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孔布雷之夜(3)
我们对斯万在上流社会的显赫生活一无所知，其部分原因显然是他的性格内向，守口如瓶，同时也因为当时的资产者对社会有一种印度教式的观念，认为社会由封闭的种姓阶层组成，每个成员自呱呱坠地，就被定位在其父母所在的阶层，除非偶然因为例外的发迹或意外的高攀婚姻，根本无法使你跻身于高一等级的阶层。老斯万先生是证券经纪人，“儿子斯万”一辈子属于财富因收入而异的阶层，正如处在纳税者的某个等级。知道他父亲跟什么人交往，就知道他跟什么人交往，就知道他“能够”跟什么人交往。即使他跟别的阶层的人交往，也被认为年轻人交游广阔，他家的老世交，比如我的外父母，都会宽厚地睁一眼闭一眼，尤其他成为孤儿后，还念念不忘旧情，坚持来看望我们；但十有八九他这些我们不认识的新交，倘若我们在一起时碰见了，他是不敢打招呼的。如果有人硬要给他标上个他本人的社会地位系数，那么，和其他与他父母地位相当的经纪人子弟相比，他的这个系数大概是偏低的，因为他非常随便，而且对古董和油画始终“着迷”得不得了，他现在住一幢老式花园住宅，屋里堆满了他的收藏品，我外祖母很想饱一下眼福，但因为地处奥尔良河滨道，我姨婆认为住这种街区丢人现眼。“您是不是内行？我这么问您是为您好哇，因为您搞到的很可能是商人倒手的蹩脚货。”我姨婆对他说；她压根就以为斯万是个外行，甚至在智力上也是平庸之辈，既然他在交谈时一味回避严肃的话题，而在锱铢枝节上谈吐精确得令人乏味，不仅他给我们讲菜谱时是如此，而且在我外祖母的两位姐妹谈论艺术时也是如此。即使她们逼他谈谈个人的见解，讲讲一幅画的妙处，他也闭口不谈，弄得别人差不多要生气了，相反，他提供一幅画的具体情况时则是滔滔不绝，诸如画收藏在哪家博物馆，作于哪年哪月等等。通常，他每次讲一则新鲜的故事来逗我们开心，总是他新近发生的事，总是与我们认识的人有关，诸如孔布雷的药剂师，我们的厨娘，我们的车夫等等。诚然，这些故事使我姨婆开怀大笑，但她弄不清究竟是斯万先生在故事中始终扮演可笑的角色还是他把故事讲得很幽默，她叹道：“您算得上是位真正的人物，斯万先生！”由于她是我家唯一有点儿俗气的人，在谈起斯万时，她自告奋勇向不知内情的人指出，如果斯万愿意，他本可以住奥斯曼林荫大道或歌剧院大街的，他是老斯万先生的儿子嘛，大概有四五百万法郎的遗产，可他生就一副怪脾气。姨婆还认为，有怪脾气的人必定会使别人开心的；在巴黎时，每当斯万先生元旦来访，给她带来一包冰糖栗子，倘若有客人在场，她少不了要对他说：“喂，斯万先生，您还住在酒库附近吗？是不是为了每次去里昂不至于乘火车误点呢？”她一边用眼角从夹鼻眼镜的上方扫视在座的其他客人。
然而，如果有人向我姨婆叙述下列情况，她会觉得好像在听天方夜谭：斯万先生作为斯万家的公子，完全“有资格”受到所有“上流资产阶级的名媛淑女”的接待，受到巴黎最有名望的公证人或诉讼代理人的担保（这种特权他却似乎故意让女人掌管），他却偷偷地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在巴黎时，他对我们说要回家睡觉了，但一旦离开我们家，刚到街角，就朝相反方向折回，去光顾任何别的经纪人或合股人从不涉足的沙龙；这些事情我姨婆听起来有如一位较有学问的女士想到她个人非常熟悉的阿里斯泰俄斯[5]刚与她聊完就直奔忒提斯[6]统辖的一个王国，钻进凡人眼睛看不见的帝国，而且据说维吉尔[7]确实向我们表明，他在那里受到热情的接待，或者，在姨婆听起来像一幅她念念不忘的画，更能使她浮想联翩，因为在孔布雷，我们的点心盘子上就有这样的画：阿里巴巴与我们同桌同餐，当他发现独自一个时，便钻进叫人眼花缭乱的山洞，意想不到会有那么多珍宝。
有一天在巴黎，他在晚饭后来看我们，对自己穿着夜礼服表示歉意；在他走后，弗朗索瓦丝说车夫告诉她斯万“在一位公主家”吃的晚饭，我姨婆耸耸肩膀，眼睛不离手上在织的毛衣，泰然自若地讥讽道：“是的，在一位半上流社会[8]的公主家！”
所以说，姨婆对他十分粗暴。由于她认为他应该对我们的邀请受宠若惊，因此，每逢夏天他来看我们总手提一篮自家花园产的桃子或覆盆子，或每次从意大利回来总要给我们带些美术杰作的照片，这一切，我姨婆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
每逢大摆筵席的时候，一旦需要多层沙司或菠萝色拉的配方，我家的人就毫不拘束地打发斯万去寻找，却不请他赴宴，认为他不够德高望重，不宜让他跟首次光临的贵宾共进晚餐。如果谈话涉及法兰西王室的王子王孙们，我姨婆便对斯万说：“像您我这样的人永远高攀不上他们，咱们略而不谈吧，是吧。”她哪里晓得，斯万衣兜里也许正揣着从特威克汉姆[9]的来信哩；每逢我外祖母的妹妹演奏歌曲的晚上，我姨婆便支使他推钢琴和翻琴谱，让这个在别处深受欢迎的人随她支使，她像个不懂事的孩子那样唐突，拿着一件古董当一件便宜货那般毛手毛脚地玩弄。说不定在同一时期，在赛马俱乐部的成员中大有名气的斯万跟我姨婆所创造的斯万大相径庭；晚上，在孔布雷的小花园里，只要听见两声怯生生的门铃声，她便数落开了，搬出她对斯万家所了解的一切，把默默无闻的，拿不定主意的人物说得活灵活现，当时他正跟在我外祖母后面从黑暗的背景中脱颖而出，不过从他的说话声早已认出来了。然而，甚至从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来看，我们实质上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在大家的眼里并不相同，每个人只要前来了解一下便清楚了，有如对承包协议书或遗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们的社会人格是别人思想的创造物。哪怕极其简单的行为，比如我说：“看望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就有部分是智力行为。对我们所看到的人，我们用有关他的一切概念来充实他的相貌，这些概念在我们设想的全貌中无疑占有最大的部分。到头来，使得面颊丰润饱满，使得鼻子的线条妥帖分明，进而影响嗓子的音色质地，仿佛音色只是一层透明的外罩，每次我们看见这张面孔，每次我们听见这个声音，我们又发见这些概念，听从这些概念。我的长辈们在塑造斯万的形象时或许由于无知而剔去他在社交场中的许多特色，而正是因为他有这许多特色，在别人的眼里，他的眉宇间充满风雅之气，但这股昂宇，到达鹰钩鼻就戛然而止了，如同遇到了天然屏障；但他们也能在那张被扒去魅力的脸上，在那张空廓的眉宇间，在那张被贬损的眼睛深处，堆起模糊而悦目的残迹，好像记得起又好像已遗忘的东西；那时我们是乡间的好邻居，每周一次共进晚餐，在牌桌旁或在花园里一起度过了闲暇的时光。我们朋友的体态外观因此十分饱满了，再加上有关他父母的一些回忆，以致当年的斯万已变成一个全面发展的、生气勃勃的人，以致我仿佛觉得在我的记忆中，早年的斯万和后来我切实认识的斯万是有区别的，我离开早年的斯万去接近后来的斯万，在早年的斯万身上我又发见我青年时代那些风流倜傥的不端行为；早年的斯万不像后来的斯万，却更像我当年认识的其他人，就像在我们的生活中或在博物馆里，同时代的人的肖像似乎都是本家人，有着相同的色调；所谓早年的斯万就是那个优哉游哉的斯万，身上总有股清香：那是从高大的醋栗树，一篮篮覆盆子和一束束龙蒿散发出来的。
然而，有一天我外祖母去找她在圣心教堂认识的一位夫人帮个忙（由于我们的种姓血统观念，我外祖母后来不愿与她来往，尽管她们互有好感），那位夫人就是名门望族布永家的德·维尔帕里济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对她说：“我想您非常熟悉斯万先生吧，他是洛姆家我那些侄儿们的好朋友。”我外祖母那次访问回来时欣喜若狂，对德·维尔帕里济夫人劝她租下的那幢面朝花园的房子满心喜欢，对在大楼内院开铺子的内衣裁缝父女连声称好，因为她上楼时把裙子勾破了，就到父女开的铺子里去求织补。外祖母对她们父女俩赞不绝口，声称女儿是颗珍珠，父亲是她见过的最出众、最善良的人。因为对她来说，出众是绝对与社会地位不相干的。她对内衣裁缝的一句答话赞叹不已，对我妈妈说：“塞维尼[10]也说不了那么好！”相反，谈到在德·维尔帕里济夫人家会见的一个侄儿时，她说：“嘿，我的女儿，他太平庸了！”
德·维尔帕里济夫人有关斯万的那句话非但没有在我姨婆的心目中抬高斯万的身价，反倒使侯爵夫人自己降低了身分。根据我外祖母的信念，我们对德·维尔帕里济夫人是敬重的，但这种敬重好像迫使她不得做出任何有失尊严的事情，而她居然得知斯万其人，并允许她的一些亲戚跟斯万交往，她认为这样是有失尊严的。“怎么，她认识斯万？你还说过她是麦克马洪元帅的亲戚哩！”我的长辈们对斯万的交往所抱的这种看法后来被进一步肯定，因为他跟声名狼藉的交际场所的女人结了婚，那几乎是个轻佻女子，况且他从不企图带她上门，婚后继续单独来我们家，尽管次数越见稀少，但由此他们认为可以判定斯万经常出入的社交圈子，当然是他们所陌生的圈子，他们猜想斯万就在那种地方搞到那个不三不四的女人的。
但是有一次，我外祖父在报上看到斯万先生是某某公爵星期日午餐聚会上一个最忠实的常客，这位公爵的父亲和叔父是路易-菲力普执政时最显赫的国务活动家。外祖父对这些小消息一向很好奇，因为所有的小消息都有助于他思想潜入大人物的私生活，诸如莫莱·帕斯基埃公爵，德·布罗格利公爵。他高兴得知斯万跟那些认识国务要员的人过从甚密。我姨婆则不然，她对那条新闻的解释于斯万不利：凡是在自己出身的种姓阶层以外或在自己的社会“阶级”以外选择交往的人在她的眼里等于不幸地降低了等级，她觉得抛弃有先见之明的家庭为儿女们体面地维护和保持与庄重的人们建立的高尚的联系，这样的成果一下子被人抛弃了：我姨婆甚至停止会见我们朋友们的一位公证人的儿子，就因为他娶了一位亲王家的千金，在她看来，这等于从公证人儿子受人尊敬的地位下降到冒险家的地位，冒险家们原先是王室贴身侍从或车马侍从，据说王后娘娘们有时对他们发了善心才走运的。所以，她责备我外祖父打算趁第二天晚上斯万来吃晚饭的时候向他打听我们新近发现的他那些朋友的情况。另外，我外祖母的两位妹妹虽然具有她的高贵气质，却没有她的聪明才智，她们声称不能理解姐夫找如此无聊的话题有什么乐趣。她们都是志趣很多的人，正因为如此，决不能对所谓的闲话感兴趣，即便具有史话趣味的传闻，也不感兴趣，一般来说，凡是与审美或贤德无直接关系的话题，她们一概不闻不问。对于或近或远涉及社交生活的一切谈论，她们打心眼儿里不感兴趣；一旦席间的谈话带有轻浮的口吻或意境不高，而这两位老小姐又无力把话题引回到她们所喜爱的事情，她们便觉得她们的听觉处在无用的状态，于是干脆让听觉的接受器官休息，听凭它开始真正的衰退。倘若我外祖父需要引起两位小姨子的注意，他就不得不求助精神病医生对精神分散症患者采用的物理警告法：用刀刃连敲几下玻璃杯，外加猛喝一声和横瞪一眼；精神医科医生往往把这些粗暴的手段移植到同完全健康的人交往的人际关系中来，也许由于职业习惯，也许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发疯。
不过，当斯万来吃晚饭的前一天，他亲自给她们送来一箱阿斯蒂生产的葡萄酒，她们倒是兴致勃勃的；我姨婆拿着一份《费加罗报》，看到上面刊登一幅在柯罗画展上展出的名画，画旁有一行说明：“夏尔·斯万先生收藏”，便对我们说：“你们瞧见了吧？斯万在《费加罗报》上大出风头了。”——“我一直对你们讲他的鉴赏力很强嘛，”我外祖母说道。——“你自然啰，什么时候你的意见都跟我们不一样。”姨婆抗辩道，她知道我外祖母一向跟她的看法不一致，又没有把握每次得到我们的赞同，于是想生拉硬扯我们站在她一边，针对我外祖母的看法群起而攻之。但我们偏不吭声儿。我外祖母的妹妹们表示想告诉斯万《费加罗报》的那句话，姨婆却竭力劝阻。每次她看到别人具有她所没有的长处，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她也要自己相信这不是长处而是短处，为此，她非但不羡慕别人，反倒怜悯别人。“我想你们不会讨好的，换了我，要是看见自己的名字那么触目地登在报上，会感到败兴的；人家跟我谈这种事，我不会洋洋自得的。”
不过她倒没有硬要说服我外祖母的两个妹妹，因为她们俩本人就厌恶俗气，往往把人身影射转弯抹角地掩饰起来，话说得很巧妙，常常连当事人都察觉不出来。至于我母亲，她一心想着竭力取得我父亲的同意，不跟斯万谈论他的妻子，只谈他宠爱的妻子的女儿，据说正因为这个女儿，他才同意这门亲事儿的。“你只要跟他提一句，就问问她身体好不好。他没准儿苦不堪言呢。”听罢，我父亲发火了：“不行！你尽出馊主意。这未免不伦不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