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6)

福利广场有大约100名法庭旁听常客，他们相互认识，还一起吃饭，是各种法庭庭审行家，但这些法庭旁听迷却极少去同一家法院。

联邦法庭迷只喜欢听联邦诉讼案件，他们不会与那些普通诉讼案件旁听迷有任何干系；后者一般喜欢听谋杀、强奸和抢劫案件。

其他庭审常客是那些最高法院旁听迷；他们甚至把自己进一步分为喜欢旁听离婚案的、喜欢听交通事故案的和喜欢听过失罪案件的几类。“过去曾有许多喜欢旁听劫机案的，”一位上岁数的法庭旁听迷讲道，“劫机案过去很受旁听迷的青睐，但后来联邦调查局决定不再公开审理劫机案件，这样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除了对某类案件情有独钟的旁听迷外，还有喜欢观看某一律师或某位法官办案的其他类型的旁听迷。他们号称是因为悉德尼·苏格曼法官的雄辩、欧文·R.考夫曼的浑厚声音、托马斯·F.墨菲的叹惜声而去旁听他们出庭的；甚至还有一个米歇尔·J.施魏策尔法官断案旁听迷俱乐部，由刘易斯·斯瓦兹当头。多年来，每逢该法官开庭，法庭都会专门给他留一个位子。

作为一个享有某种特权的阶层，法庭旁听迷——他们偶尔也被称作“走廊律师”——会毫不犹豫地对各级法院施加影响。据说，他们曾让爱德·维恩菲尔德法官无可奈何，有时他也不得不关上门窗，将他们拒之门外，尽管维恩菲尔德法官一向以对旁听者很有礼貌著称。因此，维恩菲尔德法官也遭到了那些希望能进去暖和一下的法庭旁听迷的批评。

至于一些法庭旁听迷晚上会干些什么，答案很简单：去夜间法庭。

白纳德·A.杨的办公室很狭小，位于第五十一街与百老汇大道交汇处，门上写着14家公司的名字。可以说，杨先生对这14家公司都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因为他是这些公司的总裁、董事会成员和唯一的成员。杨先生承认，门上写着14家公司的名字会引起陌生人的好奇，并惹恼邮递员。“邮递员会把所有地址不详的邮件都扔到我的办公室，”杨先生说，“这样做一般是正确的。”

杨先生刚刚赢得控制权的一个公司，是鸟类研究基金有限公司。经过艰苦斗争，杨先生终于从另外两个人手里夺回了全部所有权。这本是一家由杨先生与两位女士共同创立的公司，那两位女士都是鸟类爱好者，正好在该公司致力于笼养鸟的保护。

“我们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性公司，主要致力于传播有关家养宠物鸟的照顾、喂养、保护方面的信息，街上的鸟我们不管，它们由奥杜邦学会[15]负责，还有……”杨先生讲道。杨先生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现在50岁，拥有很长的管理非营利性机构的历史。

杨先生的许多公司寿命都很短暂。每放弃一项事业而开始另一项事业时，他就变更一下公司的名称。每次变更只需花十美元，请人更换一下公司铭牌。现在办公室门上的公司铭牌中有一打不是唱片公司，就是音乐公司，还有一家贺卡机构，剩下的一家就是鸟类保护基金了。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称呼我，”杨先生说，“我从哈佛拿了个法学学位，但从未执业过。我是个学士，曾是ΦBK协会的会员，并以拉丁文学位极优荣誉毕业[16]。我制作出版过音乐，但一直喜欢鸟类。就我本人而言，我就是一只自由的小鸟。我最大的不忿是，每次播放歌曲时词曲创作者得不到任何报酬；词曲创作者就像小鸟一样，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一点施舍和面包屑。”

曼哈顿电话号码簿上列有78万个名字，其中姓史密斯的3277人，姓布朗的2811人，姓威廉的2446人，姓高更的2073人，但叫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只有一人。任何对最后一个数字有怀疑的人都可以查一下电话号码簿第894页的上端，那里用大号黑体字写着这样一则广告：

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号。

记住麦克-斯坦林3-1990号。

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号。

要想清楚地了解一下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必须去布鲁克林走一趟。在那里的拉法耶特大道426号，他开了一家大型运输公司，专门从事重型机械、保险柜、巨型雕像和小山的搬运。他雇用了43名吊车工和维修工，拥有32台卡车，并且在他那座两层的办公楼前贴了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我们能在任何时间把任何东西送到任何地方。”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今年55岁，留着水手头，圆脸，长胳膊，指甲脏乎乎的，但看上去是一个很健壮的人。

“在拆卸、搬运和装配物品方面，我能比纽约城里的任何人都快，不论东西多大，多小，或多复杂。”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谦逊地说道。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讲述自己如何把重达几吨的托马斯·杰斐逊雕像从阿斯托里亚搬到华盛顿特区，如何把八吨重的乔治·华盛顿雕像从普罗维登斯搬到佛蒙特山，如何把一台原子对撞机搬到西奈医院，如何把12吨重的大钟搬到格里斯教堂，如何把53英尺高的圣诞树搬到华尔街，以及在有些怀疑论者认为无法办到的情况下，如何把四台通用自动计算机通过三层楼高的窗户搬进雷明顿·兰德公司大楼内。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9岁时在布鲁克林跟叔叔夏尔·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学做机械搬运生意。他叔叔人很聪明，但不太识字，喜欢在签名时画个“×”，朋友们都叫他查理。当时，在哥哥戴维和小侄儿麦克的帮助下，查理叔叔用马车在城里运送保险柜。他们公司的正式名称是S.克拉西洛夫斯基及其兄弟公司，他们三个人同舟共济干了约20年。但当戴维决定让他的另外两个儿子门罗和哈里加盟时，麦克坚决反对，于1939年退出了该公司，自己开了一家搬运公司。于是，这个故事就开始变得复杂了。

这两家克拉西洛夫斯基开始互相抢夺顾客，打起了针对对方的广告战。被弄得稀里糊涂的顾客极少知道他们是在和哪家克拉西洛夫斯基打交道、讲话、吵架或付款。因此，为了在电话号码簿上澄清这件事，麦克做了如下广吿：

记住麦克，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

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拼成KrasiloUsky。这样，在以字母顺序排列的电话号码簿中，他的名字就会跳到KrasiloVsky兄弟公司之前。

后来，戴维的三儿子米尔顿·克拉西洛夫斯基于1957年也投身到了机械搬运行业。米尔顿是一个聪明小伙子，毕业于布鲁克林学院。他决定把自己在电话号码簿上的名字从Milton改为Mick，并且去掉姓氏中的字母“v”。这样，他的公司就变成了Mick KrasilOsky——他不仅在电话号码簿上刚好移到了KrasiloUsky前面，还抢走了麦克的许多顾客。

这一做法激怒了麦克。所以他收购了阿特兰斯-约克（Atlas-York）保险柜公司，一下子跳到了电话号码簿的前头。

后来，米尔顿的一个表兄收购了“顶峰保险柜公司”（Acme Safe Co.）。

这样，麦克又建立起“巧手搬运公司”（Ace Trucking Co.）。

再后来，米尔顿的另一个表弟马文想出了“AAA Acme Krasilovsky Safe Co.”这个公司名称。

谁也不知道麦克如何才能成为电话号码簿中的第一个名字，但他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跳过第一大道237号的一家名叫“A”的咨询服务中心。

无论如何，仅在第894页上，麦克就设法让他的电话号码在Krasilovsky Mick， KrasiloUsky Mick和Krasilovsk兄弟公司等名称下出现了18次，还不算在巧手搬运公司或阿特兰斯-约克保险柜公司下出现的几次。

米尔顿的电话号码在不同页码上出现了13次，KrasiloUsky Milton公司、Krasilovsky Mick公司和Krasilovsky D&S公司（D代表他的父亲戴维，S代表被人称为査理的已故叔叔塞缪尔）。他把自己姓氏的最后四个字每从-vsky改为-osky，但从未使用过-usky。

在布鲁克林格林大街的办公室里，米尔顿·克拉西洛夫斯基承认：“所有这些愚蠢做法都没给我们的业务带来任何好处，顾客现在正把他们的业务交给那些没有这么多混乱的地方去做。”

同时，就在克拉西洛夫斯基家族的一半成员在为自己如何能在搬运业中打败对手而挖空心思时，家族的另一半成员正在彻底地从这项产业中撤出。

麦克的一个儿子当了律师，另一个儿子去维也纳学习做公理会牧师，麦克的女儿菲利兹·克拉西洛夫斯基成了纽约市一位很成功的儿童作家。麦克的妻子是格林威治村新型社会研究学校的讲师，她更名为哈里叶特·克劳斯。非常巧的是，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哥哥门罗的妻子也把名字改成了哈里叶特·克劳斯。

在很大程度上，戴维的儿子门罗应为克拉西洛夫斯基王朝的最初分裂承担责任。他现在已把自己的才智转向了汽车维修业务。他的哥哥哈里失业在家，父亲戴维也已退休。

但是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沮丧，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心情不快——只要纽约城里没有第二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

亨利·W.杜布拉斯肩挂斗篷，头戴假发，在纽约城里以扮演乔治·华盛顿为生。过去的19年里，在纽约的各种慈善活动场合以及学校、教堂和俱乐部，杜布拉斯上千次地扮演过华盛顿，成千上万的人只知道他是“华盛顿先生”。在他位于华盛顿大厦的家里，他也经常以此身份收到邮件。

有个机构一年雇用杜布拉斯扮演华盛顿40次。有时他会出席基督教文艺奖颁奖大会，有时会去第115或第83公立学校，有时会去共济会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厦。在百老汇公理会教堂、罗克兰得州立医院及城里各个医院的儿童病房里，他曾上百次地背诵华盛顿祈祷词。在所有这些场合，杜布拉斯先生都庄严肃穆，俨然历史名人。

杜布拉斯先生已是七旬老人，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经历。早年在电台做播音员时，他是一位大家公认的不太成功的动物声音模仿者。他回忆说，那时他经常失业，最后在市中心的圣保罗小教堂当了一名看门人，那是乔治·华盛顿曾去做礼拜的地方。据杜布拉斯讲，突然间，他童年时对华盛顿的敬仰在心中复活了。他开始给朋友们背诵华盛顿的祈祷词（他在上学时就记住了这些话）。当有人请杜布拉斯在约翰大街教堂举行的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庆典上表演时，他兴奋不已。

“我的生活一下子有了某种神圣的意义，”杜布拉斯先生说，“我背诵这首祷告词时，会感觉到老乔治灵魂的存在。做完祷告后，祷告者都会塞给我一美元，因为那上面印有乔治的头像。”

杜布拉斯先生从他的一个演员朋友那儿买来一套殖民时期的制服；有时因为业务繁忙，他常常为赶场而不得不提前取回送到洗衣店的制服。由于扮演华盛顿成了他一年中不间断的工作——从国旗日到宪法日，再到许多其他节假日，总有人邀请他扮演华盛顿——杜布拉斯先生很少有时间休息。

但是，他总能找到时间去医院看望那些病人。在那里，他绞尽脑汁模仿狗叫声、汽车声、轮船声和飞机声，来逗病人们开心。与过去的广播听众相比，百乐威医院的孩子们更欣赏他的表演，还送给他一个“阳光医生”的称号。他们不知道成千上万的纽约人还把他看作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

乔·巴布卡罗是联合国首席理发师。他恪守的一条原则是：不争吵，不唠叨，不让人等待，因此他一直能高高兴兴地与东西方和平相处。世界上的一些知名外交家刚走进理发店时还情绪激昂，但目睹了他的精湛技艺和神速，并在他的剪子和剃刀的抚慰下，仅仅片刻时间便会心情舒畅，芥蒂无存了。他们甚至从华盛顿打来电话预约理发；而且，一旦他们坐在理发椅上，就几乎不会指挥他该怎样理。正如巴布卡罗先生无须告诉他们怎么去管理联合国，他也不期望那些人告诉他怎样理发。

在联合国做理发师12年，他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理发应因人而异：俄罗斯人的头发应该剪到耳朵之上，法国人的头发要头顶长、颈部短，英国人的头发应剪成颈部长并保留全部鬓角，而中国人的头发则应理成头顶四周和颈部都短齐。

“有些人会告诉你他们希望理什么样的头，”巴布卡罗说，“但十有八九，他们的指示是错误的。我先答应他们，但在剪头时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由于剪掉的头发总是比客人要求的少，我几乎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他说下面这些领袖都是他的忠实顾客：特吕格韦·赖伊（“剪一下就行”）、达格·哈马舍尔德（“头发稀，少剪点儿”）、安德鲁·W.科迪尔（“两旁、脑后剪短”）、拉尔夫·J.本奇博士（“都稍剪点儿”）、亨利·卡伯特·洛奇（“耳边稍剪点儿，但别太短”）。[17]

坐在巴布卡罗理发椅上的人都很少谈论政治问题。由于他保持不参与政治的态度，所以有闲空时就特意与英国人聊板球，与美国人聊天气，与意大利人聊女人。

乔·巴布卡罗以前一直在皇后区干活。联合国大厦在成功湖落成时，他申请到那里工作，并被聘为试用理发师。从未有人正式把他头上的“试用”二字去掉，这些年里，他一直待在秘书处大厦的那间小店里，尽可能不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