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清代前期皇帝刚柔并济的统治术(5)
三桂起事之年，圣祖年方冠。撤藩议起，事由尚可喜请归老而由其子代镇，非请撤也。部议遽以撤藩覆允，朝议两歧，英主独断，实已定于此时。尚藩不求撤而已撤，吴、耿乃不自安，求撤以相尝试，一旦尽允之。当日情事，于二十年十二月，群臣以大憝既除，请上尊号，圣祖召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谕曰：“曩者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回籍，朕与阁臣面议，图海言断不可迁移。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变，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吴三桂反叛，八年之间，兵民交困，倘复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忆尔时，惟（唯）有莫洛、米斯翰、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言迁移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及吴逆倡叛，四方扰乱，多有退而非毁，谓因迁移所致。若彼时诿过于言应撤者，尽行诛戮，则彼等含冤泉壤矣。朕自少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益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王大臣等再以皇上一切调度，非臣等意虑所及，理应加上鸿称以显功德为请。复谕：“吴三桂初叛时，伪札煽惑，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未孚，吏治不能剔厘所致。今幸地方平靖，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迭见，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困于转运，困苦者未苏。且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醇厚，教化振兴，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朕自幼读书，览古人君行事，始终一辙者甚少，尝以为戒，惟（唯）恐几务或旷，鲜克有终。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间，偶有违和，亦勉出听断，中夜有几宜奏报，披衣而起，总为天下生灵之计。今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记），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至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加上徽号，诏赦天下，理所宜然。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云云。所叙撤藩之初廷议情状，及藩变以后归咎情状，皆见事由主断。以图海之威重，且不主张，亲贵中亦绝无成见，唯受命出师，效其奔走之力，扼要屯驻，能守而后言战。叛党有来归者，不吝爵禄，且实保全之，不轻斩刈，此不能不谓圣祖之有作为矣。
又观其经乱讨伐八年之中，朝廷举措，极示整暇。其时天下士夫皆有望治之心，并无从乱之意。逸民遗老，亦早痛恨三桂之绝明，尤无人赞助藩变者。要亦圣祖善驭天下士夫，略举其迹：十二年岁杪闻变发兵，而十三年二月，书：“上御经筵”。中间有皇子生、皇后崩等事；命将行师，又无日无之。八月再书：“上御经筵。”则典礼无废也。九月朔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傅达礼等：“日讲关系甚大，今停讲已久，若再迟恐致荒疏，日月易迈，虽当此多事之时，不妨乘间进讲。于事无误，工夫不间，裨益人心不浅。尔衙门议奏。”院臣以几务殷繁，间日一进讲。上曰：“军机事情，有间数日一至者，亦有数日连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进讲，以慰朕惓惓向学之意。”
举经筵，康熙朝自九年为始，十三年不因军务而间断，此可书也。而《史稿·本纪》，二月书：“上御经筵。”八月不书，九月朔乃书之，因谕“每日进讲”。与《东华录》不同。此《史稿》不明故事之误也。经筵与日讲，并非一事，九月无御经筵之理。因九月朔有“每日进讲”之谕，而移并一处，望文生义，不可不订正之。
十四年四月谕：“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增长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覆讲，但循旧例，日久将成故事，不惟（唯）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覆讲，如此互相讨论，庶几有裨实学。”康熙间讲学之风大盛，研求性理，此时已用熊赐履开其先声，纂修经义，明习天文算学，皆于此开其端。以天子谆谆与天下通儒为道义之讲论，实为自古所少，其足以系汉人之望者如此。而考其时势，则正复黔、秦、蜀、湘尽陷，东南浙、闽、两广、江西蠢蠢思变，方于十三年岁杪议亲征而未发之时，无论其为镇定人心与否，要能无日不与士大夫讲求治道，其去宦官宫妾蔽锢深宫之主远矣。
十五年十月，命讲官进讲《通鉴》，以“前代得失有裨治道，撰拟讲章进讲。”覆奏从《纲目》中择切要事实，首列纲，次列目，每条后总括大义，撰为讲说，先儒论断亦酌量附入。十六年，三藩尽叛，各地皆发之后，叛服之数晓然，兵事大有把握。三月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直行草书，不时进呈。上召至懋勤殿，亲自披阅，以御临书赐喇沙里。此又振兴文事，为鸿博开科先声，皆极得抚驭汉人之法。兵事实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汉士大夫，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论手腕亦极高明矣！
故宫有圣祖巡幸出征时报告两宫太后及训示诸皇子之语，文理甚拙，字体亦劣，于康熙朝御书文彩[采）或有假借。然南巡时对众挥毫，传布甚夥，断非伪为；或道途手简，转是内竖等所代作，未可以此疑之。
是年五月初四日己卯，尚之信降。而是日谕大学士等：“帝王之学，以明理为先，格物致知，必资讲论。向来日讲，唯讲官敷陈讲章，于经史精义未能研究印证。朕心终有未慊。今思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以后日讲，或应朕躬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仍令讲官照常进讲。尔等会同翰林院掌院学士议奏。”寻复议：“讲官进讲时，皇上或先将《四书》朱注讲解，或先将《通鉴》等书讲解，俾得仰瞻圣学。讲毕，讲官仍照常进讲。”据此则帝于讲官所进讲章，拟于未讲之先，自将讲章向讲官先讲，然后由讲官再订正之，复议未敢任此也，圣祖则可谓好学矣。自后日讲时帝自晰经传之旨极多，皆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意，就圣贤之语有会而发，《东华录》所载极多，不具录。十七年正月，诏举“博学鸿儒”。时三桂尚未称帝，叛众意尚坚，而海内士夫向往之诚，歌颂之盛，已视朝廷之举动而日有加增矣。历年巡幸之事，若行围讲武，巡近畿访民疾苦，巡边，谒陵，亲祀明陵，亲禾劝耕，每奉太皇太后以行，所至亦以讲官从，进讲不辍。其时关外勤朴之风未改，所经过无累于民，《实录》累书其所幸，若士民之游历无异也。时西南战事方急，中原及畿辅，已晏然向治如此。然都城北邻蒙古察哈尔部，自太宗征服以后，林丹汗走死，其子额哲来降，得其传国玺，念系元世祖嫡裔，封为亲王，仍冠内蒙四十九旗之上。传至布尔尼，当康熙十四年，征其兵助讨藩变，不至，旋煽奈曼等部同叛。以多铎孙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讨之，六阅月而平。《史稿·图海传》：“讨布尔尼时，禁旅多调发，图海请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骚掠一不问，至下令曰：‘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于是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战于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别以三千人来拒，既战伏发，土默特兵挫，图海分兵迎击，敌以四百骑继进，力战覆其众。布尔尼乃悉众出，用火攻，图海令严阵待，连击大破之，招抚人户一千三百余，布尔尼以三十骑遁。科尔沁额驸沙津追斩之，察哈尔平。”据此则滇乱年余时，又对察哈尔用兵，除调不附察之蒙旗赴讨外，官军主力，乃八旗家奴，则旗下正兵已尽发，可见南方军事之棘。但所谓家奴，即属包衣下人物，诱以利即成劲旅，又可见八旗风气之悍劲。考《图海传》此文，旧史馆传所无，出李元度《先正事略》，李想自有本，今未能详矣。主撤藩者，亲贵中无人，重臣若图海，亦力持以为不可，莫洛等言之而圣祖用之，是庙谟先定，非群策也。统兵大将则皆亲贵，然一蹉跌即召回，无始终其事者，则运用在一心，非倚办于一二大将也。赞撤藩而出预军事者，仅一莫洛，早为叛将所戕。明珠辈幸而言中，以此徼（邀）后来之宠。其时非有主持之力，圣祖随才器使，疆臣中得李之芳能捍闽浙之患，蔡毓荣能收云南会师之功。武臣中得西陲数将，张勇及王进宝、赵良栋，能与中原之师夹击收效。是皆因事见才，非先倚此数人而举其事。圣祖之平三藩，为奠定国基之第一事，少年智勇，确为事实。又能功成不自骄满，力辞尊号，唯务讲学，开一代醇厚之风，较之明万历以来，不郊、不庙、不朝，而边将小小捕斩之功，无岁不宣捷颁赏，君臣以功伐自欺，以进号蒙赏，靡费国财，互相愚滥，其气象何啻天壤之隔也。
鸿博开科，正在滇变未平之日，而其时文运大昌，得才之盛，至今尚为美谈，非特当时若不知西南之未靖，即后之论世者，亦若置三藩为又一时事，而以己未词科为清代一太平盛事。今为提出以时事相比论之，且应知己未词科，纯为圣祖定天下之大计，与乾隆丙辰之词科，名同而其实大异，此论清事之一要点也。康熙十八年三月朔，试荐举博儒之士一百五十四人于体仁阁，先赐宴，后给卷，颁题“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读卷官派大学士李蔚、杜立德、冯溥，掌院学士叶方霭，凡四人。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入翰林，先已有官者授侍读侍讲，曾中进士者授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俱令纂修《明史》。其中理学、政治、考据、词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而其誓死不就试者为尤高，至更能有高名而不被荐，尤为绝特，若顾炎武是矣。是时高才博学之彦，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罗致遗老，于盛名之士，无不揽取，其能荐士者，虽杂流卑官，亦许呈荐。主事、内阁中书、庶吉士，犹为清班；若兵马司指挥刘振基之荐张鸿烈，督捕理事张永琪荐吴元龙。至到京而不入试者，亦授职放归，若杜越、傅山诸人。入试而故不完卷，亦予入等，若严绳孙之仅作一诗是也。盖皆循名求士，大半非士之有求于朝廷。后来丙辰再举大科，入试百九十三人，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补试二十六人，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试至两场。二等授职，贡监只得庶吉士，逾年散馆，有改主事、知县者，而士以为至荣，且得士亦远不及己未之品学。部驳三品以下所荐，不准与试，皆以资格困之，是士有求朝廷矣。故康熙之制科，在销兵有望之时，正以此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以作兴之，不敢言利禄之途，足以奔走一世也。此事宜与平三藩之时代参观，弥见圣祖作用。
五 鞠躬尽瘁的工作狂人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戌刻，圣祖崩于畅春园，帝亲为更衣讫，当夜即奉还大内，安于乾清宫。翌日以次，未即位已下谕称朕。翌日即十四日乙未，戌刻始大殓。既殓，第一命令即允禩、允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第二谕即命抚远大将军奔丧来京，第三谕即封允禩、允祥为亲王，允礽子弘皙为郡王。急用隆科多，以报其拥立之功；急召允禵，以防其在边掌兵之患；急封允禩，以平其鹬蚌相争为渔翁得利之气，固非有为允礽报怨之意明也。《清史稿·允禩传》，于雍正初插入数语云：“皇太子允礽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以此领起下文渐渐得罪。此实望文生义，未将《大义觉迷录》等书世宗谕旨，细意寻绎，盖雍正间之戮辱诸弟，与康熙间夺嫡案，事不相关，余已别有考。今专述世宗图治之能事。
世宗即位，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辛丑。十二月初七日戊午，停止直省将军、督抚、提镇等官贡献方物。十三日甲子，诏直省仓库亏空，限三年补足，逾限治罪，此事《史稿·食货志》言：“圣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务为宽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补，视为故事。世宗在储宫时，即深悉其弊，即位后，谕户部、工部：嗣后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详查核实，造册具奏。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者，治罪。并令各督抚严行稽查所属亏空钱粮，限三年补足，毋得借端掩饰，苛派民间。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世宗承圣祖宽大之后，综核名实，一清积弊，亦未尝立予惩治，自能洞见外省情伪，此政治一大刷新，应特叙列。而牵混不清，史官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此等处皆《史稿》之应纠正者。
雍正元年元旦，颁谕旨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守令，武将至参游，凡十一道。每谕文各千言内外，各就其职掌而申儆之。国家设官，久而忘其应循之职，与者擅为恩私，受者冒其禄利，奔竞无耻，用心皆在职掌之外。世宗在未即大位以前，必先有此提纲挈领之知识。百官职掌，近六百年来，皆自明太祖定之，后来因事损益而已。持以为督责之柄，则可以为君；奉以为率由之准，则可以为臣。世宗则知其故矣。然各谕空文太多，尚不如明祖之切实颁为格式，要其意则已蕲向乎是，文繁不具录。
世宗于申儆各官，以吏治民生为首，嗣是有谕各部院及科道、翰林院各衙门，领侍卫内大臣、八旗大臣等，逐事申儆，皆尽情伪。雍正一朝，《朱批奏折》《上谕八旗》《上谕内阁》，皆刻成巨帙，其未刻者不知凡几，而已选刻者不下数十万言，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谕旨批答，皆非臣下所能代，曲折尽意，皆出亲裁。有照例阁臣票拟者，略一含糊，辄被诘问。
世宗初政，精核如此，久而不衰，雍正朝事，又是一种气象。虽多所责难，并不轻于戮辱，亦未视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较之高宗，尚为远胜。至其刻深惨毒，唯对继统一事，有所讦发，或有意居功要挟之人，天资自非长厚，然正极力爱名。至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从初政可以概其十三年全量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