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春秋 战国的间谍活动(11)

公元前310年，惶惶不可终日的张仪为躲避秦武王的报复，对秦武王说：“为大王考虑，山东六国有变乱，才便于大王多夺取土地。我听说齐王恨我。我所在的地方，齐国必然要加以讨伐。所以我请求到魏国去。这样齐国必然讨伐魏国。齐、魏打起来了，大王可以乘机伐魏、入三川，挟周王室之威，获得周室的天下图籍、祭器，成帝王之业。”秦武王认为这话不错，也乐得张仪离开秦国。就派兵车三十辆送张仪到魏国。魏国接受张仪当了相国，果然受到了齐国征讨。魏王十分惊恐，张仪对魏襄王说：“大王不要害怕，我可以让齐国罢兵。”张仪派他的舍人冯喜到楚国，借楚国人为使到齐国。楚使对齐王说：“大王听张仪的话来取悦秦国太过分了。”齐王大惑不解：“我非常痛恨张仪，正因为恨张仪，所以才讨伐魏国，怎么能叫听张仪的呢？”楚使说：“张仪离开秦国，是与秦王商量好的计谋，让大王攻魏，秦国乘机夺取三川。现在大王果真伐魏，将使国内疲惫不堪，并且得罪了盟国。使张仪在秦王面前更有威信了。”齐王听了这话，就率兵回国了。

张仪为魏国退了齐兵，受到了魏王的感谢。不久张仪死于魏国。一代大间谍纵横列国，搅动政局，终于结束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

综观张仪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正如前面讲的，是一个政治家从事间谍活动的一生，也是一个具有政治家眼光的间谍的一生。他的成功得力于其对当时的列国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深刻了解和丰富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他把政略、战略、外交与秘密谍报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用得恰到好处。张仪在列国游说中主要利用了如下几条：

1.诱之以利，对各国君主进行游说时，主要从利害关系上进行劝诱，并许以空头支票。

2.利用矛盾，张仪对山东六国之间的矛盾洞若观火，这为他拆散“合纵”创造了条件。从根本上讲六国之间的固有矛盾是张仪能成功的重要客观因素。

3.远交近攻的战略。远交近攻的战略是秦国在统一六国过程中遵循的不变之策。张仪对距秦近的国家以秦兵相威胁；对距秦国远的国家则以拆散“合纵”，形成连横之势相威胁，然后各个击破。

4.张仪在魏、在楚的间谍活动，典型地表观了一个国家派间谍于内，并以实力相威胁，内外结合，迫使他国改变外交政策的手法。这种以间谍作为政治代理人的使用手法，可以收到比一般使用间谍大得多的效果。

张仪的活动在当时就引起纷纷议论。秦惠文王死后，攻击张仪的人就说他“反复无常，不守信用”。千百年后的今天，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评价张仪的一生，应该说他的活动使秦国力量更加强大，并加速了秦国削平诸侯，统一中国的步伐。张仪此人的事迹十分复杂，司马迁在写张仪传时又使其事迹中混入了不少战国游说之士的说辞。对这样一位在中国间谍史上留下足迹的人，本节只是介绍其大略，并做一初步分析。进一步的研究则有待于后来者。

第九节 蛇足

公元前323年，楚国军队在柱国（官名）昭阳率领下攻打魏国，大破魏军于襄陵，夺取了八邑之地。昭阳率军乘胜转攻齐国。齐王食不甘味。

游说之士陈轸正好为秦国出使齐国。齐王向他讨教对付楚军之策。陈轸自信地说：“大王放心，让我去退楚兵。”

陈轸到楚军中求见昭阳。昭阳对这位名震列国的说客不敢怠慢，马上接见。陈轸对昭阳说：“我想听听楚国的法度，对击败敌军杀其将领的人，有什么奖赏？”昭阳说：“这样的人可以当上柱国的官，封上爵执圭（爵位）。”陈轸问：“还有比这更高的官爵吗？”昭阳答：“令尹。”陈轸说：“您已经当上了令尹。这是贵国的最高官职。请允许我打个比方。有人给他的门客一杯酒。门客们议论道：‘几个人共饮一杯酒，不能都喝得到。我们在地上画蛇，先画成蛇的人独饮此酒。’一个人很快画完了，并举起酒杯说：‘我还能给蛇添上足。’此人正在添足之际，另一位画好蛇的人把酒夺去喝了，并对他说：‘蛇本无足，您给画上了足，就不是蛇了。’您现在楚国为相，率军破魏军杀其大将，功劳显赫，但职位却不可再高了。如今又移兵攻齐，如果打胜了，官爵不过如此，如果打败了，身死爵夺，对楚国也是个损失。这就与画蛇添足一样了。不如率军回国，齐国必定感恩戴德。这才是功成而不败之道呵！”昭阳说：“好！”就下令撤军了。

陈轸进行反间时，利用敌方将领私利来打动对方。这种办法之成功，需要先对敌军将领在本国的地位、社会关系、政治靠山、与君主的关系等方面有深入了解，才能打中要害。由于陈轸对各国间的关系研究得透彻，对各国内部君臣间、大臣间的关系了如指掌，所以几乎无往不利。

从类似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之际，对将领的监视并不严密，将领在率军出征时临机而断的主动性很大，甚至有较大随意性，这也是陈轸游说能得逞的原因之一。

第十节 陈轸避祸

游说之士不仅在列国间摇唇鼓舌，就是在一国之内也相互攻击，费尽心力。

上节中提到的陈轸，曾与张仪一起在秦惠文王那儿效力。张仪很嫉妒陈轸，怕他夺取秦国大权，就在秦王面前说：“陈轸往来于秦、楚之间。作为国家使节，陈轸却挑唆楚国对秦国不友好，从中抬高自己的地位。此人为自己算计得很好，为大王打算却很糟。如果他一旦离秦而奔楚，楚王能不奉为上宾吗？”这支冷箭一放，秦王当然不高兴，不过他倒是直截了当地去问陈轸：“听说您将离秦而到楚国去，可有此事？”陈轸痛快地说：“对。”秦王怒形于色：“张仪的话果真不错！”陈轸说：“不光张仪知道，这也是路人皆知的事。昔日伍子胥忠于其君，诸侯争着要其为臣。曾参孝于其母，天下人都想以其为子。如今陈轸如果不忠于其君，楚国凭什么认其为忠臣呢？忠于其君而被弃置一旁，陈轸不到楚国去又当如何呢？”秦王听了这段坦诚剖白，继续给其以信任、厚待。

对待离间之计，首先不能盲目听信一面之词，要对攻击某人的话进行分析；其次要听本人的申辩；最后对于受到攻击的人来说，坦率地表明心迹是最好的申辩。

秦王对陈轸的怀疑虽然冰释，但由于张仪为相，陈轸在秦国毕竟不得志。于是他就真的到了楚国。

公元前317年，秦将樗里疾率军大败韩、魏、赵三国之师于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韩将鲠、申差被俘，韩国形势危急。韩相公仲对韩王说：“不能再指望盟国了。当今秦国早有伐楚之意。大王不如通过张仪与秦国求和，献名城一座给秦国。同时准备好军队，与秦国一起伐楚，这是一石二鸟之计。”韩王连连称赞：“好！好！”当下准备派兵护送公仲到秦国求和。

消息传到楚怀王耳朵里，这位让张仪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昏君吓坏了，急召陈轸来商议。陈轸说：“秦国早有伐楚之意。现在又得到了韩国名城和韩军相助，此乃秦国日夜祈祷之机，今天终于到了。楚国必将遭伐。大王如能听我的，就在国内进行动员，声言发兵救韩。让道路上充斥战车，让送信的使者川流不息地到韩国去，使韩王相信楚国会来救他。这样即便韩国不听我们的，韩王也定会感恩戴德。出兵伐楚时，就不会一心一意随秦军而动。秦、韩同床异梦，兵虽至，楚国也不会有太大损失。韩国如能听我的话不与秦讲和，秦必更加恨韩。韩、楚联合，韩国就对秦国有不敬之心。这样就可以利用秦、韩两国之不和，使楚国免于灾祸。”对这番言论，楚怀王只有佩服的份儿，马上下令按陈轸的计策办。

楚国上下进行动员，国内一时充满了战争气氛。兵车排满道路，到韩国送信的使节络绎不绝。使臣到韩国对韩王说：“敝国虽小，但已尽发精锐，不惜与韩国共存亡！”韩王听信了使臣的话，下令停止公仲的秦国之行。公仲说：“使不得，眼下以大兵压境的是秦国，以虚张声势援救我的是楚国。大王仗楚国之虚名，轻易与强秦绝交，必将贻笑天下。况且韩、楚非兄弟之国，又非早有伐秦约定。秦、韩已成伐楚之势，楚王才答应救韩。这必是陈轸之计。大王已派人至秦讲和，现在又阻止我去，这是欺骗秦国。欺骗强秦而轻信楚国谋臣，大王必定后悔！”韩王听不进去，与秦国断绝了关系。

秦王大怒，增兵伐韩。秦、韩两军大战时，望眼欲穿的楚国援兵却迟迟不出。公元前315年，秦军拿下了韩国的石章。公元前314年，秦军又大败韩军于岸门。韩国不得不屈膝求和，并派太子仓为人质到秦国去。公元前312年，韩军助秦攻楚，总算报了受骗上当之仇。

陈轸搞的假情报制造活动和孙膑的“增兵减灶”有共同之处，都是用假象来迷惑敌人。不同的是孙膑是在一次战役中迷惑敌人，陈轸则是从整个国家外交、军事战略势态上制造假情报迷惑敌人。其制造假情报规模之大已到了举国动员的程度，使整个国家都显示出一种虚假的战略态势，难怪韩王要大上其当了。

假情报起着迷惑敌人，使之做出有利于我的判断和行动的重要作用。从战术到战略上都需要以这种手段来配合真正战术、战略意图的实现。但是在战略上运用、制造假情报更为重要，有时甚至对局势转变起着很大作用。孙子曰：“上兵伐谋”，又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战略假情报的散布，起着在战前就争取战略优势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散布、制造假情报，对假情报的判别，是双方战略交锋的序幕，双方在这一阶段相互猜测、试探，进行着看不见的斗智，夺取战略优势于无形。

陈轸对楚怀王进行的战略形势分析，为我们展示了制造战略假情报的必要条件。那就是：

1.对战略形势的深刻分析。只有对形势有高屋建瓴的深入分析，才能有的放矢地去制造假情报。

2.对敌人或潜在敌人的战略态势、领导人心理做深入分析。陈轸对韩王的想法分析是十分准确的。

3.假情报从内容到形式要恰到好处。需要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去综合制造战略假情报，才能形成一个国家完整的虚假战略态势。楚国在陈轸指导下，有行动（兵车出动，举国动员），有外交言辞，这才深深打动了韩王。

第十一节 又一位说客

公元前311年，秦国命樗里疾率兵攻打卫国之蒲（今河南长垣）。

樗里疾是秦惠文王的异母弟弟，为人多智，在秦国有“智囊”之美称。樗里疾带大军压境，吓坏了卫国守城官员。他赶紧请了胡衍做说客，去劝樗里疾退兵。

胡衍对樗里疾说：“您攻打蒲，是为秦国，还是为魏国？为魏国而攻蒲就对了，为秦国则没有好处。卫国之所以还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就因有蒲在。蒲地一失，卫国必为魏所吞。魏国强大了，秦国西河之外必危。秦王看您做了这件于魏有利，于秦有损的事，必然要怪罪您。”樗里疾说：“那怎么办才好呢？”胡衍说：“你暂停攻蒲，撤除对蒲之围。我为您去传话，定让卫君感谢您的恩德。”樗里疾点头称是。

回到城中，胡衍对守城官员说：“秦军已知守蒲卫军疲惫不堪，扬言非攻下蒲不可。但我能让秦军解蒲之围，不再攻蒲。”守城官员赶紧赠他黄金三百斤，并许诺要上奏卫君给他高官显爵。胡衍大捞一把，蒲之围也解除了。

胡衍是以比樗里疾更高一筹的战略形势分析，来打动“智囊”的。值得注意的是，张仪、胡衍一类的战国游士，在为双方游说时，利用自己在战略分析、政策分析中的长处，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有着极大的灵活性。他们在列国间的政治、外交、军事战场上，靠出售战略谋划来获利。由此可见战略情报、战略分析之重要。这类人之所以能成功，更深一层的原因就在于列国君主出兵作战时，缺乏对当时复杂的各国间战略形势的分析，因而不可能在战争指导上不受游士的影响。这些游士的成功，正填补了列国君臣宏观战略思维的真空。张仪之类的高级战略间谍能得逞其志，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对于战略问题，在决策前进行深入、广泛的推敲、论证，是能够在敌人的间谍活动面前，减少战略失误的前提。有了科学的分析，在执行时才有为一个战略目标毫不动摇的坚定性。

对战略目标的制定要有全局性、预见性和现实可能性。胡衍对樗里疾所做的攻蒲战略后果的分析，虽然另有所图，但不失为较好的战略分析。樗里疾能听他的，也不失智者之风。

当然，这些游士之所以能左右逢源，也是由于古代信息流通不畅，甚至闭塞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