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清末：立宪还是革命
清末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两股革新力量，即革命党与立宪派。二者“皆以救国为目标”，但手段与方法不同，前者主张革命，后者力求改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派始终处于思想对立交锋中，相激相荡，终演成一场革命与立宪的论战。革命党以孙文为领袖，重要人物包括黄兴、宋教仁、汪兆铭等。他们认为清廷为异族所建，应予推翻，惟其如此，才能“建立民族国家，再从事民权和民生主义的建设”；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为代表，不论在戊戌变法时期，还是之后掀起的立宪风潮，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为张本，以期改变国家的政体。从历史的脉络看，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几乎同时发生，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两大主要力量，只是后来革命党大获成功，民国肇建后，立宪派的作用被隐而不彰。
早在1900年，孙文、陆皓东等人一度北上，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力陈“平治六策”，提出建立议院、地方自治、司法独立等建议，却未获采陈；及至中日黄海大战失利，孙文等人“知和平方法无可实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遂走向激进的革命之道，前往檀香山创立兴中会，鼓吹民权，号召推翻清廷。康有为虽然主张保皇，又明言实行虚君制，1898年在《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明确宣示宪政目标，“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对于如何改变政体，立宪派反对武力革命，“渐进的改革似乎是梁启超理想的‘正途’”（薛化元语）。从这一点看，“清末两个革新力量，既然都明确主张民主宪政，据此可作一推论：它们任何一方成功，中国都应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只是在事实上，并非那样简单。
清帝退位前，康、梁二人一直想假清廷之力来实现宪政，梁启超甚至提出“开明专制”的想法。但在孙文等人看来，康有为等名为保皇以求“革新”，实为“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公开指责康、梁等人为“汉奸”。1907年，梁启超、蒋智由、陈景仁等人在日本创建“政闻社”，并在沪上刊行《政论》月刊，推行立宪运动。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时，遭革命党人闹场，1907年10月25日，章太炎记述其事：“阳历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护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后，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2]有历史学者认为：这一幕全武行的上演，表明革命党人的情急之状，在这些人看来，“立宪运动足以麻痹国人的革命思想。而立宪一旦成功，革命即有被历史埋藏的危险”。
从1907年到1911年，这四年中，立宪党人所发起的立宪运动，可谓有声有色。四次全国性的大请愿，“对民主思想的启发和传播，实有重大贡献”，一改传统的上书朝廷的办法。特别是1909年9月各省咨议局的选举，成为中国的第一次民选，而选出的议员，素质良好，声望颇隆，虽无实权，却也具备揭露民隐、为民请命的抗争精神。《政闻社宣言书》揭橥四大政纲：第一条“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第二条“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第三条“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第四条“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政闻社的主要目标是速开国会，加速立宪，反对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坚持认为“革命决不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梁启超语）。1908年2月，政闻社主要骨干张君劢、徐佛苏等陆续返国活动，并将其总部从东京迁往上海，分往各省组织请愿。清廷藉口政闻社中有“悖逆要犯”，将其封禁，但各地的请愿活动并未因此停止，先后出现鼓吹立宪的团体，如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等，立宪运动所激起的民众力量，以及对清王朝的某种绝望，实际上是给后来的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兴中会等1905年合组为同盟会，其政治诉求即孙文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多次组织武装起事，试图推翻清政府，均未获成功。同盟会罗列清廷三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以“假立宪”而欺骗国人。孙文等人的革命目标，虽不乏反帝因素，但“反满”才是革命的主要诉求，因为只有“反满”，才能“较其他任何口号更能将革命阵营中不同意见的人结合在一起”。
革命党驳斥保皇立宪之说，并不排除“是革命党人争取政治新势力的一种途径”。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既是面对革命党的挑战，也是迫于立宪派及朝中人士的巨大压力。对于一个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皇朝来说，“清廷能够接受立宪，已经不易”。从各国宪政历史看，以日本为例，1868年明治维新，并未同时立宪，“中间经过1876年的民权运动，到1882年的明治天皇才宣布立宪，又隔了七年之后到1889年才颁布宪法，前后经过二十一年”。立宪派要角之一张謇对“立宪宜渐进不宜急进”有过一段自己的看法，“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会成，主急主缓，议论极纷驳。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在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言多，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香港学者严静文认为：这种一尺一寸，一点一滴，不求急功而又坚韧不舍的态度，实为创建民主宪政的秘诀，“民主是最娇嫩的花草，她只能在和平的土壤上，和祥的氛蔼中生长，用力稍过立即摧折。立宪由奠基到成熟，是集腋成裘，将一块块的毛皮连缀而成，不是用整块毛皮制裁而成”[3]。
有学者在总结“立宪运动”的贡献时，认为主要在于推动民间的觉醒，迫使政府采取措施，尤其资政院、各省咨议局的设立，对于伸张民权、约束地方督抚权力，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立宪派利用报纸和杂志作为阵地，四处出击，不管是批评清政府的政治举措，抑或号召群众参与政治事务，都可说是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人民的政治意识已渐次开放，深藏于内心的不满，终于形于表面而成狂潮，将清廷推翻”（张朋园语）。
辛亥成功后，民国元年南京政府公布的第一届内阁名单中，九位部长之中立宪派占有六席，革命党只占有三席。及至袁世凯称帝，“立宪派乃知耻发奋，首先攘臂而起，护国讨袁”。一般认为创造中华民国的是革命党，恢复中华民国的则是立宪派，其中的反复与曲折，正是这一段历史的吊诡之处。
注释
[1] 孙文《伦敦蒙难记》，《国父全集》第二册，第6页，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订，1973年6月初版。
[2] 《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一版，上册，第370页。
[3] 《中国民主宪政之破灭》，刊于1970年9月香港《明报月刊》第五卷第九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