含关系。这样，前件和后件之间也就具有蕴含的推理关系。《易经》中这种推理关系是怎样进行和体现的呢？这点要把《易经》的占筮者和问占者双方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易经》本是占筮之书，因之就要有吉、凶、咎、无咎、利、不利等断占辞，这种断占辞充斥了《易经》全书，这些辞语是直接为占筮服务的。抛开其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一点不论，单就其断占之辞，从思维形式的角度来看，它是表示断定的，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推理的结论有相一致的方面。如果我们把爻辞的前半部分（不含占断之辞的部分）看作A，把占断辞看作B，A与B之间具有充分条件的联系，用逻辑符号可表示为A→B。这时A→B之间的推理，是通过占筮者的阐释吉凶，与问占者的认同取舍而形成的。

不难理解，所有求卦的人，对占断的结果都是极为关注的，或吉或凶，或咎或无咎。知道结果后，其选择不言而喻，则是趋吉避凶的。这时作出的选择过程，就已形成了推理的全过程。如上例，求卦者筮得此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得出的结论是“厉，无咎”，其思维形式为：

原因或根据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即“故”;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与“厉，无咎”之间具有充分条件的蕴含关系，即“类”；而其推理是符合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必须肯定前件，肯定后件的规则，即“理”。这与《墨子》指出的“三物具备”是暗合的。

又如《谦·六二》爻辞：“鸣谦，贞吉。”意为：如果有名誉（“鸣”同“名”）而能谦让，那么贞吉；与上例同理，“吉”是由“鸣谦”推论出来的，因为“鸣谦”与“吉”之间具有蕴含关系，同时也肯定前件，肯定后件，符合推理规则。

与结论是吉的相反，《易经》还存在许多结论是凶的。如《豫·初六》爻辞：“鸣豫，凶。”是说：如果有名誉而骄傲懈怠，那么凶。占筮者筮得此爻，很显然，必竭力避开这种“凶”的结果的。“鸣豫”则“凶”，“凶”是由“鸣豫”推论出来的，其推理形式亦为：

这也是符合推理规则的。又如《师·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高亨先生注“臧”为“壮”。兵出必以律，不然，其师虽壮亦凶。李镜池先生释“否臧”为“不善”，指纪律不好。无论哪种解释，都是说行军要有纪律，如果纪律不好，再强壮的军队也会打败仗（凶）。这条爻辞，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师出以律，否臧则凶。由肯定“否臧”到肯定“凶”，也是符合推理规则的。

筮得“凶”卦时，在求卦者的思维中，实际上又产生了另一个推理过程：“鸣豫，凶”，不能“凶”，故，不能“鸣豫”。否定后件，否定前件，也符合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规则。同时，又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上例，结论为吉的卦爻辞，直接对前件都肯定，也具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易经》本是占筮书，怎么又能具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呢？这点需要从卦爻辞的来源找答案。

关于卦爻辞来源问题，自《易传》至今，有多种说法，现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易经》经过漫长的集体努力，在殷周之际，由主管占筮的巫史之官，根据各类占筮的经验，凭借长期积累起来的筮事记录，将许多卦爻辞收集起来，编辑成为一部固定的标准卦书。这些卦爻辞的取材来源大概有这样几种：一是过去一些重大的占筮结果；二是一些奇中或屡中的筮事记录；三是采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经验和对于自然现象、人事变迁的观察所得（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四是运用一些带有初步规律性的、具有哲理意味的比喻；五是采用一些民间歌谣、格言、谚语等等。如果是三、四、五种情形，则是对现实的基本正确的摹写。“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本书在第一章论述过，越是正确的摹写，就越能有效地规范现实，越是有效地规范现实，就越能正确的摹写，即以客观现实之道，还治客观现实之身。《易经》对现实是具有摹写与规范双重作用的。所以说，“鸣谦”与“吉”相组合为命题，“鸣豫”与“凶”相排列为命题不是任意的，而是对现实的正确摹写，同时告诫人们要“鸣谦”而不要“鸣豫”，才能“吉”而不“凶”。这样，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基于此种认识，也说明“鸣谦”与“吉”，“鸣豫”与“凶”之间是存在必然的联系的，即存在着蕴含关系。

断占辞除了出现在卦爻辞的末尾外，还有出现在卦爻辞中间的。如：《屯·九五》爻辞：“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是说，囤积油脂，如果小量搞，则吉，如果大量搞，则凶。这一类大多是由两个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组成的。其他如《比·初六》爻辞：“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等。

在《易经》中，还有一些没有断占辞的卦爻辞，但其结论是不言自明的，这类表示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亦成立。如《讼·上九》爻辞：“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是说一天之内，被多次委任官职，又多次被剥夺官职，反映了贵族互相倾轧的情况，如果筮遇此爻，是凶的。又如《比·六三》爻辞：“比之匪人。”比：阿比，指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匪人：败类。意为：如果与坏人结党营私，结果也是凶的。

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在《易经》中的具体运用是有条件的，一是要把筮者和求筮者双方结合起来，看其思维活动的完整形式；二是要与结果即断占辞联系起来，看其有无结论的产生。若无这两个条件，只表示充分条件的假言命题，而不能形成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如《蒙》卦卦辞说：

 

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吉，利贞。

 

“初筮”后三句，是讲占筮原则的卦辞：只占一次，不问第二次，如果问占者认为初筮不准，再三地求占，便亵渎了神灵，亵渎了神灵就不吉祥，守正有利。卦辞中只包含了充分条件假言命题。

以上分析了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及其推理的特点，为什么不从必要条件方面来分析呢？原因很简单，《易经》卦爻辞的“吉”“凶”等情况，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因为“吉”或“凶”属于不同的卦、不同的爻辞，一般说来，它们的根据条件是不同的。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充分条件的假言命题的前、后件之间的关系是：有前件，就有后件，无前件，不一定无后件，其结果是“多因”的。而必要条件的假言命题前、后件关系是：有前件不一定有后件，无前件就一定无后件。其结果是“合因”的。《易经》卦爻辞中，只有符合充分条件的假言命题及其推理的思维形式，而无必要条件的假言命题及其推理。

二

如前文所述，断占辞是《易经》表示命题、推理的独有的特征。吉、凶、咎、无咎、利、不利等断占辞，细分起来，无非是吉、凶两大类。（可以把利、不利等视为吉、凶的程度上的不同），这样，从类的包含角度来观察《易经》卦爻辞推理的思维形式，又可以分析为直言三段论。

首先，卦爻辞分为两部分，一是直言命题的主项，另一是直言命题的谓项，其中，表示吉、凶的理由和根据的部分是主项，用S表示；表示吉、凶等断占辞是谓项，用P表示，主项与谓项之间便具有真包含于关系，即主项被谓项包含，如“鸣谦，吉”和“鸣豫，凶”两条爻辞中，S为“鸣谦”“鸣豫”，P为“吉”“凶”，S与P之间具有被包含的属种关系，意为：“凡鸣谦皆吉，凡鸣豫皆凶。”

其次，由此出发，不静止地看《易经》卦爻辞，而把占筮者与问占者的实际思维活动形式联系起来考察发现，这是一个省略了小前提的直言三段论：“鸣谦，吉”是大前提，“吉”是结论，省略的小前提是“X鸣谦”（其中X，表示任意一个来问占的人，不定指，对随意哪一个筮遇此爻的人都合适，这一点正体现了《易经》作为标准卦书的灵活性的特点）。恢复为完整的三段论，则为：

同理，“鸣豫，凶”，亦可恢复为：

这两个推理，虽“吉”“凶”结论不同，但其形式是一致的，都是直言三段论的第一格AAA式，即

按照任何一个逻辑推理，都具有“故、类、理”的思想，《易经》中的这一恢复了的完整的直言三段论，也是“三物皆具”的，其大前提如“鸣谦，吉”和小前提“X鸣谦”是得出结论“X吉”的根据，即“故”; S、M、P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吉”的“类”的包含关系，而这个AAA式的直言三段论，是遵守三段论的公理的，亦即“理”。

需要补充如下几点。

第一，这种“类”的包含关系，较比前文分析的蕴含关系更为直接、简单，在原始思维的形成初期，在卦爻辞的产生初期，先民们的思维方式，主要是取象的直觉思维方式，通过对无数个“鸣谦”而“吉”，“鸣豫”而“凶”的事例的观察、归纳，最后抽取出来，以卦爻辞的形式，表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命题，那么，在同一文章里，把同一条卦爻辞既论述为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又论述为直言三段论，这是不是矛盾的呢？当然不是。

首先，立论的角度不同，充分条件假言推理，是将卦爻辞理解为省略了联结词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从蕴含角度来分析的；后者是看作省略了小前提的直言三段论，着重从类的包含关系来分析的。其次，现代谓词逻辑把一个全称直言命题可转换为一个蕴含式∀x（Fx→Gx），意思是：对于所有事物来说，如果X是F，那么X是G。这向我们提示了直言命题与蕴含式、与“类”的包含关系上是一致的，其推理都是在“类”的基础了进行的。再次，就思维发展的水平来说，“蕴含关系”比直言三段论稍高一个层次。这就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殷周之际的先民们，究竟是否具有运用“条件蕴含”这样的认识事物关系的抽象思维能力？我们认为：他们已经初具了这种能力。虽然当时的生产力不是很高，但较比前人，奴隶制兴盛时期的科学知识是提高了许多的，天文、历谱中具体运用“术数”的技能技巧已相当严密，二进位制的运用所产生的六十四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这标志着先民的抽象思维已经开始，所以，卦爻辞反映的推理形式仍很稚嫩，在殷周之际与其说是直言三段论，毋宁说是假言三段论。笔者在此提出来，以期得到指正。

第二，以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为前提，运用于具体人事上，指示问占者以吉凶，则产生了推理，同时，对于问占者又具有很强的规范作用。

第三，《易经》中具有断占性质的那些属于“说事之辞”的卦爻辞，从“吉”“凶”两大类的包含关系的角度分析，所有推理形式都具有直言三段论的第一格的AAA式的形式。

然而，我们毕竟是用形式逻辑中的假言推理、直言三段论来“套”《周易》古经中的推理形式，虽能分析如上，仍不失其牵强，细究《易经》之思维方式与逻辑方法主要还是取象思维和比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