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百年嬗变

现实主义既是一种创作方法，又是一种文学思潮。人们普遍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就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原是西方的文学观念，20世纪初引入我国。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最先使用了“理想派小说”“写实派小说”的称谓，这是我国最早区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言论。1915年，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3号上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开始真正论及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他说：“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变为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此后，由于我国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历史传统和20世纪中国特殊的国情等多重原因，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形成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文学思潮。在20世纪中国百年文学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经历了多重畸变和变异，也经历了多次的“恢复”和“回归”。研究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嬗变，对反映20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探索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和21世纪文学的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 现实主义最初的引进与发展

由新文化领袖们引进和倡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文学研究会等一大批文学社团、刊物身体力行，很快初具规模，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此时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高扬“为人生”的口号，强调文学与人生社会的密切关系，力图说明文学应承担社会批判的使命。因此表现人生、改造人生就成为20世纪2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大旗。这一时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强调文学改造社会的现实作用，突出平民在文学中的地位，表达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时，逐渐放弃了西方现实主义创作的“旁观者”姿态，鲜明地表达文学的人民倾向。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很快和果戈理、别林斯基等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倾向一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并力图运用自己的艺术活动来影响社会的历史进程。以鲁迅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成为此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鲜明标志，鲁迅的《呐喊》《彷徨》和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冰心等人小说创作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对当时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推动作用。

20世纪20年代是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时期，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外，还有以郭沫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李金发、废名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只是这个时期文学思潮多元中的一元。

二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历史的嬗变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由于受苏联“拉普”和日本“左”翼文学的影响，现实主义文学此时的表现状态经历了三个阶段：“革命文学”的论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引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介入。现实主义融入了全新的时代精神，其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

“革命文学”本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树起的一面大旗。“革命文学”明确高扬文学的阶级性，主张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强调文学就是宣传。他们认为，文艺的特殊化就是思想的组织化和情感的组织化，即所谓的“组织生活论”。他们过分强化阶级意识和宣传功能，从而导致文学作品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脱节，抹杀了文学创作的美学特质。因此，引发了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的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像创造社那样从组织生活论出发，使文学沦为单纯的宣传工具，就是“踏着 ‘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茅盾也不满意创造社、太阳社由“组织生活论”推导出来的“文艺宣传工具说”，尤其是那种在作品中“正面说教似的宣传新思想”的“标语口号文学”。革命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进入中国后的首次变异。这场论争并未真正解决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发展中的变异问题，却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文学的发展埋下了历史的隐患，成为20世纪60—70年代“伪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源流和理论基础。

1930年，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在苏联召开，正式认可并推行“拉普”派所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很快，“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便成为“左”翼文学“法定”的创作方法，成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30年代的又一变异状态。

“拉普”派理论家们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把世界观和创作观混为一谈，用世界观代替创作方法，并视浪漫主义为主观唯心主义，要把浪漫主义摒弃在艺术殿堂之外。中国“左”翼作家并未完全照搬“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左”翼作家注重表现社会革命斗争的重大题材，揭示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出现了一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歌颂工农觉醒和自发斗争的作品，增强了文学反映现实的深刻性和战斗性。但由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本体的局限，此时的文学创作题材比较狭窄，有的硬塞进一些抽象的政治说教，使作品拖一条“光明”的尾巴；有的忽视典型人物和人物心理的透视，使作品概念化和人物脸谱化；甚至还出现一些完全为迎合某种斗争需要的“应景”式作品。“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限制和阻碍了现实主义的深入发展，并为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从属于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创作范式。

1932年，联共（布）中央发布改组文学艺术团体、撤销“拉普”机构的决定，开始批判“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同时开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如下的概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很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占领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领地。一些“左”翼作家开始摄取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通过典型环境的渲染和典型形象的塑造，描写社会真相，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与作品风格的多样化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过分追求作品的社会价值，弱化或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特点和审美特性。过分的政治化也使生活真实的丰富性变得单一和失真，使典型性变成了作者政治理念的代言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被第二次文代会确定为新中国过渡时期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思潮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外，还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如新感觉派小说、现代诗派，有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如创作社小说、乡土文学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虽然是比较重要的一元，但依旧是多元中的一元。

三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两种状态

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分野出两种状态：一是“七月派”的理论和创作，一是工农兵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中国文坛上，“七月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以胡风为代表的“揭示 ‘精神奴役的创伤’”和“高扬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是现实主义理论在此时的重要发展。“七月派”主张关注残存在人民群众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要求作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作品的批判力量。同时，“七月派”还主张同步追求社会功能与审美意识，并在诗歌、报告文学、小说的创作上，作了很好的实践和探索。在诗歌创作上，呼唤主观战斗精神，表现人物精神奴役的创伤，在“七月派”后期的政治抒情诗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如绿原的《哑者》、阿拢的《纤夫》等塑造顽强的战斗者形象，强调生命的力量、生命的体验。在小说创作上，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就是一个血肉丰满，有着强烈求生愿望的女性，作品既写她肉体的饥饿，又写她精神的饥饿，在她身上，张扬着原始生命力，用胡风的话说是“用原始的强悍碰击了这社会的铁壁，作为代价，她悲惨地献出了生命”。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工农兵文学思潮是一股发展迅猛、影响深远的文学潮流，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解放区的特殊发展。工农兵文学是以工农兵为描写对象、服务对象的文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学。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工农兵文学作了简洁的概括：“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工农兵文学在《讲话》的指引下，为抗战服务，讴歌胜利，号召人们在屈辱中奋起，在血与火的搏斗中换来祖国的新生。解放区作家大量塑造传奇抗日英雄形象，创作出一批深受欢迎的抗日英雄传奇小说。他们在文学形式上，普遍采用人民尤其是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文学观念上，自觉为政治服务。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发展，使解放区文学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工农兵文学对政治过分贴近，甚至把文学功能阐释为具体政策的宣传品；过分强调“歌颂光明”，不能描写和反映革命内部的“阴暗面”和“黑暗”；过分强调学习民族民间形式，忽略向世界文化的学习，从而造成文学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片面化。当时，王实味、丁玲、艾青、萧军等人认识到工农兵文学的这种弊端，试图在理论上或通过创作指出这种弊端和缺陷。例如，对歌颂与暴露问题，丁玲就主张既可歌颂也可暴露。她说：“有人说边区只有光明没有黑暗，所以只应写光明；有人说边区是光明的，但太阳中有黑点，太阳应该歌颂，黑点也不必讳言；有人说这问题不合适，不应该把黑暗与革命并列，只能说批评缺点。我以为这个表面上属于取材的问题，但实际上是立场与方法的问题。所谓缺点或黑暗问题也不是词句之争。假如我们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是写黑暗也不会成问题。因为黑暗一定有其来因去果，无损于光明，且光明因此而更彰。”但在当时特殊情况下，他们的理论和创作不仅没有使工农兵文学倡导者们有所改进，反而受到了批判和挞伐。工农兵文学思潮是现实主义思潮在特殊时代的特殊状态，后作为新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左右了新中国文学30年的发展。

四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畸变与一元化独尊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依附超文学力量，完全排斥其他的文学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逐渐成为“独尊”乃至唯一的文学思想。在这一时期，除浪漫主义还偶有提起之外，其他文学思潮都销声匿迹。由于政治体制的更加统一、集中，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不断中心化，现实主义因此严重畸变，直至完全丧失其本真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按照极“左”路线炮制、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瞒”和“骗”文学。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嬗变与三次文代会和几次文艺批判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确定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20世纪50年代初文学创作明显继承20世纪40年代延安工农兵文学思潮，是解放区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延续。从此，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尤其是狭隘地为政治服务方向被写进文件，成为束缚新中国文学发展近30年的桎梏。第一次文代会单方面地强调学习和推广解放区的文艺经验，忽视广大国统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优秀现实主义传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力量。

第二次文代会于1953年9月—10月召开，大会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这无疑是从世界观的高度给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文艺作品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性的前提下，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第二次文代会以后，我国当代文学的政治色彩和倾向更加突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唯一合法的创作方法。

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两结合”）的创作方法，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将其正式认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最好的创作方法”，从而取代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所谓的“两结合”实际上是强调“浪漫主义”，是为当时大跃进文艺提供理论依据的。大力提倡粉饰现实及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出现了“人神同台”“人鬼同台”和所谓的“畅想未来”的文学作品。因此，粉饰生活、拔高人物、神化英雄成为六七十年代的主要创作倾向。

在这三次文代会之间，文艺界开展了多次思想批判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有三次：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三次文艺思想的批判，把学术问题看成政治问题，开了以群众运动和政治批判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的先河。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对胡风文艺思想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全面批判运动。胡风文艺思想是提倡现实主义文学的，但在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认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解释等方面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较多相左地方。这是现实主义自身多元化发展的一个表现，纯粹是学术问题。但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很快变成一场政治斗争，把胡风及其追随者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酿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错案。这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实质上是文艺领域的政治运动。它们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地背离学术精神和文艺批评原则，并给文艺工作者画定了不准逾越的界线：一，文艺必须严格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严格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创作，如有背离，胡风便是下场；二，现实主义理论必须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解释，如有异议，必然遭到挞伐和批判。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本身都如此限制，当然就更别说采用现实主义以外的其他方法了。因此20世纪50—7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只能是单一的工农兵文学。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他们首先将所有的文艺都打入“黑线”之列，继而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套集教条主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于一体的大杂烩式的极“左”文艺思想。所谓“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根本任务论”以及“三突出”原则，把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生活变成了单调枯燥的公式，把生动复杂的人物变成两个对立阶级思想观念的符号。这里已完全没有什么现实主义可言了。如果说，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对现实主义的某些方面有所强调、有所限制、有所扭曲的话，那么，“文革”期间，现实主义的生命完全被扼杀，而作为专制文化奴婢和帮凶的“伪现实主义”则肆虐成灾。

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虽然经历如此多的畸变和变异，但是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十七年的文学主潮，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革命斗争历史题材和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本身的严重缺陷，加上政治对文学日渐趋紧的钳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越来越政治化、庸俗化、畸形化。其主要表现为：（1）主题先行。以方针政策来图解、演绎生活，将丰富多彩多样化的生活统统纳入敌、我双方斗争的框架之中，将同样丰富多彩的人物按照阶级划分来设计，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多重性被概念化、公式化、雷同化。（2）以倾向性替代真实性。以所谓“反映生活本质”的教条来回避、掩盖、粉饰现实生活与政治宣传并不一致的真实性。革命战争、革命历史是一片“净土”；现实农村是一片“艳阳天”。至于革命战争中的残酷、现实中的苦难或讳莫如深或视而不见。（3）人物塑造方面，以主要人物来表达政治倾向和图解现实，“神话”英雄人物。（4）艺术表现手法单一，情节雷同，美学底蕴严重不足。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极“左”路线的泛滥和文学领域庸俗社会学的恶性膨胀，这种文学思潮被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供奉在现实主义祭坛之上。现实主义的美学性质和精神以及文艺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断被阉割、扭曲，直至“文革”期间，彻底沦为“瞒和骗”文学。

五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恢复和深化

进入新时期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得以恢复和发展。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重大的调整。198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了前30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开始了把现实主义从畸变和扭曲状态恢复过来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界开展了恢复、坚持和发扬现实主义的讨论，深入批判“文革”中“假、大、空”的伪现实主义，引发对以真实性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一些问题的反思。从1954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1957年批判“写真实”以来，真实性长期成为禁区。新时期之初恢复文学真实性也就成为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的第一要义。“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创作潮流，对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起了重要作用。作家们努力通过文学寻找更直接地进入社会的途径，以实现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干预。“恢复”或“回归”现实主义成为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主导潮流。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及其批判精神，在揭露“文革”以及极“左”思潮对我国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的过程中复苏，在反映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得以恢复和回归。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的反思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冲击，使现实主义不再像往日那样处于“定于一尊，攘斥百家”的地位。它必须通过与其他创作方法共处与竞争来发展自己，现实主义也因此而得以不断“深化”。作家们普遍认识到，19世纪以来的经典现实主义并不是今天必须固守的唯一模式，现实主义在与其他创作方法和艺术流派的碰撞与融合中，必须创造出新的形态，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因此，现实主义广泛吸收非现实主义的手法，突破传统的单一模式，逐渐形成了多样化形态。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是题材意识的淡化，文学不再局限于反映重大社会生活事件，小说的思想与情感之于现实及社会问题的关系也不再那样直接，而变得曲折和深层化；其次，是对人的描写开始从“英雄人物”转向“普通人”直至“人的存在状态”，对人的刻画不再仅仅表现人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而是探讨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等恒久性的课题；最后，是文学传达途径的大幅度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形态方面：它既保持传统现实主义的某些基本描写方式，如广义的“故事性”，描写的“写实”，人物刻画的“求真”等，又引入许多非现实主义的因素，如生命的直觉描写、意识流的心理刻画等，这种充满了包容性的叙述特点，使现实主义在80年代具有新的、更丰富的形态。

六 多元化格局中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浪漫主义的萌发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新时期文学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浪漫主义思潮的萌发及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股颇有声势的文学潮流，是新时期文学中引人注目的现象。80年代初，张承志以《黑骏马》开始了他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乌热尔图的《七插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冯苓植的《驼峰上的爱》等作品，表现出回归大自然和回归传统的倾向。另外，梁晓声、叶辛等人的知青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返回青春意象，汪曾祺、刘绍棠等人的乡土风俗文学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80年代初“寻根文学”的出现，其将形式环境虚拟化，人物性格精神化，艺术细节象征化等特征进一步激活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潮流。

现代主义在新时期的崛起，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生活背景。从最早一些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和“朦胧诗”的崛起，到意识流小说、现代派小说、新写实小说、先锋派文学、新历史小说、新生代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另类写作、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表明现代主义文学已成为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

虽然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非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新时期形成蔚然大观，但现实主义文学依旧贯穿其中，并在文学的多元化格局中得到很大的发展。在1993年的长篇小说热潮中，《白鹿原》《废都》《曾国藩》等都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优秀作品。在1995—1996年出现的“新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回归”的创作思潮中，出现了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谭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前年后》等具有发展观、开放观等新特点的现实主义作品。在90年代的主旋律文学和精英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比如“五个一工程”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要都是现实主义作品。近期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倡廉文学”，主要运用的也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仍然是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

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时期文坛客观上已形成多元化状态，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已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以前处于“一元化独尊”的地位。随着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和发展，随着新写实小说、先锋派文学、新生代文学、新女性文学、另类写作、网络文学等多种文学流派的交替兴盛，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开始从原先的一元化独尊的位置上被挤兑下来，而成为多元中的一元。实际上，现实主义地位的这种变化，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属于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本相。文学发展的多元化不是仅仅在现实主义一家的内部的发展（如1956年短暂的文艺春天），而应该是有多种文学思潮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多元化格局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春天。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中国的百年嬗变，反映了中国20世纪百年历史中，文学在各个时期与社会、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既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强大生命力，又揭示了现实主义文学过分依附政治的弊病。这一过程告诉人们，多元化是文学发展的方向，是文学的生命力之所在。现实主义文学只有恢复文学的本来面目，在文学的多元化格局中才能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