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专题(4)

高华教授曾在论文集《革命年代》的后记中说：“1990年代是沉潜的十年，也是埋头耕耘的十年。在市场化大潮汹涌的大环境下，守住自己的一份小天地，会有些寂寞，可是这个‘市场经济’不是你期盼的吗？今天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扑面而来，可是我要的难道是这样的‘市场化’？不解，也是无力，只有在书斋中面对那些泛黄的书卷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从此注定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九十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高华教授生前的这段肺腑之言，深刻地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双歧性，既有悲剧性的毁灭与伤痛，也有理想主义的感召力，同时更深刻地指出了后革命年代的悖论，被呼唤而来的市场渐渐被权力绑架，并未带来国人期盼的公平正义与自由平等，反而消磨着从这个理想主义时代走出来的“历史中间物”的个性与希望，全面世俗化的中国社会似乎全然不见那曾经弥漫在神州大地的高调的“革命理想”，这究竟是革命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的标志，还是革命的遗产被市场这个巨兽全面吞噬的象征？

正如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这或许正是此时此地我们需要重温、回顾与反思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最深刻的理由吧，我们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肯定不是一个探索的结束，而是象征着一个永恒的开端启新，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读者与我们一同来回望、品味和思虑那个远未清晰也更远未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

“重写革命史”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以下简称“唐”）：近年来，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是中国学界和公共知识界的一大热点，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也召开过很多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术会议大多由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主办，反而很少由历史学科主办。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以下简称“王”）：相对于其他学界，历史学界召开以革命为主题的大型会议确实很少。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历史学界的会很多，但主要讨论辛亥革命有关的问题，较少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从2011年开始，当局和历史学界高调纪念辛亥革命的时候，其他学界似更倾向于反思革命，而这种反思基本上是一种批判性的重构，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唐：在这种反思里面，关于辛亥革命的彻底性（或者不彻底性）的问题被重新审视，出现了《立宪时刻》（高全喜）、《旧邦新造》（章永乐）等一批学术著作，中华民国这个亚洲首个共和国的形成，不再被视为仅仅有革命党人甚至立宪派等力量的政治运动的产物，清皇室也开始被认为以《清帝逊位诏书》的形式共同参与了民国的构建。对辛亥革命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的认识似乎成为了左右国人历史知识的一个前提，在这种历史框架中，具有彻底性的革命才是道德上正当的。深受章太炎影响的鲁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批评之一，就是认为这场短暂而速成的革命没有触及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只是一个上层的政体和国体变换。近些年来，这种因教科书、意识形态、传媒等而约定俗成的观念遭遇强有力的质疑和挑战，一种质疑革命而赞美改革的社会思潮，借由历史书写而形成一股重新认识辛亥革命的潮流。比如以前总是说革命的不彻底性是不好的，现在说“不彻底性”是一种妥协和让步，一种注重政治责任伦理的博弈和谈判，这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走向政治成熟的表现。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重写革命史”现象？革命历史的合理性难道换一个思路来看，就变得没有多少了吗？这是真正的历史思辨还是可能导向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王：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和其他学科的学者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撇开我的专业仅仅从现实处境来谈的话，或者脱离历史情境来讨论革命的话，我绝对是一个反革命者。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去评判历史上的革命的时候，我主张把革命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讨论，不要简单地、抽象地肯定或否定革命。每一场革命的发生与演变，都有具体的、独特的时空背景。研究中国革命，有必要将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不可在“神化”与“魔化”两极之间简单往复。作为历史研究者，既要将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又必须使自己与这场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冷眼旁观”，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平实地解读“过去”。一般社会科学更关注“常”，试图从中寻找“规律”、“法则”、“结构”与“普遍意义”；而历史学则更关注“变”，关注具体的情境，强调因时而异。历史学者更注意“设身处地”去理解历史行动者的所思所为。研究革命历史同样如此。当时的人为什么要选择革命，为什么选择那样一种方式的革命。作为研究者要重现他们的思考和选择，既要理解革命者，也要去理解那些不革命者与反革命者，而不是以“后见之明”的眼光指手画脚，或以今天的现实政治与自身立场去任意裁决历史。

最近数年来，国内历史学界有“重写”革命史的态势，并形成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热。这一轮革命史研究热，明显超逸了传统革命史学的藩篱，试图对革命进行纯学理的实证探讨。对现实政治的焦虑与对未来中国走向的萦怀，牵动国人对中国革命历程进行重新反思与探究。这意味着新革命史研究热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当下问题向过去寻找答案。近年来，对中国革命的重新思考，确实产生了一批富有洞见的学术论著。但也不乏以当下现实需要为出发点，漠视历史逻辑的历史写作。说《清帝逊位诏书》将统治权完整让与民国，从而建立起了大清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意指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清廷授予的。我也关注到这一说法。其实，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还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革命，均无主权授受之说。革命就是颠覆，其正当性来自革命自身，并不需要由被革命、反革命的一方来履行一道转让、授予、赠予之类的手续和仪式。革命是一种“非常规政治”。革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可以常规、常例、常情、常理论之。我们不能以常规政治的逻辑来解读非常规政治，更不能以非历史的眼光来评判历史。

社会科学注重“求解”，而历史学则注重“求真”。“求真”是历史学的生命，把历史真实的情形搞清楚，是历史研究的首要目标。当然，历史研究若能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解”，那就更上层楼。革命史研究不应停留于革命过程的描述与“再现”，可更进一步探寻革命的原理、机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所以各学科之间并非“隔行如隔山”，完全可以互通互补。我不反对历史研究适当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只是要运用得当，而不是生搬硬套。

理解历史的三种逻辑

唐：我觉得这里面一直有三种逻辑的交缠。一种是历史的逻辑，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认知，是通过史料挖掘、想象力、基于常识的推断，严密地把它呈现出来。另外一种就是理论的逻辑，比如从法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概念与视野去看，先设置一个企图解释一切历史因果的理论架构，然后将历史中的事件、环境、偶然性、人物等往里面填充，形成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框架，当然基于这种社会科学性逻辑的作品做得比较好的也有历史感。还有一种逻辑是道德逻辑，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完全是道德逻辑，比如说很多人一提及孙中山，就说是爱吹牛和忽悠人的孙大炮，很污浊的私德不好的一个人，是一个玩弄权术的人，一提起蒋介石就说他刚愎自用、任人唯亲、虚伪、道学气等，更别说对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政治人物的评价了。这三种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道德逻辑在重建和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时应该如何驾驭？

王：我还是觉得历史研究者首先应该从历史的逻辑出发，历史自身的逻辑是一个主导性的逻辑，就是说你要把历史人物放回到历史的时空里面去，而且应该重视当时人、当事人的感受、体验和评判。当然，当时人、当事人的认知和评判也不是统一的。或许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当历史人物的评判本身有分歧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呈现？就中国现代史的书写而言，长期以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立场是站在革命党的立场上肯定革命，否定清廷和袁世凯。近年来，也有学者将其颠倒过来，站在清廷的立场或者袁世凯的立场上。而章永乐的新著《旧邦新造》则处理得比较好。他将清末民初各种政治力量的聚散离合和众声喧哗呈现出来，革命的法统是怎么回事，清朝的法统又是怎么回事，这两个法统之间是怎么竞争的，包括这两个法统内部又有哪些不同的分歧，作者把它一一呈现出来。在清末民初这段历史过程中，即使同一个历史人物都会有立场上的反复，所以这里面他并没有对哪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我赞成这样一种历史研究。历史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任何时期的历史都会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历史写作最好能将当时的多种声音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尽量完整地呈现出来。

唐：是不是可以说，革命之所以发生，其实也是多种复杂的历史因素的推动，它有一个向心力在里面，革命党既有强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在顺应某种历史的逻辑，它不是简单的忽悠大众的过程。这样看来，有些学者把革命看成一小撮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通过报纸、杂志等新媒体，以及广泛的社会动员等各种方式把很多人席卷过来的过程，是一种过于片面的观点。

王：一般以为，革命是因为统治阶级“失道”、“失人心”，社会矛盾激化到了无从解决的地步，人民才被迫揭竿而起的。这意味着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发动”的，是自然来临的，而不是人为制造的。其实革命发生的机制非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有的革命是“逼”出来的，有的革命是“造”出来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即朝野双方合“造”的。革命史研究不能孤立地研究革命力量一方，应将革命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探讨，以再现其复杂多元而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探讨革命的成败，既不能忽视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也不能轻视革命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必须重视革命过程的极端复杂性，警惕过度决定论。无论辛亥革命，共产革命，还是台湾的民主转型，都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其中一个因素的改变很可能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和最终的结局。近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成果越来越细致地呈现革命过程的复杂性、歧异性和偶然性，这其实也间接地反映了我们以前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过于简单化了。最近数年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显著进步，清政府、立宪派、袁世凯等各种政治势力均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共产革命的研究同样如此。

唐：确实，从学科特性来说，作为人文主义学问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是有点不太一样：社会科学往往寻求一个解释的框架、规律、模式、变量，试图给出一个统合性的解释，然后这个解释框架是可以普遍化的，但是历史学更多的是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解读，我们在理解最后呈现出来的成果时，往往以其是否贴近历史与人物为标准（也就是历史叙述与历史自身之间是“隔”还是“不隔”）。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气味，它试图求解的是历史中人物的全部复杂性。我们刚才讨论对革命史应该予以同情之理解，就是应该把革命人物自身的或者反革命自身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这种人文主义其实是需要人把情感及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带进去的。就是说你要带进去才能理解研究对象，但是在写作的时候得把它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