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毛泽东品开国帝王(8)

昆阳大捷，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得到了现代军事家毛泽东的高度赞赏。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曾两次高度评价过刘秀指挥的这场名垂青史的战争。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大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毛泽东讲到的合此原则的为“战略退却”原则，即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无力迅速击破其进攻，为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最终获胜，而非搞军事冒险主义。

之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再度提及昆阳之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毛泽东列举了“新汉昆阳之战”等中国古代战例，认为“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此语精辟地分析了昆阳之战中汉军获胜的根本原因。刘秀正是这样做的。他遵循孙子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也为毛泽东推崇的、称之为“科学的真理”的指挥战争的原则，利用决战前夕城东南小战，洞察王寻、王邑骄傲轻敌，刚愎自用，错误地将四十余万大军分成几十部、百余个营垒，诸部互不统属，严令不可擅动的敌人内部情形。当王寻、王邑仅将所部万余人与刘秀决战，而刘秀则是自率万余人、昆阳城中守军九千人，两军合势二万余人，双方投入决战的兵力是二比一，汉军占优势。诚如孙子所言：“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刘秀的“会打仗”也体现在他逐步消灭群雄的战略战术中

昆阳大捷后，刘、刘秀兄弟无论在汉军中还是在敌人那里，都赢得了超出其他任何人的威名。随着刘威名远扬，更始帝刘玄一伙觉得刘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了，于是借故杀掉了刘。

兄长被杀，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他能强忍悲伤，益发谦逊，而且悲愤不形于色，彰显出他的韬光养晦、隐忍负重的毅力。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南征之中的刘秀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对大哥刘部将不私下接触。虽然昆阳之功首推刘秀，但他不表昆阳之功，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故刘秀不但未获罪，反而得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却暗自流泪，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对兄长的哀思。

但是，刘秀心里明白，即便此一时让更始帝不猜疑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得到与兄长刘一样的下场，毕竟自己声名远播、功高震主。当时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河北（黄河以北）各州郡都在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刘赐对刘玄说：“刘秀是去河北招抚的最佳人选。并且河北一带只能是刘秀去才合适。”可是以大司马朱鲔为代表的将领强烈反对刘秀出巡河北。当初刘玄杀刘，就是朱鲔和李轶的强烈提议。朱鲔他们不让刘秀去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就在刘玄犹豫不决的时候，冯异给刘秀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一定要想办法巴结左丞相曹竟。刘秀听从了冯异的建议，“厚结纳之”。结果刘秀如愿以偿，更始元年（23年）十月，刘玄让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去河北招抚，刘秀“持节北渡河”。这样，刘秀可以说是虎出牢笼，龙入大海。同时，他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虽然刘玄给了他一个很好听的身份，也给了他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刘玄还是在最关键的地方有所保留——没有给他配置兵马，粮草辎重更没有，史书上说刘秀“单车空节巡河北”。

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留；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在河北期间，刘秀还粉碎了一起假冒汉成帝之子另立朝廷的反叛事件。对于农民军，刘秀采取了分化、瓦解、收编为主的政策。当时，河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农民军为“铜马”。刘秀击败铜马军后，将其收编，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他还获得了“铜马帝”的称号。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刘秀终于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这时远在长安的更始帝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企图把他召回长安。这表明刘玄已经对刘秀不放心，要削弱他的势力，夺回他的权力。刘秀自然明了这一意图，以“河北未平”为由，拒绝应召入长安。刘秀与刘玄的裂痕从此开始明朗。

更始三年（25年）六月，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的千秋亭即皇帝位，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改元“建武”，史称“后汉”。建武元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

称帝之后，刘秀投入到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并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战略战术，显示了他“会打仗”的本色。

明末清初史论家王夫之曾将光武统一天下与刘邦战胜项羽，做了有趣的对比，认为光武在开始时的处境比刘邦尤难。他说：“（光武）已定都于洛阳，而天下之乱方兴。帝所得资以有为者独河北耳。而彭宠叛于幽州，五校尚横于内黄。关以西邓禹虽入长安，赤眉环绕于外，禹弗能制焉。郾、宛、堵乡、新野、宏农，近在咽颊之间，寇叛接迹，而相为牵制……刘永、张步、董宪、苏茂，横亘东方，为陈汝眉睫之患。隗嚣、公孙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论焉。”在这种情况下，先打谁，后攻谁，缓急轻重，需要有一个十分清醒的估计和高明的选择。刘秀对艰难的时局是有足够的估计的，经过权衡之后，决定了较为正确而又可行的策略，这就是西和东攻、远交近攻的战略战术。即在关东地区，包括刘秀所控洛阳地区的北、南、东三个方向，皆取攻势，而对关中以西，暂取守势。“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在这一总战略方针下，刘秀随即又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战术。

先说说刘秀的“西和”战略。刘秀仅派邓禹、冯异率少量军队先占据关中地区，然后基本采取守势。占据关中很重要。因为关中是汉都长安的所在地，控制了长安，有君临天下、取得继承大统地位的舆论上的重大意义，另外，占领长安，对洛阳也起到一种缓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免除西顾之忧。同时，刘秀对关中的夺取，也无疑在西部揳进一根钉子，向西、向南，既可守，又可攻，一待条件有利，立刻可以采取对陇右天水和巴蜀的凌厉攻势。但刘秀的西进适可而止，正如《后汉书·公孙述传》所说：当时“光武方事山东，未遑西伐”，所以在进取关中以后，数年之内基本取守势。对陇右天水的割据政权隗嚣和巴蜀割据政权公孙述，皆采和策。刘秀曾对诸将声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一直到建武六年（30年），刘秀基本上已平定了关东群雄。

然而，刘秀对西方两大割据势力，虽总的趋势皆取和策，而又根据不同情况，在策略上区别对待。基本上，对隗嚣一边在最初几年，采取了在政治上拉拢、军事上联盟的政策。为了稳住隗嚣，刘秀甚至不惜在名义上承认隗氏政权与汉政权处于对等地位，史称“（建武）三年，嚣乃上书诣阙，光武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在取得隗嚣共同对付巴蜀公孙述的联合行动后，刘秀更是对其进一步拉拢，几次写信以表示“恩礼愈笃”“慕乐德义，思相结纳”之意。这种笼络政策维持了至少有五六年，到公元30年，一方面刘秀羽翼已丰，“关东悉平”，他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西方；另一方面，刘秀也看出隗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终不为用”，乃决定改变策略，由“西和”改为“西攻”。而对于巴蜀的公孙述，刘秀则一开始就采取敌对的态度，只不过因为东方未平，暂时腾不出手来，因而只能对其进行一些小的防御性的遭遇战，比如建武三年（27年）由冯异在关中抵御公孙述东征的任满等军对江关（今四川奉节）的侵袭等。但直到建武十一年（35年）之前，基本方针仍是迫公孙述在巴蜀居于守势，而不是消灭这股割据势力。最后全国形势完全有利，实力绝对雄厚了，刘秀“得陇”方又“望蜀”。对于更西的窦融，刘秀则完全采取和的策略，双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使窦融从后方牵制隗嚣和公孙述。

刘秀西和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他能够十分从容地解除东方“咽颊之间”的威胁和“眉睫之患”。然后，聚集整个东方的兵力物力，来西征偏处一隅的隗嚣和公孙述，终于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全功。南宋政论家陈亮对光武的这一套战略战术十分欣赏，评曰：“致之有术，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此光武所以为中兴也。”

再说说刘秀的“东攻”战略。刘秀的“东攻”也不是平均使用兵力，一成不变，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由于洛阳处于四战之地，南方南阳南郡地区的邓奉、延岑、秦丰、田戎，东方的刘永、董宪、张步，北方的彭宠、张丰，无论哪一方发动攻击，都会形成对刘秀政治中心的巨大威胁。这样，刘秀必须同时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三方的敌人。刘秀对关东群雄的战略，乃采取以洛阳河内为中心的全面扇形的攻击。从建武二年（26年）起，他同时派出了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军九万人以讨南阳邓奉，遣盖延率军五万人出击东方刘永、董宪，派大将朱祐、祭遵率军北讨彭宠、张丰。但在此扇形攻势作战中，其战争主力之使用，则依敌对势力之远近缓急轻重之程度不同，而适当灵活运用。比如，岑彭原负责征讨南郡秦丰，“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秦丰以余兵保黎丘（今湖北宜城），“城中食且尽”，守兵不满千人。刘秀“以丰转弱”，立刻决断“令朱祐代彭守之”，而将岑彭主力大军调到更需要的夷陵（今湖北宜昌）战场去打击田戎。

刘秀在东方战场的扇形攻势取得成功，有一点至关重要，即主要还取决于刘秀领导集团内部的团结。而其关键，则在于刘秀用人之得当和相互待之以诚。假如东、南、北三个战场上有一个方面发生较大的叛变，则扇形攻势立刻会全线失败，形成不可收拾之局面。因此，刘秀高明战略战术之得以应用，首先决定于君臣之精诚配合，所谓“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这就涉及毛泽东对光武帝刘秀的另一个评价——“最会用人”。

刘秀是“最会用人”的皇帝

毛泽东还称赞刘秀是“最会用人”的皇帝，纵观史料，不难看出刘秀的“会用人”呈现出用人不疑、宽以待人、推心置腹、知人善任、不徇私情等特点。

刘秀用人不疑

刘秀能真正做到用人不疑，充分信任人才。

刘秀起兵之初，在河北蓟州一个名字叫耿弁的年轻人求见，说愿跟随他推翻王莽政权。刘秀见他虽然年少，但为人赤诚，留作“门下吏”。谁知这个仅有21岁的年轻人却并不甘心于这个闲职，表示愿北上发兵。刘秀笑着说：“小儿曹乃有大意哉！”并数次召见和鼓励他。后来，刘秀与耿弁在乱兵中走散，失去联系。有人说耿弁投奔别人了，但刘秀坚信他还会回来。三个月后，当刘秀在广阿地区举兵进攻邯郸时，探马报告：渔阳、上谷二郡兵到。众皆失色，不知来由，只见前马直奔刘秀帐前。原来，自蓟州失散后，耿弁投奔上谷，说服了他的父亲太守耿况，耿况又说服了渔阳太守彭宠，于是两郡结兵直投刘秀而来。耿弁军所过，沿途消灭王郎部将三万余人。刘秀盛赞耿弁与渔阳、上谷太守共立大功。他们经过休整，一个月后会兵攻陷邯郸，诛王郎。耿弁这个“小儿曹”的发兵之请，终以刘秀的信任取得成功。后来，东汉朝廷以画像表彰的中兴二十八将，其中有六将是耿弁发兵带来的，耿弁自己也成为中兴的著名大将军。

以避谈军功而获“大树将军”雅号的冯异，曾经是刘秀的敌人。刘秀率兵攻打父城时，冯异出巡被刘秀的士兵逮了个正着。刘秀听说冯异是个人才，马上召见了他，希望他留下共谋大业。冯异表示愿意归降，但这个孝子舍弃不下自己尚在父城中的老母，于是请刘秀先放自己回城安置老母，日后愿以献出父城五县作为报答。刘秀答应了他，可部下都不相信冯异的话，认为放了他无异于纵虎归山。但是，刘秀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放冯异回父城。不久，冯异果然说服了父城五县一起归降了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