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全球企业和工业表现：一个概述

戴维·兰德斯

西方的企业家精神和技术进步可追溯至几个世纪前，它们使世界面貌大为改观。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认可，但这至少是对历史记录的一种评价。一些不认同西方必胜论或诉诸亚洲（主要是中国）傲慢和优越论的学者认为，工业革命是企业家精神史上近期才产生的现象，并把它视为幸运事件（或不幸事件，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工业革命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它只是碰巧出现在欧洲或英国，而且很大程度上要拜政治上的有利形势所赐，这些国家的海外霸权又强化了这种有利形势。从贸易、工业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来看，全球化来得甚至更晚（“二战”以后）。

但是，新近对比较世界史的研究和反思表明，全球贸易应追溯至1000年前中世纪晚期的亚洲和当时欧洲的经济发展，以及随着非洲的转型和欧洲船舶驶入亚洲水域而来的世界开放或同时发生的欧洲对美洲的入侵。随后几个世纪见证了西方逐渐变得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富裕，它不仅超越了以往的世界领袖，而且在遥远的国度建立了殖民帝国，而所有这些均建立在更先进的科学知识、工业技术和商业企业的基础上。这种差距，以及落后地区对差距的反应——极度憎恨傲慢无礼、居高临下、慈善或无情、利欲熏心或掠夺成性的西方霸权，深刻影响了此后的绝大部分历史。

他们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视为富国的过错，并把穷国的缺陷和弱点看成是其他人所作所为的结果。特别地，他们觉得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并未用自己的实力帮助弱国，反而以此剥削和侵略弱国。因此，成功的帝国主义是罪恶势力。

但是，更领先的工业化国家取得的成就激起了其他后起国家的模仿和效法。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新途径积累金钱财富。然而，愿望并不等于现实。模仿不仅需要一定的知识、拥有组织生产和让生产合理化的能力，而且需要睿智、活跃的企业家精神以及对财产和变革的法律保护。人们发现，最具备相应条件的国家多分布在西方世界，如爱尔兰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东欧部分地区、加拿大及拉美部分地区，这些地方此前都曾因政治不幸和文化障碍而没能走上新道路。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充分利用活跃的贸易和创业自由所带来的机会，那这个国家就能表现得最好，哪怕它通常面临着各种官方约束。这类国家最能吸引外国的技术进步和投资。但是，它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它们遵从了富裕地区的专家所提出或强加的“药方”。成功的创业活动的本质在于创造性的想象力和行动力。

近东和远东亚洲的古老中心——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缺乏企业家精神赖以存在的文化和制度基础。更糟糕的是，它们往往安于传统世界，那里没有令人不安和令人不快的挑战。中国和中东的阿拉伯世界都曾抵制创新、将经济落后归咎于他人，举国上下仇视这些始作俑者。坚守相对于周边“蛮夷”的文化、道德和技术优越性，拒绝向被贬抑为“卑劣者”的人们学习，抑或只是拒绝学习，上述国家和地区使自己陷入贫困，并完全丧失了创造力。傲慢是一剂毒药，如古谚语所言，“骄傲使人落后”。

中国曾是最富裕和最值得自豪的文明社会。面对狂妄自大和贪婪的“蛮夷”，中国人表现得非常糟糕，沉溺于优越感使他们对机会置若罔闻。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1991，第10页）的估算讲述了一个明确无误的故事，如表Ⅰ-1所示。

中国人拒绝同他人交流思想导致他们比潜在进步滞后了近400年。西方汉学家（真正的亲华者）试图尽可能推迟西方的进步历程或将其归功于幸运事件，或最小化西方进步的程度和影响，以此来宽慰中国人。但对于我在这里强调的“西方”，中国人自己很清楚。正因为中国人心里很清楚，他们现在已开始奋起直追。

人们也可以在中东的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地区和奥斯曼帝国看到相似的故事。这些地区曾是建立在科技领先之上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曾是西方世界的“老师”。但宗教价值观糅杂着政治意识形态令人痛心地损害了生产率，这也说明那里的贫困是自己造成的，不能归咎于他人。结果便是极度僵化和满腔怨恨，这又导致伊斯兰教的大部分教义抵制西方并试图重拾所谓穆罕默德时代优越的价值观。

因此许多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社会竭尽全力地反对西方化，将西方化看作是物质腐败的过程，是用传统美德来祭奠自我放纵。这种防御性的闭关自守导致它们在世界上处于落后地位。毕竟，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统治者曾是亚欧世界的知识和文化领袖。就其智识而言，若1000年前就有诺贝尔奖，则不管哪个领域，它们无疑会被大量授予穆斯林（Pipes，2002，第4页）。（就此而言，可将诺贝尔奖得主视作当前和未来科学与工业表现的“晴雨表”，如日本过去3年就有4人获得诺贝尔奖。）

那么，伊斯兰世界的表现究竟为什么乏善可陈呢？我们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关于防御性地拒绝学习、系统地抑制好奇心以及热衷于复仇和怀旧的案例研究。诚然，伊斯兰教不乏多样性和多元化。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截然不同于中东阿拉伯地区、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或苏丹北部地区的穆斯林（下文还会回到这点）。但几乎所有地区都推行专制或威权统治，很难容忍异己。统治者和权贵成功地压制了思想开放的持异议者，后者意识到他们的人身安全取决于自己的谨言慎行或能否同更开放的文化分道扬镳，有时这样做也还不够。

结果，许多伊斯兰国家和社会，特别是那些位于阿拉伯腹地的伊斯兰国家和社会，发现自己在政治实力和物质财富上几乎不可避免地每况愈下。不过，地理方面的意外发现，尤其是作为发动机和汽车燃料的宝贵石油这一重要资源的丰富储藏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和掩盖了这一恶化过程。阿拉伯国家由此获得了与其人口、财富乃至国家行为极不相称的政治地位。

面对挑战和衰落，伊斯兰世界不是积极应对，而是予以拒绝并强化传统，而且往往强化文化中极不利于发展的那些方面。他们对欧洲技术和商业成就的回应更是如此，在他们看来，这些成就是对道德正义的无情背叛，而且不恰当地颠覆了合理的历史关系。伊斯兰世界的回应，包括愤怒的暴力、难以言状的憎恨，是和它作为一个荣誉导向的男性社会相称的。在伊斯兰世界内部，这种对挑战和机会的消极回应带来了精神和心理上的慰藉。但其经济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因为愤怒和不平等会“杀死”信任。信任在陌生人之间不可或缺，缺乏信任制约了商业企业和创业活动的潜在扩张。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少数族裔之间尤其需要建立信任关系。

确实，伊斯兰世界也有表现较好的地区，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均属亚洲国家）。但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对宽松的宗教教义和多元文化群体，特别是非伊斯兰中国移民企业家的大量存在。由中规中矩的穆斯林掌管经济，其他文化群体就会受到全面的敌视，例如排外就已是土耳其经济政策的一个原则。但是，亚洲人已经领悟到开放和自由企业家精神的价值。不过，伊斯兰教依然重要，在马来西亚，人们心照不宣地认为，非伊斯兰（中国的）企业家应当保持低调谦恭，尽管那里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华裔的贡献，但穆斯林却居功自傲。

拉美和非洲虽然同属落后地区，但拉美的情形要复杂得多。一些国家表现较好，如巴西、阿根廷（时好时坏）、哥伦比亚和智利。像中东国家一样，这些成功建立在大自然的意外慷慨之上：贵重的原材料、特别适宜谷物种植的草原土地、具备工业价值的丛林植物，尤其是橡胶。但是，这些国家大体上仍未能将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同生活和收入水平的相应提高融为一体。少数国家较富裕，更多国家则很贫穷，陷入了可追溯至殖民时代的不平衡的制度安排中，那时少数特权白人征服者统治着被打败的幸存原住民，然后迫使穷苦移民（最好且往往是受迫害的罗马天主教徒）为痛苦乏味的城市化进程干苦力。这些国家在法律上是民主和议会政体，但实践中往往偏离原则，内部和平与秩序并不稳定。从阿根廷的身上，我们再次看到了市场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脱节：阿根廷一度备受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艳羡，但最近的困境表明它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经济体。就此而言，拉美仍是一个大问号。

非洲提供了经济失败最极端的例子。首先，地理环境对工作和努力并非很有利。空调将带来巨大改善，甚至可能吸引外来企业和劳动力，但它需要投入成本，而非洲人民并无多少钱。慈善人士将希望寄托在富人的补贴上，特别是对生产性资本投资的补助。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希望都落空了，这部分是由公共管理不当和腐败所致。非洲成了人才外流和资本外逃之地，在非洲取得成功成了离开非洲的“门票”。

同时，耽于自身技术和政治优越性的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向劳动力廉价地区出口就业机会。这类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因为企业家本身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在工资更低的情况下他们能获得更高利润。只需读一下无袋式真空吸尘器的发明者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的故事就能明白。戴森的英国公司在不到10年内就制造了800多万台吸尘器，仅在2000年销售额就达到了3.16亿美元，其资本市值估计可达7亿美元。但到2002年，该公司计划将所有真空吸尘器的生产转移到亚洲。毋庸置疑，这一决策引发了强烈抗议。但戴森将这些反对意见斥为非理性：“我在这项业务中投入了4000万英镑，试图在这里进行生产。但是，我必须尊重经济规律。作为一家企业若要存活下去，我们必须将工厂迁往制造业有利可图的地区。我并未背叛任何人。”

或者不妨考虑宝丽来（Polaroid）公司的例子，该公司几年来一直依托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工厂。该工厂于2002年夏停产，生产作业被迁往墨西哥和荷兰的新工厂。搬迁决策源于一个收购了宝丽来且更看重利润而非国民情绪的投资集团。毫无疑问，工人们很是恼火。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在宝丽来公司工作了几十年，从未想过公司会迁出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政府秘书长开始调查该公司的搬迁计划，该计划要求员工购入公司股份，随后又在未经员工同意的情况下出售了股份。他评论道：“我认为这是相当阴险的做法，公司就像一辆在地下拆车厂被‘肢解’的失盗汽车，而员工的手里还拿着备用胎。”

工作出口（job export）的新近举措并不局限于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当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宣布打算在中国建立工厂，既为中国市场也为全世界出口市场生产汽车时，他们的辩词是，这样做不仅能使汽车质量和日本制造的汽车相当，而且成本会降低20%。

这种工作转移（“外包”）过程是当代企业家精神和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全球化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词，因为它会引起极端的负面回应。若某人仅依据最近关于该主题的大量论述形成判断，他可能会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晚期的发明，是进一步的剥削，是对和平与幸福的国际冲击。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全球化过程可追溯至几个世纪以前，随着技术和社会机会的变化、商业企业的起落、战争与和平局势的变幻不定，全球化的强度也在不断变化。它并不是一个理想或一种意识形态，它只是对财富的追求。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活动全球化极其活跃的时代。这是一件好事，对那些依赖输入这些活动来实现追赶的穷国而言，更是如此。全球化是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的一种方式，也是穷国摆脱贫困的途径。考虑到这些整体上的（最终的）有益效应，为何会出现抵抗和愤恨？愤怒的骚乱和批评的洪潮又缘何产生？

一个原因是对结果的沮丧。“贫穷”，丹尼·罗德里克在一篇见解独特且颇有说服力的文章中写道，“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Dani Rodrik，2002，第29页）。尽管西方富裕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帮助最贫困的国家开展那些被认为能促进发展的事情，但这些国家的表现仍差强人意。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陷入了失败、腐败和弊病丛生的泥沼。拉美国家经历了兴衰成败的交替，见证了经济增长率低至历史均值以下。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虽曾有望在新获得的自由中繁荣昌盛，却以不断下降的人均收入告别了20世纪。即使南亚和东南亚所谓的奇迹经济体也出现了倒退现象。

确实，从全球层面看，贫困已大幅下降，这是因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两大国家表现良好。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实现了将近8%的年均GNP增长，在2005—2006年，印度的GNP增长从原来的1.5%上升至9%。中国和印度的贫困人口总和约占世界贫困人口的一半，因此两国的发展产生了总体上为正的结果。这些发展成就对各自国家的人民意味着什么呢？只需看看预期寿命就一目了然。196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6岁，到1999年该数值已上升至70岁，几乎同美国相当。

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或南方国家反对北方国家，将全球化视作西方国家向其他地区实行后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的一种工具或借口。这一点也没错，因为差距显然在拉大，谁是罪魁祸首呢？更令人苦恼的是，伴随着商品入侵而来的文化征服和毁灭：电影、音乐、艺术和建筑、男女英雄人物、时尚潮流、家装家具、快餐饮食文化和礼仪规矩等。全球化“吞噬”了所有地区，任何国家都未能幸免。

成王败寇的观念又强化了这些反应，曾经是统治者和领导者的国家或地区，如今被晾在一边，沦为下层且饱受屈辱。自我标榜的受害者们说，西方统治着整个世界，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地犯下滔天罪行。以往的帝国可能早已解体，但帝国主义思潮继续滋生着战争罪犯。他们说，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地遭受的欺凌和压迫便是证据。由此，对美国人和犹太人（或被视为美国代理人的以色列人）的仇恨日益弥久，不断加深。于是，无限放纵野蛮的暴行被辩解为弱者反抗强者不得已而采取的合法手段。因此就有了蓄意杀害贫民的行为，就有了让儿童携带武器对非战斗人员发动自杀式袭击并加以颂扬的行为。这种推理认为，弱者的所作所为总是对的。

应该怎么做？我们并无简单明了的答案，显然也没有一个总是有效的解决之道。但若政治上可行的话，部分答案将是提高对国内创业活动的激励。旨在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并引进适当的外国实践和游戏规则以满足本国环境和文化要求的创业活动无疑不可或缺。因为只有通过引进更有效的机制来提高本国生产率和产出，才能减少贫困。当然，这并非全部答案，即使如此，历史证据也表明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本书旨在汇集一些相关的历史事实，给出一些历史教训。我们希望本书不仅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有趣的见解，也能让读者享受阅读并获得有价值的知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