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战争——生还与希望(4)

如上所述，浅田教授的一部分研究工作是海军分配的项目，而我则是他的助手。因此我有机会和横须贺航空技术研究中心的海军军官接触。当时我临近大学毕业，还没有被征召入伍。有一天，其中的一名军官告诉我，物理系毕业生可以申请短期服役。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当上技术军官。我并不想当什么海军军官，但如果日后被强制征兵入伍，那么就会彻底失去自由，还不如自愿报名，以便继续开展我的研究工作。

有一天，一名大佐[7]为我指了另一条路——海军委托培训生，也就是大学生志愿兵，大二起就能应征。一旦被录取，就会成为职业军官，在海军服役终生。这让我很犹豫，成为军官在当时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又不愿意一辈子当兵。大佐又说，不少学物理的短期服役军官会被立刻派往前线，在战舰上执行任务，负责操纵刚刚投入使用的新型雷达和无线电探测器。换言之，如果我申请短期服役，就等于上了战场。即便不送命，也会葬送我的研究生涯。因此当时我面临三种选择——被强制征兵后听天由命；申请短期服役后参加海战；通过海军委托培训生考试，成为职业军官，继续开展研究工作。

那名大佐建议我选择第三条路，即通过考试、领取奖学金、毕业后成为职业军官。这样一来，我就能继续进行研究，并顺利毕业。他说不忍心看到像我这样的科研人才被送到战场。一旦成为海军委托培训生，在接受完基本训练后，就能立刻回到研究中心。“对你而言，这是最保险的办法，”他对我说，“你可以继续从事你的研究，而我们也可以继续用你。”

没过多久，我便做出了决定。在那个不安定的年代，我认为当职业军人是最为稳妥的。我参加了考试，然后被录取。海军每月发给我30日元津贴，还给了我一枚金色的锚徽，别在衣领上。就这样，我成了海军军人，工作内容是继续在大学学习物理。但这样的太平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等我读大三时，战况日益激烈，物理系的学生也和其他民众一样，受到军事部门的直接管辖。我被派到横须贺的航空技术中心分厂执行勤务，也就是所谓的“劳动动员”。当时是1944年的春天。

那里的工作内容出乎我的意料，我住在工人宿舍，每天早上不是赶往研究中心，而是和被征召来的工人们一起去工厂干活儿。命令无法违抗，我只得手拿锉刀，在车间里打磨钢质零件。几天之后，我非常痛苦，觉得不马上离开那里的话，我就要疯了。

那时，日本全国皆是如此。学生被迫停课，从事非军需生产的工人被迫停工，所有人都不得不在军需工厂劳动。大学的理科生也不能例外。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龟井良子（当时我还未与她相识）当时也从在读的女校被强制征召至军需工厂，制造“红蜻蜓”训练用飞机的木质机翼部件。由于这段工作经历，她到现在还会灵巧地使用木工工具。那家工厂被炸毁后，她又被分配到一家为伤兵缝制病号服的工厂，后来又转到一家印刷厂，印刷一种在日军亚洲占领区使用的“军票”[8]。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绝大多数学校每周只上一天课，有的学校甚至完全不上课。由于日军战线漫长，需要大量军人，因此日本国内青年男子奇缺，只能让女性去做上述工作。

而我在工厂做了一段时间的苦役后，在毫无解释的情况下，就突然被调到了光学实验室。终于又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了，这让我如释重负。那里有海军军官和从摄影学校毕业的技师，而我是其中唯一一个学物理的大学生，我的任务是研究技术上的难题。我当时心想，这可是个好机会，于是打算以调查资料为由，离开无聊的实验室，前往东京。我首先联系了东京物理化学研究所（简称理研）的著名教授辻二郎，佯称自己奉海军上级命令，要求使用理研的图书馆，教授爽快地答应了。接着我向上司提出申请，为了查阅研究所需的文献资料，需要每天去东京的图书馆。可能是我明确而不妥协的态度奏效了，上头立即批准了我的申请。但战争时期的火车又挤又慢，从横滨到东京，单程就得花一个多小时，每天来回实在划不来。于是我在一位小学时的好朋友家中借宿，那位朋友是东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当时已经被征入海军。家中只有他的母亲。平时我从他家出发，到理研查资料。周六则回到自己的宿舍，和同事共度周末。人们常说，“兵油子”在军队里才能混得好。我当时虽然还是个学生，但已经较为谙于此道了。

但我并没有无所事事地混日子。有一次，上头分配给我一个复杂的课题。高空的干燥空气会产生静电火花，从而导致航拍照片上呈现不规则纹路。而我的任务便是想方设法防止纹路的出现。我知道航拍使用的是地图测绘照相机，它有一个很大的胶片盒，拍摄时产生的静电火花时常会影响成像质量。为了攻克该难题，我每天苦心研究。在反复查阅资料和进行实验的过程中，我逐渐搞懂了一些机理。我在暗房中使用大量胶卷，试图模拟出这种火花。我一边不断改变电极，一边对照相机的各个部件和胶片施加各种电压，终于成功模拟出了类似的现象，并且在实验室的同事面前演示。大家非常吃惊，并且有点儿佩服我。接着我撰写了报告书，其中一段是这么写的：

“虽然我在某种程度上成功模拟出了这种现象，但仍未找出其原因和解决方法。光学实验室缺乏相应的设备，无法继续进行实验。浅田教授的实验室拥有最好、最全的设备，我请求领导将我临时调到那里工作。”

一个被劳动动员令征来的学生是否拥有这样的资格，这一时间成了光学实验室的重大议题。为了让上司不至于太为难，我还提出了以下声明：

“我不需要差旅费。实验室在我的母校，我有地方住宿。只要批准我前往那个实验室即可。但实验需要大量成像用的胶片，希望予以领取。”

当时胶片属于稀缺物资，无法在民间买到。只要上司批准，我便能使用母校实验室的新设备，完成该课题。

最后上司同意了我的申请，于是我把大量胶片塞进背包，回到了大学。接下来的时间里，别人在外辛苦，我却有幸过上了学生生活——白天接受浅田教授的指导，晚上睡在父母帮忙租下的公寓里。至于军方的光学实验室，我只要每周递交一份研究报告就可交差。能够按照自己的步调从事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对我而言是最幸福的。当然，浅田教授的建议和指导是我的宝贵财富。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劳动动员”结束的前一周。最后一周，我被要求回到研究中心。然后我在一群高官面前汇报了我的研究成果，他们听得似懂非懂。当时向海军递交的研究报告书，日后写大学毕业论文时也派上了用场。

40年后，也就是1985年，我有机会和当年光学实验室的同事们重聚。席间，他们请我讲话。于是我坦白了当年执意前往大阪母校的动机，对于自己的自私行为道歉。我还说，如果自己的自私行为给同事和上司造成了不便，还请多多包涵。在大家的掌声中，我结束了讲话。结果我的老上司站了起来，说他也想坦白一件事。

就在我背着满满一背包胶片前往大阪的那天，他被他的上司叫去了。那名海军上将对他大发雷霆，骂他是“前所未见的蠢货”。

那样的责骂持续了两小时之久。最后那名上将命令他“把盛田从大阪带回来”。第二天早上，他向上将报告，说准备出发去把我带回来，可上将却不耐烦地挥挥手，告诉他算了。于是我才能一直留在大阪。40年来，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曾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让上司如此为难。这让我更加心生歉意，于是再次郑重其事地道歉。而在座的同事们则在这样的怀旧气氛中开怀大笑。

大学毕业后，我自动转正为海军的职业军官。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在部队中接受实地军训。我当时被派到离名古屋不远的滨名基地，在那里接受了为期4个月的军官训练。训练相当严酷，但也是一个测试自身体能的难得机会。

当时，只有像我这样的理科系学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免于被征兵。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的弟弟和昭就未能幸免，成了海军预备役士兵，不得不接受驾驶双引擎轰炸机的训练。正当我毕业后来到滨名基地时，他就在附近的海军丰桥航空基地，每天驾驶飞机飞过我的营房上空。他被分配到夜航轰炸机单位，这真是他的运气。该单位需要接受长时间训练后才能投入战斗，而在训练完结前，日本就已经投降。他的同学中，有的被分配到训练时间较短的战斗机单位，最后加入“神风特攻队”，一去不复返。

我最小的弟弟正明当时还在上中学（旧制中学），可军事部门连这么年轻的孩子都不放过，鼓励他们参军。每个班级的学生几乎都入伍了。当时的日本陷入战争的狂热之中，有的年轻人即便不想当兵，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只得随波逐流。当时正明十四五岁，他所在的班级全体志愿加入海军。我的父母深受打击，想尽办法劝他改变主意，可他心意已决。正明离家时，母亲流下了眼泪，这一幕让我至今难忘。我送正明到了火车站，然后我也忍不住哭了。幸运的是，他还在接受预备役的初期训练时，战争就结束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三兄弟都在海军的飞机上。我在参与研发一种红外线探测器，而实际的效果测试必须在夜航飞机上进行。由于三个儿子都在天上飞，母亲曾经一度认为我们无法在战争中活下来。幸运的是，我们三兄弟全都毫发无损地熬到了战争结束。

与美国交战，使日本迎来了悲剧，虽然当时日本国内的媒体一致宣传“西方阴谋论”，指责西欧各国联合打压日本，但与美国开战的消息还是让民众感到吃惊和错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事件迭出，日本国内外的政治局势风云变幻。当时我还小，对此并不太了解。但我记得，在我13岁那年（1934年），学校开始要求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每周两个小时左右。当时，在我们被灌输的教育中，苏联是假想敌，老师经常说“日苏将来可能会开战”“共产主义是危险思想”“日军占领中国东北是为了抵御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

那时候，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和一些青年军官打着“爱国”旗号，在日本国内外制造了几起严重事件。而我父亲对此非常揪心，对日本的未来忧心忡忡。1932年，一帮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先是刺杀了两名要员——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团琢磨。同年5月15日，海军中的一帮“少壮派”军官策划暗杀了犬养毅首相，并袭击了内阁大臣官邸及一些大企业的总部，包括日本银行和三菱银行。

面对如此的混乱局面，我们这些老百姓只觉胆战心惊。到了1936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二六事件”。一伙青年军官占领了首相官邸和陆军总部，杀害了前首相兼内阁大臣斋藤实，还刺杀了陆军教育总监和前大藏大臣，并将侍从长打成重伤。这导致天皇大为震怒，遂动用军队镇压叛乱。最后处决了15名军官和数名民间支持者。

这次军事政变以失败而告终，但财政界人士却因此变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当时，日本经济陷入了艰难的局面，这也是信奉法西斯主义的青年军官会发动叛乱的原因之一。他们一心救国，却误入歧途。许多日本民众对叛乱军官表示同情。日本人的传统思想认为，即便理想和热情存在谬误，但勇于和强敌抗争，即使最终失败，也是值得同情的。日本人心中的不少英雄形象，都是“不顾生死、敢于亮剑”的人物。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军事部门渐渐掌控了政局。在言论管制下，民众很难畅所欲言。我的父亲每次和友人碰面，总是会谈起日本的将来，并表示出忧虑之情。与法西斯主义者相比，企业家和生意人的思维方式要自由和客观得多，但也只能私下和朋友交流一下，谁都不敢在公共场合阐述自己的想法。

除了被灌输的思想和信息之外，学生可谓一无所知。当时官方口径和事实大相径庭。日本国内媒体一致美化日军侵略中国的行径，但也有人通过各种途径得知了真相，包括日军袭击中国各城市的劣迹、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等。我父亲肯定也知道不少“内幕”。但当时的年轻人对这些往往不太关心。比如我，虽然知道日美关系在恶化，但做梦都没想到两国会开战。

我自己做了一个与收音机相连的定时器，每天早上6点，收音机就会用广播节目叫醒我。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8日清晨（美国时间为12月7日），在定时器的作用下，我的收音机自动打开，当时传到我耳朵里的是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新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家中所有听到该消息的人都惊呆了，大家一脸茫然。我下意识地预感到时局的危险。从小到大，我一直知道西方的科学技术比日本发达。比如，当时日本没有金属真空管，只能从美国购买。我做实验时用的真空管就是从RCA[9]买的。通过接触美国的电影、汽车和电唱机等产品，再加上叔叔对于美国的描述，我对美国的科技实力有所知晓。因此我本能地感到不安，我觉得日本恐怕已铸成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