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II:实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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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少女(1)

在整个童年时代,小女孩受到侮辱,感到残缺不全,但是,她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人,在她和父母、朋友的关系中,在她的学习和游戏中,她发现自己像超越性一样面对现在,她不断遐想她未来的被动性。一到青春期,未来不仅接近了,它居于她的身体内,而且变成最具体的现实。它保留一贯的,命中注定的特点,当少年主动地走向成人年龄时,少女却窥视着这个不可预测的新时期的开始,这个时期的情节已经编织好了,时间把她带到那里去。她已经脱离童年的过去,现在只对她显现为一个过渡;她在其中发现不了任何有价值的结果,而仅仅发现消遣。她的青春不知不觉地在等待中消耗。她等待着男人。

诚然,少年也梦想着女人,他渴望她,但她只是他生活的一个部分,她并不概括他的命运;从童年起,小女孩不论是想作为一个女人自我实现,还是想克服女性的局限,要想完成和逃避这一点,都有赖于男性;他有珀尔修斯和圣乔治[1]神采奕奕的面孔;他是解放者;他也有钱有势,掌握幸福的钥匙,是“白马王子”。她有预感,在他的爱抚下,自己被生活的洪流席卷而去,就像憩息在母亲的怀抱里;她顺从他温柔的权威,重新感到像在父亲怀抱中一样安全,拥抱和注视的魔力重新把她变为偶像。她总是深信男性的优势;这种男性的威望不是幼稚的幻觉;它有社会经济基础;男人确实是世界的主人;一切都使少女确信,让自己成为男人的仆从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她的父母促使她这样做;父亲以女儿取得成功而自豪,母亲从中看到前途似锦;同学们羡慕和赞赏她们当中获得男人最高敬意的人;在美国的大学里,女生的地位是由她积累的“约会”次数来衡量的。结婚不仅是可敬的职业,不像其他许多职业那样累人,唯有结婚才能使女人达到完整的社会尊严,作为情人和母亲在性的方面自我实现。她周围的人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她的前途,她自己也正是这样考虑的。人们一致同意,征服一个丈夫—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征服一个保护者—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在她看来,他者体现在男人身上,正如对男人而言,他者体现在她身上一样,但是,她觉得,这个他者是以本质方式出现的,而她面对他,则自认为是非本质的。她从娘家和母亲的控制中摆脱出来,不是通过主动的征服,而是通过在一个新主人的手里重新变得被动和驯服,为自己开创未来的。

人们经常认为,如果她忍受这种放弃,是因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她变得低于男孩,无法与他们匹敌,她放弃徒劳的竞争,把如何保障她的幸福交给更高阶层的一员来操心。事实上,她的屈辱并非来自既定的低下,相反,是这种屈辱造成了她的所有缺陷;它的根源在于青春少女的过去,在于她周围的社会,正在于给她提供的未来。

当然,青春期改变了少女的身体。她的身体比先前更加脆弱;女人的机体是脆弱的,它们的机能是娇嫩的;异常而妨碍人的乳房是一个负担;在剧烈运动时,乳房令人想起它们的在场,它们抖动着,令人难受。此后,女人的体力、耐力和灵活性都低于男人。激素分泌不平衡,带来神经和血管舒缩的不稳定。来月经是痛苦的:头痛、疲劳、肚子疼,使得正常活动难以进行,甚至不可能进行;在这些不适之外,往往还要加上心理紊乱;神经质、易怒,女人经常每个月都要经历半精神错乱的状态;神经中枢不再能够保证控制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紊乱,某种自体中毒,将身体变成设置在女人和世界之间的屏障、压在她身上的热雾,使她窒息,把她隔离开来,通过这不适的和被动的肉体,全宇宙成为过于沉重的负担。她受到压迫,被吞没了,由于她外在于世界的其余部分,她变成外在于她自身。一切崩溃了,时间不再相连,他人只通过抽象的承认得到承认;如果推理和逻辑未被损害,就像在忧郁症发作时,它们被用于表现机体紊乱爆发的情绪。这些事实极端重要,但正是女人对待它们的态度决定了它们的重要性。

大约在十三岁时,男孩对暴力有了真正的认识,他们的攻击性、他们的权力意志、他们的挑战兴趣在发展;小女孩正是在这时放弃了粗野的游戏。她仍然参加体育运动,但变得专门化、服从人为规则的体育活动,并不等同于自发地和习惯地去寻求力量;它处于生活的边缘;它无法像无序的战斗、出乎意料的攀登那样,提供世界和自身的大量信息。女运动员永远感受不到男孩将同伴肩膀按到地上的那种征服者的骄傲。再说,在许多国家,大部分少女没有任何运动训练;如同摔跤一样,攀登对她们是禁止的,她们只让自己的身体被动地忍受考验;限制比在幼年时更明确,她们必须放弃摆脱既定的圈子,放弃越出人类的其余部分确定自身,她们被禁止探索、敢作敢为、重新划定可能性的界限。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如此重要的挑战态度,她们几乎一无所知;当然,女人互相比较,但挑战与这种被动的对峙不是一码事。两个自由的人对峙,是为了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力图拒绝束缚;爬得比同伴更高,把一只手臂扳倒,是为了确定对整个大地的绝对权力。这种征服行为,少女是不被允许的,她尤其不被允许实施暴力。无疑,在成年人世界,在正常时期,暴力不起重大作用,但它萦绕不去;许多男性行为是在可能出现暴力的背景中形成的,每个街角都有争吵;大部分时间争吵化解了,但男人感受到他的拳头中有着确定自身的意志,足以使他感受到对自己至高无上的确定。男性反对一切冒犯、一切把他压缩为物的企图,诉诸打击和展现拳脚,他不让自己被他人超越,他要处于主体性的中心。暴力是每一个对自己、对自己的热情和对自己的意志的赞同的本真考验;彻底地拒绝暴力,就是拒绝自己接受一切客观真理,就是封闭在抽象的主体性中;不经过肌肉的愤怒和反抗,就仍然处在想象中。不能把自己心里的活动写在世界表面,是一种可怕的挫折。在美国南部,一个黑人绝对不可能对白人使用暴力;这项规定正是神秘的“黑灵魂”的关键;黑人在白人世界的感受方式,他自我调整的行为,他寻找的补偿,他全部的感觉和行动方式,都要由他注定的被动性来解释。在德国人占领时期,有些法国人决定甚至在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也不采取暴力行动—(不论是通过出于自私的谨慎,还是因为他们有要紧的责任去完成)—感到他们在世界上的处境深刻改变了:要取决于他人的任性是否把他们变成客体,他们的主体性再没有办法具体表现出来,它只是一个次要现象。因此,对于被允许并且必须表现自身的男孩和感情缺乏直接有效性的女孩来说,世界的面貌完全不同;他不断地重新质疑世界,他每时每刻起来反对既定事物,因此,当他接受既定事物时,感到积极地确认了它;她却是一味地忍受;世界不需要她就自行确定,它有不变的面貌。这种体力上的无能表现为更普遍的胆怯,她不相信她的身体没有体验过的力量,她不敢行动、反抗、创造,她注定顺从、忍让,只能在社会上接受一个现成的位置。她认为事物的秩序是既定的。有个女人告诉我,在她的整个青年时期,她自欺地否认自己体力上的弱点;承认这一点,就会失去做事的兴趣和勇气,不管是在智力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我认识一个如同男孩一样被养大,自以为像男人一样强壮、精力充沛的姑娘;虽然她非常漂亮,每月来月经时十分痛苦,她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女性;她像男孩一样鲁莽、生命力旺盛、富有主动性;她有男孩的大胆;如果在街上看见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女人挨揍,她会毫不迟疑地用拳头干预。一两次不幸的体验向她显示,在使用暴力方面男性是占上风的。当她衡量出自己的弱点时,她的大部分自信崩溃了;这次变化引导她承认自己是女性,承认自己的被动性,接受了依附。不再信赖自己的身体,就是失去自信。只要看看年轻人如何看重肌肉的重要性,就可以明白一切主体都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客观的表现来把握。

性冲动只会证实年轻男人从自己身体得出的骄傲,他从中发现超越性和力量的标志。少女可以成功地承受她的欲望,但往往这些欲望保留着羞耻性质。她的整个身体要经受折磨。她小时候对自己“内部”的不信任,更给月经以可疑的性质,使月经显得可恶。正是月经的束缚造成的心态构成严重的障碍。在一定的时期内,压在少女身上的威胁可能使她感到难以忍受,以致她放弃了探险和娱乐,生怕有人知道她的不幸。不幸引起的恐惧在机体上引起反应,加剧紊乱和痛苦。可以看到,女性生理上的特点之一是内分泌与神经调节的联系紧密,互相起作用;女人的身体—特别是少女的身体—在这种意义上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可以说在精神生活和生理现象的转换之间没有距离。在少女身上,发现青春期的紊乱带来的变化,加剧了紊乱。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可疑,她不安地观察它,觉得它有病:它的确有病,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身体很脆弱,确实产生机体紊乱,但是妇科医生一致说,他们的女病人十分之九得的都是心病,就是说,要么她们的不适没有任何生理依据,要么机体紊乱本身是由于心态促成的。大半是由于做女人的焦虑在折磨着女人的身体。

可以看到,如果女人的生物性处境对她构成障碍,这是由于她被牢牢控制在某种前景中。当神经的脆弱、血管舒缩的不稳定不属于病理性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她从事任何职业,在男性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体质。每月一两天不适,甚至痛苦,也不是障碍;事实上,大量女人对此能适应,特别每月的“诅咒”可能使之更加不适的女人尤其如此:女运动员、女旅行家、从事艰苦职业的妇女。大部分职业并不要求超过女人所能提供的体力。在体育中,要达到的目标不是独立的体能的成功,而是达到每个机体所固有的完美;次轻量级拳击冠军能与重量级拳击冠军相媲美;女子滑雪冠军不低于比她滑得更快的男子冠军,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正是女运动员积极关注自身的完美,最不感到自己不如男子。总之,身体上的弱点不允许女人学到暴力,如果她能在身体上确认自己,并用另一种方式展现于世界上,这种不足也很容易得到补偿。无论是游泳、攀登峭壁、驾驶飞机,还是同自然界的暴力作斗争、冒险和探险,面对世界,她都不会感到我所说的胆怯。正是在给她甚少出路的整体处境中,这些特殊性变得重要,虽然不是直接地,却确认了童年在她身上形成的自卑情结。

这种情结也会压抑她智力的发展。人们往往指出,少女从青春期起,在智力和艺术领域失去地盘。这有很多原因。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是,女孩在她周围的人中遇不到给予她兄弟的那种鼓励;正相反,人们希望她也是一个女人,她必须兼顾她的职业负担和与女性身份相关的负担。一所职业学校的女校长在这方面提出了如下见解:

少女突然变成一个靠工作谋生的人。她有新的欲望,这些欲望跟家庭毫不相干。她时常必须做出相当巨大的努力……她夜里回到家里,精疲力竭,脑袋里塞满了白天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这时,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母亲派她赶快去做事。她要完成没做完的家务,还要料理自己的衣服。不可能摆脱继续纠缠她的各种想法。她感到不幸,将自己的处境与她兄弟的处境做比较,他在家里没有任何事要做,于是她起而反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