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里来(1)

1905年，即民国前七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这是各派反满势力在海外的一次“振衰起敝”，即以兴中会为基础，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所组建的一个革命组织（即政党）。因其时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以大陆史学家章开沅的研究，以“同盟会”作为政治社团的名称，显然是受日本政界的影响，“如1898年由宪政本党创建的‘反对增租同盟会’，1900年犬养毅等创建的‘国民同盟会’，而后者对中国革命志士的影响最大”[1]。

8月20日下午，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三百余人，一致推举三十七岁的孙文为“总理”。以美国学者李大陵（Ta-ling Lee）的看法，同盟会的成立，“不仅意味着革命运动实质的扩张，同时也显示革命思想向前迈出一大步”。实际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些崇尚革命的势力于此有了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而在此之前，“革命团体里面的成员，并不是很团结的”（台湾学者罗若湘语），革命目标也不统一。

如之前兴中会的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光复会为“光复汉室，还我河山”，华兴会是“同心扑满”，后两者的“革命目标”旨在推翻“满清”，与反清复明的洪门会党的政治目标庶几相同。因此，同盟会在成立之时，首先通过了“革命宗旨”，统一了目标，其次，把民生主义的理念纳入同盟会誓词之中，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革命目标与方略既定，如何唤起国民“同心戮力，扫除腥膻，建立民国”（章太炎语），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革命经费”。同盟会并无一定的财力基础，虽然章程规定凡入会者需缴纳一元（日币）会费及年费，但有限的会费，应付东京本部日常开支尚且成问题，若要策动一次武装起事或资助非同盟会员的反清行动，缺少足够的经费，无异于纸上谈兵。事实上也正是这样，“革命阵营之不能团结，甚至于九次反满军事起事中的八次失败，在诸多因素中，也可以归咎到脆弱的财力基础上”[2]。

因此，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历次起事的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它的领导人，也意味着，这些职业革命家从事“革命”的经费究竟可以从哪里来？

一、东京本部会员与会费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文尝谓“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3]。同盟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六集中，披露民前五、六、七三年（1907、1906、1905）的会员数，为九百六十人。若干年后，台湾学者蒋永敬在“党史会”所查见的同盟会早期会员名册原件（1905—1906），计九百五十六人，1907年以后会员不在其中。[4]从史料角度看，这两个数字出入并不大，章太炎出狱后赴日任《民报》编辑，在自订年谱中也说“时孙逸仙与善化黄兴克强，已集东京学子千余人设中国同盟会”[5]，也就是说，至1906年加盟者至多千人，绝不能逾万人，这个数字的多少，关乎当年会员会费及捐款数目，若不昧于史实，应以名册原件为准。

同盟会东京本部会员，大都为一腔热血的留日学生，年龄以二十至二十五岁占绝大多数，分别来自国内十七个省份，甘肃除外，这个省当时没有派出留学生。东京同盟会成员，既属于本部，也属于各省支部，“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对两方面都得缴纳入会费、年费及捐款”。最初章程规定入会费为日币三元，后改为一元，年费亦为一元；而“基本捐”则因人而异，年入在二百元以上的，年捐百分之五，年入在一千二百元以上的，年捐百分之十；另有“特别捐”，数目由同盟会总理决定[1905年总章，第十四条（二）至（五）款]。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东京本部会员中的留学生，平均月饷约在十元至三十元之间，除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之外，一般不会有太多的余钱。于是1906年修改程章，规定入会费为一元，此亦包含了他们应捐给本部的数目。

1906年11月22日，孙文致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陈楚楠函中，曾经预计本部每月经费之需在日币数百元。以已故海外学者郑宪的看法，“这是相当保守的估计，他的意思可能也仅本部的公务预算而言”。这一年冬天，反满秘密结社哥老会在湖南、江西相继起事，即萍、浏、醴之役，同盟会得知这一情势后，派人潜返国内响应，力图扩大起事的成果，并从事“破坏任务”。在这一时期，留在东京未走的会员，大约只有一百五十人左右。

所谓“破坏任务”，包括“联络同志、考察民情、侦察清兵、游说官吏、离间朝野、发露暴政、结合外情”等十一项，[6]分别由本部或国内外支部所派定，自然需要巨额经费的支持。但同盟会初期“革命经费”并不充实，仅靠会费及有限的“基本捐”去“实现革命大业”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同盟会会员“常常为了公务而自掏腰包”，同盟会元老之一张继这样回忆过：他们不只是以从事革命活动时向公家要钱为耻，还常以私款捐助孙文奔走海外进行募捐活动。[7]

除会员之外，依照同盟会章程，国内外支部有上缴东京本部部分经费义务，但由于各地支部的经费，或因困窘，或因直接支助军事起义，到账者可说微乎其微。

二、《民报》一度获捐不少经费

《民报》正式创刊于1905年11月26日，这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其前身为华兴会田桐、程家柽、宋教仁等人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此时易名为《民报》，为胡汉民所建议。[8]长期以来，孙文一直认为的国民革命运动，无外乎立党、宣传与起义，三者缺一不可，方能克竟全功。宣传之重要，即在于“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民报》之得以顺利出版，来自湖北襄阳一富家之子的同盟会会员刘公（名湘，又名柄标，后改为公）“确曾慷慨捐助”，不足之部分，分别由会员认捐五元。[9]

孙文的“三民主义”在兴中会后期以及同盟会成立时的誓词中，已有所表达，但正式把“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时提出，是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民报》第一号目次页印有四句话，即：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如此相提并论，看起来有点像“大拼盘”，却也显现出同盟会与《民报》当时的理想价值取向。

《民报》初期，或许因先前《二十世纪之支那》之故，拥有一个较为广泛的发行网，再加上一时间来自各地同盟会会员和非同盟会会员的捐助，其经费未成问题。《民报》售价零点二元，第一号出版五千册，其中三分之二寄回国内销售，剩下部分在日本发行。前数期多次再版，至第四号（1906年5月1日），“由于国内的大量需求下，发行额[量]达到一万多册”，在当时，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第一号出版不久，即发生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会员陈天华愤投大森海湾自溺事件，引来学潮。陈天华的悲情投海虽与《民报》发行量无关，但在客观上却进一步刺激了反清仇日的情绪。自《民报》不定期出版，“捐款便源源而来，虽然每笔的数字不算太大。大约《民报》初出版的一年中，从东南亚或欧洲等不同地方来的十五笔捐款（包括个人或机构），共为一千二百一十元”。

1906年底，《民报》举办周年纪念大会，出席读者达六千人之多。现场有人呼吁捐款，响应者众多，共一百八十一人，收得捐款七百八十元。其后，又有来自加拿大、旧金山、南洋和其他华侨区的二百三十笔个人或机构的捐款，共计六百七十元，另有一点五英镑。此时《民报》已成为革命党组织象征性的中心，“同志经常在这里见面”。

1907年3月，日本政府迫于清廷的压力，支出一笔钱，礼遣孙文出境。此事背后的真实原因，系丙午萍浏醴之役失败后，“哥老会与同盟会的关系被清廷发觉，清吏如张之洞、端方和岑春煊等，都认为此役系哥老会与同盟会共谋，因此下令缉拿同盟会的首要分子”，并认定“祸本”乃流亡日本的孙文，遣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并引渡回国。日本政府周旋于清政府和革命党之间，使两面手法，可以不抓人，但要迅速离开日本。清政府的这一行动，除迫使孙文再次逃亡，还直接导致了《民报》不能输入内地，销数因此而减半，不仅印刷费与房租难支，有时连伙食也开不出，再也不能像先前一样筹措自足的经费——这是章太炎后来说的。

孙文被迫离开日本前，曾留下两千元于《民报》，其余八千拟作发动惠州之役的经费，此款来自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的捐助。章太炎却认为这一万元应全部交给《民报》，后又得知日本政府曾支孙文五千元，章氏更加不满，认为这是孙文得日本人贿赂，而且未经众议，“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提议免去孙文的总理职务，而以黄兴继任之，张继、刘师培、谭人凤、田桐等人出言附和，惟庶务刘揆一挺身为孙文辩护，因之与张继扭打成团，[10]同盟会内部风潮于焉既起。

东京本部及《民报》经费捉襟见肘，幸此时会员程家柽受清廷肃亲王善耆之托，携万元来到东京。关于此事存有两个版本：一为通款于革命党，希望革命党人因此而能停止“革命活动”；二为仅献诸同盟会，并无其他条件，“只对革命党表示好意”（冯自由语）。同盟会本部（刘揆一、章太炎等人）决定接受这笔钱，“但显然的，他们不但没有停止反满活动，并且还把这笔钱用到革命运动上”（郑宪语）。不过，这笔钱到底有限，很快告罄。为维持《民报》，陶成章拟赴南洋招股。孙文及东京部分人士加以劝阻，谓“南洋同志甚少，且多非资本家”，让陶不要去。陶未加理会，仍于1908年8月成行。抵南洋后，陶要求孙文支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孙未筹定，交手表等物“嘱往变款，以救燃眉之急”，陶因此不满，与孙争持不下。陶又要求再筹五万元，“以便回浙办事”，孙推言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此经费问题后导致同盟会内部再次出现分歧，甚至引发第二次倒孙风潮。[11]不久《民报》被封，东京革命党人失去自己的“中心”，近乎一盘散沙，这也是参加第六次起事失败从新加坡回到东京的黄兴和林文，之所以要成立一个新的中心机构——“勤学舍”——的主要原因。

《民报》与立宪派党人康梁论战、进行反满宣传，“革命的声势因之益振”，在清廷再三要求下，1908年10月19日，日本内务省下达命令书，封存了《民报》第二十四号。章氏法庭抗争未果，反被判处罚金。至此，《民报》共出版了二十四期。一年后，汪兆铭负责出过两期，此时同盟会内部已分裂，拟往他国再办的计划流产。

三、发行革命债券与募款

从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成功，六年间，有过九次重要的武装起事（此不包括哥老会、光复会、新军炮兵营等个别的起事）。其中1906年萍浏醴之役，乃会党所为，严格说来，非同盟会主谋（有人参与）。其余八次：潮州黄冈之役（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防城之役（1907年9月）、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钦廉之役（1908年3月）、河口之役（1908年4月）、广州新军之役（1910年2月）、广州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分别为同盟会孙文、黄兴、胡汉民、黄明堂、倪映典等人所策动。

八次起事中，孙文本人亲自参加的只有一次（之前一次系兴中会时期，1895年10月广州第一次起义），即1907年5月22日潮州黄冈之役。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早在1895年，孙文就被香港当局所驱逐，1906年、1907年又分别被日本和越南政府所驱逐，“由于他不能在香港、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立足，遂将前线的革命活动工作托付给黄克强和胡汉民，自己则从事组党与募款的工作”[12]。

孙文一直相信发行“革命债券”可筹得一定的款项，同盟会成立后，他在横滨印制了两千张债券，面额为一千元，以“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名义，实售二百五十元，债券持有者可由在西贡成立的“广东募债总局”获得担保，一俟革命成功，即分五期在每年底以五分之一的本金加利息摊还。

此次“革命债券”拟在南洋筹款二百万，东京本部会员中有父兄在南洋经商，“都答应购买，并表示愿意怂恿亲朋好友大量购买”。然而，富商们的认购并非期待中那么踊跃，其中有一个说法：发行债券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干涉。实际上，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华侨富商与一般底层的华侨有所不同，当时“他们视同盟会革命党员如‘恶徒’，认为革命绝无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们宁可与暂时失势流亡海外的立宪保皇党人联合，而不与没有官位、被清廷斥为‘盗匪’的革命党人相交往”[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