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最高的双重间谍埃姆斯

1994年2月21日10点半，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阿尔德里奇·埃姆斯准时走出家门，准备去兰利总部上班。当他打开崭新的“美洲豹”轿车的车门，准备启动汽车的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车窗外，一张名片随即递了进来，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阿尔德里奇·埃姆斯先生，我是联邦调查局的莱斯利·怀泽，因涉嫌间谍案，你被捕了！”

怀泽的话音刚落，埃姆斯就瘫在了车里，口中喃喃自语：“完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对埃姆斯来说，这一天确实非同寻常，从此，他就告别了他的奢华生活，永远失去了自由。由于出卖了大量的国家机密，并使十余名埋伏在俄罗斯心脏里的美国间谍送命，他将于几个月之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1994年4月的一天，在宾夕法尼亚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里，身穿40087-083号囚衣的埃姆斯面对记者费力地回忆起这段持续9年、令他不堪回首的往事。

背叛总是有原因的

阿尔德里奇·埃姆斯出生于1942年，他的父亲就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供职。念中学时，埃姆斯是班里公认的最机灵、最聪明的人，这不光是因为他有一个神秘的父亲，还因为他爱出风头，总想引人注意。

中学毕业后，他随大流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学士学位，但两年之后，贪玩成性、不爱学习的他认定自己难于毕业，便中途辍学，子承父业，走进了中央情报局的大门。那一年是1962年，那年的埃姆斯刚满20岁。

少年得志的埃姆斯心高气傲，还是那么爱表现，那么不爱学习。怎奈眼高手低，心高命薄，在中央情报局经过近20年职场钻营，直到1981年，41岁的埃姆斯才混到一个中层管理岗位。他清楚地知道：这已是自己仕途生涯的极限了，再往上升的可能基本没有。于是，埃姆斯不知不觉进入了传说中的中年危机：不思进取，情绪低落，还开始酗酒，常常一个人在夜店喝得酩酊大醉。

正是这种孤独和悲凉的心境导致了埃姆斯对祖国的背叛。1981年，他被派往墨西哥城，负责在那里发展新成员。墨西哥城是一座谍报活动的圣城：古巴人、苏联人、美国人在咖啡馆里明争暗斗。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埃姆斯发展了一名女性成员，她是哥伦比亚驻墨西哥大使馆文化参赞凯瑟丝·杜普伊女士。除了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埃姆斯还与这位女士保持着情人关系，他们在工作之余频频幽会。此时埃姆斯的举动已经违反了特工工作纪律，但这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1984年，埃姆斯被调回华盛顿，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反间谍处处长，负责策反苏联官员。3月的某一天，埃姆斯第一次走进华盛顿市第15号大街苏联驻美使馆的铁门时，本是想要发现可以被利用的、自身有弱点的（如失败的婚姻、事业无成、酗酒或缺钱）苏联外交官或特工。但是，这一次埃姆斯碰到的恰恰是在这方面比他高明几倍的高手。他不但没有完成策反任务，还被克格勃成功策反。

苏联人通过调查很快发现了埃姆斯的真实身份。在克格勃看来，埃姆斯无疑是变节者的最佳人选：在中央情报局工作20多年，才混到一个中等职位，升迁无望，事业基本走到了尽头；婚姻失败；内心孤独；经常酗酒；工作紧张劳累，收入低，经常向人抱怨所承担的高额离婚赡养费和低收入给他造成的负担……但是，苏联东欧反间谍处处长的职位使他有机会接触最高级别的机密情报，苏联人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

针对埃姆斯，苏联人不惜使用了美人计。正是在墨西哥城的社交场合，他们让埃姆斯邂逅了玛丽娅·罗萨里奥·卡萨斯。风姿绰约的玛丽娅，吸引了正闹离婚的埃姆斯。但是，玛丽娅的背景远非埃姆斯所知道的那样单纯。

据说玛丽娅早在1981年就被克格勃招募，负责搜集中美洲方面的情报。1983年4月至12月间，她又成为中央情报局驻墨西哥情报站的线人。1985年与埃姆斯结婚前，她又发展埃姆斯成为克格勃的“鼹鼠”。据说，当埃姆斯陷入情网不能自拔之时，玛丽娅提出了结婚的先决条件：加入克格勃。如此说来，玛丽娅还是埃姆斯的引路人呢！

不管怎么说，埃姆斯和玛丽娅很快坠入情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奇怪的是，埃姆斯没有按照惯例向他的上级报告此事，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官员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们看来，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生活在秘密世界里的人大多孤独，而打扮成外交官的驻外特工生活尤其苦闷，他们不仅要过一种双重生活，还会遭到那些真正的外交官的歧视。因此，像埃姆斯那样喝喝酒、玩玩女人，在中情局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玛丽娅和苏联人向埃姆斯大灌迷魂药，称赞他如何天赋异禀，并确保他所做的工作会得到丰厚回报。当时的埃姆斯囊中羞涩，债台高筑，低品位、没质量的生活使他感到对人生的厌倦，最终他选择了为克格勃工作。就这样，埃姆斯成为了一名美苏双重间谍。

许多年后，埃姆斯在监狱里面对记者回忆说：“我当时需要钱。那时我的生活非常动荡，我刚从墨西哥回国，正在闹离婚，并准备与玛丽娅结婚。我欠了很多债，我认为我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其实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我那时候已无法理智地考虑问题了。”

“我甚至考虑过抢银行，我脑袋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埃姆斯坦承，“但是，我选择了我认为最容易实现的一种，那就是为苏联人工作。你知道我是干这一行的！那时候克格勃的工作很不景气，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同我的状况差不多。我想，如果我同他们联系，他们是会帮助我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我得到了钱，渡过了难关，而他们则得到了情报，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你看，即便是在克格勃面前，埃姆斯还想找到一种优越感。一旦缺乏了这种优越感，他就不能很好地生活。

金钱总是有力量的

钱，最能满足埃姆斯的优越感和虚荣心。他说：“当我从克格勃拿到第一笔5万美元的报酬时，我是挺兴奋的。5万美元！这已经相当于我一年的薪水了。你想想，仅这一次，苏联人就付给了我中央情报局给我的一年的薪水，我无法不动心。当然，有些时候，我心里也是有些内疚的。毕竟，我在中央情报局干了这么多年。但我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而且，我也是无可奈何啊！即使我想罢手不干，克格勃哪能轻易放过我呢？”

他承认克格勃的厉害：“克格勃不愧是谍报活动的行家里手，他们给我规定的联络手法，即便我这个反情报专家，也不得不叹服。我与苏联人接头的地点，有时在国内，但更多的时候则在墨西哥城、波哥大，甚至在委内瑞拉的加拉斯加。好在我有特殊身份，飞来飞去还很自由。我很少同我的接头人会面，我们之间一般用秘密信箱联系。这个方法已经延用几千年了，虽说比较麻烦，但使用起来有一种安全感。每次接头前，苏联人在我们原先约定的地方做一个记号，表示要我在特定的时间去接头。而我则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用白粉笔画一个白道，表示我知道了。如果要改变计划，我们之间另外约定了一些联络方法。要不是这些方法，我想我维持不了这么长时间。”

在两国的情报机构间周旋，这当然是一份极度危险的工作，但是，克格勃没有欺骗他，高风险的确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回报。1985年4月～1993年8月，不到7年半的时间，埃姆斯的合法总收入不超过34万美元，但他的家庭和个人同期支出竟高达130万美元。此外，他还购买了16万美元的股票，为妻子支付了几万美元的学费，用信用卡支付各种高档消费45.5万美元，付电话费2.98万美元。这就是本文为什么要称埃姆斯是史上最高身价间谍的原因。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其实早在1986年，美国情报机构的安全机关就觉察到内部出了问题。那一年的11月17日，联邦调查局外国情报处高级官员汤姆·杜哈德韦将经验丰富的反间谍专家蒂姆·卡卢索叫到了办公室。杜哈德韦神色严肃地对卡卢索说：“我们怀疑有克格勃间谍潜入了联邦调查局内部，现在必须马上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尽快查明情况。”原来，曾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的两名苏联使馆人员已分别于1984年11月和1985年调回莫斯科，随后二人被苏联政府逮捕并处死，这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警觉。卡卢索迅速召集了一批专家，开始调查潜藏在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克格勃，但是查了一年多，也找不出个头绪。而埃姆斯呢，也的确有资格狂妄自负，1986年和1991年他曾两度躲过了CIA测谎器的检查。

谍报行动的频频失败让联邦调查局大为恼火，但又一筹莫展，国会的指责也让他们脸上很难看。情势所迫，联邦调查局不得不捐弃前嫌，与中央情报局再次携手合作。此时，中央情报局也已开始了内部的搜查行动。1991年4月，联邦调查局两位经验最丰富的反情报分析家吉姆·霍尔特和吉姆·米尔本被派到中央情报局总部，开始与中央情报局以保罗·雷德蒙为领导的反间谍小组进行合作，联合展开代号为“天光”的调查行动。

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卡卢索再次受命组建一个特工小组，以调查和搜捕中央情报局的“鼹鼠”。这次行动被命名为“演员”。“演员”和“天光”小组同时开始，分头行动。双方各自列出一份“可疑者名单”，所有直接参与谍报行动的人都被列入可疑者名单之列，而那些有不检点行为的人，比如酗酒、吸毒、擅离职守或突然离家出走以及不明收入来源等，也都在名单上依次排列。

最开始被列入名单的大约有两百人。到1992年秋，名单上的名字减少到40个。随着调查人员的筛选淘汰，埃姆斯的诸多异常表现使他的名字逐渐靠近名单榜首。调查人员同时发现他有大笔来路不明的钱财。雷蒙德曾提出疑问：“埃姆斯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年收入只有6～7万美元，他怎么能买得起‘美洲豹’牌轿车？他又怎么能用54万美元现金买一套豪华住宅？同时又怎么舍得花10万美元用来装修和购买家具？在过去的几年里怎么会有16万美元的股票？”

“天光”小组还发现他的存款数额高得惊人。“演员”小组也了解到更多的关于埃姆斯与苏联情报人员接触的情况，发现许多次会面的时间与他去存款的时间巧合。例如，1986年2月14日，埃姆斯同苏联使馆的一位官员秘密接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几天之后，他便在不同的三家银行分别存入了5000美元、8500美元和6500美元。

“天光”和“演员”小组一致认定埃姆斯是最大的嫌疑犯。1993年5月12日，一项针对埃姆斯的代号为“夜行人”的刑事调查拉开了帷幕。这个行动由联邦调查局著名的侦探莱斯利·怀泽负责，他就是本文开头我们提到的对埃姆斯实施抓捕行动的人。

怀泽以前侦探过许多类似的反间谍案，在埃姆斯案件中，怀泽又一次大显身手。他迅速组建了一个行动小组，所有进入行动小组的成员都经过精挑细选，每个成员都有不同的分工，有专门处理证据的，有负责访谈的，有监视埃姆斯的，有专门研究俄国问题的，甚至还有一名会计。

6月3日，怀泽下达命令：监视埃姆斯的一切行动。可是埃姆斯这只狡猾的老狐狸始终不肯露出尾巴来，联邦调查局的特别监视小组连续两天对埃姆斯进行24小时的监视，结果却一无所获。

6月23日，经司法部门批准，怀泽对埃姆斯的住宅进行了秘密搜查。联邦调查局人员从埃姆斯家中搜到了144份机密文件，其中大多数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有关，有些还涉及美国的高度军事机密，这些机密同他当时从事的缉毒工作毫不相干。另外，联邦调查局从埃姆斯家中的垃圾桶中找到了一盒废弃的色带，经过技术处理后，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除了在加拉斯加要得到一笔现金外，我还希望你们以更安全的方式给我汇一大笔钱。”后来的调查证实，当埃姆斯从加拉斯加回来后，他在当地的银行以玛丽娅的名义存了一笔钱，数目是8.67万美元。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从垃圾桶中还找到两份文件，其中一份写道：“我的妻子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并且很支持我。”另一份文件则披露了中央情报局的人事、取得机密情报的渠道以及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的一些秘密行动。

搜查完毕后，联邦调查局在埃姆斯的计算机上加装了电子侦测器，在其房间加装了监听监视装置，在过道上安装了微型摄像机。此外，怀泽复制了埃姆斯住宅和汽车的钥匙。

7月20日，技术勤务小组的特工用自己配置的钥匙打开了埃姆斯的车门，把汽车迅速开进胡佛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几分钟后，同一辆“美洲豹”牌汽车又开回原地，埃姆斯做梦也想不到，汽车里已被安装了一个电子信号发射器。

9月9日深夜，怀泽疲惫地回到家中，一筹莫展。“他妈的，又让那小子溜了！”他悻悻地骂道。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怀泽急忙拿起话筒，是他手下的声音：“头儿，那小子又出来了。”

埃姆斯和妻子驱车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进入华盛顿市区，似乎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跟踪。当他的汽车开到静悄悄的加菲尔德大街时，突然来了个U形急转弯。事后，特工人员用了好几天的时间也没弄明白埃姆斯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但是加菲尔德大街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它很有可能就是俄国人与埃姆斯的联络点。

9月15日，特工们又从埃姆斯家附近的垃圾箱里找到一张撕碎的小纸条，在费了大半天的力气把它拼凑起来后，大致可以推断出纸条的内容：“在波哥大会面。”

10月8日，埃姆斯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保罗去迈阿密度周末。10月9日，天刚蒙蒙亮，怀泽的手下出现在埃姆斯家中，而怀泽自己则在办公室里遥控指挥。下午5点，搜查人员满载而归。电脑专家汤姆·默里从埃姆斯的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东西，如联络点和情报放置点的详细指示，关于会面的记录，等等。

10月10日，埃姆斯告诉他的上司，他要在本月去波哥大看望他的岳母，但是，机场的航班登记表却显示，他没有去波哥大，而是去了加拉加斯，而且当时他的岳母也不在波哥大。怀泽知道，埃姆斯又是到加拉加斯与他的雇主会面去了。

埃姆斯在加拉加斯期间，并没有逃过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怀泽从电话录音里听出，埃姆斯似乎已经隐约地知道自己已被怀疑。他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一有机会就应收网，否则，埃姆斯有可能跑掉。联邦调查局全面加紧了对埃姆斯的监视。

埃姆斯的波哥大之行一直拖到11月才成行。11月1日，埃姆斯抵达波哥大，等待他的不仅有他的克格勃老板卡列特金，还有怀泽所带领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联邦调查局特工用隐形摄像机将埃姆斯与卡列特金可能会面的一些场所都监视起来，等待猎物出现。不料，狡猾的猎物没有进入他们的圈套。

11月2日，埃姆斯和卡列特金完成会面。怀泽未能将埃姆斯当场拿获，不禁气馁，但他知道自己要对付的不是一个平庸之辈，而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行家里手，甚至还担任过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最大情报机构的反间谍处处长，其经历和经验同怀泽相比一点儿也不逊色。

从波哥大回国以后，埃姆斯夫妇完全沉寂了。没有人知道卡列特金在波哥大同他讲了什么，但是，埃姆斯肯定知道了他已被怀疑，因为他此后不再有任何冒险举动。

形势越来越不妙，许多同事已知道局里在调查埃姆斯，埃姆斯的邻居也早就怀疑一些人在埃姆斯家周围的频繁出现。特别监视小组还发现不断有俄国情报人员在埃姆斯的住宅附近走来走去。一个已经暴露的间谍不仅无用，有时甚至还会造成危险，因此俄国人很有可能杀掉埃姆斯灭口。

更不妙的是，根据已有的日程安排，埃姆斯可能于近期到莫斯科出差，谁也没办法保证他会按时回国。搞得不好，煮熟的鸭子就会飞了，要是再出现第二个霍华德事件或菲尔比事件，联邦调查局可再也丢不起这个脸。于是，联邦调查局决定：逮捕埃姆斯！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结局总是注定的

埃姆斯曝光后，美国朝野舆论大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怀疑中央情报局内部有苏联间谍，但一直无法将其挖出。埃姆斯曝光后，人们心目中期待已久的怀疑终于成了现实。美国舆论对埃姆斯一事反应强烈。总统克林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埃姆斯间谍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间谍案。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皮克林于1994年2月22日分别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白宫认为，这次间谍案是对两国伙伴关系的一次严重破坏。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则利用埃姆斯一案大做文章，攻击政府过于信任叶利钦。中央情报局立即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俄罗斯召回与埃姆斯一案有关的驻美外交官，并把其在美情报人员削减到美国在俄罗斯的同等水平。2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参赞亚历山大·李森科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他在7天内离境。

相形之下，俄罗斯的反应则平和得多。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呼吁俄美双方的情报机构将埃姆斯一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让两国领导人卷入这一纠纷。叶利钦总统的发言人科斯季科夫指责美国对间谍案反应过分，认为美国政府试图“相互猜疑，恢复冷战心理”。2月27日，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接受全美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埃姆斯间谍案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美国大可不必为此震惊，因为俄国和美国尚未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更没有达成彼此停止秘密情报活动的协议。

俄通社·塔斯社还强调说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情报事务仍有必要存在，美国军方领导人也曾多次表示，他们并没有计划结束美国对俄情报工作，既然如此，俄国为什么不能在美国从事情报活动呢？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科列斯尼科夫则公开承认，埃姆斯在美国为俄罗斯工作，“他揭露了窃取俄罗斯情报的美国间谍，保护了俄罗斯的利益”。

基于美国政府驱逐了李森科，俄罗斯也采取了对等措施，于3月1日和3日宣布捕获了一名英国间谍和两名美国间谍，并宣布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中央情报局莫斯科情报站代表詹姆斯·莫里斯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在7天内离开俄罗斯，还指控美国驻苏大使馆二秘凯利·汉密尔顿与间谍案有关，企图以此来平衡国际舆论对埃姆斯间谍案的关注。

埃姆斯身为中央情报局对苏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克格勃能将此人招募，很明显是这场间谍战的赢家。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埃姆斯虽然出卖了美国大量的国家机密，但美国并不是一味地被动挨打。因为中央情报局早就觉察内部出了奸细，且较早地将埃姆斯列为怀疑对象，及时调动了他的工作，将他从苏联分部主任的位置调任为缉毒中心黑海地区科的负责人，因而减少了一定损失。

更重要的是，在确认埃姆斯是苏联间谍后，美国立即成立了一个反情报小组，专门编造假情报，经埃姆斯之手提供给苏联，这些情报真真假假，极难辨认。俄罗斯得到这些情报很难说是福是祸。因此，俄罗斯是否一定为埃姆斯间谍案真正的赢家，现在也还很难断言。

不过不管怎么说，埃姆斯及其妻玛丽娅肯定是输定了。4月28日，美国联邦法院对埃姆斯进行公开审讯。莱斯利·怀泽在其长达30多页的公诉书上，列举了埃姆斯的罪状，说在过去的9年里，埃姆斯因出卖情报总共获得250万美元的酬金，是莫斯科所雇用的外国间谍中最富有的一个。

金钱，是当今所有出卖自己灵魂的人的唯一的动机。但是，假如怀泽的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对埃姆斯来说，金钱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他对美国的不忠行为。联邦法院最后以间谍罪和偷税漏税罪判处埃姆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25万美元。比起他从克格勃收取的巨额酬金来，25万美元不过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埃姆斯夫妇注定无福消受了，因为他们必须先要把牢底坐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