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现代西方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困境

从19世纪到20世纪，伴随着以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现代西方世界体系在全球扩张起来，现代西方的发展模式及其自我确证的理论也广泛地传播开来，这一理论与实践扩散的效果甚至使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把西方式的发展道路看成了贯通过去、指引未来的普遍之物与普世之物。即使这一发展模式的困境和矛盾不断暴露，许多人也仅仅把它们看作不可避免的小瑕疵，因为，据说人们没有其他的发展战略可供选择。然而，战略的选择不仅要以对当下战略格局的认识为前提，而且要以深谋远虑的眼光贯穿过去与未来。

现代西方的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对世界有冲击力的政治经济体系，形成于西欧特有的基督教政治文化之中，历史学家们往往将之称为欧洲的神学—政治困境。基督教虽然通过垄断书写和教化的权力为后罗马的西欧蛮族戴上了“鼻环”，但也给西欧的政治整合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西部教会和东部教会的最大区别就是，东正教接受了更多的希腊罗马精神而能够通过古典时代政教合一的公民宗教传统积极支持一个统一帝国。西部教会则因为被君士坦丁堡长期遗弃于蛮荒的西方，而高度强调教会垄断教牧权，甚至是最高统治权。西欧的教皇党与皇帝党的纷争不仅充斥于意大利半岛而且深入每个城邦和君侯国家内部。其结果是，君侯们和教廷并非没有建立统一帝国的战略构想，比如他们都期待过建立一个能够统一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其努力的结果很不理想，正如伏尔泰所说，欧洲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一些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们为了摆脱困境，干脆放弃了建立一统帝国的梦想，推出了主权理论，希望至少把分散在城市、教会和封建领地的法权收纳进有限地域的“主权国家”之中，以期给欧洲带来更可靠的和平。从后来者的眼光来看，欧洲由绝对君主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正是现代欧洲政治体系形成的过程，但是，对历史进行中的形势来说，至少在17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掀起30年战争和宗教迫害之前，是建立帝国还是民族国家并非早已定案。正在西欧犹豫不决之时，奥斯曼土耳其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掌控了地中海与东方贸易的咽喉——博斯普鲁斯海峡，西欧人只好一路向西寻找生存空间。与上述政治过程相互交叠，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经济体系的扩展路线也正在形成之中，随着后续历史中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彭慕兰（Pomeranz）所揭示的中国和日本的勤劳革命——域内贸易和现代西方的工业资本革命——远程贸易的东、西方分叉才具备了基本的历史条件。

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200年正是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三种力量促成欧洲封建国家经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期，也正是西方现代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形成时期，而战争则是促成这一转变过程的核心动力。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欧洲这两百年正是战争爆发最频繁的地区，无论是城邦国家、封建君侯国家、教皇国，还是后来衍生出来的绝对主义国家，无论是王位继承战争还是宗教战争，无论是海上争霸战争还是陆上争霸战争，用霍布斯的话来说，欧洲的大小国家不是在战争之中就是在准备战争之中。战争要求统治者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国家战争机器的配置，火药、枪炮和战船等高效能武器并不能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得，而必须通过物理和化学的方法整合进人为的工程而“制造”出来。培根那句“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并不是在说人们通过知识能够领略自然奥秘之美，而是在说，征服自然的技术知识能够把大自然不愿意随便释放出来的能量通过“制造”而“为我所用”地释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不仅极大地推进了资本向工业的集中，而且促进了工业发明及其应用。战争还深刻改造了西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持续的战争要求国家持久地增强榨取社会财源和征募人力的能力，所以，欧洲国家的等级议会不得不经常性召开，等级议会又不得不逐渐向工商业第三等级开放。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所滋养的新社会力量使战争的动力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日趋残酷的战争又使得国家不得不以民主法权的形式吸纳资本和动员国民；结果，作为资本和暴力集装器的欧洲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了，而那个从东地中海到大西洋延伸开来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体系也被西方多元的政治结构分割并整合进了新的生产结构，也即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

许多赞赏现代西方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家都对现代民族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做过理论阐述，但是，对它们作为完整体系模式的困境却少有着墨。在他们看来，古典政治哲学把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太过理想，而更加现实的现代政治哲学则把人性中的激情、欲望从理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既找到了最容易实现的人性，也为社会维系提供了一个更坚实的普遍基础。从这样的现代政治哲学中演绎出的国家理由、人民主权、自由等概念成为民主、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理论内核。上述现代政治哲学的人性意见，可以大体上划分成两类：一类如霍布斯和洛克，他们认为人性中的激情意气（thumos）是一种过于狂热的想象力，它应该被还原到更加基本的人类自我保存的欲望；另一类如卢梭和他的信徒，他们认为激情意气可以被引导向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激情意气的位置应高于人类自我保存的欲望。无论哪一类学说，个体权利的优先性都是其关键的理论枢纽。从这里出发，民主理论所主张的是个体政治权利的优先性，工业资本主义主张的则是个体经济权利的优先性，即为了更好实现自我保存，通过劳动和交换获得财富的优先性。从这两种优先性推论，安全是国家的最低理由，自由的更高理由则要求君主主权国家必然要过渡到人民主权国家，人民主权最后要扩展到全球，与此相应，所有人类个体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不仅应该而且在事实上都能得到保障。的确，从个体的自然权利出发必然要求建立一种普遍同质的世界秩序。但遗憾的是，个体幸福完满实现的许诺在现代性方案的扩展中遭遇到十分矛盾的历史困境。

保护和发展个体权利的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旦遇到区域性政权就产生了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种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依托在区域性政权上，恰恰使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所许诺的个体自然权利的普遍实现成为不可能。民族国家分立的现实不仅没有走向普遍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而且使人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竞争日趋激烈。民主力量的发展使主权在民的概念建立起来，人民主权国家才是最纯粹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意识之下，传统君主统治下的贵族、平民等不同的身份等级都被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那就是“人民”（people）。民主的概念和主权的概念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被明确地联系起来，并通过法国大革命传播到整个欧美世界。民主许诺给个人的政治权利并不是乖乖地在“利维坦”的绝对君主制下臣服，而是成为主权国家所依赖和动员的力量，从而战争也由“国王们的游戏”转变为“总体战争”。民主和地域性政权的结合产生了政治民族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地域性政权的结合则产生了经济民族主义。本来，那些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思想家们把经济权利看作一种建立在个人自我保存权利基础上的普世的东西。自由放任的要求最理想的是以全球为统一的工厂和市场，如果说这一理想太高远，那么至少要在现实中从两个方面向这个理想努力：一方面是尽量扩大经济单元的面积；另一方面是尽量降低不同经济单元之间的交流障碍。但民主和主权国家政治运动的兴起，不仅打碎了英式新帝国，也瓦解了哈布斯堡、奥斯曼和俄罗斯等旧帝国的秩序。民族国家在统一自己的国内市场并争相实现工业化之后，又展开了以国家为单元的工业政策竞争。那个本来是世界工厂，以全世界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的英国，转而也开始重弹重商主义的老调，因为它已经不是世界市场的主人了。新兴的工业国则不仅仅进行常规的经济竞争，还把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设定为国家政治及对外政策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和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共谋的产物。那些力图以战争与老殖民国家较量，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新工业国，暂时被战胜国遏制住了，但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逻辑并没有被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改变，这导致更大规模、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不得不深思：两次世界大战是不是有着同样的内在动力呢？现代西方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是不是为这种人性动力的扩张提供了同样的政治经济结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