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经济篇(8)

我用纯印第安玉米粉加盐来烘焙面包，我在户外的火边把它们放在一片木瓦上或者一根修建我的房子时锯下来的木棍上进行烘烤。但是这样一来很容易把饼熏黑，还会有一股松脂味儿。我也试用过面粉，可是最后发现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掺和在一切烘烤最方便也最可口。在寒冷的天气里，连续烤上几个这样的小面包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小心照看和翻转它们，就像埃及人孵化小鸡一样。它们是我培育成熟的真正谷类果实，我感到它们有一股像其他高品位果实的香气，我用布把它们包起，想让这种香气尽量保持得更长久。我研究了历史悠久、不可或缺的面包制作工艺，向打听到的权威人士讨教，一直追溯到远古时代首次发明未发酵的面包，那时人类从吃野果子、啖生肉的野蛮状态初次进步到吃面包这种食物的温和而文雅的程度，而且渐渐地，我又在研究中探索到那个偶然间发酵的面团，据说就是那团发面使人们懂得了发酵的过程，并且此后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发酵效果，直到我读到“优质、美味和有益健康的面包”，即生活的必需品。发酵剂，有人视之为面包的灵魂，是充填细胞组织的精神，它像圣灶上的火焰一样被虔诚地保留了下来——我猜测一些装满酵母的珍贵瓶子最初是由“五月花”[40]号带来的，为美国解决了这件大事，而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在谷类食物的滚滚巨浪中上升、膨胀、传播——这酵母种子我经常虔诚地从村子里拿到，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忘记了规则，竟用开水烫坏了我的酵母。这次意外使我发现甚至连酵母也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的发现不是靠综合法，而是靠分析法——从那时起我便高高兴兴地取消了它，尽管大多数的家庭主妇曾经热忱地劝告我说，没有发酵粉便不可能做出安全而有益健康的面包，而年纪大点的人还预言生命活力会因此而迅速衰退。然而，我发现酵母并不是什么必需的成分，没有发酵我也过了一年，仍然生活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总算用不着随时在口袋里带上一只小瓶了——有时砰的一声，瓶子被碰碎，里面装的东西就都撒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扫兴。

人这种动物比起别的任何动物来，更能适应各种气候和各种环境。我也没有往面包里放什么苏打或其他酸性和碱性的东西。我似乎是依照了基督诞生前两个世纪的马库斯·波休斯·加图[41]的配方做面包的：“Panem depstie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defillgito，coquitoque sub testu.[42]”我理解的这段话，意思大概是：“照此方法来做手揉的面包。洗净你的手和木盆。把粗面粉放进木盆，一点一点地加水，再把面揉匀了。等你揉好了面，便可以把它捏成面包的形状，然后盖上盖子烘烤。”这说的是放在烤炉里烘烤，全段话没有一个字是说发酵的。

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块适宜种植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的土地上生产出他自己所需要的面包原料，而不必依靠远方那些价格上下浮动大的市场。然而，我们与朴素而又独立的生活相距太远了，在康科德的商店里几乎很难买到又新鲜又甜美的玉米粉，而更粗一点的玉米片和粗粮就更加没有市场了。农夫们把自己生产的大部分谷物拿去喂了牛和猪，然后花更高的价钱到店里去买一些未必对自己更有益的面粉回来吃。我能够毫不费力地种植出几蒲式耳的黑麦和印第安玉米，因为黑麦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而玉米也不需要最好的土地。我用一架手磨机就可以把它们碾碎，这样，没有米和猪肉的日子照样能够过下去。如果我一定要吃点高糖甜食的话，我通过实验发现，可以从南瓜或甜菜根里熬制出一种非常好的糖浆来。我还知道，只需栽种几棵槭树便能更加容易地熬出糖蜜来。即使当时这几样东西正在生长，我也可以利用各种替代品，代替上面提到过的那些材料，正如我们的祖先所歌唱的：“我们可以用南瓜、胡桃和防风来制成美酒，让自己的双唇啜得甘甜。[43]”

最后，我要说说杂货中最基本的一样东西——盐，要得到它，我们正好有机会到海边去跑一趟，或者，如果我可以完全离开它而过下去，也许我还可以少喝点水呢。我并没有听说印第安人曾为了得到食盐而劳心费神过。

这样一来，我便可以避免一切的经营与物物交换，至少在食物这一点上是如此，而且由于我已经有了避身之所，所以剩下来所需的只是衣服和燃料而已。我现在所穿的这条裤子是在一个农民家里织成的——谢天谢地，幸好人类本身还保留着如此多的美德。我认为一个农夫降为技工，正如从一个人降为农夫那样伟大而值得纪念。

在一个新的乡村里，燃料简直是一种大累赘。至于栖息之所，如果不允许我继续居住在依法占用的公地上，我可以用我耕耘过的土地的售价，也就是8美元8角来购买1英亩土地。但是实际上，我认为由于我居住在这块土地上，而已经使地价大大地提高了。

有一些怀疑论者有时会提出疑问，问我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只靠吃素食而活下去。为了一下子击中这个问题的本质——因为本质就是信念——我习惯于这样回答：“我能够靠吃木板上的钉子活下去。”如果他们连这一点也不能理解，那么不管我说多少，他们也是无法理解的了。我在这方面，倒乐于听到有人正在做这类实验的事，比如有个青年曾尝试过半个月只靠连皮带穗的硬玉米来度日，而把自己的牙齿当石臼。松鼠族也进行过同样的尝试，其结果是获得了成功。人类对这样的实验是有兴趣的，尽管少数几个老妇人被剥夺了实验的权利，还有那些在面粉厂里拥有亡夫的三分之一遗产的人也会感到恐慌。

我自己做了一部分家具，其余的部分也值不了几个钱，所以我没有记账——包括一张床、一张餐桌、一张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3英寸的镜子、一把水壶、一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只勺子、一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只杯子、一把调羹、一只油罐、一只糖蜜罐、一把火钳和柴架，还有一盏日本漆灯。没有人会穷到只能坐在南瓜上，那是得过且过的无能表现。在村里的阁楼上，有很多我最喜欢的椅子，想要就可以拿走。家具！感谢上帝，我无须家具店来帮忙也能坐能站。假如有人看到自己的家具在光天化日和众目睽睽之下被装上车并被运往乡村，且那些家具只是一些极不入眼的空箱子，你说除了哲学家还有谁能不感到害臊呢？那是斯波尔丁[44]的家具。打量这一车家具，我真的说不出它们是属于一个所谓的富人的还是穷人的，家具的主人似乎总是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的确，你拥有这类东西越多就显得越穷。每一车都像是装载着十几间简陋棚屋里的东西；如果一间棚屋意味着贫困，那么这便意味着十几倍的贫困。

请问，为什么我们老是搬家，却舍不得丢掉我们的家具，摆脱我们的外壳呢？

从这个世界走到布置一新的另一个世界去，为什么不把生前的这些玩意儿付之一炬呢？这好比一个人把所有陷阱的机关都缚在他的皮带上，只要他一走动，越过我们那些崎岖不平的村野时，便不得不拽动它们——拽动他的机关。他是一只幸运的狐狸，只是把尾巴夹断在陷阱里了——麝鼠为了逃命，宁肯咬断自己的第三条腿。难怪人已经失去了他的灵活性。多少次他都面临绝境啊！先生，恕我冒昧，你所谓的绝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无论什么时候碰见谁，你都会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拥有些什么，唉，也知道还有些东西他假装成不是自己的，藏在身后，你甚至知道他有什么厨房用具和不愿烧掉的无用杂物，这样一来，他看上去就成了一个套在家具上的人，拼命地拉着它们往前走。我认为一个人钻过了一个绳结或通过了一道门，可他后面那一车沉重的家具却无法通过，这样他就是面临绝境了。当我听到一个一表人才、身体结实、看上去似乎没有别的事情缠身，衣服也已束得紧紧的，一切都准备就绪的人，谈及他的“家具”是否保了险时，我不禁对他产生一种怜悯之情。“可我的家具怎么办呢？”他这只扑棱棱飞动的蝴蝶这时就被蜘蛛网给缠住了。甚至那些多年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家具缠累的人，如果你仔细地盘问他一下，也许会发现他在什么人的棚屋里还寄存着他的几件家具。我看今天的英国就好像一个老年绅士带着一大堆行李旅行，这堆华而不实的东西全是在安家度日中添积起来的，而他也拿不出勇气来把它们烧掉——大箱子、小箱子、手提箱，还有包袱，至少把前三样东西扔掉吧。当今之日，即使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要带着他的床铺上路也是力所难及的，因此我当然要奉劝那些生病的人放下他的床铺，轻装奔跑吧。当我碰到一个背着全部家当蹒跚前行的移民——看上去像是脖子后面长出了一个大肉瘤——我真为他感到可怜，并不是因为他所拥有的东西就只有那么一丁点儿，而是因为他必须要带着这些家当一路行走。如果我必须带着我的机关行走，至少我会三思而行，背负一个轻一点的且不能把它放在会要我命的地方。但也许最聪明的办法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手放进去。

顺便说一下，我也无须花钱去购置窗帘，因为我不需要遮住任何窥视者的视线，至于太阳和月亮，我愿意它们往里面看一看。月光不会让我的牛奶发酸，也不会使我的肉腐坏；阳光不会损坏屋里的家具，也不会把我的地毯晒褪色。如果有时候这位朋友太过热情，那么我觉得跑到大自然所提供的帘幕后面避一避倒是更经济一些，何必要在我的家用细目之中再添上一幅窗帘呢。一位夫人有一次想送给我一张地席，我谢绝了，因为我屋子里腾不出地方铺它，也没有时间在屋内屋外打扫它，我宁愿在进屋前在草地上把我的脚底擦干净。避免罪恶的最好办法是在它刚露头时就避开它。

不久前我出席过一个教会执事的财产拍卖会。与我想象的一样，那些拍卖的东西里的大部分都是些无用的摆设。邻居们纷纷前来看这些古董，把它们全部买走，小心翼翼地搬进他们自己的阁楼和其他尘封的洞窟中，让它们躺在那里，直到他们的家产又需要被清理，那时它们便又要经过这样的程序而被挪动了。人死万事空，徒蹬两脚灰。

有些野蛮民族的风俗我们借鉴过来也许不无裨益，因为他们好像每年至少要蜕一次皮——他们有这样一种想法，不管实际上是否做得到。像巴特拉姆[45]所描绘的摩克拉斯族印第安人的那种风俗，如果我们也这样举行“迎新节”或“新果节”，难道不是很好吗？“当一座城镇举行庆祝圣礼的时候，”他说，“他们早已给自己预备了新衣服、新坛、新罐、新盘子、新器具和新家具，而把所有穿过的旧衣服和别的可以扔掉的东西全收集起来，打扫和清理他们的房子、广场和整个城镇，把那些垃圾连同存下来的陈谷子和其他的陈年旧粮堆到一起，点把火把它们烧掉。在服药和禁食三天之后，城镇里的火全都熄灭了。在禁食期间，他们禁绝了所有食欲和其他欲望的满足。一道赦令发布下去，所有的罪犯都可以回到他们的镇上去。

“到了第四天早晨，大祭司把干柴拢在一起，在公共广场上生起了新火，随后镇上各家各户都从这个新生而纯洁的火苗上取火，回去点燃自家的火炉。”

他们随后便享用新的谷物和水果，整整三天载歌载舞，“而在接连的四天之内，他们接待来访的客人和来自邻近城镇的朋友们共享欢乐，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净化自己，将一应准备就绪”。

每过52年，墨西哥人都会举行一次类似的净化仪式，因为他们坚信世界每隔52年就会轮回一次。

我几乎没有听说过比这更神圣的活动了，也就是说，如同字典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内在灵性美德的外在表现形式”，我一点也不怀疑，他们最初是在天意的直接传授下这样做的，尽管他们并没有一部《圣经》来记录那一次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