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劳动是民生幸福的泉源

人的劳动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为着人的生存、生活与享受，为着人本身的各种需要，而从事各种活动，这便是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活动的区别。“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蜡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动物的活动是不具有这种目的性的，“动物由本能来决定取舍，而人则依靠自由意志”。这种合目的性的劳动，正是合乎人的幸福宗旨的活动，“人类活动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幸福。”因而，我们可以说，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劳动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有意识的人类劳动创造自身的幸福。通过人的劳动，人们创造对象世界，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无机界，以此证明人的类存在物本质。因而人的活动就体现了人的类本质特征。尽管动物与生产，比如动物也时常建造自己的巢穴，“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既然如此，动物不可能创造幸福，而人却能够创造幸福，其幸福的来源就在于按照美的规律去构造人类自己的生活世界。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人感到自己是真正的类存在物，也才感到自己是幸福的创造者。生产成为人的能动的类生活，成为构成幸福生活的一种活动方式。通过这种生产活动，自然界便可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类幸福生活的现实。“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只有通过人类的对象化活动，才能创造出物质丰裕、精神愉快，而且通过能动的生产活动，使得人们的幸福生活成为现实。换言之，人类只有通过能动的、有意识的、自主的创造性活动，才能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指出：“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社会中的任何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自己的文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并非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是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即只有在社会中或通过社会形成有益的劳动，才可能成为财富与文化的源泉。他反对孤立的劳动，尽管这种孤立的劳动具备了物质条件，可以创造使用价值，但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可能创造文化。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财富与文化不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一个与社会相融合的、有益于社会的物质积聚与文化积淀，单个的劳动或者说与社会无关的劳动，也许可以为某个个体创造具体的使用价值，但这种使用价值与其他人并不发生交往关系，因而不具有社会性，这样的使用价值便不能称为“财富”与“文化”，尤其是不能称为“文化”。在此意义上讲，要创造财富与文化，并从这种创造性活动中得到民生幸福，就要从事社会性劳动。因为“随着劳动的社会性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这是全部历史规律所决定的。

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劳动创造民生幸福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正是因为在私有制关系中，劳动走向了异化状态，为此，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无尽的痛苦与灾难，并预示了只有消灭了剥削与压迫后，劳动人民获得了真正的劳动解放后，民生幸福才能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异化表明，资本家占有一切财富，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却不占有任何财富，甚至不占有自己，资本家的幸福与劳动者的痛苦形成鲜明对照。资本家的幸福正是利用了劳动力这唯一的财富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