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

迪特·亨利希大仁大义，把我的一篇评论文章作为契机，展开一场带有元批判性质的讨论，旨在袒露其哲学研究的宏旨。他就“何谓形而上学——何谓现代性？”所提出的这十二条论纲，简明扼要地提供了一种对抗规则，对此，我在这里不可能如法炮制，一一做出答复。我的论述不如说具有一种对哲学研究这一公众事业及其主题作前理解的特征。这篇文章不光是要把争论的细节阐述清楚，也要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弄懂这位杰出同仁的思想动机——本着友好的态度，怀着敬重和仰慕，去审视其思路，并把它作为一面镜子，以便更好地把握自身的思想动机。

近年来，迪特·亨利希比以前更加坚定不移地做康德之后一直还在坚持的形而上学的卫道士。这种形而上学始于康德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理论，后来又吸纳了由黑格尔的现象学、荷尔德林的颂歌以及贝多芬的交响曲所构成的三重奏。亨利希高举后康德形而上学的大旗，对抗当代盎格鲁·撒克逊思想中的自然主义背景哲学——事实上就是要在分析唯物主义面前证明其有效性。亨利希的这一抉择开辟了一条新思路，它要求把认知和行为主体的自我关系与自我理解作为出发点。主体应当回到作为自我解释的标准视界，并且具有建构世界功能的主体性那里，而不必根据偶然的事和物所构成的世界来理解自身。

因此，形而上学、对自然主义的拒绝以及回归主体性也就构成了亨利希哲学研究的主题。亨利希研究哲学从来不隐讳其关怀对象：

自我通过对自身正确性标准的考察，来为它的存在操心。最终，自我或许能够替其自身的可能性找到内在原因，使自我不会像面对自然那样感到陌生和无关痛痒，因为在自然面前它必须尽量捍卫自身。

亨利希这段话忽视了“自身可能性的内在原因”应当满足的条件。亨利希难道是一开始就对这些条件作了限制，以至于最终只有和物质相对并从内在渗透到自然当中的精神，亦即无论如何都能在柏拉图传统中加以理解的精神，作为合适的选择对象尚在考虑之列？不管怎样，亨利希都认为，现代意识的地位不是由纯粹的自我捍卫的偶在性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怎样捍卫一种有意识的、创新自适的生活。但是，如果这种有意识的生活只有借助形而上学手段才能醒悟过来，那么形而上学和现代性之间便保持着一种内在联系。亨利希的《论纲》所讨论的就是这种联系。

亨利希在研究过程中把恢复（形而上学与现代性之间的）这种联系同那种回归形而上学的做法区别了开来。回归形而上学遭到了似乎只会惹是生非的现代性的拒绝。此外，亨利希还和“出于同样动机”要求“克服形而上学”的做法划清界限。亨利希完全有理由反对（把他和上述两种做法）混为一谈。就此而言，我觉得我和他在基本信念上还是比较接近的。这里指的是具有深远意义、包括政治意义的思想抉择问题。在自我意识、自我决定以及自我实现的旗帜下，现代性的规范内涵释放了出来，但是，决不能把它和自我捍卫或自我支配的盲目主体性等同起来。

谁如果把它们混为一谈，则不是强调前者就是偏袒后者，从而要么彻底丧失现代性的规范内涵，要么回过头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知·工具遗产（尽管它需要加以补充）来界定现代性的规范内涵。黑格尔认为，即使人们根据其思想的政治意义来评价哲学家，哲学家也不应感到愤慨。亨利希并不属于反对“1789年理念”（人们在宽松时代才敢这么称呼）的伟大同盟。在该同盟里，诸如列奥·斯特劳斯、海德格尔以及阿诺德·盖伦这样彼此差殊极其明显的宏儒大哲并肩作战。即便是从卡尔·施密特到列奥·施特劳斯所选择的这样一条看上去似非而是的路子，到了我们这一代业已变得可能。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们把现代理性和工具理性等同起来，这种等同意味着告别（现代性）。亨利希坚决反对这样做，并且振振有辞；固然，他也会对我关于表面上纯粹的哲学思想却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的尖锐观点有所保留。因此，尽管亨利希代表的是整个同盟，但我们还是必须就其方案本身进行讨论。我将根据形而上学、反自然主义和主体性理论这三个关键词语来逐步展开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