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瓦舍勾栏(4)
良家女子也不想躲在深闺之中被春天遗忘。于是“媪引浓妆女，儿扶烂醉翁”，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出游踏青来了。士大夫家庭的女子讲究一些，“仍有贵家士女，小轿插花，不垂帘幕”[42]，乘坐着小轿，但轿帘拉开，以便让春光入怀，轿子上还插满了刚刚采摘的鲜花。其实春色不在那野外，就在这小轿之内。
“柳外雕鞍公子醉，水边纨扇丽人行。”——这是宋人描述清明时节“金明池”男女游人的诗句。不知道在那如织的游人中，有多少人是为了看山水风光，又有多少人是为了看小轿插花的丽人；反正有一首童谣传下来了：“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姣姣，就是姑娘。正月元宵观花灯，二月里来放风筝，三月呢，可以到郊外看春游的姑娘。
那水边纨扇的丽人，其实又何尝不是在偷看宝马雕鞍的公子？王安石有一首小诗写道：“临津艳艳花千树，夹径斜斜柳数行。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正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地图
今天的驴友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通常会买一份当地的旅游地图。宋人也有这种习惯。在宋朝的市场上，地图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宋人称之为“地经”“里程图”。杭州的白塔桥，就有向游人兜售地图的商店。“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43]一位不知名的南宋诗人在杭州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诗有讽刺南宋人歌舞升平、不思进取的意思，不过诗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宋代的“地经”，确实已经比较接近旅游地图了，图上标注有临安的道路、里程、可供歇脚的旅店等等，游客“按图索景”，很是方便。
宋代是中国古代地图学的鼎盛期，制图的技术领先于其他时代，大量全国图经、州县图经在这个时期问世。北宋的科学奇才沈括还制造出立体地图，令人叹为观止。现收藏于日本的南宋《舆地图》，是一幅东亚地图，绘出了大宋、女真、室韦、蒙兀、契丹、高昌、龟兹、乌孙、于阗、碎叶、天竺、阇婆、三佛齐等多个国家的地理以及南海上的一些岛屿，并相当准确地描绘出了黄河、长江和东亚的整条海岸线，还绘有陆地道路与海上交通线。在尚未发明现代测绘工具的十三世纪，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古人是如何绘出这幅亚洲地图的。
古人绘制地图，主要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目的，因此地图也多藏于官府，跟平民的生活关系不大。只有到了宋代，随着市民生活的丰富性获得空前发展，旅游成了平民生活的一项内容，地图的旅游功能便日益显示出来。南宋人刘挚在当荆州推官任内，“暇日绘府为图”，不但绘出了荆州的府境、辖县、城池、仓库、场务、坊巷、桥梁、驿路，也将江湖、祠庙、宫观、寺院与胜览画入图经。他的这幅《荆南府图》是可以当成旅游地图使用的。事实上，许多宋人出游，都要带着地图，陆游的游记《入蜀记》就多次提到“图经”，如他发现了一个废城，“图经谓之吕蒙城”，看了地图才知道是吕蒙城；他到达夷陵县，图经说这里曾是“郭景纯注《尔雅》”的所在。
图经能够成为服务于旅游的大众商品，也应归功于宋代发达的雕版印刷业，只有印刷术才可以使一幅地图大量复制，变成流水线生产的制品。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幅绘于南宋咸淳四年（1268）的《西湖图》，为雕版墨印，地图以鸟瞰的视角，描绘了杭州西湖及周边的各个风景点，包括六和塔、断桥、岳庙、雷峰塔、苏堤、白堤、北高峰、南高峰等。也许昔日宋朝商贩在白塔桥边叫卖的地经，就有这《西湖图》呢。
客邸
如果你生活在宋朝，要外出经商、旅游、赶考，不用太担心露宿街头或野外，因为宋代的旅店业也很发达，“州府县镇，驿舍亭铺相望于道，以待宾客”[44]。旅店，宋人又称邸店、客邸，有一句宋诗说，“邸店如云屯”，便是形容旅店之盛况的。即使在郊外乡村，也出现了邸店，宋画《山店风帘图》描绘的就是一处乡下旅店，位于山道旁边，有三间大房屋，一根长竿将风帘（旅店的招牌）高高挑起，迎风招展；店门口还有住店旅客带来的牲口与货物，山道上过往的商客、货车络绎不绝。宋人的乡村旅店并非个别，而是很常见。宋人周必大有一次回乡，路过衢州礼贤镇，就见“途中邸店颇多”[45]。由此也可以想见宋代旅游业的兴旺与人口流动的频繁。
繁华的京城更是客店如云了。《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的“临汴河大街”，“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以东向南曰第三条甜水巷，以东熙熙楼客店，都下着数”。周密《武林旧事》说，临安的“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这些客邸，有些是官营的，有的是民营的。《清明上河图》也画了几家邸店，如“孙羊正店”的斜对面，竖着一个招牌，上书“久住王员外家”。“久住”是宋时旅店业的常用语，这家旅店大概是一个叫作“王员外”的富户开设的。
宋代的“题壁诗”特别兴盛，旅店的墙壁上也多“题壁诗”，有些驿站还设有“诗板”，专供旅人题诗。大概旅途寂寞，需要借诗谴怀。宋人周辉在一次旅行的途中，即以观看旅店“题壁诗”为乐：“邮亭客舍，当午炊暮宿，驰担小留次，观壁间题字，或得亲朋姓字，写途路艰辛之状，篇什有可采者。其笔画柔弱，语言哀怨，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46]那时候的诗壁，大概就类似于网络时代的BBS吧，那些“题壁诗”就是网络上的帖子，有人题诗，还有人和诗，就如“跟帖”。周辉曾在一家旅店墙壁上读到一首署名为“女郎张惠卿”的诗：“迢递投前店，飕飕守破窗。一灯明复暗，顾影不成双。”回程时，发现“和已满壁”，“跟帖”非常多。
人在旅途，往往孤单无援。为保护旅客安全，宋政府出台了对邸店的管理条例。其中有一条读来特别有温情：“客旅不安，不得起遣。仰立便告报耆壮，唤就近医人看理，限当日内具病状申县照会。如或耆壮于道路间抬舁病人于店中安泊，亦须如法照顾，不管失所，候较损日，同耆壮将领赴县出头，以凭支给钱物与店户、医人等。”意思是说，宋政府规定，旅店如发现住店的客人得病，不得借故赶他离店，而是要告诉当地“耆壮”（民间基层组织的首领），并就近请大夫给他看病，且在当日报告县衙。如果当地人发现路有病人，抬至旅店，旅店也不得拒绝，还是按照程序请医生、报告官府。等病人病情稍轻时，店家便可以同“耆壮”一同到县衙结算，按照所花费的开支报销医药费、饮食费等。
这一条例收录在宋人李元弼的《作邑自箴》中。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规定。
动物园与公园
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动物园，如《周礼》记载：“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但先秦时代的“囿”，只用于王室贵族的观赏、射猎，与人民的生活毫无关系。最早的公共性动物园，应该产生于宋代。
北宋的皇家林苑“玉津园”兼有动物园的功能，番邦诸国进贡的珍禽异兽即豢养于玉津园，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下诏，“诏诸国狮子、驯象、奇兽列于外苑，谕群臣就苑中游宴”，外苑即玉津园。养于玉津园的动物有交趾驯象、占城金毛狮、神羊（廌）、灵犀、天竺狻猊（狮子）、孔雀、白鹇、大象、犎牛、独峰橐驼、白驼等等。其中大象就有四十六头，为了给大象提供足够的草料，朝廷“令玉津园布种象食茭草十五顷”，即在玉津园开辟了十五顷地种植茭草。
玉津园是皇家林苑，但对群臣开放的，“谕群臣就苑中游宴”。士大夫可以在园中游赏宴乐。不过我们说它具有公共动物园的性质，则是因为，玉津园在每年三四月，也对市民开放。宋神宗元丰年间，周邦彦作《汴都赋》，提到“上方欲与百姓同乐，大开苑圃，凡黄屋之所息，鸾辂之所驻，皆得穷观而极赏，命有司无得弹劾也”。宋徽宗时的李长民《广汴都赋》也说：“命啬夫而启禁籞，纵都人而游览。”这些对市民开放的皇家林苑，自然包括玉津园。宋人洪迈的《夷坚志》记录了一件事：徽宗大观年间，宿州有钱君兄弟，赴京赶考，“因休暇出游玉津园”，说明宋朝的一般平民都可以在开放期进入玉津园，且不收门票。
而定期向市民开放的“金明池”与“琼林苑”，则已经有了“公园”的性质。每年的清明时节，到皇家林苑探春，是汴梁市民的习俗。开放期间，政府每年会在“金明池”组织、举行盛大的博彩节目、水戏表演、龙舟争标，吸引了无数市民前往观看。精明的商家早已抢先在金明池的岸边搭起彩棚，租给游客，“两边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金明池上的宝津楼，是皇帝观赏百戏表演与赐宴君臣的所在，“寻常亦禁人出入，有官监之”，但在开放期间，天子与民同乐，宝津楼的门口“皆高设彩棚，许士庶观赏，呈引百戏。御马上池，则张黄盖，击鞭如仪。每遇大龙船出，及御马上池，则游人增倍矣”[47]。每有御驾亲临，游人亦不须回避，争相观睹，以致“游人增倍”。
林苑内还有商家开设的“酒食店舍、博易场户、艺人勾肆、质库”，只做旅游旺季的生意，“只至闭池，便典没出卖”。金明池的西岸，相对比较冷清，“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但聪明的商家自有做生意的妙招，推出“有偿钓鱼”的经营项目：“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砟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游客钓到鱼后，可以花比外面市场高两倍的价格将鱼买下来，让商家“临水砟脍”，做成很美味的美食。[48]今日的公园，不是也有经营钓鱼、钓虾的项目吗？一千年前的宋人，玩着跟今人差不多的游园节目，让我们不能不感叹宋代市民生活的“现代性”。
关扑
赌博，英文为Gamble，宋人叫作“关扑”，发音相近。到元朝时，还是这么叫。我有点疑心英语Gamble就是“关扑”的音译，由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入欧洲。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不过宋代确实非常流行关扑，可以说，关扑已经成了宋人生活的一部分。
宋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关扑。比较常见的一种玩法是掷铜钱：将一枚或几枚铜钱掷进瓦盆中，以掷出背面者为赢家。若同时掷几枚铜钱，要掷出全是背面那可不容易，因而赔率也很高。宋朝的商店或小贩，很喜欢用关扑的游戏来吸引顾客；假如你是宋朝人，在市场上看中某样商品，你可以按市价买下来，也可以只掏一点钱参与关扑，赢则得物，输则失钱。
宋代的关扑，实际上就是诞生于市场、服务于市场的市民娱乐节目、博彩游戏。我们今天在公园中看到的“投中有奖”之类的游戏，其实并不新鲜，因为宋人已经在玩了。据南宋曾三异的《因话录》，在京城卖糖的小商贩，制作了一个圆盘，大约三尺见方，上面画有“禽鱼器物之状数百枚，长不过半寸，阔如小指，甚小者只如两豆许”，圆盘可旋转。想来关扑的市民只要掏一文钱，便可往转盘射一箭，若能射中圆盘上画着的禽鱼，便能得到糖水一碗。射不中者，则可以再掏钱重新旋盘射箭。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儿像时下商场为了促销而举行的“转盘中奖”活动呢？
这样的关扑游戏很受宋朝市民的欢迎。不过北宋时，法律上是禁赌的，《宋刑统》规定：“诸博戏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者各依己分，准盗论。”但民间社会既然热衷于关扑，宋政府也就顺应民情，每年的春节、寒食、冬至等节日，都会开放赌禁三天。“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49]；寒食节由于不禁赌，一些官员放假在家，便相约“打麻将”。有一年寒食节，翰林学士章得象“与丁晋公（丁谓）博。丁负，翼日（次日）封置所负银数百两归公。明年寒食复博，而郇公（章得象）负，丁督索甚急，公即出旧物以偿之”[50]。清明节亦不禁赌：“正月一日年节（春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这个时候，街市上“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这些物品均可关扑，甚至吸引了一些大家闺秀，“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