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浪漫主义表现——论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的发展

一 浪漫主义乡土小说在新时期的发展

中国乡土小说发展的历史源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乡土小说，以直面现实、直面生活的态度描写乡土的现实；二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主义乡土小说，歌颂乡土的纯情和美好；三是以周立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乡土小说，寓时代风云于诗情画意之中。本文主要研究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的发展与成就，探讨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的现实基础与文化内核。

浪漫主义小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渐衰落，此后，随着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真正的浪漫主义文学基本销声匿迹。进入新时期后，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深化以及现代主义小说的出现，浪漫主义小说也成为和现实主义分天下的重要一元，成为新时期非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思潮。一般来说，许多人都把现实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称为新时期小说的三足，把三者并立起来，但是现代主义小说比较复杂，包含了现代、后现代等多种状态，在新时期还有许多无法归类的小说形式，比如网络文学等。因此，我把除现实主义之外的所有小说流派都称为非现实主义小说，浪漫主义也属于这个范畴。

浪漫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初萌发，并很快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逐渐发展成为一股颇有声势的文学潮流。20世纪80年代初，张承志以《黑骏马》开始了他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乌热尔图的《七插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冯苓植的《驼峰上的爱》等作品，表现出回归大自然和传统的倾向。汪曾祺、刘绍棠等人的乡土风俗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返回传统的意象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80年代初“寻根文学”出现，其将形式环境虚化，人物性格精神化，艺术细节象征化等特征则进一步激活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潮流。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实主义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现代主义小说（如意识流小说、现代派小说）初试锋芒而大获成功。社会转型使巨大的历史变革与深固的传统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主体意识的增强足以使作家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现象作出自己的情感的判断，在这样的历史进程和情感氛围中，寻找和描绘在记忆里的过去，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现代化、商品化进程中对传统美与善的亵渎和毁弃，处于物欲和商品挤压下，用浪漫主义来追求淳朴的情感和心灵的自由，在现代文明的水准上重新发现和感悟辽远的过去和广漠的自然，在现代人情感和精神匮乏的过程中追寻性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是浪漫主义小说思潮出现的第一个原因。

浪漫主义小说思潮出现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对具有强烈政治化倾向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拨。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有形的政治桎梏已被打碎，但无形的“政治情结”仍然禁锢着包括作家在内的人们，新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仍然是在政治前提下的写作，只不过“政治”属性变化了而已。现实主义小说依然是唯一的审美方式和审美形式。因此，一批不满意政治对文学的束缚而期望文学有所超越的作家，开始进行浪漫主义小说创作，他们对文学的超越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内容上超越政治性束缚，二是在形式上超越现实主义成规，从而打破政治是文学活动唯一的出发点和归宿。文学对于政治观念和政治内容的表达具有极大优越性的束缚，使人们能在张承志的“草原”和“青春”中感受人伦的温情和饱满的人生体验，能在汪曾祺的高邮水乡嗅到田园乡土气息，能在贾平凹的商州大地领略到意趣飞扬、拙朴空灵的道家意韵……这些浪漫主义小说的出现使文学真正成为审美的文学。

浪漫主义小说出现的第三个原因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对文学一味西化的反拨。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批作家弘扬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髓，试图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图景，为全球化增添独特的色彩。这批作家就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的人们，他们创作的寻根小说、乡土风俗小说、知青小说以其特有的中国特色，弘扬民族主义精神、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学魂，试图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展现具有中国鲜明本土特色的一元，从而使全球化成为具有中国独特声音的多元化的格局。

新时期浪漫主义小说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是乡土小说，乡土小说退避政治，寄情于过去了的乡情、乡思、乡俗，去表现民间贩夫走卒的俚俗谐趣，古代文人隐士的流风遗韵，自然田园的闲情逸致。把那些以往被政治和“历史”排除在外的美好人和事告诉人们，用花草虫鱼、饮食男女、琴棋书画、苍云白日、小桥流水代替以往的政治主题，表现乡土小说回归审美主体的倾向。汪曾祺从古人所说的“为文无法”中为小说的“散文化”找到了根据，如《破戒》《大淖记事》；何立伟以唐人绝句和中国文人画为楷模，把小说当诗来写，如《白色鸟》《一夕三逝》；贾平凹学习陶渊明、韩愈、苏轼至曹雪芹、蒲松龄等的作品，从中悟出“空灵”的意韵，如“商州系列小说”……这些具有纯粹中国特色的浪漫主义手法，和那些极力学习西方现代、后现代方法的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二 浪漫主义乡土小说在新时期的超越

新时期乡土小说从历史传承上来说，主要有两种传统：一是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田园小说，沈从文歌颂原始与蛮荒，以批判现代都市文明；讴歌淳朴的风土人情，以抨击都市文明对素朴人性的破坏。这一点在新时期以汪曾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小说中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尤其是在摆脱文学政治性的束缚上，乡土风俗、人伦温馨、素朴情感的描绘成为新时期浪漫主义小说的主要武器。二是周立波的潇湘风情小说，作品用优美的笔触描摹了自然朴素的民间生活，展现了湖南乡村醇美和谐的风土人情，并细腻地描写了农民的文化心理、伦理风俗的深层变化，寓时代风云于诗情画意之中，创造了一个乡土风俗画式的艺术审美空间。周立波的乡土小说创作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在现实主义的描绘中凸显浪漫主义特色，主旨还是现实主义的。因此本文探讨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范畴主要是以第一种传承为主。

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情感方面：在现代文明和古老文化和蛮荒大自然之间倾向后者。往往把后者置于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加以肯定、讴歌、赞颂，并赋予隆重的理想化色彩。（二）取材方面：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背向现实，面向过去。描写古老的传统、遥远的过去、逝去的青春。在政治和人性之间，退避政治，反映人性，描写那些被排除在政治和历史之外的花草虫鱼、饮食男女、琴棋书画、苍云白日、小桥流水等。（三）艺术表现方面：经常运用浓郁的抒情、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深邃的意境、隐奥的象征等手法，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具体分析，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第一，表现和发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民族文化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这三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们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特质。浪漫主义小说思潮中的寻根小说和乡土风俗小说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成为他们作品的灵魂。他们“返回”到民族传统文化，在颇具浪漫的描述中为自己伟大的民族文化而深深自豪。“一种混合着诗人心灵变化多端的想象和轻快、洒脱、飘逸的幻想，在同一部作品中将近处和远方、今天和远古、真实存在和虚无缥缈结合在一起，合并了人和神、民间传说和深意寓言，把它们塑造成为一个伟大的象征的整体。”一部分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和发扬儒家文化。汪曾祺以“世道人心”为自己的创作目的，在他的作品中着力歌颂我们民族的以仁爱之心待人、互相帮助、扶危济困、淡泊自守、通达正直、讲求名节等特点。张炜的作品则以儒家文化反观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儒家的伦理道德在寻根小说思潮中作为一种民族命运的思考，并表现了传统的仁义观念在历史巨变中的延伸和变化。另一部分作家则着重表现道家文化，以老庄朴素博大的精神与自由的活力展示自在自为、自由庄重的人性思想。因此，阿城的《棋王》《树王》中，宇宙、自然、人高度合一，带有鲜明的道家意味。

第二，描绘和展现地域文化。浪漫主义思潮中寻根小说和乡土风俗小说以不同的人文地理区域的风情文化营造风格，以各自不同的地域文化展示独特的民族风俗画，这些作品以鲜明的地域特色，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以江南的自然山川、历史风情作为文化背景，通过“最后一个”的形象，表明他对古老文化、地域文化的留恋与怀旧，也表明他以地域文化和古老中国传统文化为骄傲的创作本质。他作品中浓郁的吴越文化特色，使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郑义的《远村》《老井》等作品展现了晋地儒家文化的特色，积极、入世、进取，强悍、坚忍，从而使他的作品中人物具有执着、壮烈的特征。杨万牛在屈辱的生活中升华出崇高的人格力量；旺泉和老井村的农民为打井忍辱负重，展现了晋文化坚韧不拔的精神。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具有鲜明的市井风味与北京味，他的作品中展现了许多北京民俗，这使他的作品具有民俗学、文化学的意义，而他作品中人物则浸染着浓厚的京城特色，如那五是北京纨绔子弟的活画像，他身上包含着丰富的没落八旗文化和市民文化。

第三，追求传统的审美意识。中国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重感觉、重意境、重简约、空灵、含蓄、淡雅、重炼字、炼句，以及追求人与自然的融合（即“天人合一”）、表现对自由境界的向往、挥洒主观情感、扩张想象力和创造力等。追求文学民族化的作家以这些中国特有的审美意识为指导，创作出一批具有中国独特的浪漫主义审美意识的作品。何立伟说：“西方尚理，东方崇情。西方人凭脑子驰笔，东方人依心臆挥毫。固然无分厚薄，但私心所爱，仍是东方民族所注重的一个 ‘情’字。试想我们民族多少永不为时间尘砾所埋没的优秀瑰丽的篇什，莫非以情动人，且以情见长啊。”贾平凹也说：“从而悟出要做我文，万不可类那声色俱厉之道，亦不可沦那种清糜浮华之艳，‘卧虎’，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正是我求之而苦不能的啊。”《白色鸟》《一夕三逝》《商州初录》《棋王》《受戒》等作品都是这种审美追求的成果，从而使这些作品具有中国特有的浪漫主义美学意韵。汪曾祺从古人所说的“为文无法”中为小说的“散文化”找到了根据，如《破戒》《大淖记事》；何立伟以唐人绝句和中国文人画为楷模，把小说当诗来写，如《白色鸟》《一夕三逝》；贾平凹学习陶渊明、韩愈、苏轼至曹雪芹、蒲松龄等的作品，从中悟出“空灵”的意韵，如“商州系列小说”。在全球化过程中，许多人追求西方现代、后现代手法的审美意识，逐渐全球化而缺少中国特色，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追求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浪漫主义作品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 乡土中国的浪漫主义表现

1．表现乡土风俗的恬静和谐

新时期乡土风俗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汪曾祺、刘绍棠、何立伟和李杭育、郑万龙、张承志、莫言等。前者以汪曾祺为代表，主要描述乡土风俗的和谐与恬静，以此表现浪漫主义的自然和谐、温馨美丽，具有纤巧的、田园牧歌式的特色，表现人与自然的声息相通、心灵相通。后者以张承志为代表，主要描述乡土风俗的强悍、野蛮、严酷，以揭示自然的神秘莫测，从人与自然的对抗中表现出浪漫主义精神。

表现乡土风俗的恬静和谐的浪漫主义小说，以沈从文的田园小说为楷模，退避于政治，偏离那些与政治结合得很紧密的主流文学即现实主义文学，退避于政治浪潮之外的古镇市井，退避于受政治过多侵蚀的乡土民俗之间，这与中国传统文人的退避政治，寄情于江湖有较多的联系，但是退避政治不是不关心政治，只是不如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完全被政治所左右。新时期乡土风俗小说所要表现的是相对于现实主义完全被政治所束缚的生活，一种置身于政治和历史之外的自在生活和自由精神，去描写民间贩夫走卒的俚俗谐趣、古代文人隐士的流风意韵、自然田园山水的闲情逸致；去描写花草虫鱼、饮食男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苍云白日、小桥流水，把那些排除在政治和历史之外的美好的人和事告诉人们。在这些美丽的、令人无限向往的乡土风俗中寄予无限的浪漫主义向往。这些作品中所展现的人与自然的融合、对于自由境界的向往、主观情感的洋溢、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扩张，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

汪曾祺的小说出现后，给人们带来一股特有的清新、飘逸的感觉，和以往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是，他的小说不再表现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也没有那些好像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必须具有的政治性主题，他的作品描写田园旧话、乡土风情、自然的清新、身心的自由、人伦的温馨、道德的纯朴，或化为对乡土的诗话写意、或化为对先人的神话崇拜、或化为对童年的美好追忆……乡土风俗中素朴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在作家心中经过过滤，经过净化、诗化和理想化等浪漫主义手法，显示出独特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神韵。

汪曾祺的乡土风俗小说有《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故里杂记》《晚饭后》等作品，这些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是荷风荇水、春雨秋露，是田园旧话、乡土风情，是淡淡的忧郁和微微的揶揄，是风格的轻快和飘逸。这是在卸去了现实主义文学沉重的政治主题、不拘囿于政治观念之后的浪漫主义风采。汪曾祺的风俗小说主要描写他家乡高邮水乡三四十年代的生活，描写当时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如商人、工匠、和尚、医生、渔夫、小商贩等。这些人物构成了江苏高邮地区那早已过去却令汪曾祺魂萦梦牵的水乡乡土生活。

《受戒》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他自己曾说，这是写的他四十年前的一个梦。作品以浓郁的浪漫主义手法，歌颂和赞美了合乎人天性的纯洁美好的爱情。荸荠庵的小和尚明海和庵赵庄的小姑娘小英子的爱情，宣告了冷若冰霜、扼杀人性的佛门戒律的虚伪破产和人性的胜利。作者把和尚当人来写，和尚也是人，人所具有的情欲和尚都有。汪曾祺在这里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绘出一幅人们不曾见过的荸荠庵风俗图：在荸荠庵里，没有一般和尚庙的清规戒律，明海的师傅们的生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除了普照师叔整日坐在房里不食人间烟火外，其他几个和尚和普通人一样，做和尚只是他们谋生的一种手段，仁山如此；仁海有家眷，在农闲时还到庙里来住一段时间；仁渡是个花和尚，喜欢在姑娘媳妇面前风流打俏，唱调情小调。他们与放鸭人一起聚赌，吃猪肉也不避人，而且年下还杀猪，在庵的大殿上杀，和普通人不同的只是杀之前给猪念一道“往生咒”……明海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他日日跑到小英子家里替她做农活、车水、薅草，和小英子肩并肩站在一个滚子看场，帮小英子姐姐描花样……小英子在薅荸荠时故意用自己的脚丫子去踩明海的脚，明海看着小英子在河滩留下的一串串脚印，心里萌动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小和尚的心被搅动了。明海去善因寺烧戒疤，小英子用船去送他，叫他不要做方丈，也不要做沙弥，并问：“我给你做老婆，要不要？”作品在香烟缭绕的寺庙里，描绘出与世俗红尘一样的饮食起居、七情六欲，热情洋溢地为人性欢歌，满含着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也表现出对个性解放的执着追求，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种浪漫主义的神韵在他的《大淖记事》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小锡匠十一子与漂亮姑娘巧云之间那美好而充满磨难的爱情，那超越世俗、纯洁执着的爱情，有一种憾人心旌、震人心魄的力量。

在他的作品中，还歌颂了那理想化的传统美德。在《岁寒三友》中，开绒线店的王瘦吾、开爆竹店的陶虎臣、画师靳彝甫三人那相濡以沫、艰苦与共的患难情谊令人为之赞叹不已，王、陶为靳凑路费、本钱供他出远门求生，而当他日，王、陶二人小本经营破产，陷入贫病窘困的绝境时，靳彝甫毫不犹豫地卖掉祖传宝物救朋友。在《鉴赏家》中，引当地人骄傲的大人物，名闻全国的大画家、大收藏家，在上海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当过教授的季甸民，却与贩果子为生的叶三相知，叶三识字不多，却有丰富的阅历和相当质朴的鉴赏力，让季甸民大为感动，专门为他作画题款相赠。季甸民死后，画价大涨，日本人高价收买，叶三不卖，临终时叫儿子把画放在棺材里永远相伴。

汪曾祺在他的作品里，构筑了一个优美、平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塑造的人物都扶危济困、淡泊自守、通达正直、轻财重义、讲求名节。这是汪曾祺构造的纯洁无瑕的灵魂世界，是他对世界的理想主义的构图。这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凝聚着他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操、审美趣味和文化期待。他的作品让你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中去咀嚼，让你在民情风俗的天光水色中去体味，让你在作品的意趣氛围行文谴字中去领略，从而使他的这种浪漫主义作品思想意韵隽永、生活内涵丰厚、审美韵味悠长。

2．张扬乡土生命力的激情澎湃

在强悍、野蛮、严酷的大自然中表现人与自然的对抗，在这种特殊的乡土风俗中，展现人与大自然的特殊关系，从而形成与纤巧、田园诗化的乡土风俗小说不同的另一种浪漫主义特色。

在这类浪漫主义的乡土风俗小说中，自然被作家描绘成为一个不言不语、神秘莫测、具有崇高感的威严世界，人在与这威严的世界共生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乡土风俗，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示着生命的伟大。在这些浪漫主义作家的笔下，社会历史的因素被过滤得很干净，蛮荒的自然和狂野的生命合二为一，显出一种亘古的神秘。这类浪漫主义小说展现出的特殊乡土风俗更多的是非伦理道德所能评价的原生形态。这类作品有张承志的《黑骏马》《大坂》《北方的河》，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郑万龙的“异乡异闻”系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邓刚的《迷人的海》等等。人与自然对抗所形成的特殊风俗，在张承志早期作品中得到极大的展示：那茫茫蒙古草原上奔驰的骏马，那难以用现代观念评价的特殊的生育习俗，那如同父亲的北方的河，那最初给他严酷而后给他安慰的大坂、冰峰……都在张承志的精神上打下浪漫主义的印记，使他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领悟中抛弃自己的怯懦、软弱和卑微，在精神上与他所面对的崇高自然一同升华，从而进入新境界。

浪漫主义对生命力的张扬在这类小说中也得到充分的表现。在对生命力的歌颂与张扬中，这类作品主要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原始生命力的展现而表现出来的，这种没有理性、道德和文明的束缚的生命力展示，形成了一种现代人无法企及的特殊的乡土风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作品，就是这种特殊乡土风俗的最好的展示。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里，性爱与死亡、土匪与劫杀充斥其间，既是杀人越货和精忠报国的英雄纵横驰骋的世界又是充满浪漫主义爱情的世界。一个“伟岸坚硬的男子”“我爷爷”和一个“丰满秀丽的女子”“我奶奶”的爱情故事，虽然和现代文明的一些所谓爱情大不一样，但那种生命力的张扬、生命本能的迸发以及对原始生命力的无所顾忌的展示，却具有不同凡响的浪漫主义色彩。郑万龙曾说过：“我追求一种极浓的山林色彩、粗犷的旋律和寒冷的感觉。……我怀念那里的苍茫、荒凉与阴暗，也无法忘记在桦树林里面漂流出来的鲜血、狂放的笑声和铁一样的脸孔，以及那对大自然原始崇拜的歌吟。……在这个世界里，我企图表现一种生与死、人性与非人性、欲望与机会、爱与性、痛苦和期待以及一种来自自然的神秘的力量。”郑万龙在他的《异乡异闻》中借助东北边陲少数民族与移民近乎原始状态的生活场景，描写了人类在残酷、野蛮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从而张扬人的原始的、极富活力的生命力，在他的笔下，“不论是淘金还是狩猎、酗酒还是做爱、掠夺还是虐杀。一任自然法则展开，即使有祖先的遗训、江湖的规则，但说到底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猎物、金子和女人作为生存欲望和生命意志的对象都没有什么差别，都必须以强力去占有，因此男人的残忍和暴戾是野性的，惟其野性才见出生命的新鲜和健旺；因此 ‘桦树林里面漂流出来的鲜血’不仅是死的象征，更是生的象征，不管是刀砍枪崩，一个人的死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生，是战胜了一次死亡的更加强悍的生。这些山野、风雪、莽林、篝火磨砺出的生命依照这人兽共享的原则而延续，于是就有了一代又一代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这些不同寻常的风俗以原始的生命力张扬着独特的浪漫主义内涵。

3．寻找乡土文化之根的深厚遥远

寻根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重要的小说流派，寻根小说的重要特点是通过文化寻根、回归传统来振兴文学，这本身就包含了浪漫主义的期待。表现了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的深层次追求，即对文化本源的追求。“所以寻根作家大都有将环境虚拟化、人物性格精神化、艺术细节象征化的共同取向，这无疑进一步激活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潮流。阿城的 ‘三王’系列和 ‘遍地风流’系列开拓出一种超越现实、回归古典或自然的人生境界，来稀释现实的大苦难、大悲哀；韩少功的 ‘楚文化’小说虽然不乏批判性，但在《爸爸爸》中以瑰丽奇诡的色彩描绘的野蛮愚昧却同悲壮得令人景仰的部族大迁徙糅合在一起，不禁使人对先民的神话生出膜拜之心。李杭育和郑义俱采用写实的手法，但前者为被现代文明所送走的 ‘最后一个’们唱出了深情的挽歌，后者则为民族传统的道德精神举行了庄重的祭祀。总的说来，这些作品中大多可以发现勃兰兑斯说的那种 ‘真正的浪漫的禀赋’。”从这些寻根小说中可以发现其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老庄的汪洋恣肆，道家的淡泊、静虚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寻根小说中有一部分作品就具有明显的道家风范，这类作品的代表是阿城的“三王系列”，尤其是他的《棋王》。阿城用一种静观默察、虚静空明的观照方式写作，以求达到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境界，他采取无所谓喜忧、无所谓褒贬的方式写作。在他的《棋王》中，“我”的父母在运动中被打死，剩下“我”一人到农村去插队，在车站“我”以非常平静的心情看着那些闹闹哄哄、哭哭笑笑的人群，没有如常人那样大悲大痛；在他的《树王》中，对知青们砍树的愚昧之举无所谓贬，对“树王”以身护树的耿耿之心也无所谓褒，依旧用一种心静如水、不动声色的语气描写；在《孩子王》中，在让“我”去教书的时候，大家都很羡慕，“我”没有什么高兴的表现，后来不要“我”教书了，大家都为“我”叹息，“我”也没有什么难受的表情。作者以浪漫主义特有的静虚方式，以自由平和的心境，描绘出自由的境界。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理念化太强、审美化不足的毛病。

在作品意韵上，阿城追求道家的“身心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棋王》中，王一生沉迷于下棋，对其他则清心寡欲，喜吃而不谗，寡欲而无忧，连他的外形也是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王一生强调“吃”，而反对“谗”，因为，吃是养生，谗是超出了养生的需求而追求感官的享乐、追求对欲望的满足。这在王一生和“我”在火车上分别讲的“吃”的故事中得到充分的表现，“我”讲了巴尔扎克的《帮斯舅舅》的故事，王一生说：“这个故事不好，这是一个谗的故事，不是吃的故事，帮斯这个老头儿若只是吃而不谗，不会死。”这实际上就是老庄所谓“弃五色，绝五音，摒五味”的境界。

另外，王一生寡欲，因为寡欲所以无忧，王一生说：“‘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作料，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一些不痛快。”在清心寡欲的基础上，王一生追求的是养性，他以“心”超然物外。他说，书搜走了就看不成了，而棋在他心里，谁也夺不走，他下棋可以不要棋盘、棋子，即使是他一人下九局连环，也是在心里下。他有一副母亲用牙刷把子磨成的棋子，他不让给上面刻子，成为一副“无字棋”，这“无字棋”在他的心里，体现了“棋”的真精神。在《棋王》中作者还追求一种心对身的超越，王一生大战九局连环所体现的就是心对身、神对形的超越：“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下去，黑黑的似俯瞰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那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这段描写体现了阿城对生命的超越世俗、超越现实的理解，其实也是人与天接、天人合一的象征。这种“天人合一”的意韵在阿城的《树王》中表现得尤为充分，该作品首先强调的是自然与人的和谐，自然和人的关系一旦被破坏，人和自然的关系就会失去平衡。作品中那棵巨大的树叫“树王”，那个以树为生命的人“肖疙瘩”也叫“树王”，人与树相伴而生，结为一体，当大树被砍倒时，肖疙瘩也猝然而死，肖疙瘩死后老天连下了一个星期的雨，大雨过后，肖疙瘩的棺木被残根新芽高高托出地面，肖疙瘩的骨殖被埋葬后，不久就长出一片草，开白花，那白花可以医刀伤……这种描写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表现了中国浪漫主义的本质即天人相通、天人感应的内涵。

在其他寻根小说中，也都具有许多浪漫主义的特点。张承志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他的小说跳动着诗的韵律，飞动着浪漫主义的激情。他以诗的激情构思小说，以象征性的描写表达主题。在他早期的小说《骑手为什么歌颂母亲》中，通过一个蒙古族额吉的感人故事表现“母亲——人民”这一浪漫主义主题。在他的《绿夜》《静时》以及他的成名作《黑骏马》中，母亲、额吉、草原的意象叠化在一起，成为他倾心赞美的对象，从而形成一股超凡的浪漫主义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而在他后期的作品中，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达到了物我同一、情景交融的境界。《北方的河》中，主人公“我”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经历始终和北方的五条河的描绘与想象联系在一切，主人公对北方的河的探寻，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理想化的、面向主观、面向自我的超现实的永恒精神。张承志不仅写出了北方河的自然景观、地理特性，而且写出了它们作为中华文化、当代精神体现的精神个性，展现了张承志心中浪漫主义的理想境界。长篇小说《金牧场》虽然是通过主人公的个人经历、心理历程和情感体验来表现一代人的奋斗历程，但作者深层所要表现的是对生命本质的高尚、纯真、热烈、自由的歌颂，表现青春理想历经漫漫长征、冒死迁徙以及物欲诱惑反而日渐执着、苍凉悲壮；表现了一代人的生命本质及对生命的崇拜。张承志说：“生命，也许是宇宙之间唯一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显示本质是一种无比激动人心的过程。”“是的，生命就是希望。我崇拜的只是生命。真正高尚的生命简直就是一个秘密。它飘荡无定，自由自在，它使人类中总有一支血脉不甘于失败，九死不悔地追求自己的金牧场”。“金牧场”是理想主义的象征，是张承志浪漫主义文学的总的概括。

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是在新时期社会开放的形式下，现代社会和现代意识充溢作家头脑中，主体具有与历史和现实抗衡的个体精神时出现的产物，也是文学多元化状态下的产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唤回存活在记忆里的过去，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中的美与善的亵渎、毁弃，从而反抗政治对文学的过分束缚，使文学真正回归文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