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卡洛斯·维德尔在康塞普西翁天空的首场诗歌秀立马为他博得了智利一些好事者的赞赏。

很快他便被叫去做另外几场空中写诗秀。刚开始还有点遮遮掩掩的，但随后他们便坦率了起来，那种官兵们特有的坦率——他们即便不懂得欣赏却是最能慧眼识珠的。维德尔在各种活动和庆典上露面的次数因而成倍增加。在拉斯滕卡斯机场，就在夜幕即将覆盖一切之前的几分钟，在携家人观看表演的高级军官和商人——他们待嫁的女儿们爱死维德尔了，已经出嫁的则伤心得要死——的仰望下，维德尔画了一颗星，我们国旗上的那颗星，孤独地在逐渐逼近的地平线上熠熠发光。几天后，在埃尔孔多尔军用机场，在豪华凉棚里宛如集市般来来往往的各界观众的注视下，维德尔在天空中写了一首诗，一位好钻研而博学的观众将其归为“字母派”。（更确切地说：这首诗有一个伊西多尔·伊苏绝对会赞同的开头和一个前所未有的足以被称为“大杂烩”的结尾。）其中有句诗隐晦地提及加门迪亚姐妹。他把她们称作“孪生姐妹”，用了狂风和红唇这些字眼。虽然后来有些自相矛盾之处，但能完美地解读这首诗的人还是可以看出来她们已经死了。

另一首诗里提到了一个叫帕特里斯娅和一个叫卡门的人。卡门可能就是诗人卡门·比利亚格兰，她在12月初失踪了。根据她母亲向教会调查组提供的证言，她对母亲说与一位朋友约会，然后就再没回来。她母亲追上去问与她约会的是谁。卡门在门口回答是位诗人。几年后，比维亚诺·奥赖恩调查了帕特里斯娅的身份；据他讲，帕特里斯娅就是帕特里斯娅·门德斯，十七岁，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文学社的成员，她与卡门·比利亚格兰同期失踪。这两个人的差别很明显，卡门读法文原文的米歇尔·莱利斯的作品，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而帕特里斯娅·门德斯更年轻一些，而且是巴勃罗·聂鲁达的信徒，出身无产阶级。尽管她渴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学习教育学，但她不像卡门一样上过大学；另外，她在一家家用电器商店工作。比维亚诺拜访过她的母亲，还在一本旧的习字簿上读到了帕特里斯娅写的几首诗。在比维亚诺看来，这些诗写得很不怎么样，类似于聂鲁达最差的诗，介于《二十首情诗》和《呼吁惩办尼克松》之间的一种大杂烩，但从其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一些东西。清新，惊奇，生存的欲望。无论如何，比维亚诺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诗写得不好而被杀害，何况她还不满二十岁。

在埃尔孔多尔机场的空中表演中，维德尔写道：火之学徒们。我猜，在跑道的检阅台上观望的将军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的女朋友们或女性朋友们的代称，抑或是塔尔卡瓦诺某些妓女的绰号。然而一些跟他关系亲密的人知道维德尔是借此提及死去的女人们。但这些人对诗歌一窍不通，抑或是他们自个儿认为自己不懂。（当然，维德尔对他们说他们懂诗，比很多人，比如诗人、教授、绿洲或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的人都要懂，但是他的皮条客们并不懂他的意思，或者最好的情况也仅是他们宽容地认为，维德尔中尉这么说只是拿他们开开玩笑罢了。）对他们而言，维德尔驾机所做的事情不过是一次危险的表演，各种意义上的危险，但不是诗歌上的。

那些天，维德尔还参加了另外两场空中诗歌表演，一场在圣地亚哥，他在那儿又写了几节《圣经》和《智利重生》的诗，另一场是在洛斯安赫莱斯（比奥比奥省），在那儿他与另外两名飞行员共同上天，不同的是，另外两名飞行员是民航飞行员，而且，他们比他年纪要大很多，长期从事空中广告宣传飞行。维德尔与他们一起在天上画了一面巨大的（不停晃动的）智利国旗。

人们纷纷说（在一些报纸和电台中）他能创造更伟大的英勇业绩。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他在学院的指导员表示，维德尔天生是当飞行员的料，老练，直觉力强，开战斗机和轰炸机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的一个朋友——少年时期维德尔曾在他家的庄园度过几个假期——爆料说，维德尔曾未经允许驾驶一架很大的老式派珀飞机，并把飞机降落到了一条狭窄的到处坑坑洼洼的乡镇公路上，让他的父母惊怒不已。那个夏天，可能是在1968年（在这个南半球的夏天过后没几个月，“野蛮文学”在巴黎一处简陋的门房里诞生了，这一文学运动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产生决定性影响），维德尔是在没有父母的照看下度过的。这是一个勇敢而羞涩（在他同学看来）的少年，无论什么事情，无论多么荒唐的行为，无论什么样的爆发，都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同时，他也很招周围人的喜欢。我的母亲和外婆就很喜欢他（他同学说），据她们讲，维德尔总是像刚从暴风雨中走出来一样，苍白无力，被雨水淋得骨子里都湿透了，却又很惹人喜爱。

然而，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也不乏污点：狐朋狗友，不法分子，经常出入警察局或者下流社会的寄生虫，维德尔有时会和他们一起出去——通常是在晚上——喝酒或者是到一些声名狼藉的地方鬼混。但仔细想想，问题也不过如此：一些并不明显的污点，一点都不影响他的性格和风度，更不要说影响到他的行为举止了。有些人还推测，上述某些行径在他探求知识和真理的文学道路上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一条在那些天，那些空中表演的日子里，得到了智利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肯定的道路（这点从文学价值上来讲几乎没什么意义，但在智利，从阿列塔时期起，却是意义重大）。这位评论家就是尼卡西奥·伊瓦卡切，一个古董商，一个虔诚的每天做弥撒的天主教徒，也是聂鲁达的朋友，以前是维多夫罗的朋友，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笔友、巴勃罗·罗卡钟爱的攻击对象，尼卡诺尔·帕拉的伯乐（据他自己说的），总之，这是一个懂英语和法语的家伙，在70年代末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伊瓦卡切在他的《水星报》每周专栏里写了一篇关于维德尔的特色诗歌的评论。这篇文章评论道，我们（智利的读者）看到了新时代的伟大诗人。接着，就像伊瓦卡切一贯的作风，他公开给维德尔提了一些建议，用晦涩的时而缺乏连贯的语言滔滔不绝地对《圣经》的各个不同版本进行了评论——由此我们知道了，维德尔在康塞普西翁和拉培尼亚体育中心的首次空中诗歌表演用的是拉丁文《圣经》——正如维德尔本人在一次晚间电话长谈中亲口对他说的，伊瓦卡切说——，这个版本由尊敬的费利佩·斯西奥·德·米盖尔“根据圣父和天主教释经者的旨意”翻译成西班牙语，由加斯帕尔和罗伊格出版社于1852年在马德里分卷出版。伊瓦卡切在电话里问他为什么不用尊敬的斯西奥神父的翻译版本，维德尔的回答是：拉丁文能更好地镶嵌在天空中；而事实上，维德尔应该是用了“砌入”这个词，拉丁文能更好地砌入天空。然而这也并未能阻止他在其后的一些空中表演中使用西班牙语。他也没忘了博尔赫斯提及的几个《圣经》版本，甚至还提到了雷蒙多·佩列格里翻译成西班牙语并于1875年在瓦尔帕莱索出版的《耶路撒冷圣经》，伊瓦卡切说这个《圣经》版本不好，它预言了那场几年后爆发的智利与秘鲁和玻利维亚联军对峙的太平洋战争并使之提前爆发。关于建议，伊瓦卡切提醒年轻的诗人“过早获得荣誉”的危险，以及先锋文学的欠缺之处——它“有可能混淆诗歌与绘画和戏剧，或者更确切地说，与造型艺术和戏剧艺术的界限”。他还提醒诗人必须时刻不忘提高自身的素养。总之，伊瓦卡切建议维德尔不要停止阅读。要多读书，年轻人，他好像是这么说的，读英国诗人，读法国诗人，读智利诗人，读奥克塔维奥·帕斯。

伊瓦卡切的赞文，这位丰产文学评论家关于维德尔的唯一的一篇文章，配有两幅照片。第一张上可以看见一架飞机，也许是一架轻型飞机，飞行员站在跑道中央，隐约可见周围很简陋，可能是军用机场。照片是远距离拍摄的，因此维德尔的面容有些模糊不清。他身着带毛领的皮外套，戴着智利空军的大盖帽，穿着牛仔裤，脚蹬一双与裤子配套的靴子。照片标题为：卡洛斯·维德尔中尉在洛斯穆雷洛斯空军基地。第二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因为并不清晰，更多的是猜测——诗人在洛斯安赫莱斯勾画出壮观的智利国旗后写在天空中的一些诗句。

不久前我已经从拉培尼亚体育中心出来了，如同在那儿待过的大多数人一样，被无罪释放。头几天我待在家哪儿也没去，宅到甚至让父母感到不安的地步，还遭到了我两个小弟弟的嘲笑，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是胆小鬼。一个星期后，比维亚诺·奥赖恩来看我。当我们两个单独在我房间的时候，他告诉我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大学把我们开除了。坏消息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失踪了。我对他说他们可能被捕了或者离开了，就像加门迪亚姐妹一样，去乡下了。不是，比维亚诺说，孪生姐妹也已经失踪了。说到“孪生姐妹”的时候他嗓音沙哑。接下来的事情很难解释（尽管在这个故事里一切都很难解释），比维亚诺突然扑到我怀里（字面意义上的）——当时我坐在床脚——在我胸前失声痛哭起来。一开始我还以为我给了他某种打击。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毫无疑问，我们再也见不到加门迪亚姐妹了。然后比维亚诺站起来，走到窗边，很快恢复了镇静。所有一切都是猜测，他背对着我说。是，我答应着，不知道他指什么而言。还有第三个消息，比维亚诺说。好的还是坏的？我问。你想不到的，比维亚诺答道。说吧，我说，但马上我又跟了一句：别，等等，让我吸口气——就好像说让我最后看一眼我的房间，我的家，还有我父母的脸。

那天晚上我和比维亚诺去看胖妞波萨达斯。乍一看她好像跟从前一样，甚至更好，更加地兴奋。她异常活跃，不停地走来走去，搞得和她待在一起的人也神经紧张。她没有被学校开除。生活还是老样子。必须找点事做（为了不让自己发疯，做什么事都行，比如半个小时内把花瓶换五次位置），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找到事情积极的一面，也就是说，一个一个地面对各种情况，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同时面对所有情况。要成熟起来。但很快我们便发现胖妞其实是在害怕。她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恐惧。我看到阿尔韦托了，她对我说。比维亚诺点了点头，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但我觉得他对事情在某些方面的真实性存有疑问。他给我打过电话，胖妞说，他想让我去他家看他。我对他说他从来都不在家里。他问我怎么知道的，然后就笑了。我在他的话语中能觉察到他的闪烁其词，但阿尔韦托从来都有点神秘，我对此也就没太在意。我去看了他。我们约了个点儿，然后我就到了那儿，准时到的。房子是空的。鲁伊斯–塔格莱不在？在，胖妞回答道，但房子里空荡荡的，一件家具都没有。你在搬家，阿尔韦托？我问他。是的，胖妞，他说，看得出来吗？我当时非常紧张，但我强作镇定，跟他说最近所有人都在离开。他问我所有人指谁。迭戈·索托，我说，他离开康塞普西翁了，还有卡门·比利亚格兰。我也提到了你（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你躲哪儿去了，还有加门迪亚姐妹。你没提我，比维亚诺说，关于我你什么都没有说。没有，关于你我什么都没说。阿尔韦托对你说什么了？胖妞看了我一眼，那时候我才注意到她不光聪明，而且很壮实，我还注意到她受尽了折磨（不是因为政治问题，胖妞受折磨主要是因为她那超过八十公斤的体重，因为她从一个与舞台隔离的包厢里观看了那场演出，那场关于性和鲜血，还有爱情的演出，与世隔绝，身陷牢笼）。他说耗子总是在逃跑。我不确定自己刚才是否听到了这句话，就问他：“你刚才说什么？”然后阿尔韦托转过身，脸上带着大大的微笑看着我。这一切都结束了，胖妞，他说。那时候他让我感到害怕，我和他说别神神秘秘的，给我讲点有趣的东西。别说蠢话了，操你妈的，和你说话的时候你得回答我。我从来都没这么粗俗过，胖妞说。阿尔韦托像条毒蛇一样。不，更像埃及的法老。他只是笑着并继续盯着我看，虽然我几度觉得他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走动。但他既然安静地待着又怎么能走动呢？加门迪亚姐妹都死了，他说。比利亚格兰也死了。我不信，我说。为什么她们会死呢？你是想吓唬我吗，混蛋？所有的女诗人都死了，他说，这是事实，胖妞，你最好相信我。我们当时坐在地上。我坐在角落里，他坐在客厅中央。我发誓我当时觉得他会扑过来打我，突然地，出其不意地抓住我，扇我的耳光。有那么一刻我想我都要失禁了。阿尔韦托的目光一直盯在我身上。我想问他想对我做什么，张开口声音却无法挤出来。你别再编故事了，我嘟囔着。阿尔韦托没有听我说话，好像还在等谁一样。我们有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不知不觉地，我已经合上了眼睛。当我睁开眼的时候，阿尔韦托就倚在厨房的门上，注视着我。胖妞，你睡着了，他对我说。我打呼噜了？我问他。是的，他回答，你打呼噜了。到那时我才发现阿尔韦托感冒了。他手里拿着一条很大的黄手绢，还用它擤了两回鼻涕。你感冒了，我笑着冲他说。你可真坏，胖妞，他说，我只是着了点凉。是可以离开的时候了，于是我起身对他说我已经太麻烦他了。对我来说你从来都不是麻烦，他说，你是为数不多的能理解我的姑娘之一，胖妞，我应该感谢你。但今天我没茶没酒也没威士忌，什么都没有。你都看见了，我正在搬家。当然，我说。我摇了摇手和他表示再见——这是我在室内不常用的告别方式，只有在外面的时候才会用，然后我就离开了。

加门迪亚姐妹到底怎么了？我问。我不知道，胖妞从回忆中回过神来回答道，你怎么会觉得我知道呢？为什么他对你什么都没做？比维亚诺问。因为我们确实是朋友吧，我猜，胖妞回答。

我们又继续聊了好一会儿。WIEDER（维德尔）这个词，据比维亚诺和我们讲，是“再一次”、“重新”、“第二次”的意思，在某些上下文背景中有“一次又一次”的意思，在指将来的句子中有“下一次”的意思。而根据他的朋友，前康塞普西翁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学生安塞尔莫·圣胡安对他说的，从17世纪开始，副词WIEDER才和宾格前置词WIDER在正字法上区别开来，以便更好地区分其词义。WIDER，在古代德语中写成WIDAR和WIDARI，是“反对”、“面对”的意思，有时候也有“对于”的意思。他随便举了几个例子：WIDERCHRIST，“反基督”；WIDERHAKEN，“钩子”，“铁钩”；WIDERRATEN，“劝阻”；WIDERLEGUNG，“辩护”，“反驳”；WIDERLAGE，“堤岸”；WIDERKLAGE，“反诉”，“反检举”；WIDERNATURLICHKEIT，“怪异”，“离谱”。所有这些词他觉得都很能说明问题。言归正传，他甚至说，WEIDE有“垂柳”的意思，WE.DEN意思是“放牧”和“照料吃草的动物”，这让他想起了席尔瓦·阿塞韦多《狼和羊》的诗，以及一些人力图在这位诗人身上挖掘出来的预言家身份。甚至WE.DEN也指在观看激起我们的性欲和/或我们的性虐倾向的物体时的那种病态的兴奋。当时比维亚诺看着我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们俩也看着他，三个人都安安静静的，手握在一起，好像在思索或祈祷一样。接着，他又回到了维德尔的话题上，万分疲惫，万分恐惧，似乎时间如同地震一样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他指出飞行员维德尔(WIEDER)的爷爷应该是想给他取名WEIDER的，而本世纪初移民局办公室的一次书写错误把WEIDER变成了WIEDER。这很有可能，当然，前提是他不叫BIEDER，“正直”和“谦虚”的意思，因为唇齿音“W”和双唇音“B”听起来还是容易混淆的。他还想起来名词WIDDER有“白羊座”和“白羊宫”的意思，到此大家可以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

两天后，胖妞打电话给比维亚诺说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就是卡洛斯·维德尔。她从《水星报》的照片上认出他来了。但就像比维亚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指给我看的，这事儿相当不靠谱，因为照片很模糊，可信度不高。胖妞是基于什么认出他来的？基于第七感，我觉得，比维亚诺说，她坚信从姿态上认出了鲁伊斯–塔格莱。不管怎样，那时候鲁伊斯–塔格莱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我们唯有维德尔来让我们悲惨的日子有点儿意义。

那时比维亚诺找到了在一家鞋店当售货员的工作。鞋店位于靠近市中心的一个街区，生意不好不坏，附近有些廉价书店，都逐渐干不下去关门了，还有一些便宜的小饭馆，里面的招待员在大街上拉客，那忽悠人的话说得是天花乱坠，另外还有几家灯光昏暗的狭长的服装店。当然，我们再也没有文学社可去了。有时比维亚诺会跟我谈谈他的计划：他想用英文创作流传在爱尔兰原野上的寓言故事，还想学法语，至少能读原文的司汤达的作品，他幻想着把自己关在司汤达的世界里，任岁月流逝（尽管他自己也自相矛盾，说用这样的方式读夏多布里昂——19世纪的奥克塔维奥·帕斯——还有可能，但读司汤达是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最后，他还想写本书，一本美洲纳粹文学选集。一本巨著，有一次我去鞋店门口找他的时候他说，它将涵盖我们这个大陆上纳粹文学的所有表现形式，从加拿大（在那儿魁北克人引起了很大反响）到智利——在这个国度他肯定能找到不同风格的各种潮流。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卡洛斯·维德尔，他如同集邮爱好者那样，满怀热情一心一意地把所有出现的与维德尔及其作品相关的资料收集了起来。

如果我记得没错，1974年就这样溜走了。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里，我们从报上得知，卡洛斯·维德尔在一些私人企业的赞助下正在进行一次南极之旅。旅途很艰难，中途停了很多次，每降落一地维德尔都会在天空写上他的诗。他的崇拜者们说，对智利种族而言这是新铁器时代的诗歌。比维亚诺时刻关注着这次旅程。老实讲，就我个人而言，我对那个空军中尉会做什么或不再做什么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有一次，比维亚诺给我看了张照片：这张比原来胖妞认出来鲁伊斯–塔格莱的那张要清楚很多。确实，维德尔和鲁伊斯–塔格莱长得很像，但我那时一门心思地想离开智利。有一点毫无疑问，无论是照片还是宣言，那个如此慎重、如此克制、如此招人喜欢的捉摸不定（甚至是如此有自学者特征的）的鲁伊斯–塔格莱已经没有丝毫痕迹了。维德尔是信心和勇敢的化身。他谈论诗歌（不是智利诗歌或拉美诗歌，只是诗歌而已），其权威性足以折服任何对话者（虽然我必须指出来当时维德尔的谈话对象是拥护新制度的记者，他们没有能力和一个智利空军军官作对），虽然从他的谈话笔录可以看出这篇讲话里面充满了新词，很多语言表达方式也很笨拙，而这在我们尚不完美的语言里是很自然的，但可以看出来这也是一篇充满力量的讲话，其措词纯正，明快自然，体现出了一种坚定不移的意志。

开始最后一段行程之前（从蓬塔阿雷纳斯到阿图罗·普拉特南极基地），大家在这座城市的一家餐厅为他举办了晚宴。据说，维德尔喝多了，打了一位水手的耳光，因为这个水手没有对一位女士保持应有的尊敬；关于这个女人流传着很多种说法；大家能达成一致的一点是晚宴组织者没有邀请她，参加晚宴的人也没人认识她；她能出现在那儿唯一讲得通的理由是她是自己溜进来的或是和维德尔一起来的。维德尔称她为“我的夫人”或“我的小姐”。那女人二十五岁左右，高个，黑头发，身材匀称。在晚宴中，可能是在上饭后甜点的时候，她冲维德尔喊：卡洛斯，明天你会死！这让所有人都觉得真是太鲁莽了。后来就发生了水手事件。然后是讲话致词，第二天早晨，在睡了三四个小时后，维德尔飞到了南极。飞行中意外频发，不止一次那位陌生女人——客人们再也没有见过她——的话就要应验了。当回到蓬塔阿雷纳斯以后，维德尔表示最大的危险是寂静。在故作惊讶或真感到惊讶的记者面前，维德尔解释说，奥尔诺斯角的海浪是寂静的，它们朝机腹伸出巨舌，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它们就像巨大的梅尔维尔的白鲸或是无数断掉的触手，不停地试图触碰到他，但它们始终是寂静的、沉默的，就好像在那样的纬度，声音只是人类特有的。寂静好像麻风病，维德尔说，寂静好像共产主义，寂静也像一面有待填满的洁白屏幕。如果你填满这面屏幕，那么任何坏事都不会降临到你头上。如果你是纯洁无瑕的，那么任何坏事都不会降临到你头上。如果你无所畏惧，那么任何坏事都不会降临到你头上。按比维亚诺的说法，那是在描写一个天使。一个极具人性的天使？我问他。不，他妈的，比维亚诺回答，我们厄运的天使。

在阿图罗·普拉特空军基地明澈的天空上，维德尔写下了“南极是智利”这句话，并被摄像和拍照留念。他还写了其他一些诗句，关于白色和黑色，关于冰，关于神秘，关于祖国的微笑，一个率真、优雅、精心描绘的微笑，一个像一只眼睛一样的微笑——实际上，它在看着我们。随后维德尔回到了康塞普西翁，再后来他去了圣地亚哥，在那儿上了电视（我被迫看了这个节目，比维亚诺住的公寓里没有电视，就到我家来看了），是的，卡洛斯·维德尔就是鲁伊斯–塔格莱（他可真不要脸，给自己起名叫鲁伊斯–塔格莱，比维亚诺说，他倒是找了个好姓），但他又不像是鲁伊斯–塔格莱，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我家的电视是黑白的（我父母很高兴比维亚诺能来家里看电视并和我们共进晚餐，好像他们预感到我要走了，不会再有他这样的朋友了），因而卡洛斯·维德尔在电视上是一副苍白的样子（一种镜头上的苍白），看起来很像曾经的鲁伊斯–塔格莱的影子，也像很多其他人的影子、其他人的脸庞，像其他的飞行员的鬼魂，他们驾驶着疯子诺韦尔托在深沉的夜幕下所说的梅塞施米特型战斗机，从“二战”中逃出的梅塞施米特飞行小队，也从智利飞往南极，又从南极飞回智利。但我们知道，维德尔并没有编队飞行。维德尔驾驶着一架小飞机，独自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