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与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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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韦斯探讨了巴菲特写给股东的信是否容易理解的问题，特别是对学习会计与评估的学生而言，包括是否能够理解这些工具的局限性和延展性。

 

巴菲特：让我感到困扰的是，除了刚才列举的那些事情，我看到审计人员也在摇旗呐喊。我心里暗想：“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就你们六家（编者注：1996年时，整个审计行业由六家会计师事务所主导，后来缩减为四家，1998年普华和永道合并，2002年安达信倒闭），你们必须联合起来，并达成一致意见，不能这么玩儿，不能给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脸上抹黑。”要想得到一份更好的财务报告，并不需要审计行业付出多大的努力。可是，他们没能尽到自己的职责，事实上，他们成了同谋。

毫无疑问，作为伯克希尔的首席执行官，我汇报的收入数据一定存在不小的偏差。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对这些数据进行精准的量化，有些数据稍后会给大家补上，比如说保险准备金。在一家保险公司里，特别是长尾业务，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公司的发展前景，因为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非常长，公司完全有可能并购其他上市公司，也可能进行重大的公开发行。

卢·辛普森：说到现金池和通过技术处理保护现金池的问题，我觉得很多公司认为市场是愚钝的，它们觉得市场根本不会关注公司的实际经济状况，看的只是利用会计准则呈现出来的数据。这么说可能很天真，但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后，市场会看到公司真正的经济状况和收入情况，如果公司觉得它们能够操纵会计数据并让市场相信这些数据，那他们无疑是在愚弄自己。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芒格：我可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分享一下我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热爱，他们在动物园里拿猴子做过非常有趣的实验。他们打造了一套体系，猴子可以通过完成各种任务得到一个代币，而代币可以立即换成一根香蕉。猴子很快就明白了，它们开始为得到代币努力工作，就像此前为得到香蕉努力工作一样。你几乎无法想象公司的管理人员能比猴子们做得更好。（笑声）

巴菲特：在特定类型的市场上——肯定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市场，可能也包括最近一些时期的市场，有些人要么是太聪明，要么就是见利忘义，他们觉得宁愿买进被操纵的收入，而不是真实的收入，因为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被操纵的收入达到既定目标的确定性更大，而他们会在公司崩溃之前出场。我在20世纪60年代亲眼看到过这样的情形。总有人觉得玩资本游戏是合理的，在他们出场之前游戏不会结束。我想说我完全认同卢的观点，不过在财务报表被操纵的那段时间内，有很多钱会被换手，最终世界各地的全国学生营销组织（National Student Marketings）的声誉都会受到影响。

路·洛温斯坦：亚瑟·怀亚特（Arthur Wyatt）是美国著名的会计学家，曾在安达信任职，多年前他做过有关资产负债表外融资的报告。在超级市场控股公司（Supermarkets General Corp），为了不让融资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我们可是付出了巨资的——在我成为总裁之前。这种做法很流行。负债就在那里，但我们不想让它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他在报告中提到了一项研究成果：40%的证券分析师——可能更重要的是信贷员——都遗漏了资产负债表外融资。如果你能始终愚弄40%的人，那的确不错。

在通用电气，杰克·韦尔奇一直致力于每股收益的提升。有一年，收益的确下降了，但韦尔奇调高了对养老金计划和后进先出法储备清算的假设，这么做很容易就能把收益做高。在九名给出报告的证券分析师中，只有一个人留意到了这个事实。韦尔奇愚弄了九分之八的分析师，在这个游戏中显然是大赢家。

20世纪60年代的每股收益——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就此写过很多文章——就是你发行了可转换优先股和认股权证，但在行权之前没人关注。那很愚蠢，但每个人关注的都是那些数字。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可不会发生那种情况，但在现实世界中——男人们总想出去吃饭，总想去追女孩儿，去打棒球——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路对此很清楚。

韦斯：我注意到了沃伦的评论，特别是关于保险业务的评论，给我的印象就是：我不是财务分析师，而且从未在任何此类领域受过正式培训。但在我这个观察者看来，事实上每家公司的财务上都有一个或多个账户从本质上就是主观臆测的结果。就保险业务而言，确认这些账户非常容易。你如何预估损失准备金，或者如何应对零售业务中的库存问题，这是会计制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这又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把我们带回到了在过去的几天里探讨的一个主题：你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给出数字的那些人是诚实的？他们必须做出一些主观判断。就再保险业务而言，你根本不可能为损失准备金找到一个客观上准确的数字。这里存在一个合理性的范畴。那些做预估的经理是否诚实可信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

巴菲特：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埃利奥特，那些原本非常诚实的人，那些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信任的人——你都可以把他们当作遗嘱信托人——他们也都变得没法相信了。作为一家大公司的经理人，你得决定要不要玩会计游戏，特别是审计人员建议你玩的会计游戏，这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

比如说，在重组方面发生了什么？在收购会计调整方面又发生了什么？我在具有重要意义的案例中看到过审计人员对管理层说：“在这个时间点上，要想让稍后报告的数字更好看，你可以这么做。”由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根本没人会关注这段时间内的数字。

高级别的人被收编或者说顺从的程度很重要，你也可以用其他词。要净化整个系统非常困难，因为不再有好人和坏人了，六大事务所联手就可以决定一切。

当前的评论

“审计行业本可以好好听听巴菲特开出的富有希望的处方。相反，就在这个研讨会召开的1996年，会计舞弊正在安然、环球电讯、奎斯特和世界通信等公司上演。这些事件以及其他类似事件曝光后，安达信倒闭，萨班斯法案重新规定了审计职能的架构，审计委员会重新获得了对审计人员施加影响的权力，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也正式成立。”

——拉里·坎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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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文·约翰逊表示，可以假定财务会计标准对于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他还强调说，所有准则都应专注于投资者的利益。约翰逊说，就会计处理而言，虽然巴菲特通常都会站在投资者这边，但他对伯克希尔收购斯科特·费策尔时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这是权益结合法。此外，他对伯克希尔对世界大百科全书库存采用的会计处理方式也颇有微词。

 

洛温斯坦：就这个话题来说，我已经准备好为沃伦辩护了，但我相信沃伦对此更有发言权。沃伦，如果你的确采用了这种方法的话，能说说你为什么对权益结合法那么着迷吗？

巴菲特：我没有采用这种方法。我们总是采用购买法，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购买法能够反映出真实的情况。事实上，我不太确定我们是否用过权益结合法。

芒格：我们曾用过部分权益结合法。

巴菲特：好吧。

芒格：但我们基本上还是采用购买法。你指的是我们所做的选择性计算。我认为管理层有权告诉公司的股东——事实上也应该这么做——他们对实际情况的看法。所以，我们使用的是符合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报告要求的会计处理方法，我们会替换某些数字，而且我们会说，这是我们关注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在我们看来，这么做是合理的。

巴菲特：大部分情况，我们都会支付给被接管公司远远超过其资产净值的溢价，我觉得这是付给我们所谓的经济商誉的费用。我们甚至都不看工厂。在收购斯科特·费策尔之前，我们没看过他们的工厂；在收购H.H．布朗之前，我们也没看过他们的工厂。我从来都没去看过H.H．布朗的工厂，我们不是依据对物理资产的评估进行思考的。

我们考虑的是经济商誉。我们觉得经济商誉在资产负债表上应被记为投资。我们甚至认为，如果我们给付的股票具有较大的内在价值，在会计处理时就应该记录一个高于其市价的价格。

至于世界大百科全书的库存，我们使用的是后进先出估值法，所以我们总是先计算当前的成本——我们没把任何库存的减少计为收入。我们基于后进先出法，使用的是当前的成本——这显然能够反映出后进先出的原则。

如果我们能够选择针对斯科特·费策尔的会计处理方法——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么首先要拨付我们针对特定资产支付的溢价，剩余的部分就是商誉——我们认为全部是商誉。在我们基于购买法收购斯科特·费策尔之前，直接对工厂的账面价值进行了调整，目前工厂的账面价值已经比我们收购时小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没有遇到重置价值过高的问题。工厂目前的账面价值是4900万美元，此前的数字可比这个大多了，而且它还挣到了更多的钱。

我们购买的其实是经济商誉。幸运的是，斯科特·费策尔的经济商誉还没贬值。在我们看来，在购买价格中拿出5000万美元用于支付工厂和设备的价值，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这就是重置价值——我们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我们可能会被要求在账面上那么做，但我们也想告诉股东们我们到底是怎么看的。

约翰逊：收购方法显然是强制性的，必须得符合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要求，而且你们的报告也是这么做的。我接受你对问题的澄清。我要批评的是你们采取的替代方法，你们对斯科特·费策尔的旧资产账户很感兴趣，而且希望伯克希尔能够使用它们，你们还说它们很不错。

巴菲特：我们就是那么认为的。

约翰逊：我同意你的说法，商誉不应该折旧。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试图确保不能出于避税的目的对商誉进行折旧。我向最高法院陈述过我的意见，后来也出席了国会的听证会。我听到每个人都在说我的意见是对的，商誉不会贬值，它只会升值。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还是允许企业把商誉的账面价值在15年内削减完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经济决策，他们竟然允许在15年内核销一个我们知道正在升值的东西。我真希望你当时就在那些听证会的现场，就在证券听证会的现场，因为有两个堂·吉诃德可能更好一些。

巴菲特：我们只买我们认为会升值的东西。

约翰逊：在21世纪，一切都跟商誉有关。我们看到的钢铁会越来越少，但硅会越来越多。我们正在改变要素。如果不能在会计上处理好商誉问题，那你基本上就是把公司股票的成本在15年内核销掉了，这其实根本说不过去。

补救方法肯定不止一种。我同意你的说法，商誉是不可摊销的。但在收购世界大百科全书时，并没有太多的商誉，但你们支付的溢价比收购斯科特·费策尔时还高，事实上这些钱都付到工厂和设备账户上了。

巴菲特：我们是按要求做的。在我们看来，这些钱都是为商誉支付的，但按照要求必须进行拆分，依据的就是存货的先进先出价值，财产、厂房和设备的评估价值、剩余价值，有些甚至用来支付递延所得税负债了。

我们是这么对股东们说的：“我们必须遵循规则，但在我们看来，所有溢价都是付给商誉的。”我们还认为商誉不会贬值，否则我们一开始就不会买它。我们必须得那么记账，但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方式，所以我们会向股东们解释我们的真实想法。

坎宁安：我有两个问题。就在几分钟前，路易斯告诉我们，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正在考虑是否在未来的几年里彻底取消权益结合法，也就是说这种方法不能用了。卡尔文，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我的另一个问题跟商誉的折旧有关：我们探讨的是商誉的贬值或升值问题，还是成本分摊问题？

约翰逊：我认同巴菲特的观点，商誉通常不会贬值。我认为他的意思也不是说世界大百科全书的工厂和库存毫无价值或者说对他而言是零成本。

洛温斯坦：但会计人员会把它作为成本分摊对待，就像我们对待工厂的成本一样。折旧并不会反映价值的改变，它反映的只是一段时间内的成本分摊情况。

约翰逊：商誉的摊销时间是40年，也就是每年1/40，即2.5%。所以，它是可以折旧的，只不过折旧率不高。我的观点是商誉是存在的，提出商誉这个概念完全没有问题。在下一个世纪里，所有公司靠的都是商誉。那些软件公司可能没有资产——只有一帮员工、设计、租赁；它们没有资产，但它们可能价值20亿美元。这都是商誉的价值，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

如果单纯看资产负债表，这些公司会显得很穷。理论上来说，资产负债表应该是一份财富声明或者一个储蓄账户。通过资产负债表，你应该能够说出下一年的资本收益率是多少。但是，会计们对资产负债表的忠诚度早已消失殆尽，现在的资产负债表简直就是垃圾，上面只有一些还没有被冲销的杂项成本。这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有人购买这家公司，都要付出比账面价值大得多的成本，这笔多出来的成本就是为商誉支付的。

坎宁安：听起来这跟你的主张是一致的，也就是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中引入现值以及类似的概念。

约翰逊：是的。我希望由投资银行家来起草这些规则，而不是由会计人员起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真的是垃圾。对投资人来说，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基本毫无价值可言，但现在却没人去修订和完善这些准则。

芒格：哦，不过，如果你喜欢投资银行会计准则——这在世界各地的私募招股说明书上都能找到，如果你已经厌烦了传统的会计准则，你的确应该去看看投资银行的会计准则：他们讲的是EBDA——扣除任何东西之前的利润。（笑声）

洛温斯坦：埃利奥特说过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是一道需要逾越的障碍，其他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整个机构都备受非议，而且这种非议越来越多。围绕股票期权会计问题的斗争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失败告终，此外，美国财务经理协会最近通过了一项提议，把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外部审计提上了议事日程，受此鼓舞，要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采取更亲商姿态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呼声也是在对商业界表达同情之心。我发现这其实挺可怕的——这显然并不符合卡尔文所说的忠于投资人的原则。还有其他人为此感到困扰吗？

巴菲特：在19世纪90年代，印第安纳州立法机关收到了一份法律草案，有位立法委员希望把圆周率的数值改为3.2，他解释说，对印第安纳州的中小学生而言，记住3.14159这个数值太难了，他觉得如果改成3.2事情就简单了。（笑声）（编者注：参见斯科特·麦莉2015年3月14日在印第安纳州安德森市的《先驱公报》上发表的文章“3.1415=圆周率=困难”。请注意，这份提案是基于一名业余数学家埃德温·古德温的工作提出的，但被普渡大学的数学教授克拉伦斯·瓦尔多给否定了，他对前者的假设进行了反驳。）

约翰逊：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年里，任何有关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问题最终都是管理层赢了，如果投资者能胜出，那才是巨大的进步。我真觉得我们得抛开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中的那些数字了；对于投资者来说，它们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一方面，每家公司，即便是规模最小的公司，每年都必须在会计人员身上花费30万美元，而且还要应付一整套的体系。问题的答案或者是这样的，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已经被中世纪的理论和管理层的影响给腐蚀了，这个准则已经不值得去遵循了，我们应该重新开始。

另一方面，在某些时候，事实上你必须为投资者提供信息。投资者不可能凭直觉获得所需的信息，他们也不可能自己翻翻文件就得到所需的信息。他们最终需要的信息必须是准确的，而且要符合投资理论。这些信息必须能够融入特定的投资模型中。我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要告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或者要避开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我觉得是要避开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但我也认为这个国家渴望这样的方式，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提升整个国家的生产力不需要太大的投入。如果说什么基因能够做到四两拨千斤，我想这个基因就是找出有利于投资者决策的数据，而不是帮助管理人员获得丰厚的报酬和帮助他们保护自己。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我认为这很重要。

巴菲特：我对此表示赞同，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财务信息——即便是呈送给我们的财务信息——非常有用。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买了四家公司——第四家正在进行中，我们有的只是两件东西：财务信息以及我们对经济特点的些许思考。我们接受了——我不应该说完全认可我们看到的数字，但依据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提供给我们的数字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可以基于这些数字决定是否买下一家公司，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去看他们是不是拥有工厂。

洛温斯坦：20世纪80年代恶意收购运动的依据主要是公开的财务信息。

巴菲特：我们每天都在这么做，我们已经为使用公开的财务信息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但也有很多财务信息我们是不会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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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基奇称赞说，《巴菲特致股东的信——股份公司教程》一书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会计数字，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一些简单的衡量指标，比如每股收益。但他猜测其他公司不会这么做，因为证券法律认可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大家不愿意去承担风险。巴菲特的回应开启了这场对话。

 

巴菲特：在我的记忆中，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从来没在分析报告中提过每股收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都要求我们在五年财务概要中标明每股收益。但鉴于你提到的那些原因，有很多人关注这个数字，但我觉得这个数字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了，你还不如去看每个业务单元的经营业绩，那些数字可比每股收益有用多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在公司的年报中用过每股收益这个字眼。

听众发言：如果概括一下过去两天我们探讨的所有问题，可以把它们归类为短期的商业欺诈。如果要概括一下巴菲特和芒格哲学的话，那就是它不仅是一种长期的承诺，也是对永久所有权的承诺。那么，通过改变税法让永久所有者得到回报是不是一种解决方案呢？

目前来看，这种观点已在各种场合屡被提及。沃伦有一次建议说，要对一年内的收益征收100%的资本利得税。其他人也提议依据持有证券的时间对资本收益进行相应的调整。沃伦和芒格的例子已经表明，永久性投资有诸多的优点，或许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促进立法，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永久性投资或者接近永久性的投资予以奖励。

基奇：我倒不觉得必须得去立法。很显然，你可以看到，伯克希尔·哈撒韦有一套自己的体系，他们通过这个体系努力引导股东们长期持有公司的股票。比如说，伯克希尔·哈撒韦鼓励人们对持有的股份进行登记。举例来说，只有对股份进行登记后才能享受慈善捐赠计划带来的各种好处。当然了，证券行业一直在排斥记名股票，他们会说，只要在券商那里开个往来账户就行了——因为这显然会让转让股份变得更容易。

听众发言：伯克希尔只能算一个特例，当然了，他们的做法很值得钦佩。但最好是能通过书面的形式，让美国的上市公司开始遵循伯克希尔的模式。在我看来，首先得迈出第一步吧，比如说，对短期的资本收益进行征税。

吉姆·里佩蒂：这个我们此前已经探讨过了。我觉得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我认为，为自己投资的人应该都希望管理层能有长期性的观点。如果我是为自己投资，我就会明白，股票的卖出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购买者对公司长期发展前景的看法决定的。所以通常来说，你会认为投资者希望管理层能做到从长计议。我过去就曾建议过，真正的问题在管理层——问题不在投资者这边，当然机构投资者除外，因为他们并不是为自己投资。

洛温斯坦：沃伦几年前就提过类似的建议，但后来他放弃了。我这个人比较愚笨，而且不那么敏感，所以一直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提出此类建议。我认为，南希·卡斯鲍姆（Nancy Kassebaum）、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和凯恩斯（Keynes）是最早建议对短期交易予以惩罚的几个人。如果能让投资者从长计议，就能更好地对管理层施压。正如吉姆所言，华尔街可能有一些人不这么看，从计划摊还证券（PAC）资金的流动情况判断，这些人的影响力可能比我们的影响力还大。

当前的评论

“直到今天，人们一直为公司管理层以及某些短期资金经营者的短视担忧。事实已经证明，税务制度没有办法促使他们从长计议。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办法去平衡管理层的利益（也就是薪酬）和投资人的长期最佳利益。”

——吉姆·里佩蒂

 

费斯：大家谈论的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希望管理层能有更长远的眼光，你们希望投资者投资的时候更关注长期收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阻止交易，或者我们要杜绝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可有些提议的确是在威胁这种做法。人们之所以愿意把钱投到资本市场里，是因为这个市场既提供了流动性，也能带来长期收益。如今，很多资本都投到上市公司里了，如果你说投进来的钱不能拿出去，那很多人可能就不会投了。

洛温斯坦：我觉得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市场需要多大的流动性？这就好比给轮毂加润滑油一样，加到多少会造成车轮打滑和跑偏呢？196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是14%，我想当时没人抱怨缺乏流动性。现在，如果你把场外交易也考虑在内，换手率是70%～75%，那么，到底多少才算充足呢？流动性的成本可是非常非常高的。

当前的评论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换手率在2008年攀升到了138%，随后，由于高频交易导致的报升，2012年又回落到了1996年时的水平。”

——拉里·坎宁安

 

费斯：即便是对伯克希尔·哈撒韦来说，选择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也证明了他们认可投资者从流动性上获益。你希望自己的股东都能长期持有公司的股票，但你也知道投资者有时也有退出的需求，他们需要拿回一些现金，因为他们得送孩子去上大学，或者在其他方面急需钱。

洛温斯坦：我想是这样的，沃伦也能回答这个问题。伯克希尔股票的交易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攀升——在我看来交易量依然很小，但他们的确是在绕过经纪人，然后进入真正的拍卖市场。不过，沃伦，你们当时为什么要去纽交所上市呢？

巴菲特：我们根本不认为有必要提升市场的活跃度。事实上，在我们上市的那天，我对专家吉姆·麦奎尔（Jim McGuire）说：“如果这只股票的下一次交易出现在两年后，我会认为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当时看起来并不是很兴奋。（笑声）

不管我们买什么，无论是可口可乐、吉列，还是任何其他公司的股票，我们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如果交易所关门歇业，就像1914年那样，我们依然愿意持有这些股票。如果交易所关门后我们就不愿意拥有此业务了，那么在交易所正常营业时我们也不会愿意拥有。

尽管如此，流动性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加分项，它不是减分项。对于伯克希尔的股东来说，它还是加分项。但如果流动性成了伯克希尔股东很大的加分项，那他们肯定不适合做我们的股东。

当前的评论

“即便交易所关门了也愿意持有某只股票，这正是巴菲特投资信念的写照：长期来看，商业价值的增长并不取决于短期的股价，而是取决于长期内在价值的提升。”

——罗伯特·哈格斯特朗

 

洛温斯坦：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以投资为主题的第十二章中对流动性有非常中肯的评价，这一章的篇幅很短，只有18页，却非常有启发意义，我强烈推荐不熟悉流动性的人读读这一章。

约翰逊：由于担心出现锁定效应，我们在税法方面投了很多钱。为了应对资本收益偏好方面出现锁定效应，我们采取了一些还比较粗浅的补救措施，并为此给出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税收优惠。现在你告诉我说，我们在过去的80年里花的钱都是浪费，因为锁定是好事儿啊，不是坏事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有很强的动机去保护你们的财产。我们调整了财产持有人死亡时的计税基础，而且设定了一个能够有效鼓励长期持有财产的税率，持有时间越长，税率就越低。我们通常认为资本收益偏好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此外，有人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阐述，我不赞同这种说法。我们需要数字，需要一颗能够为我们指明方向的北极星。一幅地图能够概括某块土地的大部分信息，但地图不会告诉你当地的特色，不会告诉你文化的丰富性，也不会告诉你树林里住着哪些神仙，地图上只有一些简单的数据——东西南北。在地图上，你能看出自己当前要面对的是水域还是沙地，这就是地图，这就是地图方便对比的原因所在。

我费了很大的劲儿告诉我的学生说，金融分析师们对投资的描述实在太抽象了，我们甚至无法知道投资到底是糖果机、部件库，还是年金。事实上，出于概述目的，我们正试图从中得到一些数据。我觉得再完美的生活也无法帮我们解开所有谜语。投资就好比一团完全无法被人理解的糊状东西，只有当你最终拿到一些数字时，你才会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芒格：我觉得，如果你能从两个到三个不同的立场去看待这团东西，你对它的理解就会更深入一些。就拿建筑物来举例吧，跟从一个方面看它相比，如果你能从顶部和侧面看它，可能还参考了建筑师的方案，你对它的理解就会深入多了。所以，恐怕现实就是一团糟。如果你想理解它，你就得有处理这团东西的能力。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任何事都要尽可能将其简化，但又不能过于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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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里佩蒂全面回顾了企业所得税方面的法规，特别是那些涉及管理层和股东关系的法规，比如黄金降落伞，拒绝接受那些用金钱弥补管理无效的做法，比如资本收益偏好以及对公司和个人采用差比税率。

 

洛温斯坦：那是否意味着你也希望看到取消企业所得税呢？我知道的确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里佩蒂：有个提议是把游戏的天平朝一侧倾斜，建议取消个人所得，也就是说，在公司层面保留企业所得税，但股票持有人获得的分红不需要纳税。这肯定会给管理层带来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可能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而这无疑会使游戏的天平朝另外一个方向倾斜。

此外，我觉得可能也存在收入方面的考虑。即便企业所得税目前仅占联邦税收总额的12%左右，但如果取消企业所得税，那么政府的税收就会出现12%的缺口。我不希望游戏的天平朝任何一侧倾斜，我只想看到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当前的评论

“2003年，资本利得和股息开始适用同样的税率。至于这种对等是否会影响公司的股息政策，经济学家们还没有达成共识。”

——吉姆·里佩蒂

 

芒格：我觉得有些问题的答案绝对是有决定性的。如果你想按照民主的方式办事，那你至少得考虑一下法律，至少法律不能让人恨得咬牙切齿吧。

拥有500万美元股息收入的家伙根本不用交所得税，可一个每周工作90个小时的出租车司机却要缴纳30%或40%的所得税。

这实在太令人难以忍受了，任何有次考虑的提议，不管它有什么理论优势，都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觉得你甚至根本不该把那种提议当成一个答案。我们的体系必须关注人类追求平等的天性。

里佩蒂：你的意思是说对股息收入免税吧。你认为仅仅是政治上不可能吗？

洛温斯坦：当然了，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偶尔也有人做过这样的讨论，那就是取消企业所得税，同时把企业收益的应纳税额转移到股东身上。

芒格：我想从另一个方面谈谈看法，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只要私人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企业收益能够有可观的积累。这是确保经济未来能够不断增长的重要发动机，只要拿到收益的人能够把收益留下来，经济的增长就会变得更加简单，也更有保障。所以我觉得，在你想看到的文明社会里，激励因素必须到位，而且要成为常态，这样才能确保把美国上市公司至少一半的股票收益累积起来。

里佩蒂：我觉得你们公司就有最佳解决方案，不管我们如何改变税法。你们的回报率太可观了，通常来说股东们都会选择。

芒格：如果你觉得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值得所有美国公司效仿的榜样，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每家美国上市公司都突然决定要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伯克希尔·哈撒韦，那肯定会是一场灾难。

洛温斯坦：查理认为一半的世界都低于平均水平，有些公司可能满足于每年从股东的资本中赚取8%的利润，但伯克希尔·哈撒韦不是这样的公司。

巴菲特：如果我们是免税机构100%持股，我们也会采取同样的股息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美国上市公司都要这么做。

当前的评论

“奥巴马总统提出的2016年预算报告显示，公司税在总体税收中的占比估计为13.4%。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美国的税务体系带来的影响。依据该体系，如果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利润尚未转入美国，就暂时不需要纳税。很多人担心跨国公司会为了避税把利润留在海外。相关的争论变得很激烈，有人主张美国应该采取属地纳税制度，不要试图对跨国公司的海外收益征税，也有人主张终止递延条款，直接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收益征税。此外，其他国家相对较低的公司税税率也在迫使美国降低自己的公司税税率，因为竞争降低门槛的‘竞次’态势正在形成。”

——吉姆·里佩蒂

 

约翰逊：美国国会采纳了旨在打压黄金降落伞的税收法规，我认为这是国会支持地方产业和强势管理层的又一个例子。我知道，从形式上看，这是对支付给目标公司管理层的丰厚补偿金的一种处罚，而且听起来是对目标公司的一种处罚，是对支持目标公司而不是收购公司的某种东西的处罚。但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辞令，事实上，对于收购方来说，黄金降落伞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手段，而国会的目的就是消除这种手段。

里佩蒂：如果能够向股东披露所有事实并得到股东的认可，我倒是挺喜欢黄金降落伞给出的丰厚补偿金。如果你最初使用的就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模式，你就必须假设某些收购方的目的并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他们可能想通过收购目标公司达到其他目的，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损害目标公司股东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尝试赋予管理层更大的权力可能是有意义的。我再次强调，我也认为民主制度对公司来说是有益的。在我看来，如果股东们已经被告知什么对他们是好的以及什么是不好的，只要沟通过了，其他事情就随他去吧。

芒格：对于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阻止收购的税收条款，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就现实意义而言，其他条款根本就没法跟这些条款相比。我说的是国会废除了通用效益准则的时候。（编者注：可以参考美国最高法院1935年296卷200号通用效益公司诉赫尔弗林一案，依据过去几十年里形成的各种限制和例外，最高法院认为，当公司把已升值的财产分配给股东时，公司既没有收益，也没有损失。所有这一切被冠上了“通用效益准则”这个绰号，通常被认为是鼓励公司收购的判决。可是，这一准则被1986年的《税务改革法案》废除了，新的法案认为公司把已升值的资产分配给股东时，大部分情况下都会获得一定的收益或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控股子公司的清算和分拆依然属于例外情况。）那的确改变了收购时的算术题做法，其目的显然是抑制收购。如果你想减记资产并在未来享受税收优惠，现有的C公司就必须缴纳一大笔税款。这显然是一个强烈反收购的条款，你对该条款持什么态度，支持还是反对？

里佩蒂：我支持这个条款，因为在我看来这有助于平衡对收购市场的各种关切，而且从税收政策角度来说，也是讲得通的，因为它跟我们处理非收购类公司交易的方式是一致的。比如说，当一家公司把已升值的资产分配给某个股东时，无论是公司还是股东个人都要缴纳相应的税款。

芒格：他们同时也把这一点给改了。

里佩蒂：是的。

芒格：卡尔，你怎么看？

约翰逊：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因为大部分学者都喜欢这个法案，而且还说它出自美国法律协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法律协会就有跟政府合作的良好传统。它看起来的确像是出自美国法律协会。国会在1986年通过这个法案时，所有学术界人士都觉得有自己的功劳，他们庆祝说国会终于关注美国法律协会了。

事实上，国会之所以在1986年通过废除通用效益准则的法案，目的是抑制收购活动。这是一种惩罚方式，对象是那些想把公司卖给华尔街的管理人员。这也再次表明国会更愿意站在普通大众这边，而不是华尔街那边。

芒格：如果你是国会议员，就这种改变而言你会如何投票？

约翰逊：我要面对另一个难题，那就是从内心深处来说，我还是一名税务人员，我的首要工作是确保有一个良好的税务系统。吉姆和我都认为废除通用效益准则是正确的。我跟你做的事情不一样。我要忠于税务系统所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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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公司还在努力应对废除通用效益准则带来的影响。2015年时，雅虎公司曾试图分拆其持有的阿里巴巴的股份，目的也是消除通用效益准则被废除后带来的税收冲击，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放弃了。”

——吉姆·里佩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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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觉得，巴菲特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缔造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的同时，成功塑造出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务实、和气、平凡的个性。巴菲特应对公共关系和监管事务的整个方式都不同寻常。最主要的部分他都是亲力亲为，他会去找监管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奥马哈所在的位置为他提供了帮助，集市贸易风格的股东大会也很有帮助。说真的，愿意参加这个研讨会也反映出了他的做事风格。”

——埃德·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