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兵必败

在我国，人们很早就从无数惨烈的战争中，懂得骄兵必败的道理。西汉元康年间（前65—前61年），丞相魏相给汉宣帝的上书，即曾指出：“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班固撰：《汉书》卷七四，《魏相传》）尽管如此，后世仍有人屡屡蹈此覆辙。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的陈友谅，是一个以骄致败的突出典型。陈友谅，沔阳玉沙县（今湖北仙桃西南沔城）人，出身渔民之家。他长得体貌丰伟，力大无比，有一身好武艺。幼年读过书，粗通文义。曾做过县衙门的贴书，郁郁不得志，遂回乡与弟陈友仁、陈友贵聚众起义。不久，在元军的追击下，率众投奔南方红巾军首领徐寿辉。初隶徐寿辉部将倪文俊为簿椽，后以战功升任领兵元帅。后来，倪文俊谋杀徐寿辉未遂，投奔陈友谅。陈友谅杀掉倪文俊，乘机兼并他的队伍，大力向东南方拓展势力，攘有湖广、江西及闽西、浙南的大片土地，成为南方各支起义军中拓地最广、实力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同倪文俊一样，陈友谅也是个权迷心窍的野心家。随着势力的壮大，他先在江州（今江西九江）用伏兵杀掉徐寿辉的部属，将徐寿辉所建天完政权的都城从汉阳（今湖北武汉汉阳区）迁至江州，自称汉王。天定二年（1360年）闰五月初一，亲率舟师十万，挟徐寿辉东下，进攻朱元璋占领的太平（今安徽当涂）。在采石，派人击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汉。此时，他志骄意满，认为席卷江东、兼并朱元璋，已是指日可待，随即举兵东向，并派人约平江（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共同合击应天，试图一举消灭朱元璋的势力。

陈友谅大举东下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应天。当时的陈友谅，不仅地盘比朱元璋大得多，舟师也十倍于朱元璋，拥有一百多艘巨舰和几百条战船。应天的文武将官惊慌失措，有的主张献城投降，有的主张逃奔钟山，胆小的甚至暗中收拾细软，考虑城破后的去处。朱元璋将谋士刘基请进密室，商议对策。刘基慷慨激昂地说：“先斩主降议及奔钟山者，乃可破贼尔！”朱元璋问：“计将安出？”刘基回答：“天道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童承叙：《平汉录》）朱元璋采纳刘基的建议，决定在应天迎击陈友谅。为了避免战争旷日持久，陈友谅与张士诚合兵，两面受敌，难以取胜局面的出现，朱元璋利用陈友谅骄傲轻敌又求胜心切的心理，授意与陈友谅有旧的康茂才给他写信，声称自己愿为内应，准备在木构的江东桥与之会合，要他迅速来攻。同时，根据应天周围的地理形势，命邵荣、常遇春、冯胜、华高设伏城东北的石灰山（今南京幕府山）南麓，徐达布阵南门外雨花台一带，杨璟屯兵城西南的大胜港，廖永忠、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出城西北的龙江关（今南京兴中门）外，隐藏在自龙江至聚宝门外的入江水道里，自己坐镇城北卢龙山（今南京狮子山）指挥督战，并令胡大海骚扰陈友谅侧后，攻打信州（今江西上饶）作为牵制。

陈友谅接到康茂才的诈降信，喜出望外。闰五月初十，不等张士诚作出答复，就冒险率领舟师直奔应天。他在大胜港击败杨璟，进入新河，见新河河道狭窄，又退回大江，顺流到达江东桥，只见是座铁石桥而非木桥，方知上当，连忙挥师驶向龙湾，舍舟登陆。那里正是朱元璋的埋伏圈，朱元璋令旗一举，邵荣、常遇春、冯胜、华高带兵冲杀过来，徐达也领兵从南门外赶到，会同舍舟登岸的张德胜、朱虎的舟师，里外夹击。起初朱军数战不利，后来朱元璋“调邵荣兵沿江而西截战，友谅兵前后不能相继，遂大败”（《明兴野记》卷上），争登舟逃命。时值退潮，战船搁浅，士卒被杀和落水溺死者不计其数。陈友谅登上一条小舟逃往江州，部卒二万余人被俘，百余艘战舰和几百条战船成了朱元璋的战利品。张士诚“欲守境观变”（《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一直按兵不动，现在见陈友谅吃了败仗，更是不敢轻举妄动。朱元璋乘胜派兵攻夺安庆，胡大海也攻占信州。陈友谅的部将于光、欧普祥分别以浮梁（今江西景德镇）、袁州（今江西宜春）投向朱元璋。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得知徐寿辉被杀，在四川自立为陇蜀王，断绝与陈友谅的联系。陈友谅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困境。

陈友谅不肯服输，不久派李明道攻夺信州，兵败被俘。又派丞相张定边攻占安庆。朱元璋亲自率兵反击，攻占江州，迫使陈友谅逃奔武昌。朱元璋分兵略取附近诸地，陈友谅的建昌（今江西艾城）守将王溥、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吉安守将曾万中、龙泉守将彭时中等相继降附。江西州县和湖北东南角，全部归入了朱元璋的版图。陈友谅忿其疆土日蹙，下令修造楼船数百艘，在湖、潭、荆、襄等处征发农夫、市民为兵，决心同朱元璋拼死一战，报仇雪恨。至正二十三（大定二年，龙凤九年，1363年）四月，亲率号称六十万的水陆大军，携带百官家属，倾巢出动，自长江顺流而下，向朱元璋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他仍然未改骄傲轻敌的老毛病，以为这次空国而来，必胜无疑。于是集中所有的部队攻打洪都（今江西南昌），既未派出足够的兵力扼守长江和鄱阳湖的要津渡口，置后路于不顾，也无阻援和打援的部队，以阻遏朱元璋对洪都的增援。这些战略决策的失误，埋下了他最后败亡的一个祸根。

朱元璋画像

朱元璋的亲侄、大都督朱文正在洪都坚守八十五天，陈友谅未能前进半步。朱元璋从庐州（今安徽合肥）前线调回主力部队，并令应天诸将打整舟楫。七月初六，亲率二十万舟师溯江而上，驰援江西。由于陈友谅未派兵阻击，二十万大军于二十六日顺利抵达鄱阳湖北的湖口。朱元璋估计陈友谅闻讯必解洪都之围，退入鄱阳湖迎战，决心把他围困在鄱阳湖中加以消灭。于是派出部分兵力把守泾江口（今安徽宿松南），再派一支部队驻扎南湖嘴（今江西湖口西北），切断陈友谅的归路，同时又派人调信州守军驻屯武阳渡（今江西南昌县东），防止陈友谅向西逃跑。

陈友谅听到朱元璋带兵来援，担心腹背受敌，果然撤洪都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朱元璋随即也由松门（今江西永修东北）率诸军进入鄱阳湖南端宽阔的水域。两军相遇于康郎山（今鄱阳湖内康山），从而爆发了一场为期三十六天的空前惨烈的大规模水战。陈友谅“悉巨舟连锁为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平汉录》），朱元璋的船小，不利仰攻，因此开头三天，陈友谅占据上风，打死打伤不少朱元璋的士卒。但是，陈友谅的战舰虽然高大，却转动进退缓慢，朱元璋的船只虽小，但行驶轻便，逐渐显示出优势。陈友谅的进攻屡屡受挫，士气低落，粮食也逐渐耗尽。朱元璋于是移师湖口，令常遇春、廖永忠统领舟师控扼入江的鄱阳湖口，并在长江两岸竖立木栅，置火筏于江中，以截击陈友谅的退兵。八月二十六日，陈友谅无计可施，只好冒死突围，至湖口为流矢击中，五万余名汉军投降。第二年，朱元璋亲征武昌，陈友谅之子陈理投降，汉政权灭亡。

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多次与群臣讨论、总结其败亡的教训，指出：“陈氏之败，非无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纵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故至于此。使其持重有谋，上下一心，据荆楚之富，守江汉之险，跨豫章、连闽越，保其民人以待机会，则进足以窥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举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诚可以为鉴戒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一四）认为“上下骄矜”“恃众寡谋”是陈友谅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吸收陈友谅等败亡的教训，朱元璋强调“为将之道，贵于持重”（吴宽：《平吴录》），主张即使在“彼有可亡之机，而吾执可胜之道”的情况下，也要慎重从事，力争做到万无一失，避免因“骄忽以取不虞”（《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他和手下的战将，也都能坚守这个“贵于持重”的作战指导原则，戒骄戒躁，谨慎从事，在战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有胜利的把握而后求战，决不鲁莽从事，打无准备无把握之战。所以他的军队能不断发展壮大，屡战克捷，扫灭群雄，推翻元朝，从而建立起大明王朝。

但是，要一辈子恪守“贵于持重”、不骄不躁，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长期的战争中，大仗小仗一个接一个地打，屡屡获胜，稍不警惕，就容易产生轻敌情绪。这种轻敌，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骄傲思想，是另一种形式的骄兵现象。在明朝建立不久，这种现象就出现了，结果导致远征漠北的失败。

洪武三年（1370年），元顺帝在漠北病死，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称必力克图汗，妄想再兴大元帝国的统治。年富力强的爱猷识理达腊取代昏聩老朽的元顺帝，在元遗民中重新激起复辟的希望，一些滞留内地、坚守山寨、拒不降明的北元宗王、官吏纷纷出动，骚扰邻近州县，一些暂时归附明朝的宗王、军民，也时有反水、呼应北元的行动。

面对这种局势，朱元璋周围的将领产生了急躁情绪。洪武五年正月，右丞相徐达建议北征，表示“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诸将纷纷表示支持。由于受到此前连战皆捷的鼓舞，朱元璋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作出错误的判断，贸然同意这个建议。他询问北征沙漠需要多少兵力，徐达说有兵十万就足够了。朱元璋认为十万兵力太少，决定出动十五万军队，分兵三路，由徐达、李文忠、冯胜统率北征，“以清沙漠”。他对诸将布置出征方略：“今兵出三道，大将军（徐达）由中路出雁门，扬言趋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来击之，必可破也；左副将军（李文忠）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以掩其不备，必有所获；征西将军（冯胜）由西路出金兰（今甘肃兰州）取甘肃（今甘肃张掖），以疑其兵。令虏不知所为，乃善计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轻敌。”（《明太祖实录》卷七一）徐达率领的中路军于三月间到达土剌河，击败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步步后撤，力图引诱明军深入漠北腹地，然后发挥自己骑兵队伍机动作战的优势与明军周旋，再寻机加以歼灭。一向“持重有纪律”、“不骄不矜”（《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的徐达，无视明军步骑相杂、粮饷运输困难、不便机动的弱点，违背朱元璋的“扬言趋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来击之”即诱使北元军队至近边决战的部署和“不可轻敌”的戒谕，恃屡胜之威穷追不舍。五月，抵达杭爱岭北，“谻（疲惫）而心易虏”，遭到扩廓帖木儿及其骁将贺宗哲的围击，“死者万余人”（王世贞：《弁州史料》前集卷一九，《徐中山世家》）。七月，殿后的汤和又在断头山惨遭败绩。李文忠的东路军，亦在阿鲁河畔遭到重创，牺牲了好几员战将。只有冯胜的西路军攻占甘肃，全师而还。此役明军中路战败，东西两路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所获不多，而明军自己却受到不小损失，估计总共牺牲了好几万人。二十五年后，朱元璋想起这个战役，还后悔不已，写信告诫晋、燕二王说：“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

可贵的是，朱元璋和徐达都能知错就改，没有像陈友谅那样一错再错，而导致最终覆亡的结局。他们都吸取了这个战役失败的深刻教训，老老实实地恪守“贵于持重”的作战指导原则，在以后的战争中未再重犯轻敌冒进的错误，而是稳扎稳打，以求必胜。也就因此，明军才得以扫平各地的割据势力，基本完成统一大业，巩固明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