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象学（中）

第一节 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和尼采）

克尔凯郭尔与尼采是19世纪的哲学家。尽管他们在世期间，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影响仅仅局限于国内——丹麦，尼采的哲学著作也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在20世纪，这两位在他们的同时代人看来，无非是两个怪人，两个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的危言耸听的预言家，却成为世界性的人物，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哲学所引起的效应。克尔凯郭尔是全面批判自己时代的第一个人，在相隔几十年后从事著述的尼采对传统与时代的批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的批判精神，以及把个人主观体验看作是确定人的真正存在的方法论原则，为存在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如果没有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开拓与倡导，存在主义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德国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曾说，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

一 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是19世纪中叶丹麦神秘主义哲学家，存在主义的理论先驱。他笃信基督教，厌恶黑格尔哲学，痛恨公众的意见，推崇孤独的个体。他的主要著作有《或此或彼》（1843）、《恐惧与战栗》（1843）、《生活道路的诸阶段》（1845）、《非科学的结论性附篇》（1846）。

1. “孤独的个体”

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是反理性主义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理性哲学。他批评黑格尔哲学不重视现实的个人，而只追求一种“超人的本质”或“类”。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一切都变成了纯粹概念的化石。人也是作为概念而存在，是在永恒的表象之下作为一种概念而生、而死。在概念面前，人不过是无差别的抽象物。所以，黑格尔哲学中潜藏着可怕的虚妄。克尔凯郭尔认为，每个人的存在既不可能用理性概念来表达，也不可能从类的存在中推演出来。每个人只能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去存在，因为每个人的存在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实，没有个体自我的存在，也就没有发自个体自我的一切概念。而当个体自我存在以后，每个人的人生境遇又是完全靠自己去体验，谁也无法替代。所以，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

“孤独的个体”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孤独的个体在《那孤独的个人》一书中是指具体的、唯一的个人，并被美化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屈指可数的卓越的英雄人物。而在《致死的疾病》中，克尔凯郭尔将孤独的个体界定为精神的自我。这个精神的自我作为孤独的个体，是一种自己领会自己，自己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主观心理体验。由于孤独个体的存在状态，只是精神的自我与自身发生关系的关系，因而是绝对排他的。所以，精神的自我如果忘记了自己对自己的关系，就会迷失自己，而迷失自己就是精神的丧失。由此可见，孤独个体是指一种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只有个人才能亲自在有限的内心中去无限地进行体验，只有个人才能在体验中领会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其他物没有这种能力，因此，只有个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

如果孤独个体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公众则是虚无混沌。克尔凯郭尔在《今日时代》与《那孤独的个人》两本书中，集中地表述了他对公众的蔑视。在他看来，公众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已。公众的概念就是非真理。公众虽然是一个庞然大物，但只是一个抽象且被弃绝的空虚混沌。当一个人属于公众时，他不能成为自己，也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当一个人成为自己时，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基于对公众的如此看法，克尔凯郭尔指斥他所处的时代弊病就在于集团至上，个人丧失了个性，一切都陷于世俗之中。人不是为达到人生永恒的目标而努力，只是为了某种世俗的目标而聚集在一起。所以，这样的时代没有热情，却充满着抽象、机巧和深重的伪善，是最可怜的时代。因此，他吁求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是永恒的目标，即神，而要达到这个永恒的目标，不是靠集体，而是靠个人。只有个人才能与神发生关系，因为只有孤独的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

2．人生三阶段

人生三阶段以及对这些阶段的选择，是克尔凯郭尔道德伦理学的主要思想内容。而他的伦理道德思想集中反映在《或此或彼》和《生活道路的诸阶段》两部著作中。

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生在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是，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不加选择，而是时代、社会告诉他们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对自己的生命完全采取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他强调当人选择时，要发自自己绝对的主观性，只有发自主体的自由选择，才是真正的选择。他认为至少有三种生活方式可以供人选择，他把这三种可能的生活方式称作“人生道路的不同阶段”，它们体现了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三种不同的道德立场与生活态度。

第一是审美阶段。审美阶段虽然与美联系起来，但克尔凯郭尔把这个字眼用于它的更基本的意义上，即指直接迎合感官欲望需要的东西。因此，审美阶段也是指人的感性与世俗阶段。在这个阶段，没有什么普遍的道德标准与确定的宗教信仰，而只有享受一切的情感经验与感官愉快的欲望。判断什么东西好与不好，直接依据人对这个东西的情感或感觉。

审美境界的命题是：此时此刻就是一切。因此，在审美阶段，一个人采取的生活策略是追求及时行乐。审美阶段的典型代表是莫扎特歌剧中的人物：唐璜，完全按照审美的标准对待生活。审美阶段虽然令人陶醉，但却有一个矛盾：凡能成为人的审美对象的事物，必然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消失。所以，审美的阶段虽然好，但是必然会土崩瓦解。在审美的境遇中，其心情是必须抓住这一刻，但却又抓不住。这样，自然而然会随着它的流逝产生一种失落感，相伴着一种痛苦与绝望。这种痛苦与绝望同审美时的快感如影随形地交织在一起，所以，审美阶段虽然好，但又有着自身难以摆脱的矛盾。既然审美的境遇伴着难以摆脱的矛盾，那么，这就促使人去考虑人生在世是仍然沉迷于追求过眼烟云，而继续承受着这种矛盾的折磨呢？还是要追求一种永恒的意义呢？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一旦人有了追求一种永恒意义的觉识后，便进入了人生的第二阶段。

第二是伦理阶段。在伦理阶段，人不仅自觉到自己的存在，而且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具有前后一贯性，倾向于去寻认、践行伦理原则。伦理原则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它既适应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适用于每个人所生活的每一时刻。克尔凯郭尔认为，在伦理境遇中的人，有一种为生活的原则而牺牲某种东西的英雄气概。当人有了为原则而牺牲的英雄气概时，再往下发展，就可能出现悲剧性的人物。悲剧性的人物与喜剧性的人物不一样，后者的特点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人物，而前者总是宁为坚持原则的一贯性而不惜抛弃自己的个体性。如果说唐璜是审美阶段的典型，那么，苏格拉底则是伦理阶段的典范。众所周知，苏格拉底为原则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伦理境界的命题同审美境界的命题不一样，其生活原则的特点是“非此即彼”，不能混合迁就。这意味着人在选择原则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选择自己；在寻认原则的时候，就是寻认自己，确定和形塑自己。那么，在选择、寻认自己的过程中，就要非此即彼，始终如一，不能自相矛盾。然而，一个有道德的人，总会感到自己不完美，从而产生一种负罪感。除此之外，有道德的人在践行伦理原则时，伦理原则本身是否能够保证非此即彼呢？那么，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无论是在第一种境况或是在第二种境况中，都会有一种负罪感。

第三是宗教阶段。从伦理境界上升到宗教阶段，关键在于负罪感。在宗教阶段，人是作为罪人被推举到上帝面前的。因为越是有道德的人，越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与罪责。另外，获罪感又因为在实行伦理原则时，伦理原则之间有时又会发生碰撞与矛盾。道德标准高的人，总会在选择中感到自己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产生一种负罪感。这时的人就面临着一种选择，或者他可以按照伦理生活的道路继续走下去，遇事力争采取较为正当的行为，屈从于自己觉得无能为力和犯罪感的支配；或者他可以跃向信仰，转向看不见的上帝，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使自身获得一种完善。

在宗教阶段，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奇迹和圣境，要做出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超常的举动。亚伯拉罕是宗教阶段的典型代表，他遵从上帝的意志，献出独子以撒，表明他为了一个超常的规则而牺牲了伦理规则。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克尔凯郭尔哲学中的第三个重要命题：似非而是之论。这种似非而是之论是一种精神的冲突状态，明知荒谬，但为了信仰还是要去这样做；明知痛苦，但仍心甘情愿地去忍受。在这种宗教意识里，人表现出无条件的屈从行为，信仰的是奇迹，所以，宗教不是靠理性使人相信，而是靠荒谬使人信仰。在这里，继中古时期的教父德尔图良的“正因为是荒谬的，所以我才相信”的观念之后，克尔凯郭尔又补充道：正因为是荒谬的，所以，人也很难做到。

宗教的起源是痛苦，形式是荒谬，在现实中要求人做出很大的牺牲，所以，宗教要求一种更高的生活标准。克尔凯郭尔在《生活道路的诸阶段》一书中，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证了宗教的生活，说明对生活道路所能作的最高选择不是道德生活而是宗教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他主张宗教。但他反对基督教所主张的上帝是慈爱的宗教。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上帝并不爱人类，而是仇恨人类。他反复强调：上帝是人类的死敌，仇恨人类的东西。人类正是在上帝的残酷与仇恨中，才能完善自身和获得幸福。也正是由于上帝是仇恨人类的，那么，人的生存和世界必然是相对立的，人的一生注定是孤独的、痛苦的。痛苦虽然在审美境遇和伦理境遇中，也偶然起作用，但是，痛苦则是宗教内在性的一个特征，对于一个宗教的存在者来说，痛苦则是某种决定性的东西。

克尔凯郭尔的人生三阶段描述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样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一个从审美阶段进入道德阶段，然后再进入宗教阶段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三个阶段并无从下到上的必然的逻辑发展过程，其观点也不是代表青年、中年与老年三个时期的意思。在现实的生活中，生活的三境遇都是可能的，它们是重叠交错的。正如从圆周到圆心一样，即使我们能够稍微接近圆心，而圆周还是保留着的。那么，面对着不同的生活样式，每个人都可以以自身为理由来进行选择。选择对人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既涉及伦理问题，也涉及本体的问题。从前者看，选择就是决定人如何生活的存在方式，对自己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从后者看，就是人能否认识真我，能否达到真正的“存在”。正因为如此，选择的瞬间是十分重要和严肃的，所以，人在进行自由选择时，自然而然又会感到这种自由又是一种十分沉重的精神负担。因此，对一个人来说，他认为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自由选择。

总之，克尔凯郭尔哲学的中心是孤独的个体。他反对理性主义，强调精神自我对自身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主张基于个体主体的自由选择等，奠定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方向。但是，由于他生活在19世纪前半期，欧洲当时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还尚未充分暴露，再加上他的著作又是以不大流行的丹麦文写成的，所以，在当时并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甚至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几乎被人遗忘。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个人的命运、人类前途和传统的道德价值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对人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等的关心，引起了人们对这位湮没已久的北欧哲学家著作的发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克尔凯郭尔被存在主义抬出来并奉为其运动的鼻祖。

二 尼采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是19世末德国著名的意志主义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1872）、《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曙光》（1881）、《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一切人而不是为一人的书》（1883—1884）、《善恶的彼岸》（1886）、《瞧！这个人》（1888）、《权力意志》（1885—1889）。

1．重新估价一切价值

尼采的哲学以反传统著称，他不仅反对传统学说与方法，而且扫除旧价值，谴责现代文化的整个倾向。在他精悍犀利格言式的表述中，宣布“上帝已死”, “重新估价一切价值”。

“上帝已死”表征着曾经长期统治与支配着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及其道德价值体系业已崩溃。然而，否定上帝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结束。哲学家既要重新审验隐藏在神学体系和哲学及道德习惯背后的一切前提，揭露它对生命的敌视，同时也要用新的世界的描述代替现有的世界的描述，以为现代人能够自由地去建立起自身的生活信仰。对尼采来说，扫除旧价值、荡涤旧文化，首先就要确立新的善恶价值标准。新的善恶价值标准建基在对人类个体生命力肯定的基础上，凡是使人类个体健康向上、本能冲动、情欲满足、自我超越、创造、进取，增强人类力量感的东西都是善的，反之，凡是使人类柔弱、衰靡、悲观厌世、停滞不前，下降、温顺，对生命鄙视的东西都是恶的。与之相应，幸福乃是一种力量的增长和阻力被克服的感觉，不是满足，而是要求更多的力量，是不断地超越自身现存状态向更高状态的进取。

尼采自称是历史上“第一个反道德主义者”，因为他将自视为“炸药”、“祸害”的价值哲学当作一把铁扫帚，对传统哲学、基督教，以及近代文明，对路德的宗教改革直到他自己时代的德国文化，悉加扫荡。他痛斥基督教的“原罪救赎”、“同情怜悯”、“忍耐爱邻”、“克己禁欲”、“自我牺牲”等一套道德戒令，否定了“人的生命本能”，毁掉了强者的自豪感、意志昂扬、光辉的兽性、伟大的责任与炽热的神化，使强者的信心转化成焦虑和良心的苦恼，使强者的力量、权力意志转而向内反对自己，直到强者因过度自责而死亡。所以，基督教的道德是一种颓废的道德，是弱者的“怨恨和无能复仇”的阴暗心理的表现。

在上述批判的基础上，尼采认为基督教虽然驯服了野蛮的人类，使人类变得文明了，但也使人类失去了血气而变得萎靡不振，历史从此开始急剧下降，不断地倒退。特别是近代的全部文明都沾染上了基督教的颓废道德，表现出一种典型的衰弱和疾病。所以，凡是被他同时代绝大多数人引以为自豪的历史进步，尼采都视为退步。他抨击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机械化文明和精细分工，使人变成了机械的工具，人不仅被异化了，而且被剥夺了人格的全面发展；他指斥近代欧洲流行的各种各样的平等观，摧毁了人的本能与快乐；他鄙视近代欧洲文化，尤其是德国文化。他认为德国文化没有意义、没有内容、没有目的，因为它只表达了大众的意见。大众的意见就是腐败、大众化和颓废。

如果说哲学是一把尺子，那么，尼采则是用自制的价值天平，来认真严肃地重新审验流行于他那个时代的各种价值体系，其结果是在传统看来是善的，他却认为是恶的，相反也是如此。反传统在尼采的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2．权力意志

有反叛，就有变革。尼采的变革表现在：世界的本质不是生命意志而是权力意志。在本体论上，尼采批评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整个哲学倾向，认为其哲学迷误在于把人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归于理性和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他称赞叔本华把人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看作是意志的盲目冲动，揭示了人生的真谛。但与叔本华不同，尼采认为，盲目冲动的意志不是生命意志，而是权力意志。只有权力意志才是万物的基源。

世界的本体就是权力意志，是发自对人自身意欲的体验与肯定。在尼采看来，虽然我不能直接断言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但我在对自身的生命体验中，感到我自己本能的冲动和意欲这件事则是千真万确的。因而由此及彼，世界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常驻不变的力量，一种永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不知疲劳的变化，就是我的这个永远在表现自己、扩张自己、创造自己、摧毁自己的酒神世界。所以，生命本质上就是一种与利他主义绝不相容的利己主义；就是对陌生者和弱者的压迫、掠夺与伤害，就是把自己的倾向加于他人，吞并与剥削，简言之，权力意志恰恰就是生命意志。一切生命所追求的首先是释放自己的力量，扩张自己、发挥自己的权力，从而达到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这是无可厚非、自然而然的事情。一切自然物和自然过程也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物理学中的引力与斥力的对立，其实就是不同的权力意志的争夺；化学中的分解与化合，无非是一个权力意志征服、吞并另一个权力意志的过程；生理学中的有机体摄取营养就是生物作为权力意志去“占有”、“吞噬”环境。总之，权力意志弥漫于一切事物之中，弱肉强食、强弱权力之争构成了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

3．人给世界注入意义

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所以，与传统哲学不同，求真不是认识的目的，实现人的主体权力意志才是真理的本质；提高权力感，创造价值才是人类的使命。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认识论的主要特点不是把真理而是把价值看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而价值又是来自于超人的创造。

人的主体本性是权力意志，那么，人的所谓理性认识活动都必然隶属于意志的本能活动。人的自觉思维不仅暗中受其本能的影响并被纳入一定的通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思考内容。所以，由人的自觉思维所建立起来的真理，不过是按一定的生命方式进行的各种估价，或者说是心理学的要求。因此，真理在本质上无非是主体用来满足自己某种目的的工具或手段，真理会因人的权力意志的质与量的不同而不同，根本不存在所谓客观的、普遍的真理。因为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就有各式各样的“真理”，所以，根本就没有真理。真理和谬误、真实与虚构并不必然对立，它们的价值在于是否对生命意志有用。依照这种观点，真理无客观的判断标准。真理判断的依据不是“某物是如何如何的”认知，而是我“相信某某是这样的”、“我相信某物应该是这样的”评价。所以，在判断一个认识是不是真理时，要把“本来如此这般——信念”转换成“应当如此这般——意志”。简言之，真理在于我相信。

真理在于我相信，表征着一个认知的真假是否对人有价值。在这里，既不存在唯物主义所主张的客观存在的价值，也不存在有神论由上帝创造的外在价值。这两种价值观的共同错误在于：没有把真理提高为价值，反而把价值降低到真理。一个认识、一个事物之所以有价值，只有相对于人，它才有价值。因为一个认识、一个事物的价值来自于人的主体评价，深藏于人的意志中，是人的主体意志把自己的意义、价值注入或“塞入”到世界中去。所以，尼采强调的不是实现价值，而是鼓励人们提高权力意志来创造价值。

创造新的价值就意味着要做到非人所是，是人所非，而能够做到这点的只能是“超人”。与受盲目冲动的意志支配的芸芸众生不同，超人能够把自己的盲目意志提高、升华为具有创造性的权力意志。超人不仅能自由地选择和创造出通行于世的价值，而且能不断地打破陈规陋习，创造新的价值。超人的权力意志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不过，由于超人创造价值的活动总是存在于人对人的相互关系中，因此，一切其他价值，即真的价值、美的价值，都以善的价值为核心。伦理道德价值是统辖一切价值的价值，标志着人伦世界是尼采哲学的中心。

4．道德自然主义

尼采的开端是上帝之死，中经上帝之死的虚无主义，最终的归趣是超人。超人不再相信“一切都是命运！人应当，因为你不得不！”而是相信“一切都是自由你能够，因为你意欲！”人的意欲是人的生命本性，也是自我生命的表现方式。正是基于这种生命本性，尼采赞扬强者，而贬抑弱者，建构了一种“道德自然主义”。这种新道德以自然生命为基础，以权利意志为价值标准，以每一个个体“成为你自己”为价值理想。

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时，超人便出现了。与卢梭在其名作《社会契约论》中所阐发的“人生而平等”相反，尼采面对他那个时代所掀起的各式各样的平等与进步的浪潮，大声疾呼：“人固不平等！”在他看来，人类个体生命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有人生而为弱者，有人生而为强者，前者构成社会的大多数，后者构成极少数，人类社会是由极少数的强者所创造、所推动的。因为弱者缺乏生命活力、意志低下、目光短浅、缺乏个性，是一群满足于俗务，对人生抱有厌倦、消极、颓废态度的贱民、下等人与堕落的人。强者与弱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强者生命力旺盛、意志刚强、目光远大、个性分明，是具有创造精神、永不知足、永远进取的上等人与超人。超人不是诗人的幻想，超人是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超人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已完成的目标，而是当作一个未完成的有待超越的存在；超人是不断超越自己，超越他人的人。超人在超越自己、创造新东西的时候完全以自身为理由，因为他相信“一切都是自由：你能够，因为你意欲！”

人天生地分为两类，即上等人——主人和超人与下等人——贱民和群众。相应地就有两种生活，即强者奋发有为的生活，弱者堕落的、腐化的、软弱的生活。与之相应，也有两种道德，即“主人的道德”与“奴隶的道德”。所谓“作为主人的道德”是指生命的自我肯定，个体意志的充分体现，富有创造精神，对自己胜利的认可；所谓“作为奴隶的道德”，是指对生命的自我否定，丧失个性和创造性，懦弱而从俗，对颓废的认可。尼采赞赏前者而反对后者，并将前者称作自然的道德或“强者的道德”，因为它以生命本能为基础，体现了生命发展的上升路线，而将后者斥之为“侏儒的道德”，因为它反对生命本能的发挥，表现了生命中没落的下降线。由此可见，尼采把道德纳入个体意志的框架之中的道德评价标准，彰显了他的“道德自然主义”是以生命的意义为前提和基础的。

强者的道德实质上就是崇尚生命本原意志的道德，它在生存论意义上而非一般功利意义上弘扬了一种个人主义的理想。在这里，强者的道德与功利主义不同，它所向往的不是幸福而是权力。它不仅肯定人生命中的固有本性：权力意志，而且也肯定生命感性的肉体和本能，以及对生活世界和个人强力之释放的“健康的自私”。因此，在尼采的道德信条中，道德只能服从每个人的生命本能，有利于生命本能的行为是健康的道德，即善；不利于生命本能的行为是不健康的，即恶。所以，新的道德评价标准只有与自己的发展相联系的、对自己有利的道德记号。毋庸置疑，尼采的道德哲学强调的是个人至上主义，这也是他基于人的自然本性，肯定权力意志、鼓吹超人或强者这样一种“真理”的必然结果。

总之，尼采是他那个时代的批判者，他的哲学震撼了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界，引起了许多的赞成与反对。尽管尼采基于“权力意志”的哲学并不为他那个时代所认同，但他拒绝一切绝对的、客观的理性论证道德，主张个体主体的自由选择与创造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价值观，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后继者。因此，尼采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他既是合时宜的，也是不合时宜的；作为最后一位爱智慧者，他也是一个爱永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