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稳定

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剧烈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从来不抱乐观态度。西方政治学家们往往认为：首先，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动必然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和人口施行有效治理的内外环境。快速的经济成长、急速的现代化或城镇化无一例外会对既有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极大冲击；社会经济层面的剧烈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利益关系调整，会极大地加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和摩擦，并不断加深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传统政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国家能力上存在“短板”。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权在适应剧烈社会经济变化方面的行动裕度有限；这种能力欠缺反映在日常政治层面上，往往就表现为政府在面对社会的结构与利益诉求的快速变化时往往措手不及、行动迟缓，致使矛盾激化、政权认受性受损，最终威胁到国家总体政治的平稳有序；甚至在大规模群众运动来临时应接不暇、进退失据，最终造成政权倾覆、社会动荡。

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看来，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将无可避免地伴随着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国家失能、革命浪潮和政权易手；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似乎是永远不可并肩而行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整个20世纪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也未能为此提供成功的解决方案——对西方政治学来说，在急速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乃是人类一道恒久的难题。

的确，世界历史表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于既有政治秩序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但同时又是具有威胁性的。无论是经济腾飞、现代化还是市场经济改革，这些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往往都带来社会阶层关系的急遽变化、利益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整，转型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的阶级阶层和压力团体在政治版图上的日益跃升，新的经济诉求、文化诉求、政治诉求日益多样，新形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断获得新的集结机会和空间，新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论述也初现端倪。同时，对外开放和市场转型也必然导致政治国家既有的、赖以实施管治的资源基础发生变化。简而言之，当政治国家无法再完全控制人民的衣食住行，政权也日益需要因应新的权力基础，对旧有的控制手段、管治方式和政治话语进行适时的调整和革新。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和政治国家主动的对外开放也必然带来外部世界对国内政治影响和干预的常态化，以及外来价值观体系的传播和对既有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格局的侵袭。这些新的变化，都无可避免地对政治国家及其维护的政治秩序带来巨大威胁，政治不稳定成为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的常态。这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急速的经济基础转型变动中成功保持上层建筑的高度适应性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总体稳定性，就成为了国际学术界急于寻找答案的重要疑问。作为21世纪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究竟如何在经济腾飞、现代化转型和市场经济转轨“三管齐下”的大变动时代保证国家政权的安全和政治社会秩序的安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如何在大规模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中保持和不断提高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和治理水平，有效防止大规模、颠覆性群众运动的产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何适应和应对现代化和市场化转型大潮所产生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课题？在全球范围内“反体制”的青年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处理自己与国家新的一代年轻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保持青年群体对政治国家的支持和共融？以及中国对面临全球化和互联网革命时代多方压力的国内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并保证由庞大人口组成的国内社会的长治久安？

一方面，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从东欧、中亚到中东地区，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的反政府运动浪潮给有关各国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革命浪潮过后，政权易手、社会纷乱、战乱频仍。同期，逐渐高涨的激进伊斯兰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形成日益严重的日常威胁。从巴黎到安卡拉，从伦敦到新德里，世界总体政治环境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处于很不平静、极不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奥巴马时期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以及特朗普主义下美国内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加深了全球政治、外交和军事形势的不稳定程度。在如此动荡的全球政治和外交环境下，中国得以保持国内政治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变动的时代保持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奥秘，是笔者通过田野调查研究所要讨论的核心议题。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一样，这个政治上的奇迹理应是21世纪“中国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