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尘世序言——人生须惜少年时
你好，人间
钱塘江北岸，有个叫海宁的地方，古称海昌。
海宁四季分明，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等美誉。由于它南濒钱塘江，西接杭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闻名中外的观潮胜地，自古以来更有“千古海昌佳绝地”的说法。
“自古盐官多骚客，吟声激越胜潮声。”美丽的海宁山川蟠郁，地灵人杰，以其丰沃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顾况、李善兰、陈元龙，王国维等大批知名学者、诗人、作家。海宁县里浓郁的学术氛围与历史悠久的求知环境冥冥之中给一位大师的成长铺就了一层层的台阶。
公元1877年12月3日，此时江南已是山寒水瘦，万物凋敝，只有空气中隐约流动的腊梅清香还显示着一份灵动的生命气息。海宁盐官镇双仁巷的王氏旧宅，这个在现如今充满了历史沧桑感的小院，正是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生命的起始点。
王国维出生时，天空阴云密布，不久就开始下起绵绵细雨，在产房外的其父王乃誉看着这样的天气难免有些忧心忡忡。那个年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迷信，何况是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王乃誉不得不在心里求神拜佛以求王国维母子平安。
据王氏族谱所载，此时王氏家族子嗣并不兴旺，王国维的曾祖父辈有兄弟三人，分别为王淮、王溶和王瀚，除兄长王淮一家人丁兴旺外，王溶与王瀚一脉皆单传，王溶的儿子叫王嗣铎，王瀚的儿子取名王嗣旦。王嗣铎无子，所以王嗣旦独子王乃誉兼祧这两家。
此时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过而立之年膝下却只有一女，即将出生的这个孩子地位自然异常重要。
万幸的是，王国维如家人所愿，顺利降生。
在中国古代，“养儿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思想早已经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王国维不仅是王乃誉的长子，还是两房合一孙。所以他的出生无疑给整个王氏家族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惊喜。
王国维最早取名为王国桢，“桢者，刚木也”，寓意刚毅果敢，坚定不移之才，代表了长辈们对他的殷切期许；取字静庵，“静者，审也，去除杂念，清心寡欲为静”，表现长辈期望他用心读书。后来改名为“国维”，取义于《诗经·大雅·文王》中“其命维新”，此后他著书立说一直沿用此名。后又取号人间、礼堂，晚号观堂，谥忠悫。
王国维出生之时，中国正处于传统帝制向共和宪政转型的动荡时代，既布满机遇，又充满挑战。那时的中国就如同一辆轰鸣而过的列车，从历史的这头呼啸着奔向新希望的另一头，而王国维正好搭上了这班驶向新社会的列车。
海宁王氏乃当地的书香世家，王国维之父王乃誉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以幕僚的身份任职于江苏省溧阳县县衙，家境虽称不上大富大贵，却也是达到了温饱的水平，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小康。
若要追溯家世，王家当真是“海宁巨族”。王氏家族的祖籍河南开封，王家的远祖王禀作为家族中的重要人物，北宋靖康年间官至河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在“靖康之难”时，他奉命驻守太原城，带领守城将士英勇抗击南下侵宋的完颜宗翰的西路军，最终因城中粮食耗尽，无抵抗之力，兵败失守。王禀只得背负宋太宗画像，带着长子王荀突出重围。逃出城外不久就在金国铁鹞子重甲骑兵的围追堵截下，被逼跳入汾河，溺毙而亡。
太原虽破，但王禀功不可没，因为正是他守城有方，让太原城在无援军的情况下，坚持了九个月之久，在开封和金国南下路线上拉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已经建立南宋的宋高宗赵构思及太原一战，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并赐谥号“忠壮”，加封他的儿子王荀为右武大夫、恩州刺史。宋高宗还特召王禀长孙王沆，准其在直隶临安府海昌城建造“安化坊”居住，并准其“袭封前爵”。由此王氏一脉真正在海宁落根延绵。
王禀的英勇事迹受到海宁百姓的敬仰，王氏祖庙里时常有人前来吊唁进香。王禀对国君的忠诚令人们久久不能忘却，直至明代还有人兴建了“宋安化王祠”，香火鼎盛。
遗憾的是，“穷不出五服，富不过三代”。世袭“安化王爵”的王沆及其子孙不思进取，成天饮酒作乐，到王国维父亲王乃誉这一代时，王家早已家道中落。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更是让王家雪上加霜。
1851年（咸丰元年），广西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据了清朝的半壁江山，富饶的江浙一带便在其中，而当时被称为“天下粮仓”的海宁更是成了太平天国政权的经济命脉和物资补给大本营。
1863年（同治二年），清政府对太平天国进行围剿，但太平天国对于海宁是严守不放。于是，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在海宁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势力争夺战，这让原本富庶的海宁在战争的摧残下迅速地衰颓，不仅经济衰退，而且政事混乱。
当1864年清政府勉强取胜重新夺回海宁时，此时的海宁已经遭受了惨重乃至毁灭性的创伤，早已不复往日风光，三千里的吴会之地随处可见断壁残垣，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烽烟四起，家国无存，本来就被败得差不多的王家更是一落千丈。王国维的曾祖父王瀚，本生祖父王嗣旦为躲避战乱逃难至上海，不久相继逝世。
当时的王乃誉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在亲友的帮助下安葬了两位老人后，一贫如洗，只能在杂货铺当学徒谋生。战争结束后，随杂货铺迁返至硖石镇，投奔了作溧阳县令的亲戚，这才得到了稍好一点的谋生与求学环境。入不敷出的家境使得王乃誉不得不外出谋职，在经过长期努力奋斗之后，王家才终于得以喘息，慢慢走上小康之路。“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确如此。
曾经帝王时代创下丰功伟绩的英雄们还在历史的丰碑上飘扬，“一生功名奉国家”的伟大抱负深深感染着海宁县少年的心；而名利来去匆匆、世事沧桑变幻的无助感又让这个家庭在一种敏感而多愁的氛围里浸泡着。
王氏毕竟系属江南名门，虽说家道中落，但祖上不乏文臣武将、文人墨客，家中藏书汗牛充栋，文化底蕴深厚，王国维从小便受到了士大夫文化气氛的熏陶，尤其是父亲王乃誉的影响。
这里，就不得不细说一下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王乃誉，字与言，号纯斋，后改号娱庐、承宰。少年丧父，在杂货店做学徒，经商之余，不忘攻读诗书古文，在诗文、书画、篆刻方面造诣颇深，擅长山水画。即使是在溧阳县衙作小吏时，王乃誉也没有荒废学业，时常拜访当地名家，借阅藏书字画，尽窥古玩器具，通过相互交流，使自己增长见识，加深学术造诣。有《游目录》《画粕》《娱庐诗集》等著作传世。
王国维三岁时，其生母凌氏便留下他和姐姐蕴玉撒手人寰，母爱的缺乏使得王国维的孩童年代染上了一丝忧郁，小小的他开始意识到生的残酷与死的惨烈，生命的痛感打在他的身上，却也在他精神上开出丰富的哲思之花。正如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所说，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在王国维七岁那年（1883年），在外谋职的父亲将他和胞姐托给祖姑母照顾，祖姑母便将他送入了就近的私塾念书。老师潘绶昌，字紫贵，忠厚笃实，是王国维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这里，王国维开始接受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在老师耐心严谨的教诲下，王国维迈出了由一个无知孩童成长为国学大师的第一步。
此时的王国维已经到了“习举子业”的年龄，潘老师的教导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所谓“举子业”主要是指背诵由朱熹做注释的《四书》，并练习写八股文，其实质也就是为即将参加的科举考试打基础。因此，举子业也就是能够把笔为文、写诗作赋的时候。《朱子语类》卷三四：“小儿教他做诗对，大来便习举子业。”明宋濂有《郑仲涵墓志铭》：“仲涵初年学举子业，把笔为文，春葩满林。”
到王国维十岁时，王家举家迁往城西南周家兜居住。这里便是保存至今的王国维故居。这座宅院北临小河，南靠城墙，远处与钱塘江遥遥相望，环境清幽，格局考究，颇有文人气息。当初王乃誉选取此处作为新居想必也是为了给王国维一个清净优美的读书环境。家境的不断殷实是以王乃誉艰辛奋斗与不断付出作为代价的，年幼的王国维也深深感到生活不易。
迁居之后，王国维就读于离家不远处的私塾。老师陈寿田，是当地有名的秀才，也是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的学生，曾就读于同文馆，接触过近代西方科学与学术思想。少年时期的王国维能有这样一位接触过“西学”的新老师甚是难得。不过，虽说是接触过“西学”，但陈老师的教授内容依然以传统的“四书五经”为主，王国维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便是在这里得到培育与发展的。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韩柳欧苏……少年王国维在老师的带领下，不断领略先贤所留下的宝贵财富，知识的沉淀越来越深厚。
他酷爱读书，自述：“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王国维后来能够在学术界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饱览群书的积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同时，这种大量的古典阅读也培育了王国维刚正不阿的人生秉性。不过，王国维人生秉性的奠定，一方面虽受钱塘江潮跌宕起伏所形成的文化氛围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祖上长达八百年之久的忠勇壮烈精神和诗书香气潜移默化的熏陶。在文化气息如此浓郁的环境下，王国维与书为伴，在书香世家中度过了童年。
海宁四才子
中国自古流传有很多神童的故事，有《曹冲称象》中从小聪明且仁慈的曹冲，有我们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中读到的年幼但聪颖无比的司马光，还有明代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杨慎，十一岁能作诗，十二岁写成《吊古战场》令众人惊叹。当然，最令人记忆深刻的还是要属方仲永了。按照王安石在《伤仲永》中所写，曾经“自是指物作诗立就”的天才少年，但是因为目光短浅的父亲“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最后让仲永变得“泯然众人也”。
无论他们后来的结局如何，是功成名就或泯然众人，但是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少年扬名，幼而慧敏、少而老成，禀质特异、迥越伦萃。带着全家人的殷切期盼而出生的王国维亦是如此。而具有神童之名的王国维却非常幸运，一个高瞻远瞩且学识渊博的父亲，对他时时鞭策，进行孜孜不倦的教导，尤为难得的是，王国维本身还有一颗自发向上、乐于学习、积极进取的心。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及第、金榜题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读书人的梦想与终身追寻的目标。虽然王乃誉未读过几年私塾，可是几十年官场生涯的磨炼让他深谙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条。曾经家世显赫的海宁王家一直想通过科举制度步入仕途，重振王氏雄风。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王国维身上。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经过一番努力，踌躇满志的王国维在县试和乡试中相继过关，王国维于十六岁那年（1892年）考上了生员，在某种名义上，也可以称之为一名秀才了。
说起参加科举，王家还闹出这么一段插曲。
王乃誉跟全天下的父亲一样都望子成龙，他对王国维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但他又明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道理，他不想给王国维造成太大的压力。当然对于王国维的学识水平，他还是充满信心。也正是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在王国维参加了第一次考试之后，王乃誉一方面是要表现得不太关心，这样王国维如果没有考上就不会太难过了，自己也好以此来安慰鼓励他；另一方面其实他自己内心也有些紧张，害怕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以至到了放榜的时候，王乃誉紧张得都不敢去看榜了。
父亲不愿意去看榜，王国维只好携同父异母的弟弟王国华去，当看见自己的名字以第二十一名的好成绩出现在榜单上的时候，从小就以神童之名享誉乡里的王国维昂首挺胸，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但是他没有高兴得忘乎所以，在短暂的得意之后，他面露难色，甚至有些忧郁，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对于科举考试并不如旁人那般热衷，甚至有些许厌恶。
对于这次考试，他觉得自己考上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对科举求仕却兴趣乏乏，可同时他又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害怕看到父亲失望的眼神。
王国维当时所处的是一个被传统的“寒窗苦读十年书，只待今朝状元时”思想所统治的时代，一切不符合这一“标准思想”的“异端”都会被唾弃，而伴随着王国维知识与见识的增长，现实牵掣下的单一性与思想的丰富性之间出现了一种不合时宜的裂缝。然而想要壮怀激烈、指点江山的王国维却囿于对父亲这一方的考虑，他也只能将自己真正的爱好深埋心底，听于家命，参加科考，按照父亲的意愿与安排顺从地活着。
少年王国维的这一次声名鹊起在街尾巷角广为流传，“神童”之名声振八方，被众人所知晓。王国维经常外出交友论学，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都是他的好友，他们时常在一起吟诗作对，切磋学问。考中秀才后，王国维与这三位朋友被当地人们尊称为“海宁四才子”，王国维以其才学位居四才子之首。
四才子中，诸嘉猷在与他们三人相识不久后便东渡日本求学，远隔重洋，此后联系便不再密切。叶宜春才学上长进不大，初露头角后不知何种原因也没了踪迹。只有王国维和陈守谦的关系密切，二人的友谊更是延绵一生。
陈守谦，年长王国维五岁，学识不如王国维，他谦虚恭敬，自称在才学上不如王国维，但这丝毫不影响二人的友谊。陈守谦后来官运不错，做了知县、候选知府，宦海沉浮依旧不忘少年故交。
历史上对于海宁四才子中其他三位才子的记载寥寥无几，对于陈守谦，只知道他出自海宁陈家。陈家与王家、蒋家、徐家类似，都是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则商，居庙堂之高显赫累世不衰，处江湖之远文脉千年不绝。
陈家的老宅坐落于海宁核心位置，明清两朝，陈氏一族共出了31个进士，107个举人，442个秀才，且乾隆帝二至海宁，均入住陈家，可见陈家地位与影响之非凡。
青年人总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年轻的王国维也一样。他时常与好友们踏青游玩，吟诗作赋，探讨学问，谈论古今。陈守谦回忆那时候的他们经常聚在一起：“上论古今，纵论文史；或校勘疑误，鉴别异同；或为词章，彼此欣赏。”在王国维的诗中这样写道：
孟夏天气柔，草木日夕长。
远山入吾庐，顾影自骀荡。
晴川带芳甸，十里平如掌。
时与二三子，披草越林莽。
清旷淡人虑，幽蒨遗世网。
归来倚小阁，坐待新月上。
渔火散微星，暮钟发疏响。
高谈达夜分，往往入遐想。
咏此聊自娱，亦以示吾党。
诗中的“时与二三子，披草越林莽”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海宁四才子”在林中踏青游玩、饮酒作诗的场景，而从“高谈达夜分，往往入遐想”我们仿佛看见，在一个月明星稀，风轻云淡的夜晚，王国维和好友们相聚湖心亭中，或是两两对坐，高谈阔论；或是仰头望月，饮酒作诗。好一幅月夜齐聚图。
王国维对于当时那种状态非常满意，古有“伯牙子期”那样的知音，“竹林七贤”那样的知己，王国维也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一知己足矣！可对于王国维和好友这种整天不务正业，常常群聚玩闹嬉戏、吟诗作对的行为，其父王乃誉却颇有微词。他认为他们这种行为不免好高骛远，评之：“名为高，实为懒；名为有学，不苟且，实则无作为耳。”
无心科举
1892年（光绪十八年）满怀自信前往杭州参加府试的王国维被人生中的第一次大挫折浇了一盆冷水——考试受挫未成，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写道：“静儿杭回，知考而未取。自不思振作用功于平日，妄意自为无敌，及至临场数蹶，有弃甲曳兵之象，尚何怼于有司之不明，实愚而好自用也！”
平日里非常有自信的王国维突然遭此打击，显得十分怨怼与不满。这样的一次经历也为他后来的科考之弃隐隐地埋下了伏笔。
王国维于壬辰岁试入州学，翌年赴杭州备考“恩科”，却临阵弃考，交了白卷。陈守谦这样写道：“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围，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其实这并不是王国维第一次放弃科举考试，他在第一年的考试中就交了白卷，临阵弃考。对于他的这种行为，他的父亲王乃誉愤怒无比。
王乃誉生逢乱世，早年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失去了科举的机会，因而一直心有遗憾，而现在他的儿子有了这个机会，并且还居于“海宁四才子”之首，对于王乃誉来说，这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弥补他遗憾的绝好的机会，他将科考的希望和光宗耀祖的重任都寄托在了王国维的身上。因此他的父亲去世后，不惑之年的王乃誉就以丁忧为名，辞官在家“以课子自娱”。正是这种望子成龙的急切心理，使得王乃誉对王国维的教导接近严苛，在记载中多次出现“斥静儿（指王国维）”一词，满心希望自己未遂的志愿能在大儿子身上实现，最终却事与愿违，惹得满怀伤心。
王国维先是落榜，后又弃考，王乃誉对他的这种行为在痛心疾首之余又尽心竭力为其出谋划策，终于在千百条他所选择的出路中为王国维找到了一条他认为的最好的去处，那就是入杭州崇文书院求学。但父亲的殷切希望最终却化为泡影。在崇文学院，王国维并未把主要精力用来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不久，王国维就从崇文书院退学了。
一直以来书院都是以教书育人为终极目标，德行最为重要，其次才是学识。和今天的素质教育不同，现今的学校追求的是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古代的书院只是教学生们习文与做人的道理。
崇文书院与当时的大多数书院并无不同，都是教授八股习文，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这对于无心科举的王国维来说，多上一天课，就多一分煎熬，他真正的兴趣并不在单为求取功名的科举考试之上。崇文书院作为杭州府赫赫有名的书院，其办学能力自然无可置疑，在教育教学上的投入也是普通书院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书院的学生开支也不小，这对于家境本来就不太好的王国维来说又是一大忧虑。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王国维放弃了在崇文书院求学，辗转回乡。之后家庭的负担使得他不得不以在私塾当教书先生，从而获得微薄的薪资谋生。这样的生活直到他成家之后才有所改变。
自此，虽然父亲王乃誉还一直坚持着，但王国维已经从心底里放弃了科举这条路，而遭逢国难也让王乃誉望子科举求仕的愿望彻底化为泡影。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时值甲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是无比沉痛的一年。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一直妄图占领中国，这一年，它趁着清政府懦弱无能，穷凶极恶地对中国发起了进攻，清政府花巨资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史称甲午中日战争。
一年后，清政府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一时之间举国哀痛，有识之士纷纷举起了挽救国难的大旗，“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面对国难，年仅十八岁的王国维奋笔疾书，将满腔的爱国之情与怒火写成了一篇“条驳”俞樾《群经平议》的文章。此时国难当头，他更加无法再安心准备科举考试了。
从科举考试失败，到放弃科举之路，王国维坦然承认，所谓“八股制艺”，虽在私塾学习，唯“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前文中已经提到，王国维自幼在正常的学习之余喜好看些金石、考据、绘画和书法等课外书，在私塾下学之后往往便一头扎进父亲王乃誉那“五六箧书”中不能自拔。父亲的文学趣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王国维的审美，对他日后的学术选择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王国维后来记述：“（家父）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而去，由是技益大进。”
虽然王乃誉对王国维要求很严苛，并且从始至终都希望他走上科举考试这条路，但是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和处事风格是难以改变的。
王乃誉年轻之时，因为家庭负担需要，不得不以经商来谋生。经商之人走南闯北，他多而广的见识使得他接受了比较先进的思想，因此可以说，王乃誉本身思想是比较开明的。还有就是，王乃誉辞职回家后，在一心教养孩子之余，常常“以课子自娱”，对金石书画颇有研究。“先兄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笃志坟典，一本天性；而弱冠内外，其有承于先君子者尤众。”其弟王国华的这段话也证实了这一点。可以说，正因为有父亲的熏陶，王国维才一发不可收拾地走上了放弃科举之路。只不过这种熏陶的潜默与隐性，或许连王乃誉自己都没有发觉。
妾意苦专君苦博
回乡后的王国维极其苦闷，原因有二：
其一是，此时中国正掀起一股留学热潮，然而家境清贫的他显然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不能像那些富家子弟一样出国去实现自己的追求，只能在这小地方做一名不足挂齿的私塾先生，从而获得绵薄的薪水以养家糊口；
其二是，王国维自己热衷新学并且对科举毫无兴趣，但是父亲却不能理解他，父亲寄托在他身上的科举求仕之心一刻也没有消停过。
对于王国维当时那种急躁的心情，父亲王乃誉很是理解，但他又无可奈何，想着成家以后王国维应该能够成熟些，便做主为王国维寻了一门亲事。自古以来，男女亲事大多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王国维对于父亲的自作主张并没有觉得不可。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1月28日，王国维与同邑商户莫寅生之女莫氏大婚。这年王国维已经二十岁，在当时来说，虽然已经属于晚婚之龄，当时王国维事业未定，可是步入婚姻并没有影响到他在事业上飞鸿展翅的抱负。小两口婚后琴瑟和鸣，家庭十分幸福。莫氏还先后为王家生育了三个儿子，这对于子嗣不旺的海宁王氏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
王国维后来所作《人间词》，虽然多为悲凉婉转之作，但也有温馨闲逸的作品，例如《人间词乙稿》中有一首《浣溪沙》，就是他回忆新婚甜蜜岁月的篇目。这首词将新婚燕尔的夫妇，驾一叶扁舟，荡漾在水面，这种令人难以忘怀的良辰美景描绘得惟妙惟肖。
爱棹扁舟傍岸行，红妆素蓞斗轻盈。脸边舷外晚霞明。
为惜花香停短棹，戏窥鬓影拨流萍。玉钗斜立小蜻蜓。
婚后，王国维不得不担起家庭的整个开销，迫于生计，他一边在同乡陈汝桢（字枚肃）家充任私塾先生，一边遵照父亲的意愿准备来年的乡试。在父亲的催迫下，王国维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9月再次来到杭州参加乡试。而随着这次乡试的落榜，王国维从此便彻底断绝了科举的念头，转而开始了他极为辉煌但也颇为艰难的“独学”之路。
王国维之所以断绝科举念头，究其根本就是他从内心不喜欢科举时文，甚至有些反感，最重要的是，他受到了当时国内新学兴起的局势的影响。不安定的政治环境为王国维不想参加科举考试找到了完美的借口，此时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古乱世出英雄，忧的是自己身处乱世却并没有过人的优势。
王国维自幼不喜“时文绳墨”，一味偏好金石文史，早在幼年上私塾期间，就对金石史书颇有兴趣。他每天在学堂正常学习八股习文，下学之后便一头扎进父亲的“五六箧书”中难以自拔。
1892年（光绪十八年）他到杭州府参加府试时，就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了他的第一套课外书籍“前四史”。这是他第一次买自己所喜欢的书籍，他倍感珍惜，不仅爱护有加，更是翻来覆去地读了很多遍。对此，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
前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四部书。这四本书与王国维以前一直接受的刻板规律、结构严谨的“时文绳墨”和“八股习文”有所不同，前四史多由生动优美的语句、各式各样的题材、丰富的材料故事以及严谨的结构组成。
成亲后的王国维依旧年少轻狂，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时他还涉世经验不深，心中难免感到挫折苦闷。这时候的王国维对于社会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很片面的层面上。
当时社会上“家家谈时务，人人言新学”，王国维自然也受到了新学影响，思想较为叛逆。而国人中精通西学的人并不多，所以“走出去，请进来”也就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教育模式，社会上自然而然地兴起一股“留学热潮”。
由于家贫而不能出国留学的王国维甚是烦闷，他认为自己极其不幸，生在这样的贫苦家庭，不能像那些富二代、官二代那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的这种悲伤的思绪不停地延绵着，然后无限放大。当时的王国维心中满怀不得志的苦闷。出洋留学不成，科举仕途不畅，虽然他还沉浸在怏怏不乐的思绪里，但这就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作为一个组建了家庭的男人，王国维必须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于是，王国维在辗转几家私塾任教之后，不得不奔赴上海开始他新的人生征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2月，王国维辞别新婚妻子，北上上海，在《时务报》谋生。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人生百味”，其中，莫名其妙的烦躁和对未来一筹莫展的郁闷竟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也正是这段日子让王国维对社会和人生产生了新的认知。
同时，促使王国维对社会和人生产生深层思考的，还有那个激荡多变时代的思想狂飙，这是王国维追求新学、探索新思想而决意到上海“谋生”的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