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对敌人，累死也不放过

张士诚，你是活腻歪了吧

湖面上，波光荡漾，溶溶的月色下，飘荡着一阵若有若无的吴侬软语。张士诚坐在船中，美酒在手，美人在怀，好不自在。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享乐，却不知有一双眼睛，正冷冰冰地盯着他，欲除之而后快。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在经历了漫长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岁月，朱元璋已不再是那个夹于豪杰之中的小小将领，他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力量。隐忍的日子是难熬的，但却让他躲过了元朝的剿杀。现在的他可以昭告世人，朱元璋不再听命于任何人！韩林儿早已没有了约束力，从此，他朱元璋，将是名正言顺的王。

为区别于张士诚的吴政权，史书将朱元璋的政权称为西吴，张士诚的则为东吴。

现在，西吴将矛头对准了东吴。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吴，与元朝决一死战的只能有一个。那个人，在朱元璋看来，只能是自己。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八月，朱元璋开始全力进攻张士诚的势力范围，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连续攻下了张士诚占据的大片区域，甚至包括张士诚曾经死守过的高邮。而张士诚在连续不断的战争中节节败退，最后退守姑苏。

此时的东吴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辉煌。曾经，江南的人民为能生活在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内感到庆幸，张士诚不但免去了元朝加在百姓身上的苛捐杂税，还带领百姓加强建设、发展经济，孩子们也有学上、有书读了。张士诚待人是那么宽厚，没有一点架子，从不为难平民百姓。一切，都是那么的安和喜乐。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片天空，开始变色了。

似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领袖都难逃一个规律，那就是，起义军首领在打拼天下时，总是能体恤百姓的疾苦，一旦有了落脚点，就会把统治区按照他们心中的理想国来建设；而一旦局势变得安稳，统治者力量开始强大时，穷人乍富所带来的后果便显现出来。统治者们开始疯狂地聚敛财富，夺人妻女，广建宫室。比起曾经的统治者，新王的所作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起义是为了什么，似乎他们已经忘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当一个人迫于形势举起策反大旗时，他的想法只有一个：改变现在困苦的生活，改变自己低贱的身份和地位。起初的他们与百姓有着同样的经历，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就是他们一开始能励精图治的原因。而时间一长，这些人的境遇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得到了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一切，于是，人心就变了。

没有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会在得到天下之后再将天下还给天下人。他们已经尝过了受万人敬仰的甜头，自以为已经改变了身份，不再是曾经的穷人。那么，他们自然会想尽办法利用并巩固自己的权威和地位。于是，有人开始耽于享乐，有人开始横征暴敛。这一切一旦开始时，历史就又回到了原点。

张士诚就是这样。然而，当他感觉到来自朱元璋的危险时，大祸已经近在咫尺了。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交给徐达、常遇春两人二十万大军，命他们夺取张士诚最后的根据地平江。出发前，朱元璋将徐达和常遇春招到身边，询问他们的作战计划。常遇春主张直接攻打平江，拿下平江后，其他各郡都不在话下。

朱元璋并不同意常遇春的计划。他认为，张士诚身边尚有张天骐、潘元明这些死党，一旦攻打平江，他们必定会前来援救。到那时，虚无军队就会陷入援兵的包围，动弹不得。所以，不如先攻打湖州，让张士诚的军队疲于奔命，到时再转战平江，定能一举成功。

事实证明，朱元璋的看法是对的。

徐达与常遇春率领大军出发，一路打去，一路告捷。但张士诚好歹也是一方豪杰。九月，张士诚派徐志坚以轻舟从东阡镇出发，想要攻下姑苏桥。然而，在这里，东吴部队将遇到永远无法跨越的障碍——常遇春。

常遇春跟随朱元璋的时日并不长，他是在至正十五年（1355年）的时候才投奔朱元璋的。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常遇春原本是刘聚的手下，然而刘聚胸无大志，只知道烧杀抢掠，常遇春因此决定投奔朱元璋。在到达朱元璋的军队之前，常遇春在田间休息，做了个梦。他梦见有穿着金铠甲的人叫他起来，说是主上来了。这个时候，朱元璋正好骑马经过。常遇春从梦中惊醒，看到朱元璋，立刻请求归附，并提出要求，别的不做，就做先锋。

和别人比起来，常遇春算胆子大的了。元末时期，很多人是因为吃不饱饭才投靠起义军，有真本事的没几个。朱元璋看这狂妄小子上来就要当先锋，大概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朱元璋说：“尔饥故来归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夺之！”意思就是，你是因为没饭吃才来投靠我，再说你的旧主还在，我怎么好意思用你。没想到常遇春不气馁，一直要求当先锋。朱元璋无奈，只好说，如果能帮助他渡江，再提做先锋的事吧。

结果，当朱元璋攻打采石矶时，元朝的部队列阵于岸上，迫于敌军，朱元璋的船队在距离岸边三丈的地方徘徊，就是无法登陆。这时，常遇春驾驶小船飞奔而来。朱元璋大喝，命令常遇春突击登陆。

常遇春没让朱元璋失望，“应声挺戈，跃而上，守者披靡，诸军从之，遂拔采石，乘胜径攻太平”（《明史纪事本末》）。一个人，一支长矛，竟然撕开了敌军防守，帮助朱元璋拿下了采石矶。自此，朱元璋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不仅把先锋的位置交给了他，也把“天下奇男子”的荣耀给了他。此后常遇春替朱元璋东征西讨，立尽战功，自然也就成为朱元璋的敌人的噩梦。

张士诚派徐志坚出发的那天，天降大雨。徐的船队还没走出多远，就遇上了常遇春派出的突击队。数百只船将徐志坚的船队团团围住，徐志坚还来不及做任何反抗，就被生擒。所率两千余人，尽被俘虏。

张士诚听闻这个消息震惊异常，遂派右丞相徐义到旧馆勘察形势。不料，徐义差点有去无回。

常遇春早早等在徐义回程的路上，断绝了徐义的退路。徐义无奈之下，只得派人给张士诚报信，希望他能出兵，与屯在旧馆的士兵合力攻打常遇春。于是张士诚派亲兵驾赤龙船前去支援，徐义才得以逃脱。

徐义逃出重围后，和潘元绍带领赤龙船队驻扎在平望，又驾驶小船偷偷潜回乌镇，想要援助屯于旧馆的东吴军队。但常遇春没有让他们的如意，从别港追来。

刚到达平望，王铭就手持长矛率先登船，并纵火焚烧掉赤龙船。一时之间，火光映天，喊杀声四起。赤龙船队所有军械物资全被火焚烧殆尽。旧馆的东吴士兵再也盼不来任何援军了。

十月，遇春率兵攻打乌镇。徐义、潘元绍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只得放弃乌镇，仓皇逃走。怎奈常遇春不依不饶，一直追赶他们到达升山，驻守升山的东吴平章王晟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常遇春一举攻破六寨，剩下的残部只得退入旧馆之东壁。这时，张士诚的义子，号称五太子者，带领大军前来支援。常遇春稍有不支，多亏副将薛显率领船队奋勇前进，冒着危险烧掉了五太子的船队。敌军大败，四散而逃，再也组织不起有力的进攻。

姑苏桥，常遇春——张士诚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屡次组织军队，或进攻，或支援，都被常遇春扼杀在摇篮里，没有丝毫的威胁。

史书记载，常遇春“沉鸷果敢，善抚士卒，摧锋陷阵，未尝败北。虽不习书史，用兵辄与古合”（《明史·常遇春传》）——又是一个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大将。常遇春虽有杀降的毛病，但瑕不掩瑜，他的赫赫战功是所有撰写明史的人都无法忽略的。朱元璋身边名将很多，常遇春便是其中耀眼的一位。他骁勇善战，所向披靡，无人可及。直到现在，我们仍能想象出他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身先士卒的豪情与气概。徐达善谋，遇春善攻，一时之间，若提名将，必言徐、常。

在朱元璋立国后，常遇春仍然发挥着他无敌的军事才能，替朱元璋北出沙漠，征讨元顺帝。然当常遇春打算带着战利品班师回朝时，却在柳河川这个地方患暴病而卒，时年四十。漫漫黄沙，终成英雄魂归之地，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常遇春的一生，就像是划过夜空的流星，极其闪耀，却又转瞬即逝。但转念想到朱元璋后来的那些令人心寒的行为，早亡对常遇春来说或许是一种幸运，让他能带着一身荣耀离去。

总之，在徐达和常遇春出色完成了朱元璋下达的命令后，西吴全军的目光都朝着一个方向，平江。这将是朱元璋和张士诚最后交锋的地方，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最爱的人伤我也最深

大家都知道自谦的潜台词是自豪，所以，就算有人谦虚到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君王微笑过后也还是会论功行赏的。可惜朱元璋却似乎对这等人情世故不太在行，以至于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大麻烦。当朱元璋收拾完陈友谅，打算对张士诚下手时，一个坏消息传来：他的亲侄子朱文正打算叛变！朱文正想投降朱元璋的宿敌张士诚，正准备协助张士诚，起兵征讨西吴。

朱元璋一下子懵了：朱文正，自己的亲侄子，投奔自己后，朱元璋自认对其视如己出。朱元璋喃喃道：“无论是谁都可能背叛我，只有他不能！”

其实，朱文正的背叛是有原因的，只不过这原因，真是太过愚蠢。

如前所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派朱文正坚守洪都。朱文正以极少的兵力，拖住陈友谅六十万大军整整八十五天，使朱元璋躲过了腹背受敌的困境。而当朱元璋带兵前来解围时，陈友谅退入鄱阳湖，与朱元璋展开了正面交锋。两军大战，朱元璋占尽上风；陈友谅困于湖中多日，弹尽粮绝。因此，陈友谅又派出五百艘船只前往都昌抢夺粮食。这次又是朱文正派人截住了他们的粮食，断了陈友谅的生路，将陈友谅朝着深渊又推了一把。

应该说，陈友谅得以铲除，朱文正功不可没；论功行赏，他应该排在前面。

战后，按照惯例，朱元璋对有功者封官加爵。轮到朱文正，朱元璋问他想要个什么官，朱文正回答得很是得体。史书记载，文正“即曰：‘爵赏不先众人而急私亲，无以服众；且叔父既成大业，侄何忧不富贵？'”。意思就是说，打了胜仗，您不先对别人进行奖赏，反而急着给您的亲人封官，这样做怎么能服众呢？再说了，等您成就大业，夺取江山，侄子我何愁不能荣华富贵呢？一番话，说得朱元璋是眉开眼笑。他没想到，自己这个平日里脾气不太好的侄子竟然如此识大体，懂得为自己着想。于是，朱元璋就命朱文正继续驻守江西。

这下子朱文正傻了：自己原本只是和叔叔客气客气，没想到叔叔却一点也不客气，真的就把自己给省略了。

朱元璋的一生可谓雄才伟略，然而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居然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也不知道朱元璋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或许，朱元璋只看到了朱文正的军事天才，却没能看透他这个侄子的人品性格。朱元璋可能真的认为朱文正是一个一心辅佐自己、不求回报的股肱之臣，所以，朱文正的一番谦辞被他当做了肺腑之言。其实，朱文正从不是叔叔心中的那个好孩子，这个孩子有要求也有欲望。他要求得到自己应得的，这并不过分；只不过，他不该假装谦虚，他完全可以说出自己的要求。

朱文正困惑了，自己劳苦功高，以四万人坚守洪都八十五天，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这样的功劳竟什么都没有换来，居然还得让自己驻守江西这个偏远之地！难道叔叔是一个为了笼络人心就可以牺牲亲侄子的无情之人吗？

看到自己昔日的部下都得到了封赏，有的还比自己待遇更高，朱文正心理失衡了。而心理失衡的结果，就是冲天的怨气。

史载，朱文正回到江西后，“遂骄淫暴横，夺民妇女。所用床榻，僭以龙凤为，又怨上不先封己，前所对上者皆诡辞”。整日花天酒地，淫人妻女，连吃穿用度都按皇帝的标准来，这可是僭越的大罪，但朱文正依然故我。如果说洪都保卫战之前朱文正的“二世祖”形象是为麻痹敌人陈友谅，那他现在的所作所为真可以说是“纨绔子弟”的最佳例证。但这依然不能消解掉朱文正心中的怨恨，每每想到自己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朱文正就恨不得杀人；就在这股怨气将达到极致时，朱元璋做出了一个举动，无异于火上浇油。

朱元璋听说了朱文正的种种劣行，居然派了个人前来斥责他。朱文正这边一股邪火正没处发，又被人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积蓄已久的怒气一点而着，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既然你朱元璋不重视我，那我就去找一个重视我的人。而当时，唯一能和朱元璋相抗衡的，就是张士诚。于是，朱文正反了。

其实，直到朱文正决定背叛朱元璋之前，其所作所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有功之臣一无所得，难免让人心灰意冷，满腔愤恨。但问题就在于，朱文正作出的决定却是极不明智的。虽然他对朱元璋说的一番话实属谦辞，没有什么可信度，但有一句却是对的，那就是，一旦朱元璋得到天下，那朱文正的身份就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了。

虽然朱元璋对待功臣的态度令人胆寒，但他对自己亲人却都是实实在在的，能封的都封了。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亲人才会永远在自己身边，这也是苦孩子出身的朱元璋最大的体会。朱文正也不想想，一时的得失算得了什么，他最大的资本就是自己与朱元璋的关系，这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所以，只要一心跟着朱元璋，他朱文正早晚有一天飞黄腾达。只可惜，激怒之下，朱文正失去了思考能力，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朱元璋得知朱文正准备叛变的消息后，震惊之下，立刻亲自来到南昌，打算教训一下自己这个不懂事的侄子。朱文正没想到自己打算叛离的事让朱元璋知道了，更没想到朱元璋会亲自来。当朱元璋派人来召他前去时，他还没反应过来，朱元璋的突然袭击让他手足无措。当朱元璋见到朱文正后，史书记载，朱元璋“泣谓曰：‘汝何为若是？'”，即“孩子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朱元璋确实无法理解朱文正的行为。

官，自然是做不成了；自由，也即将离开朱文正。

朱元璋把朱文正从江西带回建康。当时所有的大臣都上书请求严惩朱文正，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意。而朱元璋此时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他对大臣说：“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则伤恩矣。”朱文正是朱元璋哥哥唯一的儿子，他虽然有罪，但如果法办，会伤害骨肉亲情。于是朱元璋把朱文正囚禁起来。朱文正就在无尽的囚徒生涯中，走完了他的一生。

应该说，朱元璋对朱文正还是不错的。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一个叛徒所带来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杀之并不为过。但朱元璋还是放了他一马，并且在朱文正死后，封他的儿子为靖江王，镇藩桂林。

只可惜，一代将才，还没来得及做出一番大事业，就在囚禁中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反观朱文正的一生，他的结局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朱文正虽然有极强的军事才能，却完全不懂得为人处世，甚至不懂得顾念骨肉亲情。亲人是什么，是既可以共患难，也可以同富贵的人。可惜朱文正不明白这一点。他为人器小狭隘，放荡不羁，又品行不端，触怒朱元璋是早晚的事。这个人，注定不能善终。

而朱文正事件给朱元璋带来的伤害也是无法愈合的：亲侄子的背叛，让他感到了彻骨的寒冷。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信任的话，那还能信谁？朱元璋的心中，从此埋下了一根刺。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朱元璋对任何人都怀有疑心，对任何人都不再信任，正是这件事的后遗症。

而这个事件的另一个受害者，或者说间接受害者，就是张士诚。朱元璋不能接受任何人离开自己投向敌人的怀抱，未遂也不允许。所以，朱元璋把一腔的怒气都撒在了张士诚身上。既然只能有一个人成为天下的主，那只能是朱元璋。他要消除所有被背叛的可能，让所有的人不再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忠于自己。

他要让张士诚付出生命的代价。

平江攻击战：堵死你不偿命

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一般以人口数量作为基本的判断标准。所以，古代的帝王们争天下，一争人口，二争土地——朱元璋也不例外。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直到攻打张士诚的最后据点平江时，西吴已经有洋洋数十万大军。几十万人攻打一个城市，好像轻而易举。

但真的是轻而易举么？别忘了张士诚擅长什么——防守！当年一个小小的高邮，在脱脱号称百万大军的围攻下，依然坚持了下来，坚持到了命运逆转的时刻。朱元璋想要拿下平江，看来要费一番工夫了。

不过，朱元璋依然充分发挥了他人多的优势。现在看来，他的作战计划几乎毫无技术可言，完全是人海战术。“达军葑门，遇春军虎丘，郭兴军娄门，华云龙军胥门，汤和军阊门，王弼军盘门，张温军西门，康茂才军北门，耿炳文军城东北，仇成军城西南，何文辉军城西北，筑长围困之。”一个小小的平江城，居然有十一支军队从十一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这还不算，朱元璋还在城外筑起围栏，把平江团团围住，简直是水泄不通。

不过光人多还不行，平江虽小，可也要看它掌控在谁手里。现在的张士诚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了，如果平江没了，天下还有什么地方是他张士诚可以去的？所以平江一定要守住，死也要守住。

史载，当时的平江城，城墙坚不可破。既然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那就高筑城墙吧，就算困死在城里，也绝不能让朱元璋打进来。

张士诚加强城防确实给朱元璋攻打平江带来了不便。城墙太高了，士兵们攻击的时候，仰着头打仗太困难。守城的将士只要关紧大门，从城楼上往下扔石头，朱元璋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朱元璋不担心，他的军队人数那么多，完全可以抽出一部分来建筑工事；而朱元璋建造的工事，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史料记载：“架木塔与城中浮屠等。别筑台三成，瞰城中，置弓弩火筒。台上又置巨，所击辄糜碎。”西吴士兵把木塔修得和城里面的塔一样高，还分为三层，每层都设弓弩火筒襄阳炮。这样的工事，在大战来临之前居然能很快建立起来——不得不说，人多力量大。

这些丝毫没有吓到张士诚。他依然相信，只要像多年前的高邮一样，坚持下去，就可能有奇迹发生。只不过，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朱元璋不是脱脱；他是君，不是将，没有人可以临阵换下他。当朱元璋放下指挥旗的那一刻，就是城破的时候。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二月，平江攻击战打响。

朱元璋的人海战术发挥了强大的优势，一波又一波的军队持续不断地向城门发起进攻，而他建造的高大木塔此时也派上了用场，站在木塔上的士兵甚至比城楼上的士兵还要高。局势一下扭转，换成朱元璋这边的军队从木塔上往下扔石头、发弓弩，襄阳炮的炮弹一颗接一颗朝城楼砸去。负责防守的士兵们叫苦不迭，既要防止朱元璋的军队从城门进攻得手，又要不时地躲闪来自头顶的打击。两面夹击让这些士兵疲于奔命，哪还有一点战斗力可言。

即使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张士诚依然没让朱元璋占到多大便宜，西吴的军队依然只能在门外张狂。一时之间，竟然没有一支军队破城成功。张士诚守城的本事不可小觑。

元末实在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像张士诚这样的私盐贩子，居然也在战火的洗礼中成长起来，成为可以争夺天下的候选人之一。就算史书记载张士诚没有远见、胸无大志，但他依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起义军首领，因为，他曾为了自己的事业付出了所有。

虽然一时之间，进攻平江没有什么进展，但朱元璋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当围城不下时，徐达给朱元璋上书，请求下一步指示，朱元璋亲自给徐达回信，先是把徐达夸了一番，然后又给了徐达便宜行事之权。意思就是将军你不用着急，你觉得怎么打合适就怎么打，不用再请示我了。由此可见，朱元璋对拿下平江信心满满：城破只是时间问题，他耗得起，但张士诚耗不起。

其实一开始，朱元璋并不想大动干戈，只想困住张士诚，困到他自己投降为止。只不过张士诚不是那么容易妥协的人，以至于久攻不下，令双方陷入对峙。朱元璋没办法，就派人送信给张士诚，说如果张士诚弃城投降，会好好善待张士诚及其家人。但张士诚没有给朱元璋想要的回音。

天底下哪有能得善终的投降者，更何况是曾经兵刃相见、争夺天下的敌人？张士诚深谙此道：投降也是死，抵抗也是死，还不如死得光明正大，也不枉为英雄。

然而被围困久了，张士诚也有些受不了，整天都要担心会不会城破就在今日，终日惶惶不安，西吴军队不间断的进攻更是让他身心俱疲。无奈之下，张士诚决定突围。

可是突围，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

当张士诚勘测突围路线时，发现城左处部队严阵以待，根本没有机会突围成功。张又派手下朝常遇春驻扎方向突围，然这实在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常遇春察觉了张士诚的意图，派兵断了来者的退路。张士诚无奈之下只得派兵前去救援，自己也亲率军队自山塘出兵援助。然常遇春的军队实在勇猛，张士诚此次突围不仅没成功，还损失了大批精锐部队，自己也负了伤，狼狈逃回城中。

就在张士诚感到绝望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他的身边。只不过这个人，不是来救他的，而是来劝降的。

当时的李伯升看到张士诚已经如困兽，就派人前去充当说客。张士诚把这个人放进城来，召到自己身边，问他想说什么。不得不佩服张士诚此时面对敌军说客的平静与从容，或许，他也感到自己坚持不了多久了。

能当说客的一定要有舌灿莲花的好口才。这个说客把张士诚比做项羽，说要是能够记住当时高邮之战的艰苦，励精图治，天下就有可能是他的了。张士诚无奈，说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那人又说，因为张士诚治军不严，又耽于享乐，对政事不闻不问，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这些话张士诚听了很是感慨，可感慨又有什么用呢？这时，说客使出了撒手锏，即他此行的目的。他劝张士诚投降，但又在极大程度上保留了张士诚的面子。史载，这个人是这么说的：“天命所在，人力无如之何。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兴援，嘉兴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独守此尺寸，誓以死拒。窃虑势极患生，猝有变从中起者，公此时欲死不得，生无所归。故窃以为莫如顺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称公所以归义救民之意，公开城门，幅巾待命，亦不失为万户侯，况尝许以窦融、钱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复失之，何损！”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的处境都是天命，如果到时内部生变，你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还不如投降，这样还能做万户侯，没什么损失。

不过这套说辞并不能打动张士诚。张士诚没让这个人说下去，也没做任何表态。他知道，朱元璋是不可能放过他的。阵前的承诺，究竟能兑现多少，对张士诚来说，根本就是未知数。

而后，张士诚又进行了一次尝试。他率兵从胥门突围，这次势头很猛，只不过他遇到了更猛的常遇春。就在双方交战的时候，在城楼上督战的张士信突然大喊，命令收兵。于是，东吴军又大败。此后的张士诚放弃了突围，再也不敢有所动。

让人费解的是，张士信为什么要临阵收兵，即使不占优势，也不能突然止戈，这于士气、局势都没有好处。但张士信来不及作出解释，就被飞来的炮弹击碎头部而亡。

可能是受到朱元璋的启发，东吴这边也开始制造火炮以抵御进攻。只不过毕竟困守城内，制造的原料不多，到后来城中的树木土石均被用光，竟到了拆掉百姓房子做炮具的地步。不过徐达这边也有对策，他秉承了西吴军团强大的建筑能力，在军队中用树木搭起像屋子一样的架子，然后把竹子覆盖在上面，让士兵躲在下面，这样一来就能避免被炮弹砸中。

看来，张士诚已经走到末路了，和朱元璋的消耗战，也许已经走到头了。

不管怎么说，张士诚保持了一个将领应有的风度和气节。在坚守平江长达八个月后，张拒绝敌人的招降，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大概这正是他能在风云变幻的元末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吧。

张士诚的最后一刻，就快要到来了。

被权力淘汰出局的强人

在各种比赛中，有一种赛制叫做淘汰赛，比赛双方，输一场即被淘汰出局，告别比赛。这种赛制的目的就在于避免实力强的选手过早相遇，导致后面的比赛中对阵双方的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影响比赛的悬念和精彩程度。

看上去，元末时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运动就像是一场淘汰赛。只不过这场比赛的规则过于残酷，被淘汰者不仅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甚至连性命都被一并淘汰掉了。

朱元璋和张士诚就像是比赛双方的选手。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淘汰赛，并且幸运地赢得了各自的比赛。而后，双方在平江这个赛场上举行决赛。这场比赛虽没有任何悬念，却依然精彩十足。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这场比赛终于结束了。

九月辛巳，葑门破，阊门新寨亦破。朱元璋的部队，终于进了平江。

此时的张士诚，虽然败局已定，但依然不放弃抵抗。城破时，张士诚“收余兵二三万，亲率之，战于万寿寺东街，复败”（《明史纪事本末》）。当敌人从四面八方向自己奔涌而来时，张士诚依然带领军队与敌人进行巷战——巷战是最残酷的战斗，偌大的城市中，没有人知道哪里有埋伏，往往会在某条街道与敌人不期而遇，而后就是贴身肉搏。因为巷道的特点，战斗经常会在局部发生；而缺少救援，无声无息地被消灭在某个角落，就是巷战最悲惨的后果。

只可惜，张士诚的勇气没有支撑他走到最后。局势已经不可扭转，任何努力在朱元璋看来都是徒劳的。他不停地派人向张士诚宣传，劝说他投降，并且做下了种种保证。张士诚看着对手的各种作态，只是轻蔑地观赏着，不置可否。

但张士诚不是没有牵挂的。当初兵败时，张士诚曾担心一旦自己命丧，妻儿该如何是好。《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张士诚问他的妻子刘氏：“我败且死，若曹何为？”也许张士诚只是一时的感慨，也许他只是对人世的留恋，但没想到，他的夫人刘氏回答道：“君勿忧，妾必不负君。”结果，这个女子，做出了她一生中最大胆的事，“乃予乳媪金，抱二幼子出，积薪齐云楼下，驱其群妾侍女登楼，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刘氏自缢死”。

这个站在张士诚身后的女人，一个在史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女人，竟是这般的贞烈。她懂得英雄气短皆因儿女情长，自己的丈夫纵使还有一线生机，恐怕也会因为顾及自己的安危而被断送。又如果他面临的是无法回转的死亡，那自己何不早走一步，黄泉路上也不会太过寂寞。她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不会投降，虽然有人说过他软弱怯懦，有人说过他优柔寡断，但她明白，在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中，他唯一能为自己留下的，就只剩尊严了。所以，她不能成为他的拖累，不能看着他因为自己而放弃尊严。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英雄身边，往往有这样的女子陪伴。项羽有虞姬，而张士诚有刘氏。她们平时或许柔弱，或许娇憨，或许只知相夫教子，却不知天下几分。但在最后的时刻，她们却表现得比男子更为刚烈。

妻子死后，张士诚似乎真的再无眷恋了。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要一死了之，却被曾经的部下赵世雄解救下来。赵世雄劝说道：“九四英雄，患无身耳。”你张士诚是个英雄，还怕保不住一条命么？可他又怎会知道，这时的张士诚早已不畏生死，只求一个了断。

随后，张士诚被生擒，押往应天。一路上，张不发一言，并且拒绝进食。无论朱元璋派多少人来劝说他，都无济于事。后来，朱元璋派了第一重臣李善长来劝降。起初，张士诚依旧是一句话都不说。直到后来，不知怎的，张士诚竟怒骂李善长，而李善长因为被骂得脸上挂不住，几乎与张动起手来。

关于张士诚的最后结局，流传着许多版本。《明史纪事本末》的说法是“士诚竟自缢死，赐棺葬之”。而另外一本笔记《剪胜野闻》的记录，可能更加可信。“张士诚面缚见帝，俯首瞑目，踞坐甚不恭，帝叱之曰：‘盍视我？’对曰：‘天日照尔不照我，视尔何为哉？’帝以弓弦缢杀之。”（《剪胜野闻》）张士诚见到朱元璋后，低头闭目，根本就不看朱元璋，很是嚣张。朱元璋被激怒了，斥责他说：“为什么不看我？”张士诚的回答是他此生最后的一席话：“你我二人现在的情况，是上天眷顾你而不眷顾我的结果，并不是你朱元璋比我强多少，我为什么要看你？”此话一出，张士诚只落得个被弓弦绞死的下场。

一代英雄，命丧弓弦之下，可叹可叹。

纵观张士诚的一生，这个人确实不具备争夺天下的能力。当年的他，十八条扁担起义是何等豪气干云。高邮一战，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随后开拓疆土，收编军队，励精图治⋯⋯和百姓一起同甘共苦，其实是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但可惜的是，这些是守成之君最重要的品质，而不是开国者的必备素养。

朱元璋评价张士诚，说他器量小，不能成大事，还是很客观的。当张士诚占据一方之后，他的小农意识就逐渐显露出来，不仅在统治区大肆搜刮人民，而且甚至为了一时的利益投靠了元朝。虽然后来张士诚又恢复了吴的国号，但这种左右摇摆的人，怎么能堪当大任？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这样评价张士诚：“乃论者以士诚之失，在深居高拱，上下相蒙，骄将李伯升、吕珍之徒皆龌龊不足数，黄、蔡三参军辈又迂阔昧大计，以故谋主被谗，爪牙受缚。而予以太祖有可乘之敝三，士诚乃内怀选懦，坐失事机，此其所以亡也。”张士诚的失败，就在于他有了一定的成绩后不思进取，深居庙堂，对外面发生的事一概不管不问，把所有的朝事都交给无能的下属去打理。还没有成为一国之君，就已经有了亡国之君的苗头，这样的张士诚，怎么能赢？

其实，上天不是没给过张士诚机会。他居江南富饶之地，如果利用这千里的沃野，招抚天下的能人，不贪图享受，发愤图强，谁又能说，历史不会因此而变成另一副模样？

只可惜，张士诚放弃了。站稳脚跟后，在他应当谋取更广阔的天下时，张士诚放弃了；当陈友谅约他联合对抗朱元璋时，张士诚放弃了；当朱元璋被陈友谅牵制在鄱阳湖，无法顾及应天，只待他一举出兵时，张士诚再一次放弃了。陈友谅被朱元璋消灭，他张士诚确实是少了一个对手，但唇亡齿寒，没有了陈友谅，他也就将直面朱元璋，任他宰割。张士诚败了，败在故步自封，败在没有远见。

当他不忍心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儿，而是眼睁睁看着他们自我了断时，命运，就已经给了这个人最后的答案——妇人之仁，难成大事。

但张士诚值得被后世记住。被俘后，他依然保持着不屈不挠的精神；面对敌人，他依然有着一份傲视天下的自尊。朱元璋确实打败了他，但却没有征服他——不服，正是张士诚对朱元璋最大也是最后的打击。

不能放过方国珍

接着，朱元璋又乘胜消灭了方国珍的势力。

方国珍又叫谷珍，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世世代代都以贩盐谋生。至正初，黄岩人蔡乱头起义之后，元发兵追捕，平民也跟着遭殃。至正八年（1348年）春，方国珍被仇家陈氏诬告，方国珍一怒之下杀掉陈氏而被官府追捕，他只好和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以及其他畏罪潜逃的乡民逃命到海上，聚集数千人谋起反来，不仅打劫漕运粮，还扣留海运官员。元朝廷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去镇压，却兵败被俘。方国珍本是欲报私仇起兵，并无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意思，因此，被俘获的朵儿只班成了方国珍向元朝伸手要官的一张王牌。当时，方国珍迫其上书朝廷下招降之诏，元顺帝怕海运受阻，下诏授方国珍庆元定海尉，方氏兄弟也都捞了一官半职。方国珍回到家乡后并未解除他的武装，在乡里横行一方，元廷与他之间进行了数次谈判，方国珍凭借自己控制的军队，狮口越张越大。元朝政府一怕影响漕运，二怕他与红巾军相勾结，所以既要安抚他，又要解除他的武装。

至正十年（1350年）十二月，方国珍再次烧掠沿海州郡。十一年（1351年）二月，元命江浙行省右丞孛罗帖木儿、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泰不华夹击，孛罗帖木儿反被方国珍俘获。元廷只得又授官予方国珍兄弟。十二年（1352年）三月，方国珍又向元朝挑衅，把泰不华杀掉。十三年（1353年）方国珍派人悄悄进入京师，贿赂权贵，于是元又授其以徽州路治中、方国璋广德路治中、方国瑛礁州路治中，但方国珍并未就此结束他在海上烧杀抢掠的活动。

到至正十五年（1355年）以后，方国珍的表现更猖狂。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他又向元朝投降，被封为海道运粮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次年八月，方国珍又被元朝升官做了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且受命去进攻还没有投降的张士诚。双方在昆山大战，方国珍大胜。恰好这时张士诚向元朝廷乞降，两个叛徒握手言和了。后来方国珍仍旧占据温台庆元等地，虽然有的元官很不服气，但元廷必须依靠方国珍，利用他的船只运粮，所以拿他也没有办法。

至正十八年（1358年）底，朱元璋的军队已经东下衢州、婺州，向在温台、庆元诸路占据的方国珍逼近，朱元璋遣蔡元刚至庆元劝说方国珍投降。方国珍与他的部下商量道：“如今元朝将亡，豪杰并起，只有朱元璋号令严明，所向无敌，现在他又攻下婺州，恐怕咱们不能与之对抗，不如暂时表示顺从，藉为声援，先静观形势变化再采取其他措施。”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方国珍遣使奉书献给朱元璋黄金五十斤、白银百斤和别的礼品。三月，又以温、台、庆元三郡之地献给朱元璋，并派去次子方关作为人质。九月，朱元璋授方国珍为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方国璋为行省右丞、方国瑛为行省参政、方国珉为江南行枢密院签院，并令奉龙凤为正统。但方国珍并无诚意投降朱元璋，虽说他接受了朱元璋的职位，却是心怀鬼胎，待其成败变化。他提出借口，不以“龙凤”纪年，暂且以“至正”作为纪年。

果然，没过多久，方国珍在刘仁本、张本仁等人的怂恿下，在接受朱元璋封职仅有一个月后，就又接受了元朝封他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官职。并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开始，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方国珍年年为张士诚安排大批海船运送其十余万石粮到元大都，元顺帝非常高兴，封他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方国珍仍旧横行在庆元、温、台一带，但又害怕朱元璋来攻，只好伪装“怕惧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四月，朱元璋的军队把湖州、杭州等张士诚统治区攻占下之后又向平江围攻，此时方国珍自知难保，又耍出了新的诡计，他一方面坐山观虎斗，一方面暗地里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定。朱元璋给他写信，指出他有罪状十二条。七月，朱元璋又责令方国珍贡粮二十三万石，并写信威胁他，方国珍惶恐不已，日夜运珍宝，集海船，准备下海逃跑。

这年九月，朱元璋拿下平江，平定张士诚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参政朱亮祖一路攻台州，方国瑛败逃黄岩；朱亮祖又攻温州，方国珍侄方明善逃走；朱亮祖分兵取瑞安，在乐清打败方明善，追至楚门海口，征南将军汤和一路先取余姚、上虞，进攻庆元，方国珍逃入海中，汤和带兵紧追至定海、慈溪等县。十一月，朱元璋又令廖永忠率舟师入海，与汤和合击方国珍，方国珍意欲逃出海面，却遇有大风，未遂，于是黔驴技穷，不得不纳款投降。朱元璋终于平定了这方割据势力。

陈友定，你也跑不了

朱元璋在消灭了方国珍的势力后，随即令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领军去攻打陈友定。

陈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今福建福清）人。徙居清流（今福建清流），出身贫寒。后为富户罗氏之婿，因做买卖赔了本，充当驿卒。至正十二年（1352年），南方红巾军入闽，陈友定在其家乡清流的明溪、曹坊等地，因袭击红巾军有功，被提携做了明溪寨巡检。后汀州府判来募兵，陈友定随元军成功镇压汀州、延平（今福建南平）、建宁、邵武等地起义军，又被升至清流县尹。至正十九年（1359年），陈友定派他的手下康泰等取邵武，攻汀州、延平、将乐（今福建将乐）。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邓克明取汀州后进攻建宁，结果被陈友定打败，又损失了汀州。陈友定因此被升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元置福建行省分省于延平，以陈友定为平章，驻守闽中八郡。由于当时福建远离北方，而且同北方交通不畅，陈友定在福建成了土皇帝，专门负责福建军队的钱粮物资。当张士诚、方国珍停输海运粮后，陈友定从福建运粮数十万石至大都，得到元顺帝的嘉奖。可见，陈友定对红巾军和朱元璋是顽抗到底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二月，陈友定向处州进攻，被朱元璋部下胡深打败，朱元璋乘胜遣朱亮祖、胡深、王溥三路追击，在进攻福宁时胡深中伏被陈友定俘杀，平闽计划未能实现。以后，陈友定又占领兴化（今福建莆田）、泉州（今福建泉州）、漳州（今福建漳州）等路。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军队入杉关，克汀州，取邵武，占长阳，所向披靡，陈友定的部将纷纷投降。十二月，朱元璋又令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由庆元出发攻打福州。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军队占领建宁，围困延平，陈友定服毒自杀，未遂。后俘送应天，不久被杀，其附近各路、州、县相继投降。

朱元璋借助于红巾军的势力崛起，他在长时间内也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进行活动的。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他亲自攻克婺州，更名为宁越府，在这里设置中书分省。他将两面大旗竖立在门前，上书“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口号与韩宋是一致的。然而在其势力日渐扩大的时候，朱元璋并不想推进农民起义的事业，而是一心要称帝为王，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因此，和许多红巾军队伍不同，朱元璋在自己势力所到之处，并非坚决打击地主，而是与其尽量妥协。他的军队纪律严明，不事杀掠，这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这里面却含有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同时，他也优待重用读书人。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他征召了浙东名士刘基、宋濂、章溢、叶深。刘基参与了后来很多大事的决策，例如先图陈氏，后取张氏，关于北伐的方略首先明确提出的人就是刘基。宋濂以文学奉侍朱元璋，为朱元璋起草了许多文书。这些儒生名士对朱元璋建立“帝王之业”发挥了很大作用。“宫莺去尽野鸡栖，憔悴江南谁是主？”江淮一带地主阶级虽害怕红巾军，但又觉得已经不能依靠元朝，希望出现一个维护他们利益的新的帝王。于是朱元璋因势而起，成为了地主阶级的新代表人。

朱元璋的蜕变在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中都有表现。在占领集庆后不久便弃红旗而改用黄旗。他在与陈友谅、张士诚的争战过程中，同元将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之间没有中断书信往来。打败陈友谅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他自称吴王，立长子朱标为世子，设立百官，这是朱元璋政权性质发生变化的标志。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他在声讨张士诚的《平周榜》中已用地主阶级的口吻诬蔑红巾军起义是“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而他自己则是“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因此才出面收拾这各自为政的局势。这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迎接韩林儿，路上，将其淹死在了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宣告了红巾军韩宋政权的灭亡。

朱元璋在江南不断攻地的同时，始终注视着北方元廷的情况。在与张士诚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时，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正月，他便以扩廓贴木儿拘留自己的使者为借口，作书发出了北伐的警告。此后，双方在徐州一带小有冲突，他看出元方上疑下叛，将帅嫌隙，元朝灭亡时日已到，遂在这年十月率部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