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概论(5)

观察目前已经成形和趋于成形的币缘圈，可以发现币缘圈是金字塔式的三元结构。币缘圈的底部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商品的国家，中间部分是主要从事制造业的国家，顶端则是提供资本和金融服务的核心货币国家；而超国家的货币体系则是将这三类国家和超国家行为体连接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关键因素。在币缘圈内部，金融服务业占优的国家控制着货币和金融的主导权，负责满足整个体系对资本和流动性的需求，主要靠提供金融服务获得收益和其他利益；制造业国家主要靠从事物质生产，通过制成品贸易获得收益；而资源型国家则主要靠向制造业国家提供资源产品而生存。

从表面上看，币缘圈不过是一个缩小版的全球资本主义增殖体。所不同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利润最终将流向金融主导型国家，成为其资本的增殖部分；作为体系的边缘地带，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或依附式发展，最终将沦为所谓“失败国家”。而币缘圈的基本原则是互利共赢而不是独占利益，由于币缘圈中的资本要受到区内国家的政治控制和社会性制约，其赢利将在币缘圈内部共享，如何分配利益将通过国家间平等协商和公平交易来解决。币缘圈是从增殖体向分享利益的共生体过渡的中介。就本质而言，币缘圈是一个共生体。币缘圈共生体和全球资本增殖体是两种不同的全球主体，币缘圈共生体具有空间性，承载着内部人口的福祉，需要实实在在的生产活动和物质产品来满足需求；而全球资本增殖体只有更多、更快赢利这样一个目标，它没有空间特性，也不用向人民负责，而只为资本服务，是只为实现资本持续增殖的体系。

在现实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每一类国家的角色并不是单一的，金融主导型国家往往拥有高端制造业，甚至可以出口资源产品；制造业主导型国家也可以提供金融服务和进行境外投资；资源主导型国家常常与金融主导型国家结为经济和军事盟国，配合金融主导型国家操纵大宗商品市场，使资源具有了金融属性。跨国资本和相关机构更是变化多端，打通了从矿产品、农产品、制成品到金融衍生品的所有金融通道，而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时连接并操控全球经济。与此不同，币缘圈内部虽然存在着垂直分工，却由于对资本形成国家政治和社会性制约，可以通过币缘联系重新组织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合理定价，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由于资源禀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关系，改变了目前世界体系中以国家为单元的不同等级，逐步形成以洲域为范围、经济结构网络化分布的新型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币缘圈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汪洋大海中的国家“互助组”与“合作社”，是边缘地带国家摆脱剥削、避免倾轧的重要保障，也是传统发达国家抵御货币霸权的组织化设计。[58]

在币缘圈内部，经济的合作运行可以保持较大的规模效应，而较大规模的经济社会综合体，有利于保持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力。对于一个拥有近200个主权国家的世界来说，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全球霸权的政治干预给主权国家带来了巨大压力，金融资本需要通过经济剥夺实现赢利的方式也使危机无法避免。币缘圈可以促进多国间非盟国式的安全合作，维护足以保障币缘圈秩序不被暴力因素破坏或轻易改变的安全。

实践证明，币缘圈内部能够以币缘为媒介进行利益的通约，创造互利共赢的机制，展现合作成果，巩固相互认同，结成共同体，可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相邻区域不同层次国家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为摆脱全球危机与混乱提供可行的路径。从“他国即对手”的主权体系，难以一步跨越到“天下无外”的全球秩序，而币缘圈是从世界外部化走向内部化的历史过渡。币缘圈秩序是对目前世界的霸权秩序和盟国体系的改良性替代，币缘圈提供了一种比战争破坏小、比商议作用大的合作新方式，可促进合作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世界的出现。就此意义，币缘可以充当通往未来全球秩序的中介，而形成区域性的币缘圈则是我们离未来秩序最近的一道台阶。

2015年中国提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一举动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和建设亚洲区域共同体的设想结合，展现出不同于欧元圈的一个新的币缘圈雏形。当中国提出的区域合作，在超越贸易领域开始向货币金融领域扩展的时候，无论中国如何解释，都会被美国视为对其核心利益的重大威胁。在以全球金融利益为立国之本的美国看来，任何导致货币金融体系分散化的举动，都对美国全球霸权地位构成严峻挑战，而这正是美国提出并坚持“重返亚太”战略的深层原因。

美国所要防范的战略风险，是要避免重演美国将英国取而代之的权力转移。对这一帝国式忧虑的好消息是，在美国之后将再没有一个能够控制全球的帝国；而坏消息是，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控制全球，包括今天的美国或明天的中国。国家永远无法成为世界，这不仅是由于局部总是小于整体的逻辑，也不止于主权国家所蕴含的排他性政治基因，更在于在全球时代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容纳世界的多元性。全球是全球人的全球，世界只能属于世界。

币缘战略之用

一国一货币——国家不只是空间概念，也是货币的载体。管子说：“币，握之则非有補于煖也，食之则非有補于饱也，先王以守财务，以御民事，而平天下。”[59]中国古人早就知道货币是发展经济和治理国家的杠杆，而这杠杆必须操之于国家中枢。从白银资本时代开始，国家的货币主权日益被全球资本侵蚀；到全球金融化时代，国家已经成为资本的空间形态。边缘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利益更是受到全球资本体系的严密控制和严酷盘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边缘地带国家需要有战略设计，包括采取币缘圈战略。

币缘圈不是新国家，它是以区域货币为核心形成的区域合作组织，是区域国家间一种分享利益和共享权力的模式。币缘圈战略，是推进币缘圈形成与发展的路径设计。币缘圈战略不追求全球权力或全球利益，它的目标不是推出新的替代性全球权力体系，而是通过抱团合作的方式，顺势推进已难以延续的全球霸权体系走向可控而有序的裂解。霸权体系的裂解与败亡的结局尽管一样，但过程感受则大不相同。对世界性霸权来说，出现多个币缘圈并不是令人高兴的现象，却要比应对其他帝国的挑战更容易接受。

币缘圈的建立与普及，可以提供频密而持续的交易实践，推进并巩固互惠互利的国家伙伴。币缘圈会通过展现合作体系的长期收益，形成合作收益大于排他收益的事实，不断强化合作最优的新理性，以区域、国家、社会、技术等多重手段抑制全球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本能，迫使资本进行改良以适应新的世界体系。在新的模式中，共同安全要比“霸权治下的和平”更让人们安心，共同发展也比“中心—边缘”的等级体制更使人愿意接受，多文明的兼容比单一基督教文明的普世理念更令人信服。这是生存方式的竞争——是共在合作模式与资本独占模式的竞争。

全球资本所派生的排他性最大化的秩序体系，难以与趋向于合作最大化的体系进行和平竞争。在以往生存模式的竞争中，暴力往往充当着最后的裁判者。而在“以己之不可胜而后求胜”的东方式谋略和币缘圈战略面前，使用传统暴力的强力打击只会增加离心力，加速传统体系的瓦解。更何况，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处于绝望中的恐怖主义已经显露出比发达国家有组织的暴力更强的秩序破坏力。对全球资本和霸权国家来说，接受帝国秩序如流水般逝去的现实，参与建构新的全球秩序，比面临充斥恐怖主义侵扰的无序世界要更好。

抱团取暖的币缘圈战略，看起来并不高尚甚至有些锱铢必较的低俗，却有实践理性和实际功效。它可以避免传统权力转移过程中硬碰硬的对抗，有利于防止传统体系瓦解中的世界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作为具有兼容性的币缘体系，承认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鼓励不同主体间的交流与交易。它让新兴国家和地区能够和平崛起，也给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特别是金融货币领域里保留着前排位置。就本质而言，币缘战略是通过交易与合作的实践达成互利的方式，因而可以成为建构多元世界的工具。

对于深陷危机的人们来说，现实的追求不应是理想的结局，而是大家都可以承受的结果。在拥有毁灭世界能力的核时代，人们需要改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态，在社会分层的99%与1%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学会共存共赢的艺术，建立能够兼容所有文明和所有人利益的秩序。在这方面，蕴含着交易与合作理性的币缘，或许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币缘的道与用，皆在于此。

第二节 借鉴与论述

由于币缘是一个原创性概念，因而很难找到现成的论述和理论作为研究的起点。然而，人们对货币及其对社会影响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世界体系、金融化等方面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币缘的探索与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货币史的启迪

货币有悠久的历史，人们研究货币也有很长的历史。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记录前朝历史的史学传统；自汉代班固撰《食货志》起，历代均以“食货志”为名，记载前朝的财政经济活动。《食货志》留下了中国历代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大量史料，是中国几千年的理财通鉴。若以当代经济学研究的规范衡量，历代《食货志》固然存在许多不足，但它却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一部记载了上溯黄帝、下迄清末，数千年一贯的财政经济史著。[60]其中许多关于货币的记载和论述，为币缘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重要史料。

中国古代有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对货币高度重视，他们对货币的发行、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就货币对人的行为以及对人际关系的相互影响也有深刻洞察，留下了如《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桓宽的《盐铁论》及南朝齐梁间的《刘氏钱志》、南宋洪遵的《泉志》等典籍文章。由《四库全书》收录的明代胡我琨所著的《钱通》，更从货币起源、货币制度、货币铸造、货币流通、货币人才、社会行为、官员操守、崇尚节俭、分财布利、劝世济民、抑制弊端、货币文化等方面系统地考察了货币，可谓是中国古代货币研究的集大成者。

当代学者彭信威开拓了中国钱币学的新局面，他的《中国货币史》是关于中国货币历史的经典著作。彭著从中国货币历史出发，突破了历代货币研究重钱制的窠臼，认真研究了钱币对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政治的影响，尤其重视货币流通过程和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对研究币缘在中国的起源、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思想启迪。叶世昌等先生的《中国金融通史》，系统地阐释了中国从古至今的金融活动，提供了货币历史的另一个侧面。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全汉昇先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李剑农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及傅筑夫、赵俐生先生的著作，把货币放到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平台之上，使我们可以把货币、币缘与整个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和探索。中国学者郑也夫从社会学角度论述了货币与信任的关系，阐释了人类创造的第一次抽象的“系统信任”——货币体系对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系具有的重要价值。[61]对中国古代经济历史和货币史，日本学者加藤繁、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能够启人思考的重要成果。

中国的货币历史悠久而丰富，有巨大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在世界受困于金融危机的今天，对中国货币历史的研究，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过于崇尚金融工具最终会导向金融灾难的历史规律；还可以增强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提高文化继承与创新的自觉。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从诸子百家到历代学者所提供的文献，特别要对历代的《食货志》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货币与币缘都是社会的产物。这意味着，研究币缘一定要了解社会发展史，最直接的当然是货币史。在世界货币史，特别是欧洲货币史的大量著作中，金德尔伯格的《西欧金融史》提供了战争、货币大事、银行业里程碑、金融事件等四个可以相互对照的年表。金德尔伯格将这四者联系起来研究的做法，提供了研究货币历史的新方法。大卫·格雷伯的《债》和富田俊基的《国债的历史》，重新思考了市场、货币和债务的本质，揭示了凝结在利率中的过去与未来。巴里·艾肯格林的著作《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把货币当作一个国际体系进行研究。对目前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美元体系，迈克尔·赫德森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金融帝国》《全球分裂》和彼得·高恩的《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以及弗朗西斯·加文的《黄金、美元与权力》等书都详尽阐释了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