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的一块
关于过去两个多世纪中美国和其他经济体所取得的非凡增长和创新，最令人惊诧的事情是这一切并未令我们惊诧。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预期寿命只有现在的一半或更少。过去，我们无法录音，因此，无人知道莎士比亚的声音如何，或者“生，还是死”（to be or not to be）是如何发音的；那些最大的城市的街道夜夜黑暗；没有人能比马在陆地上跑得更快；新奥尔良之战发生在《和平协议》在欧洲签署之后，因为安德鲁·杰克逊将军无法得知这一消息；在欧洲，每十年就会出现一次大饥荒，大街小巷尸体横陈；每年冬天，美国人家里墨水瓶中的墨水总是结成冰。
今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手提电脑上绘画，将艺术作品发表在互联网上，并且可以很快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评论。两个像玩具一般的车子在火星上旅行，分析其表层材料，传回水晶般清晰的彩色录像。但是，在最初的欢呼惊讶之后，这种持续进行的跨学科研究便只能作为简讯出现在我们的报纸内页。对于一般公民而言，对这些工作的最有道理的解释是，它们如同魔法。我们已经对这类技术创新的出现习以为常。
经济增长也同样令人惊诧。据估计，一个世纪以前，平均每个美国人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今天的1/10。片刻的思考就可以让你意识到，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假定我们已经习惯了按照今天一个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来生活，若其中的9/10被突然没收了，我们无法设想，我们的生活模式会是如何。对于那些近年来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国家也可以做类似的计算：包括过去二十多年里的印度、中国以及很多东南亚经济体，当然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西欧和日本。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公民们有幸目睹和享受的经济发展。对于世界来说，最重要的长期的经济问题在于，这样的经济表现如何在最富有的国家中得以保持？它如何能够被移植到那些大部分人口还过着贫困生活的地方？为了给这些问题找到答案，有必要探究那些已经取得了这些非凡成就的经济体到底有何不同。
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长期被忽略的主题重新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声称已经有了某些答案（我们将在后面一章中提出我们对他们工作的怀疑）。当然，我们肯定不会假装我们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式的答案，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但是，我们确信我们可以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贡献，途径就是着眼于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结构，这样的总体结构可以对经济增长率差异给出部分的（或许是相当大部分的）解释。我们将特别关注这样一些规则和制度，它们产生的激励机制促使企业家们不停地工作，来创造、运用和推广新产品、新技术。实际上，我们将说明，这些激励机制使得不同经济体的重要行业中的企业家们无法故步自封，而是迫使他们甚至在现有的创新尚未终结时便开始计划下一轮的创新活动。
我们所谓的“企业家”指的是些什么人？通常这个名词指的是那些创办新企业的人。这个定义包括了众多的个体经营者和开办新企业的人，不管企业经营的业务是什么。在本书中，我们将比较狭义地——我们相信也是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使用这个名词，即提供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开发和使用新的生产方式，或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任何新的或已有的实体。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已指出的，“并不是每一个新的小企业都是企业家型的或代表了企业家精神”（1965，第21页）。德鲁克（以及我们）更喜欢采用一个他认为来自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定义，他说，这个名词“意在表明一种不同意见：企业家颠覆和打乱既有秩序”。约瑟夫·熊彼特（20世纪为企业家欢呼的伟大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性破坏”说法来形容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正如德鲁克在诠释熊彼特的分析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健康经济的‘常态’是由创新的企业家所带来的动态非均衡，而不是均衡和最优化，这也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核心现实。”或者，德鲁克还有更为直接的说法：“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具体手段。”
我们承认，集中关注狭义的企业家——或许可以称之为“创新型”企业家——意味着比较少地关注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处可见的“复制型”企业家——那些生产或销售一些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创造出来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家。18世纪英国作家理查德·坎蒂隆曾经描述过那些“羊毛和玉米的批发商、面包师、屠夫以及各种制造商和商人们，他们从乡村买来产品，把它们加工之后再逐渐卖给那些有需要的居民们”。他所描述的这些人就是复制型企业家（尽管他当时也许并不知道这一点）。复制型企业家在大多数经济中当然很重要，因为其代表着一种摆脱贫困的道路，一种只需要极少资本、教育或经验就可以养活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如果目标是经济增长，则真正重要的就是创新型企业家；因此，我们在全书中将集中关注的也就是这种形式的企业家。换言之，企业家型企业——在我们所使用的意义上——不同于“小企业”以及很多新企业。
当然，我们认识到，没有哪种经济可以仅靠企业家而获得完全成功。很多这类的企业会因太小而无法达到规模经济。从企业家提出的一种激进的但有用的想法，到商业上有用的、足够便宜和可靠因而可以引来很多消费者购买的产品，这中间有很长的距离。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成功的经济是那些创新型企业家与较大型的成熟企业相结合的经济，这些大型成熟企业（通常从其企业家的创业开始已经经历了两代甚至更长的时期）可以对企业家提出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由大企业自己提出的）创新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并付诸规模化生产，从而将之引入市场。当我们在本书的不同场合提到“企业家型经济”时，我们指的就是这两类企业的混合。
什么推动经济增长
对于有些对很多经济学著作并不太熟悉的读者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观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毕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依赖于新事物的产生——新产品和新服务。但是，任何一本基本的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发明和使这些新东西商业化的企业家的论述都少得可怜，更不必说对他们进行分析了。在更为高级的教科书和文章中，人们可以找到大量的、通常是高度数学化的关于什么决定经济增长的讨论。但是，即使在这里，企业家以及相应的较大企业的必要作用也都鲜被提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说得很好：“经济学家们致力分析的那些决策主体尚未成为研究的主题，因而，缺乏任何实质性内容。消费者不是人，而是一组协调一致的偏好。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一个企业，如斯雷特所说，‘实际上就是一条成本曲线和一条需求曲线，而理论也不过就是最优定价和投入组合的逻辑’。交换发生在没有任何界定的制度环境中。我们所面对的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以及没有市场的交换。”
与上述思路不同，经济学家们一般都集中关注两种增长的源泉：（1）更多的投入（资本和劳动）；（2）创新、技术革新或用专业经济学术语来说，“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和劳动放在一起考虑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将这两种增长方式称为依靠“蛮力”的增长和“精明”的增长。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Solow,1956,1957)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指出，创新或“精明的增长”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长期产出增加中起到了比蛮力（更多的投入）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很多学者证实了这一基本认识，并将这一认识传播至世界上的很多国家（Denison，1962，1967；Easterly and Levine，2001）。
但是，什么是创新？就是某种新东西吗？当我们（以及其他人）使用这个术语时，创新指的是一种结合：一方面是包含在一种发明中的新知识，另一方面是这种发明成功地被引入市场。哪怕是最好的发明，如果其设计、营销、改进不足以使该发明在商业上能够生存，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就需要有人能够认识到创新（即使是看上去很小的突破性要素）所带来的商业机会——有时候这并非发明者自己有意识地追求的目的——然后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把这样的机会变成很多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或服务。这些任务天然就具有创新性质，这是我们在本书中将不断谈及的一种认识。
那么，是什么决定着创新？在索洛的模型中，创新就像来自天堂的甘露，是政策制定者们基本上无法控制的。虽然他们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研究或者为研发提供激励对创新略加影响，但创新的步伐基本上被认为是既定的。这个假定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难以接受，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试图解释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些研究者采用了日益复杂的统计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创新的其他变量，其中有些是政府可以控制的（例如对外开放产品和投资市场、为研发提供资金、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有些是政府无法控制的（例如地理位置）。我们将在第3章讨论这些努力。
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因素不重要，因为它们很多或绝大多数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认为，如果能把社会应当实施的措施清单加以整合（或者称之为“经济化”，如果你愿意的话），则更为有用，途径就是将经济视为一些潜在的“增长机器”，这些增长机器需要燃料来运行，但同时也必须具有某些必要的核心零部件，使之能够和谐、共同地发挥作用，从而最有效地促进企业家精神、创新（及其推广）和增长。经济的“燃料”是一组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以及防止经济的下滑（或更为糟糕的金融危机）中断长期增长的进程。我们认识到，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远非易事。政治家们对经济政策所给予的关注大部分都集中于此。但是，经济增长按其定义就是一种长期现象，因而，更为重大得多的挑战在于设计和实施那些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
我们相信，对于政策制定者们来说，最为有用的是提供给他们一个相对简单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框架。这个框架不是一份列着10条措施的清单，诸如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那样的改革清单，也不是我们第3章将讨论的更多的政策处方。长清单的危险在于它们很容易被忙碌的政策制定者们所忽略，这些人通常是在那些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工作，他们的精力和政治资本只允许他们一次集中解决少数几个主要问题。另一种极端，即寻求一种包医百病的解决增长问题的方案，也同样是危险的。经济制度是复杂的，任何单一政策的处方，即便是被字字照办的政策，都无法有效地保证快速可持续的长期增长。
我们试图通过集中于四个要素或条件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我们认为，这四个要素对促进所有资本主义经济都很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处于“技术前沿”的、其未来进步需要持续创新而不是仅靠复制的那些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增长最为重要。我们将在第4章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但在这里先做一个简要的概述，从而使读者能够在继续阅读时记住这些内容。这些要素应当被看成是构成一架油料充足的增长机器的基本蓝图——一幅忙碌的政策制定者们在考虑更为详尽的创意或计划时不会忘记的“大蓝图”。
此外，我们把注意力局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促进增长的条件，或是那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允许财产私有制存在，并且对于那些服务于消费者需要的个人和企业予以奖励的经济。尽管我们在第5章才讨论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细节，并且将其中的一种，即“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提高到所有其他模式之上，但这些不同的模式只限于资本主义之内，而没有涉及世界很多地方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历史已然表明，中央计划经济不能够提供高质量和迅速改善的生活水平，所以，我们的讨论不包括它。
关于一个燃料充足的经济增长机器，即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我们提出的四个要素是：
第一，也许是很显然的，在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中，创办一个企业必须是相对容易的，没有那种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核制度。由此引申，放弃一个失败的企业（即宣布破产）也必须不那么困难，否则，那些本来有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就会连起步都做不到。必须存在一种运转相对良好的金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使资金从储蓄者那里流向资金的使用者，特别是流向企业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也不可低估：如果企业家不能吸引到新的劳动力，他们就无法成长；如果劳动力规则过于严厉（特别是如果规则限制企业解雇那些表现不佳的雇员或解雇它们不再需要的雇员），企业家也会没有发展的意愿。
第二，制度必须在那些对社会有用的企业家活动一出现时便要奖励它们，否则就不能指望个人会冒着失去自己的资金和时间的风险，投资于运气不济的冒险项目。这里，法治——特别是财产和合同权利——尤为重要。
第三，政府的制度一定不能支持那些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经济蛋糕的行为。这类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非生产性（尽管在某个意义上也有些企业家精神）的活动，包括犯罪行为（例如，出售非法毒品）以及合法的“寻租”行为（例如，政治游说，或旨在将财富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的不负责任的法律诉讼行为）。
第四，在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中，政府制度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由企业家在某个较早时期创办的）大型成熟企业继续有持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否则，经济就会陷入停滞。虽然有效的反托拉斯法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但我们更加强调贸易的开放性（它可以自动发挥作用，不需要反托拉斯执法无可避免的那种漫长的等待时间）。
我们怀疑，有些读者会情不自禁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没有这个、怎么没有那个呢？其他一些内容难道不应该包括在这个清单中吗？例如，一个明显的挑战来自诸如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增长主要取决于文化：有些国家拥有勤劳和乐于创业的人民，有些国家则没有。那些拥有勤劳和乐于创业的文化的国家（美国、欧洲大部分国家、日本、亚洲的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增长很快，而那些没有这类文化的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增长就慢得多，或者根本不增长(Landes，1999)。
我们承认，文化的确发挥作用，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解释经济成功的唯一要素。如果它是的话，那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移居国外的人，如印度人、俄罗斯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经济上如此成功，而那些留在自己国家的人却仍在为养活自己和家庭而挣扎？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我选择”，即移居到国外的人在其他地方更成功，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愿意冒风险离开自己的国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所离开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还在挣扎，是因为它们的制度阻碍了进步（即使在印度这个“信息技术外包”革命的发源地，很多规则仍然在制约着经济中的其他部分）。
或者，是不是应该包括地理条件的作用？有的观点认为，有些国家靠近赤道，天气太热使得人们无法勤奋工作，并且容易得病；有些内陆国家的运输成本过高，无法轻易地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杰弗里·萨克斯对于这些因素在决定或抑制增长中的影响给予了很大的重视（Sachs，2005）。如同文化论的观点一样，这种观点也有些道理。但是，反面的例子也存在。如果靠近赤道是一种经济的死亡之吻，那么，人们将如何解释新加坡极其不凡的经济成就，或是虽然稍显逊色但也同样给人深刻印象的泰国的经济表现？如果身处内陆注定一个国家要落后，那如何解释瑞士可观的经济成就？这个国家完全被群山包围，以至于它过去不得不把自己这种独特的地理特征作为一种中立的象征。
还有，教育——或者经济学家们称为“人力资本”的东西——又怎么样呢？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的，可以说每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都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这个要素给以很大的分量。我们并不否认教育对增长的某种程度的重要性，但不主张把它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对创造企业家型社会或经济具有独特作用的因素，原因很简单：环境很重要。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甚至在倒塌后至今），那些属于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成功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但是，这些体系因所处命令和计划型政治与经济环境，恰好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敌（需要承认，在苏联，创新，特别是军事技术和空间探索的创新是存在的，但这些例外恰好证明了我们所说的规则）。
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当前面列出的那些要素存在时，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确实可以极大地促进企业家精神。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更可能建立处于前沿的企业家型企业，特别是在一个日益高科技的世界中。此外，为了给企业家发展事业提供可供利用的人力资本，普及基础教育也至关重要。
最后，民主怎么样？它对增长难道不重要吗？或是如有人所说的，某种程度的独裁政治是保证某些国家达到某种特定的发展水平所必需的首要条件，而在此之后，民主制度就会或多或少成为不可避免？这是一些辩论激烈的问题，尽管还没有定论，但我们根据现有证据而得出的看法是，民主确实对增长有贡献，特别是在企业家型经济中更是如此；但它不是增长所必需的。关于这后一点，东南亚和近期中国的增长“奇迹”就是证明。另一方面，证据也不支持那种认为独裁政治是增长所必需的观点。事实上，即使在欠发达的国家中，民主国家的增长也要快于那些独裁统治的国家。
这个“某某因素如何”的单子肯定还可以继续开下去，但我们将不会用开篇的这一章来讨论所有可能的排列。现在我们只需要说明，当我们在第3章更详细地考察关于增长的不同理论和实证研究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的确需要甚至是迫切需要一些其他要素。我们认为，这些“其他要素”就是我们已经提出并将在后面详细论述的增长机器的四个要素。
本书其余部分的计划
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详细探讨上面提出的观点以及其他问题。在第2章中，我们将首先讨论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各个国家，或它们的人民，应该在乎经济增长？这是一个看上去答案显而易见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如我们在本章中指出的，近些年来确实出现了一系列对增长的批评。我们将在第2章反驳它们以及更多类似的观点。
在第3章，我们将研究一个关键性问题：什么决定着经济增长？尽管本书的其余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并没有给出所有的答案，而且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理由肯定自己已经得到了问题的答案。在第3章，我们会勾画出迄今为止对增长过程有兴趣的经济学家们已经理论化和检验过的内容。如我们已经提出的，我们相信，对增长这个拼图，人们目前还远没有找到完全的答案。
在第4章，我们首先就资本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提出一些非常不同的看法，以此来填补增长拼图的剩余部分。从柏林墙倒塌到中央计划经济转型（除少数几个国家例外）以来，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至少就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而言，取得了意识形态“之战”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包含在这个观点中的还有这样一个假定，即资本主义是单一形态的，它的决定性特征就是财产和企业的私有制，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在第4章，我们提出并详细描述四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概念：国家导向型、寡头型、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这些类型的划分是很粗略的，任何一种类型都没有以其纯粹形态在任何国家获得主导地位。然而，不同社会的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往往会以这些类型中的某一种为主体。作为一种粗线条的、过于一般化的概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往往属于国家导向型或寡头型，发达经济的特征则或者完全属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或者是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混合。第4章和此后章节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对那些逼近技术前沿和富有国家生活水平的经济体而言，保持这种地位的唯一出路是采取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某种混合形式。进而言之，对其他那些尚未达到这样经济水平的国家，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一些特征也有助于它们转向更快的增长。
在第5章，我们会简要论述我们提出的建立和保持我们认为的理想的混合型资本主义的四个关键要素。这四个前提条件的其中三个对于促进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非常重要；第四个旨在保证企业家竞赛中的胜者保持不断创新。我们还将分析前面提到的那些“其他要素”的作用——文化、地理、金融、教育和民主等，以及考察其中每一个要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或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或理想情况下这两者的混合体所独有的。
对那些目前与技术前沿相距尚远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向我们所倡导的正确的混合型资本主义发展，应当采取什么步骤？这是我们在第6章要讨论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它需要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正确结合。此外，发展中世界包含着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情况，这使得上述问题的答案进一步复杂化。
在第7章，我们考察日本和西欧这两个地区的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似乎要超过美国。美国人对此的确近乎恐惧，虽然美国人更为担心的是，它与这两个地区的巨额贸易赤字。事实上，那些赤字如同当前的贸易赤字一样，主要反映的是美国经济中根本性的宏观经济不平衡，与不同国家的相对生活水平基本无关，与本书中包含的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无关，即那些地区的经济距离技术前沿有多近（人均收入是衡量这种距离的一种方式）。
无论如何，随着日本和西欧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美国，某些事情发生了。一方面是美国的生产率高速增长，从1973～1975年间的1.5%提高到1995～2000年间的2.5%，在此后的4年里增速更高，达到3.5%，与此同时，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却停滞了（日本比欧洲严重得多）。考虑到2001年的经济衰退，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后，很多人担心，贸易摩擦可能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以及“9·11”事件以后私人和公共安全开支的急剧增长，美国之后几年的生产率增长加速尤其可观。
对于美国经济为何会加速的辩论无疑将继续下去，但欧洲和日本之所以落后，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是企业家精神在这两个地区没有达到健康的水平。自2000年以来，西欧的领导人已表示，他们希望采取促进企业家精神的措施来弥补这一缺陷。他们能否成功，是我们第7章将讨论的主题。
最后，即便是已经具有强大的产业部门的经济体，如美国，也面临着保持企业家精神的挑战。毕竟，社会在变化。英国在领先世界之后，在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退回到了大企业型和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才从昏睡中醒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向大企业型资本主义靠近的趋势，有些经济学家为此而欢呼，例如约翰·加尔布雷斯。甚至企业家经济学之父熊彼特也为此欢呼，但这种欢呼被证明为时过早。美国战后强劲的生产率增长记录到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时戛然而止，如我们指出的，生产率增长在此后的大约20年里徘徊不前，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增长。
对于美国，核心的挑战是继续保持其生产率奇迹。我们相信，保持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正确混合是应对挑战的关键所在。如曼库尔·奥尔森(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按我们的看法，一位仍未得到其应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数十年前警告过的，利益集团可能会使经济僵化（Olson，1982）。除了战争，只有那种打乱现有秩序的技术变化才可能阻止这种僵化出现。但是，这种对现有秩序的打乱只有在冒险精神得到鼓励的地方才有可能出现。在第8章，我们会分析一些使我们担忧的趋势，这些趋势如果不改变，就会打击冒险精神。如果美国这样一个领先的企业家型社会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目前担心）的原因，而是由于来自内部的原因而丧失了这种领先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将是一个悲剧。
结论性看法
我们希望对我们提出的观点持谨慎态度。我们无意提出一种包治百病的增长理论，一种只用一个因素，如企业家精神，来解释不同经济增长水平的理论。如我们将展示的，我们提出的四种资本主义类型中的三种都已经并将继续带来增长。但是，我们主张，那些想在一个或很多行业居于领先地位的经济体必须逐渐采取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某种混合。
我们的观点来自逻辑、历史乃至经济理论（尽管它们不是用数学模型来表述的）。我们明确地承认，我们的观点尚未得到经济学家们采用的传统经验方法的检验，虽然近来某些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正在开始证明，企业家对于经济增长是有作用的——可能有很大的作用（Audretsch等人，2006；Acs and Armington，2006）。标准的统计方法采用某种多元回归分析的形式，使研究者能够找出某些现象的原因，从而断定哪些因素具有显著的重要性，显著程度如何以及哪些因素不重要。
但是，政策制定者们不能也不应当等待更为正式的数学和更多的统计研究来告诉他们做什么。我们相信，已有的信息已经足以给繁忙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及那些关注他们并受他们行为影响的公民们提供指南。我们希望你，读者，同意这样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