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文美语之间

I wouldn't mind having one，

绝不是“我不在乎拿一个”，

而可能是“我拿一张也好”

（心里并不想要，但无可奈何、却之不恭）。

或是“我倒蛮喜欢要一张”

（心里挺想要，口头却轻描淡写，显得不太猴急）。

这都是日常应对的腔调，可以因人、因地、因时而异，

也要看现场的情景、面部表情等等。

今年“五四”, 《中国时报》“人间”版编辑先生要我谈“外来语对白话文的影响”。这似乎是我应分的事，同时也使我感觉惭愧。我弱冠来美，对于美国语文，有半世纪的耳濡目染，自然比较亲切；在中文方面，虽然平时努力注意祖国文字的趋向，究竟受了时空限制，不免落伍和隔膜。近来常见国内有识之士为文讨论中文被英文“污染”，以及翻译之难、劣译为害等等互相关连的问题，所言往往实获我心。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敢说有什么创见，只是游离在中文美语之间，拉杂写一点个人的观感。

早在1960年，我就开始陆续撰写一系列的文字，总题目叫“美语新诠”。所谓“美语”，依然是以英文为骨干，甚至可说是英语系统中的一种“方言”。不过二次大战以来，美式文化弥漫全球，美国人的辞汇和语法反客为主，连“大英帝国”，尤其是从事通俗文艺和大众传播的人士，都不得不接受，别的国家更不用说。

我每次用中文介绍美语，或谈到任何美国题目而兼及其辞汇，总有点惶恐，生怕讲习者认为卖外国膏药，又怕稍一受人欢迎反会助长中文的污染。还好，受过新闻学的训练，我在美语上所作的工夫多半是“报导”，而不是提倡或传授。此外就自己见闻所及，也设法举出类似的和联想到的中文词语，来互相印证，希望对中英（美）文有同样兴趣的朋友们读来发出一点“会心的微笑”。

今年想不到，在我陌生的地方一所大学执教的刘绍铭（“二残”）先生，竟于一个月之内发表了两篇文章谈论乔志高和“美语新诠”。一篇是在3月11日香港《公教报》，文中有云：“志老英文造诣，贵在通国人之不易通。学院英文固不待言，难得的是他对美国引车卖浆者言，一样研究有素。”把我的语言背景检讨一番之后，他的文章就循序渐进，达到一个结论：只有用母语才能尽情发挥，才配“撒野”和运用“国骂”而得其中三昧。另外一篇是登在3月16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题为《给文字看相》。文中对我也颇多溢美之词，令我受宠若惊，用句上海“母语”来说，听得来“交关窝心”。但转念一想，借美国报人的术语，自己不要是被人用来做写文章的“新闻木销”（news peg）吧！

二残给文字看相，重点在翻译，他举了两个实例：

一、好意分送精美月份牌，问一美国同学要不要，回答：I wouldn't mind having one.（刘译“我不在乎拿一个。”）

二、找人帮忙打字，又问一美国同学有没有空，回答是：可以，可以，I could use some money.（刘译“我可以用一些钱。”）

于是刘教授大发牢骚，认为美国小子说话转弯抹角、闪烁其词。他说，“这些句子的内涵和字面的意义，是否表里一致？是避重就轻的说法？还是滑头话？我有我个人的看法，但相信乔志高一定会比我看得深彻”，硬逼着要我“出山求证”。

我本来无意接受这项“挑战”（challenge）——好多年前曾有人建议将此字译为“差伦治”——因为并未嗅到什么火药气味。二残在美国大学教的是中国文学和翻译，他的高足这两句话，中文应该怎么讲，其实他早已有腹案、有他“个人的看法”。无奈我一向喜欢游戏文章，人家既然幽你一默，那么做个straight man（外国“相声”里绷着脸跟小丑一搭一档的正经角色），凑一场趣，有何不可？

首先要指出，此处“我不在乎拿一个”和“我可以用一些钱”两句话，是二残存心在直译、硬译、死译。这种译法，也许在“五四”以后全盘西化的译文中可以找得出，要不然在今天草草了事的电影字幕翻译中也偶尔会发现。作者是为了做做文章而明知故犯，等于辩论时树起一个“稻草人”，然后把它一拳打倒。在第二个例句中，他不是自问自答，提出两个比较合适的译法吗？I could use some money相当于中国话“我想赚些零用钱”或“我正等着钱用”。照这种意译法，头一位同学，当他“接受精美的月历”时（注意：此乃西化句法），所说的I wouldn't mind having one，绝不是“我不在乎拿一个”，而可能是“我拿一张也好”（心里并不想要，但无可奈何、却之不恭），或是“我倒蛮喜欢要一张”（心里挺想要，口头却轻描淡写，显得不太猴急）。这都是日常应对的腔调，可以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也要看现场的情景、面部表情等等。翻译起来，不仅是理解原文，还要设身处地揣摩一番，才能够把发话者的用意、语气，以至修辞，依样葫芦描摹出来。二残也知道，这不是“俏皮话”、“风趣语”，也不是“时髦的口头禅”，不然早已让乔志高收入《美语新诠》里去了。

英文idiom一词有两个解释：狭义是“成语”——例如中文里的“秀才人情”，英文里的Don't look a gift-horse in the mouth.（人家送礼，不要挑剔）；广义则泛指任何一国的“语言”，包括它的习惯、“逻辑”、构造、形式及其他特征。我们有时碰到一句普普通通的英文，觉得它的表达方式十分“别扭”，但只要弄清那句话的意思，总可以在中文里找出相等的说法。当然，这项“运作”并不轻而易举。美国人搞中文也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头痛问题。有一次，在“亚洲学会”年会的书展，看到一张非常应景的中文教学广告，中英合璧的标题上写的是：“THINK CHINESE想中国话——SPEAK CHINESE说中国话。”我看了不禁莞尔而笑：前半句是洋人“半瓶醋”的中文，毛病又在字对字的直译。我们可以“想家”、“想钱”、“想吃想用”，想东想西，但从来没听说有“想中国话”、“想外国话”，为语言害相思病的！仔细一想，招牌上的英文THINK CHINESE——SPEAK CHINESE，译成中文应该是“用中国话想——用中国话讲”，才说得通。

我既然赞成翻译外文力求母语化，当然不欣赏不中不西的创作文字。可是在捍卫国文，不让它受污染的大前提下，也有一些技术问题和实际情况值得考虑。

第一，我认为“字”和“句”、“辞汇”和“语法”，可以分别处理。面对日新月异、千变万化的世界，新的字词简直无法避免。医药、核子、太空、电脑等各方面的科技发展，跟大家的生活都有密切关系，不能不制定或杜撰新名词来吸收和传播。电脑辞汇中的“硬件”和“软件”，乍看非常生硬，但这不是翻译之过。英文hardware原意是“五金器皿”, software根本没有这个字。有了新事物，就得创造新名词，或拿旧词来赋以新义：这是活文字的功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概念，如“认同”、“形象”、“动机”、“代沟”等等。这些外来的字词，起先陌生，日久也耳熟能详，不得已时还可以诉诸音译。字词不妨推陈出新，中国人固有的语法则要尽量把牢。

第二，各种不同的文类，在文体上的要求也有不同。严肃的文章，遣词造句必须谨严；通俗文字——尤其是新闻标题、广告口号、娱乐和体育报导之类——目的在取悦大众，有时还不免耸人听闻，尺度当然比较放宽。且看：“那晚的派对里，两个嬉皮青年，身穿皮夹克，登台作秀。他们对着麦克风，手弹吉他，大唱其摇滚乐。一曲甫罢，台下‘安可’之声不绝于耳。”这段胡诌的文字，读者大概都看得懂。四五年前我最初注意到“作秀”一词，曾在“美语新诠”文章里说：“我希望这枝音译的新‘秀’不至于广为流传，因为从语言净化的观点来看，这一类的洋文中用，实在要不得。”曾几何时一度触目惊心的，现在已司空见惯。歌星亮相，既不是唱大戏也不是演话剧；听众喝彩，不叫“再来一个！”而是直接用英文喊“Encore! ”（安可）。语言不过是反映现实生活。话虽如此，“作秀”、“安可”等等，究竟不是中文，译犹未译，将来能否建立起来，沿用下去，尚待解决。至于林青霞的“费司”，更无理由音译，即连娱乐版上也不必那样荒唐。

在自由企业、经济繁荣的“社团”里，广告也是输入洋文的孔道。彩色照片特写一位年轻貌美的家庭主妇，上面两行醒目的标题：“爱是……让太太拥有一套最称心满意的不锈钢厨具。”此语想系出自几年前台湾抢译的美国畅销小说《爱的故事》:“Love i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爱是永远不需要表示歉意的。）该书被美国书评界公认为庸俗之作，尤其是此一句法大家传为笑柄。中文广告里来套用一下，可以称得上俏皮，但写小说、做文章就不宜因袭了。另外见过一幅广告，原文已记不清，大意是：“（什么，什么），你的名字是女人！”脱胎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 ”推销商品，或在其他日常写作中，借英文经典名句来作惊人之笔，格调虽高，终有点不伦不类。

相反地，梁实秋教授翻译《莎翁全集》，对这种不但西化而且古雅的说法，倒是态度审慎，紧跟着原文——“脆弱，你的名字就是女人！”那是台词，念起来声调铿锵。如果为迁就中文，把它改成“女人天性脆弱”之类平平常常的句子，原作的面貌和韵味就荡然无存了。这使我想到创作方面，艺术境界较高的诗文跟流行的武侠、“纯情”小说，文字上势必也有区别，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天才作家有权创新，包括吸收外来的因素。替白话文开拓新领域是文学的使命之一；“破坏”传统的表达形式，说不定就是为未来中文的发展铺路。

外来语影响的问题，不仅困扰我们中国人。二次大战迄今，日本工业爬到美国头上，但“美式日语”却泛滥扶桑。西欧盟邦中，文化悠久的法国不时发起运动，要清除所谓的“法英文”（Franglais）。有人统计，法国最有权威的《世界报》所用的词汇，每一百六十六个字中就有一个英文（或美语）字；今天巴黎人的口语，有百分之五是英法“杂种”。难怪现任法国文化部长郎格（Jack Lang）大发雷霆，要抵制“美国文化侵略”。美国本身不愧为语言和人种的大熔炉。近年来因为应付大批拉丁美洲国家移民的需要，“双语教育”（bilingualism）成为许多地方公立学堂的课题。根据人口调查，十个美国人当中有九个不通外国语文。百分之十懂外文的人，他们的“第二种”语言，多半是西班牙语或英语（后者指母语非英语的移民）。至于一般美国土生土长的学生英文程度之差，只有怪师资不良和教育制度太松，不能归罪于外语的侵入。

英文里本来法文字眼极多，大凡外交、酒菜、时装，以至摩托车机械等方面，都少不了法语源流的词汇。目前引起我兴趣的是美国人爱用法文déjà vu一语。这原是文艺批评中相当典雅的词令，意指“似曾相识”，已经见过的事物。想不到今年冬天，全国职业橄榄球夺标赛进入白热化“超级杯”（Super Bowl）决战的前夕，看台上“华盛顿红人队”的一些啦啦队老粗，居然亮出一幅白布标语，上面大书“DÉJÀ VU 1972”。原来“红人队”雌伏已久，还是十年以前有过如此的辉煌战绩，这次球迷们扬眉吐气，抬出这两个法文字来，表示前例可援，志在必胜。美国人也吸收些少中文词语。我在《中文西用》中提到几个例子，比较近的cheongsam（长衫）、wok（镬）、gung-ho（工合）、kung fu（功夫）、I Ching（《易经》）、Tai Chi（太极拳），现在还可以加一个dim sum（点心）。从前美国传教士或“中国通”回来，喜欢卖弄一句中文——mei-yu fa-tzu（没有法子），表示中国人遇事往往无法可施。其实近年来美国人动不动就回你一句“No way! ”（不行！毫无办法！）岂不是大同小异？最近戏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暴卒，他有个没没无闻的兄弟达金，抗战时来华当过大兵，在一项专访中自诩曾为乃兄介绍过一句中文mei yoo guanchi（没有关系），并且赞扬这句话代表中国人达观的人生哲学。据说田纳西马上把它记下来，后来在他写的剧本里派了用场。

“华美语”比起英文美语对中文的影响，真有小巫大巫之别。可是中文和美语同样是生气勃勃、兼收并蓄的语文。白话文在我们这公开社会和多样化生活中，已经迈上了成熟的大道。我们不怕吸收外来语，甚至尝试新的语法、文法，只要用得其所，不要走火入魔。语言文字不可一概而论，主要的是“约定俗成”，大家能接受而广为流传，还要看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会不会被时间淘汰。如果你觉得这句话不够“新潮”、缺乏“休克”（shock），那么就借用二残两位同学的美国口吻来说：Time will tell．（时间会“告诉”的。）

1983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