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变通与变革

变通思想在《易经》中无处不在，它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发展、变化”的观念。在“变通”的同时，《易经》还强调“变革”，这为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走好自己的路，奠定了扎实的传统文化的根基。

一

《易经》中的变通观是由变易思想逐步发展形成的，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这是先民们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刻体认以后抽取出来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观念。变易，首先体现在《易经》这部古老典籍的名称上，《易经》以“易”名书，就含有变化之义。

《易经》阐明变易之理不是目的，目的是在变易过程中求通达，即所谓通权达变，趋吉避凶，进而把握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之规律。这就使得《易经》中的变易思想又向前迈了一步，进人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变通。此时占筮的人们认识到了只有变通才能适应，才能更好地生存的道理。这样，我们便可以剥掉《易经》占筮的迷信的外壳，进而在哲学层面研究它。对于变通观念，《易经·系辞》进行了高度概括：“《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趣时者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等，这些论述，均指明了变易与变通的关系。可见，变通的基础是变易，变通是变易的升华。

在由变易到变通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体，那就是阴阳二爻、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我们知道，阴阳两个爻画“- -”“—”是构成八卦及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厦的两块基石。先民们认为阴阳交互配合而生万物，这里就已经充满了变易的道理，然而先民们的思维没有停留在这一阶段上，又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阴阳两爻画的交互配合要有一个程序或模式来容纳、来说明，于是天才般地用这两个爻画组成了八卦及其六十四卦。若静止地看，八卦及其六十四卦不过是阴阳爻画的排列组合，实则不然，通过演绎，变化万千，构筑了先民们玄妙的思维模式，而卦的图式，又向人们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对此《易传·系辞》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变而通之以尽利”，即变通三百八十四爻以施利于万物。

变通的观念是贯穿于六十四卦始终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十四卦，每一卦都含有变通的观念。现以六十四卦的起始卦和终极卦为例，简要分析如下。

六十四卦的起始卦是《乾》卦。本章第二节提到过，李镜池先生在肯定了闻一多先生把“乾”解为“斡”的同时，又考据“乾”为北斗星之专名，认为“乾”象征天体，旋转、运动、变化之意。《乾》卦的卦爻辞多次发现出现龙字，并且详尽地描述了龙由潜藏到飞腾的过程。传说中的龙的德行是变化莫测、隐现无常的，这一点反映了《易经》变动不居的主旨。然而《乾》卦并未简单地停留在变易的表象上，而是透过变易的表象，启示人们去悟出“变则通”的道理，即由“潜龙勿用”一变而“见龙在田”，再变而“或跃在渊”，三变而“飞龙在天”。变化之中寓通达之理，即由“勿用”而“利见大人”。终卦是《既济》《末济》两卦，“既济”和“未济”卦名即表明了六十四卦没有终结，仍然在变易着，因为“变则通”。

二

在起始卦和终极卦中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卦，一是《鼎》卦，二是《革》卦。由于这两个卦阐述了变革的道理，使得《易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变通、变革观念的体系。

《鼎》卦，是讲养贤的道理。人求生存要变通，才能趋吉避凶；社会求发展要变革，才能不断进步，走向文明。而变通与变革的首要因素是人，尤其变革的关键是人才的培养，所以《鼎》卦启示人们要启用贤能，方能除旧布新。初六爻辞说：“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同时，要知人善用，否则，如九四爻辞所说：“鼎折足，覆公饣束，其形渥，凶。”因为小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足以担当重任，必须排除，否则，任用不当，必然招致灾祸。这正如《易传·系辞下》所言：“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可见人才在变革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在社会变革实践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革》卦对此予以了回答：变革者要顺天应民，取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即《革·九五》爻辞所说：“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同时要求在变革中要彻底革新，努力前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六二爻辞）；并且在变革成功之后要让民众休养生息，不可好大喜功，逞强迈进，否则便会招来凶险，即上六爻辞所示：“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曾论及此卦说：“革，是更革之谓，到这里须尽翻转更变一番”，“须彻底重新铸造一番，非止辅苴罅漏而已”。点明了《革》卦所揭示的“变革”之激烈。而《象传》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则更深刻地要求变革者要存诚守正，取信于人。

应当指出，“变”是《易经》所揭示的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变通”则要求人们顺应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不断地调整个人的行为方式；“变革”则是要提高生存质量，改造社会，以求社会发展并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所以，“变”“变通”“变革”是先民对自然的、社会的、人类自身发展的高度总结，是先民们仰观俯察、不断摸索、不断深化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向人们昭示了一个道理：要适于生存、趋吉避凶，就应解放思想，不断调整自己，才能走好自己的路，促进社会发展，即努力实践，努力去“变通”“变革”。

那么“变通”“变革”的途径是什么？或者说实施“变通”“变革”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在《易经》中的答案，便是要求人们自强不息。《易经》时代的先民们，把“变通”“变革”的观念，用之于社会，认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应该“天人合一”，效法天道而不断变化向上，刚健自强，奋斗不息，故此，《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思想，到了孔子那，则成了他的高尚人格的核心，并以此去鼓励人们追求高远的目标，为崇高的理想去献身。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对此又向前发展并明确指出：“生，吾所欲也；义，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刚健自强的信念和追求，培育出中国历史上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明末东林书院的联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无一不是求变自强，并从朴素的忧己而升华到忧国忧民，形成了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

德国学者马尔库塞曾说过：“观念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是它可以改变人，而人是可以改变世界。”“变通”“变革”的观念改变了中国人民，因而也改变了中国。从古至今，概莫能外，这是《易》学文化精神在当今仍极具实践价值的地方。

“变通”“变革”观念，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不说商鞅变法，也不说王安石、张居正，单是在近代的国家民族危难之时，便充分体现了“变革弊政，以求自强”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心态，这种心态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永不枯竭的“内驱力”。魏源所说的“人人有自强之心，人人为自强之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是真实的写照。

《易经》中的“变通”“变革”观念，在历史上虽然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但却始终没有达到彻底改造社会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提出来，一是“变通”观更多地进人了人际交往的领域之中。典型的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言：“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傍通”即“变通”，也就是善于应变。久而久之，加上中国人好面子，便使得中国人处世讲求圆到、不伤和气、不扯破面皮，使你学会“变通”，学会如何在不动声色之中巧妙地妥协，在不伤和气的氛围中出奇地达成谅解……凡此种种造就了中国人性格中圆熟、油滑的一面。虽然在许多情形下，绕道而行才是最近的路，但是这只适于人际交往的论域中，而不适于社会变革。二是“变革”观念在几千年的实践过程中，虽然在原始的思维框架基础上不断完善、不断充实、不断升华，但却始终取得不了圆满的改造社会的成果，主要的原因是其科学性不够，即不能产生更科学的理论武器为改革家们所掌握，加之庞大的封建官僚体制的束缚，最终只能滑向改良主义道路，虽然在高唱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变革弊政”的最响亮的音符，但却始终没能弹奏出最新、最美、最强劲的时代乐章。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后人在承继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有大的突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富裕起来。他们的革命实践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了解中国，结合国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能不说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最明智的选择。而这明智选择的强大的驱动力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内容之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总之，《易经》中的变通观、变革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改革精神的理论框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促使中国历史不断进步的理论之一。与时俱进，“变革”精神，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业的今天，仍闪烁着无比灿烂的光芒，仍具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认为，这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具实践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