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央军的幻想曲

依据沈阳兵工厂材料处处长沈振荣的回忆，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用银元堆出来的沈阳兵工厂已不甘委身于装配厂的被动地位。沈厂买了3吨电炉，开始试炼合金钢，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能冶炼出合格的枪管钢。按照沈振荣所列举的进口原料判断，沈阳兵工厂成功冶炼的合金钢应该是镍钢。掌握了镍钢技术，沈阳兵工厂再接再励，准备试炼105毫米炮管的钢材。但是沈阳兵工厂的狂想曲却被“九一八”事变无情地打断，成为了历史陈迹。

沈阳兵工厂自开办至“九一八”事变时，前后耗费高达2亿大洋，每月单是经营费就有200万元，显然不是财务紧张的国民政府所能承受的投资。然而，沈阳兵工厂在火炮上的惊人成就却激发起了国府中央军炮兵的熊熊斗志。

东北能，我们为什么不能！

第一节 甩不掉的“有坂”炮

国民革命军的炮兵是靠缴获起家的万国牌炮兵，总体而言是非常艰难的。1930年的中原大战是中国炮兵建设成果的总验收，此时正是奉军的150毫米重榴弹炮威震全国的时候。但是，中央军的主力火炮却仍然是民国元年定为制式的沪造75毫米山炮、汉造75毫米“克”式野炮、段祺瑞时代的“大正六年”式75毫米山炮与“三八”式野炮。最难堪的是，北洋军在十余年前已经不屑一顾的古董——架退式“三一”式野炮，此时居然还是中央军的主力装备！

“三一”式75毫米野炮就是在日本火炮自制史上大名鼎鼎的“有坂”速射炮，是日本在八国联军侵华时的老炮。“有坂”速射炮分为野炮与山炮两种，这款当时已经有三十年历史的古董野炮设计于管退炮时代之前，是没有制退复进机的架退炮，只依靠驻退索与炮架上的发条伸缩机关抵消后坐力并将炮身复回原位。这样的架退炮战斗起来是非常麻烦的。如果不在后炮架之下挖坑加固驻锄，大炮一响，沉重的铸钢炮架就会到处乱甩。日本人在日俄战争时见识到俄军有制退复进机的管退3吋野炮，非常羡慕，于是向克鲁伯下了管退野炮的紧急订单，是为“三八”式75毫米野战炮。在“三八”式成为日军主力野炮之后，退役的二手“三一”式速射炮便被大力推销给了中国。仗着二手炮低档货的价格优势，“有坂”速射炮吸引了许多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甚至连北洋正规军也拥有不少“三一”式野炮，作为过渡时期的兵器。然而“三一”式野炮的战斗全重就达到了908公斤，加上炮车之后的行列全重直逼“克”式野炮。所以，中国客户偏向射程只有4000米出头的山炮版“有坂”速射炮。

山炮版的“有坂”炮全重才327公斤，非常适合中国战场的交通状况，再加上二手炮的便宜价格，对北洋军非常有吸引力。例如冯玉祥起家的第16混成旅，就是“日造七生五速射山炮”的忠实用户。然而架退的“有坂”炮实在太不稳定了，西北军名将孙连仲就差点被“有坂”炮打断了腿。

孙连仲上将是从士兵干起的老炮兵，“有坂”炮便是他在一次激战中飞黄腾达的起步。当时，冯玉祥急需在山头上架设火炮打击敌手。由于“三一”式山炮是可以分解成韧履（29公斤），车轮（80公斤），炮身（107公斤），前炮架（68公斤）与后炮架（59公斤）五大件的，其中107公斤的炮身是中国本地驮骡的最大极限。但人高马大的孙连仲仗着自己惊人的体力，居然率先扛起炮身登山架炮，勇挫敌锋，大得冯玉祥的赏识。于是，由准尉司务长直接升任上尉连长。但是，同样是“三一”式速射炮，也差点要了孙上将的小命。在另一次战斗中，由于“三一”式速射炮没有架稳，炮弹一出膛就让327公斤重的整门火炮来了个180度大甩尾。幸亏西北军官兵都是勤练单双杠的“体操高手”，孙连仲以惊人的腰力两次大空翻，闪过甩尾的铸钢炮架。士兵们见到连长的矫健身手，顾不得静肃的战时军律，齐声喝起采来：“孙老爷，真漂亮”！逃过一劫的孙连仲将星显赫，在15年之后的中原大战时已经是上将总指挥了，而“有坂”炮也早已淡出了西北军的炮兵舞台。然而，孙上将在中原大战的敌手，却仍然以“有坂”炮作为主力。

在中原大战时，“三一”式野炮是蒋介石亲自调动部署的决胜武器。在1930年7月，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中央军在“陇海”路遭遇西北军的坚固工事，光靠士兵们顽强的冲锋是难以取胜的，急需炮兵的支援。于是，蒋介石亲自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要他速拨20门野炮装车由“津浦”铁路赶运“陇海”前线。这20门野炮是被寄予重望的杀手锏，其中一半是“三八”式75毫米野炮，另一半则是孙连仲的老朋友，10门“三一”式75毫米野炮。中央军与“有坂”炮的缘分，可以追溯到黄埔建军的始创年代。在1924年蒋介石兴办黄埔军校的时候，广东国民政府向苏联买了一船军火，直接运到广州黄埔交货，其中包括8000支步枪、18门山炮与4门野炮。然而，这船军火并不是苏联红军的先进装备，而是沙皇时期的库存老货。步枪是一战时日本支援俄国的“三八”式步枪，野炮是四门日俄战争时俘获的“三一”式野炮。这四门“有坂”炮虽然是二十年高龄的二手战利品，却是黄埔炮兵起家创业的开端，同时也见证了当时中国战场机动力尴尬的现实。

炮兵的基本战斗单位是由四门火炮组成的战炮连，四门“有坂”野炮只能编成一个连。兵力虽然如此微小，然而在靠小山炮打仗的广东，野炮实在太稀罕了。于是，黄埔军校将四门野炮编成了两个独立排，派少校教官当排长。其中一位少校教官杨焕新率领的野炮排在稍微训练之后立即投入了第一次东征，但是由于广东缺骡马，更没有华北的大骡子。所以，行列全重超过1吨的“有坂”炮在珠江三角洲寸步难行。杨教官不得不改用水面机动，以一艘小汽船拖曳木船，充当“三一”式野炮的机动方式。

当时苏联运到黄埔港的18门山炮则是俄造3英寸（76.2毫米）山炮。这批山炮编成了黄埔第一个炮兵营，而校军炮兵营的机动方式更加艰辛。因为，南方缺乏骡马。所以，黄埔的第一个炮兵营干脆直接雇用民夫，靠人力来拖炮机动。

以重量判断，苏联送来的3英寸山炮应该是日俄战争时代的库存军火“1904年”式76.2毫米山炮。这种初速极低的古董山炮是俄国人自力开发出来的，射程只有4500米，远逊于俄国人与法国施耐德公司合作生产的“1909年”式3英寸山炮，在黄埔建军之时，这款古董已经是淘汰的库存品。

“1904年”式75毫米山炮在中国的最大成就是造就了陈诚的一世功业。话说在第一次东征最激烈的棉湖战役，陈诚的炮1连负责支援教导第1团，但是俄国的库存老炮保养状况不佳，炮1连的山炮打了一阵子，就因为“撞针过热变软”成了哑炮。但就在这个危机关头，敌军全力冲锋，教1团阵线被突破，敌人距离团部不到了300米！亲自在前线督战的蒋校长急了，要陈诚亲自再试一下，陈连长于是亲自上阵，瞄准拉火，碰巧老撞针已经冷却恢复正常了，一弹命中正以密集队形涌向团指挥所的敌军，使敌军仓惶溃退。黄埔校军士气大振，在炮兵连的延伸射击下，第2营营长刘峙亲自率兵迅猛反击，大破来敌，造就定鼎黄埔地位之棉湖大捷，真可谓是一炮定乾坤。

陈诚的运气很好，他完成任务的能力与决心也是出类拔萃的。第一次东征时适逢大雨，靠人力拖炮的俄造山炮深陷泥泞之中，无法准时达成指定区域。但是，陈诚却从来不误点。陈诚的老对头何应钦后来回忆起陈诚当年干连长时的表现，仍然情不自禁地竖起大姆指：“那时炮兵不像现在，有马匹或车辆拉，那时的炮要由人力扛抬。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身为连长的陈辞修，不论步兵行军多快，他总是使他的炮兵跟得上。每次都能完成任务……”

虽然有坚忍不拔的连长，但是人力拖曳的老山炮还是在棉湖大捷的追击阶段误了大事，当时教2团第2营发现当面山头布满旗帜，显然是敌军的司令部。发现好机会的教2团立即请求炮兵射击这个山头。但是，陈诚所指挥的山炮连是靠人力搬运的，行动缓慢，还来不及进入射击阵地，天已经黑了。当时负责传令的见习官是曾任陆军副总司令的袁朴。袁上将在50年后回忆其事，笔端仍有憾意：“十六时许，战场清扫完毕，我于送俘之后回营。此时遥见和顺附近一山头满布旗帜，刘营长判定此系逆军司令部所在，便命我向团长请求多派炮兵射击。惟因当时火炮需赖人力分解搬运，故当炮身尚未结合，而天已入暮。乃改以多个独立班夜袭和顺逆军司令部……”

在黄埔建军之初海运到黄埔的22门山野炮是黄埔校军唯一的“新”炮。在出师北伐之时，北伐军编成炮兵团，但炮兵团的装备仍然是18门俄造老山炮。至于4门“三一”式野炮，则被光荣地编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直属野炮连。在北伐战争期间，北伐军炮兵的所有补充都是靠战场缴获的战利品。在北伐完成之时，国民革命军手握数百门由北洋军缴来的各式火炮，然而大部分的火炮注定只能造册存库。因为有了火炮，还要有炮弹。所以国民革命军只能按照兵工厂的炮弹生产线来选择留用的火炮。

当时上海、汉阳与巩县三个生产炮弹的兵工厂，只生产六种火炮的炮弹：沪造75毫米山炮、“大正六年”式75毫米山炮（汉造“十年”式山炮兼用）、汉造“克”式75毫米野炮、日造“三八”式75毫米野炮与奉造“十四年”式150毫米榴弹炮……当然，还有有坂“三一”式野炮。

即使是德国克鲁伯原厂的“1910年克”式75毫米野炮，也得缴回入库。身管30倍的“克鲁伯1910年”式75毫米野炮虽然与身管29倍的汉造“克”式野炮及身管31倍的“三八”式75野炮是近亲，但是“克鲁伯”75榴弹的弹头规格与一般75毫米榴弹的标准稍有出入。当时国民政府各大兵工厂正缺资金，无法另外准备冲压机与刀具为原厂“克鲁伯”野炮特制铜壳弹头，所以30倍的克鲁伯原厂野炮淡出了中国战场。

连克鲁伯原厂的75毫米野炮弹都无力供应，其它万国牌火炮的各式规格炮弹就更没有指望了。于是打光炮弹的俄造76.2毫米山炮挥挥衣袖，就消失在中国的历史尘埃之中，连个确定的型号都没有留下来。而北洋年代各式各样的万国牌火炮，也就被涂满黄油，塞进军械库了，挥别了烽火连年的硝烟岁月。当时军政部军械司的各地军械库里，千奇百怪各种火炮都有。在1930年10月，海军部库存械弹药几乎见底，于是派员到军政部各军械库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火炮，一看真是吓一跳。在北伐军存库的陆军战利品中，居然还有海军舰用的“三生七轻快炮七尊，短式船炮三尊，马克西姆船炮榴弹四百三十七颗，群子弹三百三十四颗，三生七船炮榴弹一百颗。”军政部也不觉可惜，一纸咨文就让海军部派人来领。

只可惜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不重视史料工作，若能把这些存库的万国火炮记录成册，那可真算是琳琅满目的一部世界火炮发展史了！

第二节 新式炮兵第一炮——宋子文的糊涂采购案

国民革命军在中原大战前夕的炮兵组建，并没有跳出袁世凯与段祺瑞的制式火炮怪圈。且不说日本等列强的炮兵，就是东北军乃至晋军的炮兵，都远比中央军炮兵风光的多。

在1930年时，各式山野炮大多编制在各师的师属炮兵中。杂牌部队继续使用其原本的万国炮，而中央军各师则以沪造山炮为主要兵器。有效射程只有4000米的沪造“克”式山炮，虽然性能落后，但是中国的骡马能轻松驮运，必要时也能用人力拖炮，而且在北伐完成之后重新开炉的上海炼钢厂能充分供应“克”式山炮的所有钢料，所以25岁高龄的沪造“克”式山炮仍然是中央军的最佳选择。

于是，在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之新气象中，上海兵工厂的沪造山炮生产线反而开足马力将产量翻了一番，以每月八门的速度量产。而部队中年代久远的沪造山炮自然也是更换无期。第74军“三五部队”之一的第58师炮兵营就是一个尴尬的例子。第58师是第三期整理的调整师，但是炮兵营在抗战爆发时只有区区六门沪造山炮。而且这六门老山炮的炮身上还刻有满清的团龙徽！

与沪造山炮相比，有效射程6000米的“大正六年”式山炮（日造“四一”式山炮）虽然己经落伍，但性能仍远优于沪式山炮。然而“大正六年”式山炮的国内仿造版汉造“十年”式山炮一个月只能生产两门，缓不济急。当时部队里能有一门“大正六年”式山炮，还是挺神气的。例如在中央军的门面——第1师，炮兵营的先进装备就是晋造“十三年”式山炮（“四一”式山炮的山西仿造版）；而在号称真正黄埔正宗，起源于黄埔教1团的第2师，炮兵营是八门段祺瑞买的“大正六年”式。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四一”式山炮，足以让第1师与第2师的炮兵营傲视群雄，马蹄生风！

至于沉重的“三一”式、“三八”式与汉造“克”式等野炮，则尽量集中编成直属于军政部的独立炮兵团。在1930年时，国民革命军共有独炮1团、独炮2团与独炮3团等三个独立炮兵团，都由武汉北区要塞督训。把野炮编成独立炮兵团的主要原因自然还是机动力问题。行列全重1.7吨的“克”式野炮组不能单靠骡马牵引，所以在机动时势必要另想方法。把这些笨重的野炮编成直接对军政部负责的独立炮兵团，在机动时就能动用最大的资源，得到最大的方便。例如走水路时，必然能找到最快的小火轮；上火车铁路运输时，载运野炮的军列必然是沿途过站不停旁车让道的特快列车。即使在火车上带炮的只是一位中尉排长，只要他手中是军政部的公函，封船封车就能威风无比。如果把野炮摆在步兵师里，由一个中校炮兵营长指挥，机动起来绝对不能这么威风便利。

就以蒋介石手谕调动的20门野炮为例。总司令的手谕不但调炮，还多写了几行字，规定由“津浦”路转运“陇海”路前线。带炮的营长手里握着如此一份手谕，就能搜到长江上最快的火轮顺江而下直抵南京，装上“津浦”铁路最优先的军列急驰徐州转运归德前线。独立炮兵的份量，就是这么不同凡响！

然而，不同凡响的中央军独立炮兵，却是老炮兵的笑话。如果有晋军或东北军的间谍在徐州站窥探中央军的特快军列，见到拿蒋介石手谕紧急抢运前线的独立炮兵居然是“三一”式野炮，一定会忍不住大笑起来。且不说高大上的东北军炮兵，当时正与中央军放手大打的晋军炮兵，有可以打10500米的晋造“十八”式88毫米野炮，有榴弹重达12公斤的晋造“十六”式105毫米重山炮。至于仿造“四一”式山炮的晋造“十三”式75毫米山炮，更是数以百计的制式装备，而且全部自制！与山西相比，中央军居然还拿老掉牙的架退“三一”式野炮当致胜武器，阎锡山想不造反都难。

1929年10月，蒋介石迈出提升炮兵战斗力的第一步。当时国民政府财力支绌，不可能从钢铁厂、兵工厂从头做起，再加上中原大战一触即发，新式火炮的交货自然是越快越好，所以蒋介石提升炮兵战力的方法是购买国际军火市场上有现成新式火炮。

要买现货，日本炮自然是最佳选择。从欧洲买炮，高昂的海运费用有时比火炮还贵，日本炮的运费低廉，而且日本当时正值换装新式火炮的高峰期，日军淘汰的旧炮很多，急待倾销。如果看不上二手炮，一定要新式火炮，大阪炮兵工厂的生产线也正在如火如荼的量产之中，物料齐备，技工娴熟，要插个小订单进去也是很容易的，所以在上海的日本洋行都很热衷拉火炮生意。

蒋介石本人是个炮兵迷。所以，他买炮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震慑国内蠢蠢欲动的各路军阀，他的真正目的是要迈出编练新式炮兵的第一步。当时德国军事顾问已经着手在中央军校推动德式教练，炮兵也是重头戏。所以，蒋介石得买点称心的火炮，好让德国顾问一展长才。于是，蒋介石对日军当时正在大量汰换的二手廉价旧炮不屑一顾，只盯着日本最新式的火炮。

在1929年，日本国内侵华呼声渐起，“济南惨案”血迹方殷，中日两国的外交十分冷淡，没有军事合作的可能。要买日本武器，一般通过在上海兜揽生意的日本洋行。而洋行喊起价来都是很贪婪的。但是贪婪的商人还不是最大困难，真正让蒋介石头疼的大问题是他的采购代表宋子文。宋子文虽然是个最精明的商人，但是他对军事是完全不懂行的大外行。在1929年6月，蒋介石请宋子文买一批日造“三八”式野炮的炮弹，宋子文居然把“三一”式野炮与“三八”式野炮混为一谈，差点买错了炮弹！宋子文在1929年6月5日的急电，必然让蒋介石啼笑皆非：

“六年式山炮榴霰弹五千发，榴弹二千发，三一式野炮榴霰弹五千发，均已与三井订定，月终到半数，七月十日到半数。惟三一式榴弹日本无存…江电嘱买三八式，是否三一式之误，乞示。”

蒋介石的原电文中写明了“三八”式，而宋子文居然能误解成“三一”式，实在是太离谱了！蒋介石不得不立即急电告诉他的糊涂连襟，“日本炮弹皆需购买三八式而非三一式也。”

蒋介石在上台之初文职干部有限，有本事与贪婪的贸易商对坐谈买卖的生意人更少。所以，他只能继续依重宋子文买炮。有趣的是，当时在上海兜售火炮生意的日本洋行也都是不懂火炮的商人，报价单上净是一些莫明其妙的名称。因此，蒋介石听说的日本最新式野炮，名为“大正八年式”。1929年10月25日，蒋介石指示实际负责购炮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正式下单，购买18门“大正八年”式75毫米野炮：

“宋部长勋鉴，昨电请购日本大正八年式七生的五野炮十八门，每门附弹贰千发，但需注明其弹式榴弹与榴霰弹各半数，即每门炮附榴弹与榴霰弹各壹千颗，并另购大正八年式十五生的榴弹炮八门，每门各附弹贰仟颗。为能于半月内交货，则必购定可也。蒋中正有辰。”

宋子文在10月30日的复电，说明所谓的“大正八年”式野炮，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改造三八”式野炮：

“日本野炮确实大正六年式。最新式乃卅八年式之改良野炮。兹有该种炮十二门，弹药车廿四辆，预备车三辆，观测车四辆，及种种分件，并榴霰弹一万二千发，榴弹一万二千发，共价日金九十二万元，一月内在沪交货。”

“大正八年”式大概是“改造三八”式野炮在大阪炮兵工厂的厂内编号。工厂会为产品定一个在工厂内部使用的厂内编号。厂内编号在开发制样阶段就编好了，在工厂的内部文书作业中从生产制令单到产品出货单一路沿用下去。有时旧有机种重新生产时，也会另定一个新的厂内编号，所以厂内编号经常使用年份，例如在2014年开发制样或重新生产，就编成2014××××。当时日本的兵工厂会在生产时按照生产年份定一个新的厂内编号。所以段祺瑞用西原借款买的“四一”式山炮，虽然是明治四一年（即1908年）的旧炮。但是，在段祺瑞于1917年以西原借款下单买炮时，会有一个“大正六年”式的厂内编号。

厂内编号虽然是兵工厂自己内部的编号，但是代销军火的日本洋行却习惯用厂内编号，于是在段祺瑞的超大订单之后，“大正六年”式山炮就成为了中国炮兵史上的历史印记，“四一”式山炮的正式名称反而不太为人所知。

92万日元的单价其实是偏贵的。当时日元还没有脱离金本位大贬值，“日金”对银洋的汇率大约保持在1：1.65左右。92万日元就是151万大洋，三井洋行抽的佣金显然非常惊人。但是三井洋行代销的“改造三八”式野炮却是日本货真价实的最新制式火炮。在1932年日本推出“九〇”式野炮之前，“改造三八”式野炮是日军野战炮兵联队的主力。能买到假想敌最新式的野炮，投资多一些也值得。于是，蒋介石不但批示照价购买，还要宋子文进一步去买日本商人同时推荐的“大正八年”式重榴弹炮：“野炮可照购……此间缺者十五生的榴弹重炮，请一并购入八门，每门附炮弹贰千发。”

所谓的“大正八年”式榴弹重炮，正是当时日军重炮兵的主力“四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而宋子文也不辱使命。按照两年之后由这批订单装备起来的独炮4团与独炮8团的火炮数量推算，宋子文成功买到36门“改造三八”式75毫米野炮和至少8门“四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

买到日本炮只是第一步。日本人做起军火生意，是非常狡猾的。日本人会交齐火炮装备与炮弹。但是，他们就是有本领让交货齐全的火炮成为废铁。例如，段祺瑞在1917年靠西原借款买来的“三八”式120毫米重榴弹炮与150毫米重榴弹炮，就是出了名的废铁。日本人虽然交齐了重炮，却没有附射表！

没有射表，重炮就是废物。在直皖战争中缴获120毫米重炮的直军成立近畿陆军重炮队，决定自己编射表。但是，国内并没有120毫米炮弹的生产线，炮弹不足，无法把八门重炮拉到射击场细细试射一遍。近畿陆军重炮队不得不自己翻日文参考书，摸索出一本《日本三八式十二珊口径十二倍身长榴弹炮射表草案》，聊以交差。宋子文采购案也遭到同样的戏耍。例如，随同“改造三八”式野炮一起交货的观通车（即搭载火炮用的观测与通讯器材的车辆），没有使用说明，无人会用会教。直到组建一年之后，一个新到任的观通排长才自己摸索着编出一册操典草案，才建立了观通车的制式教学方式。

然而，蒋介石之所以买日本的最新式野炮与重炮，并不是要靠日本炮建立炮兵，他只是想买一批多快好省的新式火炮，作为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央军校推动德式炮兵教练的教具。所以，日本人的小手段不足为虑，只要配齐新式火炮，让德国军事顾问有炮可教，军队的新式炮兵就有希望了。

于是，这批在20世纪30年初期陆续交货的日本炮，为中国军队打开了德式教育的大门。在六年之后以“卜福斯”山炮痛击日寇的德式炮兵，正是德国顾问拿日造“改造三八”式野炮教出来的好学生。历史讽刺之趣味，莫过于此。

第三节 德式新炮兵的起步

在1930年初春，“改造三八”式野炮与“四年”式重榴弹炮顺利交货，并立即被拨到中央军校，编组成两个影响深远的炮兵团，即教导第1师炮兵队与中央军校炮兵教导团。

教1师是最早的德械教导示范部队，由德国军事顾问监督训练，使用最新式编制，装备最先进武器，但炮兵队除外，火炮是清一色的二手战利品。教1师炮兵队在中原大战时按德式编制扩编成了“炮兵旅”，编制有野炮团、山炮营、学兵营与重炮营。虽然编制庞大，但野炮团只有六门老掉牙的“有坂”野炮，山炮营是八门古色古香的沪造山炮，火炮规模还赶不上北洋时期的炮兵营，无情地印证了中央军炮兵拣破烂成军的窘境。

但教1师炮兵队的重炮营则是威风凛凛的新军。重炮营装备4门“四年”式重榴弹炮与两门北伐时缴获的奉造“十四年”式重榴弹炮。当时中央军只有12门150毫米重榴弹炮，炮兵队的重炮营就占了一半。时任教1师德文翻译官的王化兴将军在45年后回忆起教1师的太平门大演习，首先勾起的记忆，就是这六门重炮：

“教导师成立之后不久，就在南京太平门外的紫金山和玄武湖的附近，举行了一次为时两天的一个加强团范围的战斗演习。元帅蒋公特行亲临校阅。当演习的官兵听见了十五厘米榴弹炮发射练习弹的声音，并看到联合兵种协同动作的时候，真是感觉到了一种莫大的兴奋和鼓舞。演习的高潮是攀登城墙的突击。当演习结束的号音尚未吹奏以前，大家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元帅也在亲自攀登城墙，而高高地站在上面！”

为了保持这六门重榴炮的战斗力，巩县兵工厂特别开了一条150毫米榴弹生产线，教1师也准备了最雄壮的华北大骡子，这些壮骡必须以最高规格喂养。1930年12月军政部发给铁道部的一份咨文《实丙字第1063号》中显示，驻地在南京的教1师居然放着南京本地的马料不买，从华北采购马料：

“为咨行事，案据教导第一师师长冯轶裴呈，为该师炮兵团购办马匹饲料，自蚌埠运京，恳予发给运输护照，并恳转请拨车挂运等情，到部查核，所请尚属实情。除已由敝部函请国府文官处转呈填发运输护照，限期运毕外，相应咨请贵部查明，即希转饬津浦路局准予随时拨车挂运……”

教1师编组炮兵队的目的不是作战，而是用来实验新式炮兵战略战术。当时中央军炮兵只会在目视距离内直接射击，对间接射击一窍不通，对炮兵群战术更是茫然无知，而教材更是把榴弹炮写成“曲射炮”。

所以，教1师斥资编成一个重炮营，是为了让没见过榴弹炮的炮兵军官们能在野外演习中认识到榴弹炮的威力。而且重炮营只是个开始，“四年”式重炮的射程将近9000米，足以作为远距离射击的教具。为了让重炮营里的学员学兵见识到国外最新式的空中弹着观测法，教1师大手笔地编成了一个由三架炮兵观测机组成的航空连。虽然教1师还没有陆空电台，但是以原始信号法修正间接射击诸元的观测实操，就是炮兵队学员们印象最深刻的空中弹着观测教育了。

空中观测只是噱头。要使中国炮兵现代化，基础还是教会“间接射击”的战斗技能。于是宋子文买来的“改造三八”式野炮，就成了中央军校最重要的炮兵教具。

日本在1930年开发出“九〇”式尖锐弹，使“改造三八”式野炮的射程提升到11600米。于是，国民政府采购了36门“改造三八”式野炮，在中央军校编成三个炮兵教导营，中央军校则在军官教育团的学员里抽调下级干部，由德国军事顾问教练，学习间接射击，训练三个月之后选出优秀的学员编成教导营的下级干部。当时，被选派为炮兵教2营第4连第1排排长的黄通回忆道：

“那时候我们每天上课和出操，出操就是操作日本新发明的方向盘，盘上有四、五层，用来测定方向，是一种瞄准器，相当进步。以前的瞄准器都是根据度数划剧线测量距离的，一个圆周有三百六十度，精细一点的话加十倍，共有三千六百个刻度。而这种方向盘每一刻线则有六千四百分之一，比较更精密。每一刻线的夹差为二十五米，比冯玉祥部队的迫击炮夹差五十米乃至百米好很多。这种方向盘我们买了两个，买来之后，会用的人没几个。每天出操时，就搞这个东西，在操场上轮班操练，拨来拨去，算是比较实际的学科，此又就都是术科（当时国内用的望远镜是最好的德国蔡司镜）。上课方面由两名德国顾问负责……”

中央军校的德式教学只推行了几个月，中原大战就爆发了。中央军校的新式日造火炮迅速编入野战部队参战。“改造三八”式75毫米野炮的行列全重高达1.9吨，无法在中国战场自如驰骋。于是，刚开始学方向盘的新炮兵军官们提前领教了骡马机动力不足的无解难题。在中央军新炮兵迈着雄壮的步伐出征时，前面等候的不是震憾战场的炮战，而是深陷于泥沼中无法自拔的恶梦。

第四节 泥泞中的炮兵集团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中央军虽然没有几门像样的火炮，但也是毫不客气地精锐尽出，组成“炮兵群”参战。中央军的炮兵群划分为两个“炮兵集团”。其中，以炮兵学术权威杨杰率领的第2炮兵集团为主力。由第2炮兵集团指挥的火炮集中央军炮兵之精华，包括教导第2师炮兵教导团（原中央军校炮兵教导团）的“改造三八”式野炮，武汉北区要塞调来的旧型“三八”式野炮与“有坂”炮，以及由各师师属炮兵集中的“大正六年”式山炮等……

当然，教1师重炮营也要重装上阵！刚从日本买到的“四年”式重榴弹炮是中央军声名远播的强大火器，对各地方杂牌部队的震慑力非常巨大。在中原大战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多，急需凝聚杂牌部队的军心。于是，蒋介石充分运用重榴弹炮的声名，这一招的确奏效。在1930年7月4日，蒋介石给云南部队领袖王均的电谕，堪称150重榴弹炮宣传战的经典之一：

“王军长勋鉴：对柘城鹿邑方面，务需多派探员侦查，有否由太康来援之逆军，并望对该方扼要迅集坚强之防御工事。刻由日本最新式十五生之重炮四门，令其来攻毫城，请兄派兵到宿州往接为要。中正支辰。”

为了让众人仰望的炮兵集团有充足的炮弹打仗，蒋介石紧急向张学良的沈阳兵工厂采购了150重炮弹的底火与引信。另外，还订购了“克”式野炮弹5000颗。由于沈阳兵工厂的产量很大。所以，价格要远比关内的兵工厂成本便宜很多。当时，巩县兵工厂的“克”式野炮弹单价就高达大洋42元，而沈阳兵工厂只要26元。有了廉价的沈阳造炮弹，中央军炮兵的胜算似乎更大了。

然而，机动问题却把炮兵集团拖入泥潭，1930年7月底的济南攻势就是机动力不足的典型战例之一。

1930年7月，中央军将正与西北军在豫东战线对决的第11师和教1师等精锐部队抽调到津浦路重镇兖州，向进占曲阜、济南的晋军反攻。当时的山西炮兵可是全国驰名的，于是第2炮兵集团的主力便被抽调到了津浦路来迎战“阎老西”（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绰号）的山西炮兵。这个强大的炮兵群，包括教1师重炮营的6门150毫米重榴弹炮（四门日造“四年”式与2门奉造“十四年”式）、教2师炮兵教导团的第5连与第7连（“改造三八”式野炮6门）、以及远从汉口调来的独炮3团第3营（旧“三八”式野炮6门）。此外，还有12门“有坂”野炮正从汉口赶运津浦路前线，可能因为铁路军运过于拥挤，这批“三一”式野炮并没能赶到参战。

虽然火炮不多，但是炮兵第2集团的实力已经远高于当面的晋军，单靠“改造三八”式野炮的射程与150毫米榴弹炮的破坏力，必能压制住晋造的“十三年”式山炮（“大正六年”式山炮的山西仿造版）了。于是，炮兵第2集团干脆把原本集中运用的山炮解编，分拨到各师作步兵随伴炮使用。

炮兵固然是自信满满。但是，负责指挥津浦路反攻的刘峙却对炮兵的战斗力持谨慎态度。所以，刘峙并没有把炮兵第2集团使用在主攻方面，而是让炮兵第2集团东开曲阜，负责支援佯攻的第13师。而战史也有力地证明了刘上将的明智。

7月29日下午，集结在兖州的炮兵第2集团向曲阜之董大城、红庙及林家洼开进，占领射击阵地。由于曲阜没有火车站，第2集团只能靠自身的骡马机动，走兖州至曲阜的大道，再由曲阜渡过沂河转到红庙。这条行军路线并不长，只有25公里左右，一路是平原与刚收成的麦田，途中虽然会渡过泗河与沂水。但是，炮兵是各渡口优先抢渡的“娇客”（古代对女婿的爱称，此处是形容炮兵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至于耽搁太久。炮兵一天的理想行进速度为32公里。因此，炮兵集团预定在一天之内完成这次骡马行军。然而，这次行军却成为了一场灾难，全集团居然没有一门炮能准时在24小时之内走完25公里的！

“连日大雨，曲阜附近及铁道以东地区，均系浮土，雨后道路泥泞，陷轮及轴。加以挽马缺乏，体质又不壮健，炮兵运动，十分困难。行程因之迟滞，而重炮尤然，士兵困疲，挽马倒毙，故自二十九日出发，每日仅行十余里，或二三十里不等。迟至三十一日，方全部到达指定地点……”

好不容易抵达射击阵地的炮兵集团终于在31日的傍晚开始试射，继之以猛烈炮击，全面制压了晋军的山炮与装甲列车。但也因此引来了晋军主力的反击。炮2集团的规模太小，无法对敌军步兵的攻击进行有效的阻止射击（即拦阻射击，通过利用己方炮火以最大射速组成密集的火力网，以阻止敌步兵进攻），只好放弃射击阵地仓惶撤退。而当刘总指挥要发动进攻时，笨拙的炮兵又成了攻击部队的累赘。刘峙无奈之下，只好让炮2集团主力去支援第13师的佯攻，只以轻便的山炮来掩护攻击部队的强攻。作战中中央军虽很快突破了当面之敌的防御阵地，但到了追击败兵时，炮2团却又再次掉队。

另外，即使炮兵能追上大部队，但炮弹的补给也是一个大问题。炮2集团的战报中指出，在曲阜攻势中各炮的弹药奇缺，“弹药因骡马缺乏，每门炮只能携带数十发”。一个按照德国编制组成的炮兵连，各炮的炮车携行炮弹为30发，战炮连弹药排的两个弹药段列（两辆弹药卡车）各装每炮60发，所以每门炮的炮弹携行量为150发。而炮2集团的战报却无情地指出了基层连队缺乏运输力送炮弹的窘状。

没有炮弹，千辛万苦进入射击阵地的重炮有什么用处呢？

炮2集团在战报中沉痛指出，骡马机动才是炮兵无法发挥威力的关键。仅仅是离开铁路的25公里短途机动，重炮营就有两匹骡马累死在泥泞的行进途中。所以，炮兵建军的关键不在于买什么最好的炮，而是在于繁育合适的挽马与驮马。如果马种繁育用时太长，那就要学习日本人，迅速装备火炮牵引车与载重汽车，以摩托化方式来解决炮兵的机动性问题！

“我国炮兵挽马，驮马过少，体质薄弱，调教不良，每遇天雨及道路不良运动，因之迟滞，影响作战，实非浅鲜。国家马政机关，似宜从速设立改良马种，以备军用……我炮兵应备牵引车及载重汽车队，以便炮之转运及弹药之补充迅速。”

在徒劳少功的曲阜攻势之后，炮2集团的下一个战场是围攻泰安城的攻坚战。泰安城有高10米，宽5米厚的坚固城墙，没有炮兵，攻城部队只靠扛云梯爬城，必然会蒙受重大牺牲。所以，刘峙想到了炮2集团。炮2集团的150毫米重榴弹炮，机动作战虽然没有什么实效，但总能用来攻城吧？

为了一雪曲阜之耻，炮2集团这次颁布严令：“注意：各营能如期到达指定地点者，每连奖洋一百元，误期不到者，定呈报惩处。”

然而，无法解决的机动问题却再次绊住了炮兵的脚步。“各炮兵因雨后道路不良，除一部能如期到达指定地点外，多数为天候及地形所迟滞。”

攻城的主角重炮营首先向机动问题屈服了。“四年”式150重榴弹炮战斗全重近2.8吨，机动时要拆解成炮身与炮架两部分，各以一个三骈六马的机动组牵引。加上炮车与炮弹，两个火炮组的行列全重都逼近了两吨，中国的骡马根本吃不消。于是，在35个小时的艰苦行军之后，重炮营在泥泞中彻底崩溃。董慎营长不得不从剩下的骡马中抽出还算精壮的，派第1连连长宋兆赓继续押炮前进，重炮营的其余四门重炮与弹药器材车组只能原地宿营，静待惩处：

“接教导第一师炮兵队重炮营营长董慎，本十日午后三时，由南驿发报告内称：职营本十日午后二时四十分到南驿，因雨道路泥深，各炮无法运动，不得己在南驿附近宿。第一连（炮二门）由各连排精壮挽马，协同前进，于午后七时到达大汶口宿营……”

抵达泰安城的两门重炮并没有发挥应有的威力，想必是从泥泞间挺进到泰安城前的两门重炮并没有携带充足的弹药。在10天之后，炮2集团调来了汽车，好不容易又拖了两门重炮到泰安参加攻城作战，重炮营才发挥了应有的威力。然而，这四门重炮数量太少，携带炮弹显然也非常有限。所以，重炮营虽然在泰安城墙上轰开了一道五米宽的缺口，但却无以为继，缺口也迅速被擅长守城的晋军堵上。负责攻城的第64师最后只能依靠坑道爆破的方法来摧毁城墙，才得以最终攻克泰安城。

在攻克泰安之后，中国军队战报中就再也看不见炮2集团的踪影了。因为，整个炮2集团都已经在悲壮地机动行军中彻底崩溃瓦解了！当时负责驮运两门“改造三八”式野炮的黄通回忆道，他的1.9吨火炮组，一天只能行军一百米！

“我们在山东境内却遇到了难题。我们一天只能行军一百米，那一段路是沙土，下过雨后，路面泡在水里。步行勉强还可以，但是炮车重，铁轮在软泥路上很容易陷下去。刚开始时还用两匹马拖，拖不动时加两匹马，之后连四匹马也拖不动了。推来推去，轮子陷进泥泞里。北方的大马路都是当中鼓起，两边凹下，这是大车造成的槽。我们的炮重，两边的槽愈深，马拖不出来，最后用八匹马拖一门炮。马儿很灵，由一个人指挥，一马鞭打下去，全体马一起动，却还是拖不起来。推来推去，眼看快要天黑。后来垫了干草和木板，搞了一天，总算通过了。所以说打仗辛苦，行军也辛苦。”

中原大战的全面胜利冲淡了炮兵实战的血泪教训。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后，筹备建立新一代中国军队的军事专家们再次走上“薛西弗斯”的循环。专家们眼中只有更好的炮，却对骡马的窘境视而不见。炮2集团攻克泰安的战后总结不再谈骡马问题，而是开始畅谈起了“新时代”训练新式重炮兵的美好愿景：

“我军攻城材料不全，攻守城炮亦甚缺乏。中央军炮兵仅有十五生的野战重炮十二门及少数七生五野战炮与其它之山炮，迫击炮而已。一旦有事，疆场与邻国兵戎相见，以最劣势炮兵与最优势敌炮相角逐，何能收战胜之功？国军似宜添练各种野战炮兵及十五生的口径以上之攻守城炮，无事则集中训练，以收统一之功，有事分属各军或分置各要地，并设炮兵专门学校，造就专门人材，以为改良炮兵之基础。”

第五节 改造“三八”式野炮的抗日警讯

中原大战结束后，中国国内一度被“和平”的假象所蒙蔽，中央军中弥漫着安逸之风，士气骄惰，逃兵成风，不再有中原大战之前的锐意整军之气。于是炮兵的整建停滞了下来。教1师炮兵旅被并入独立炮兵第1团，150毫米重炮编成独立炮兵第8团，曾经肩负新炮兵整建重任的教2师炮兵教导团被改编为独立炮兵第4团，开到杭州过冬。

独炮4团的“改造三八”式野炮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最先进的火炮。但在“西线无战事”的和平年代，独炮4团的孔庆桂团长不再率领官兵苦练方向盘（是炮兵部队侦察分队所使用的一种专用器材），而是忙着喂马。独炮4团的马匹原本是各连自己负责喂的，而孔团长却下令把马匹集中到团部一起喂，好让他方便苛扣草料费。“原来马匹在各连都喂得很好，长的肥肥胖胖的，自从集中喂了之后，每天都有马匹倒下来。因为每匹马都有固定的草料费，团长花比较少的钱来喂马，剩下来的钱就中饱……”

然而，1931年突然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又激起了炮兵建设的士气。独炮4团也放下了喂马的争议，在“九一八”的怒潮中勤学苦练起来。独炮4团的仓库里有几箱日本新推出的“九〇”式照明弹，但没人会用。可是，对日抗战必有夜战。所以，从未开箱的照明弹，也要拿出来研究研究。时任独炮4团第1连连长的廖传枢回忆了独炮4团在抗日呼声高涨中苦练作战技能的场景：

“天气渐冷，我们抓紧时机进行训练，实弹射击，我团用的三八式野炮配有照明弹，过去从未使用过，这次要进行演习，任务派给第一连。当地老百姓看见照明弹，惊呼“一炮打出一个月亮来。”照明弹的弹体重量与其它杀伤弹不同，射击诸元需加以换算。因缺乏现成的参考资料，经过查书和找人请教，终于完成任务。”

廖连长是个训练高手。他接下来的一个职务是独炮4团第1营营附兼学兵连连长。学兵连一次性培训各连的一半军士（士官），苦练射击，这真是要准备马上打仗的架势了。为了一举提升全团士官们的战术技能，学员兵一天连出操带上课，要足足苦练12个小时。

然而，当时中国军队中全军只有这么一个像话的炮兵团。蒋介石每次打仗，虽然都想用独炮4团，却总是下不了决心。独炮4团在“九一八”事变前调防到开封整训。在1932年初，“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时紧急开往南京待命。为了担心停靠浦口时给日寇通情报的法国军舰发现这个王牌炮兵团的行踪，炮4团特地提前在滁州下车，由陆路到达全椒，绕道采石矶渡江开赴南京，但最后还是没有赶上实战。

蒋介石的迟疑是情有可原的，当时全军只有独炮4团的36门“改造三八”式野炮能拿的出手，是整建新炮兵的唯一希望，要是把炮给丢了，中国的新炮兵还怎么练呢！

到了1932年年底华北告急，驻防郑州的独炮4团又在大雪中紧急装车赶赴磁州，作为长城保卫战的后盾。此时德国的“卜福斯”山炮已经开始交货，独炮4团的“改造三八”式野炮已经确定不做中国军队未来的制式火炮了。所以，蒋介石下定决心使用独炮4团好好和日本人干一下！在东北军的长城防线垮下来之后，蒋介石紧急调动中央军精锐部队乘火车北上，抢占长城防线各要地，北上的部队包括当时中国军队能拿得出手的三个野炮团。这三个野炮团的调动部署与作战报告都要直接电报最高统帅，1933年3月6日，主持北上部队铁路运输的铁道部政务次长钱宗泽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运输进度：

“急，武昌总司令蒋钧鉴，干密。运输情形（一）第二师用车十五列，于昨日全部过郑北上。（二）邯郸炮四团庚日起运，（三）新乡炮五团庚日起运，（四）开封炮七团佳日起运，均于当日运毕……谨闻。职钱宗泽叩”

然而，通过铁路紧急运送到长城防线参战的独炮4团，并没有发挥战斗力，这次的问题是出在炮弹上。4月25日，坐镇北平（今北京）指挥长城抗战的何应钦急电南昌行营，直接向蒋介石报告炮4团快要打光炮弹了！

“急，南昌委员长蒋……查现在前方作战之炮第四团所用完全三八式野炮，此种炮弹现中央库无颗存，仅恃巩县兵工厂月出千余颗补充，实难应急。又查炮第三团所用系克式野炮，此种炮弹中央库储现有四万。除电军委会令调炮第七团来平以便与炮第四团换防外，谨闻。何应钦申。”

蒋介石显然大为吃惊。此时在华北负责兵站的将领是交通部政务次长俞飞鹏，蒋介石立即急电俞次长查询炮4团的炮弹存量。蒋介石的语气显然很重。所以，俞飞鹏在4月28日的回电是“停止其它一切官军各电。限一小时到”的超级急电：

“停止其它一切官军各电。限一小时到。南昌委员长蒋钧鉴，河密。（一）现在南天门参战之炮四团系三八式七五野炮，此项炮弹库存无多，除前曾补给二千发，今日又追送二千发外，京平保库所存不过一千余发，迭准军政部电告，一时无法接济，除已电告徐军长注意外，并经呈请何部长转电钧座迅调驻汴之炮三团星夜前来换防。因该团系克式二十九倍七五野炮，其炮弹各库尚有二万八千发。以上日来敌军连攻南天门，损失甚大，闻已调某一师团生力军前来换防，日内想有大战，敬祈迅饬该团兼程北来为祷……职俞飞鹏叩俭申印。”

按照当时德式炮兵的标准，一门野炮作战一天需要一个基数的炮弹。一个基数是200发，36门野炮作战一天就需要7200发。其实，中国炮兵从来没有达到如此理想的炮弹存量，由于在1933年时接受德式教练的炮兵军官都是抗日战场的新手。所以，就照着德国军事顾问的理想基数报告了炮弹存量不足。

其实，就对日实战的经验而言，一门炮有100余发炮弹已经算不错了。然而，独炮4团的新手们想必也是按照德国顾问的战斗训练打仗的，光是一个射击目标求取夹差的精密试射，从试射，到检验射，再到顺射，这一系列步骤最顺利的话就要打12炮。如果有误差，一个目标光是单炮试射就可能消耗20发以上的炮弹。而在试射之后的效力射，打起炮来更是浪费。假设射击目标是暴露的人员，耗弹量是最少的。德制杀伤人员射击是以平方“百米”（hectometer）计算的，对暴露人员的杀伤射击，每hm2（平方百米）就要射击170发。换言之，单炮的200发基数，一个耗弹量只针对最少的目标打击后就基本耗光了。

打光炮弹的“改造三八式”野炮也就毫无实战价值的，还不如其上一代前辈的汉造“克”式野炮。于是，独炮4团的“改造三八”式野炮就此也含恨退出了战场，改由操作老前辈汉造“克”式野炮的独炮3团与独炮7团接替上阵，与日军的最新式“九〇”野炮对决。

“改造三八”式野炮的炮弹存量为什么远比“克”式野炮少呢？这是因为“改造三八”式野炮并没有被择定为制式野炮，而且“改造三八”式野炮与老版“三八”式野炮是31倍径，汉造“克”式野炮是29倍径，炮弹不能通用。东北军之所以为奉造“十三式”野炮（仿造“改造三八”式野炮）量产钢性铣榴弹，是因为财大气粗的东北军采用奉造“十三式”野炮为制式火炮，而且一口气组装了108门。而对中央军而言，全军才只有36门“改造三八”式野炮，以后也不会再增加，因此制造炮弹的巩县兵工厂不会分散资源开生产线来量产“改造三八”式野炮所用的各种炮弹，也不可能为了36门炮，去开发量产“改造三八”式野炮的长射程利器“九〇”式尖锐弹。即使是沈阳兵工厂早就能制造钢性铣榴弹，但巩县兵工厂却没有过生产记录。

独炮4团的30倍75榴弹的来源，是巩县兵工厂由现成的29倍野炮弹小批量改造的“改良克式野炮弹”。在1938年8月22日，巩县兵工厂厂长毛毅可向兵工署呈报了一批改良“克”式野炮弹的生产情况。巩县兵工厂奉命在6月份的制造“克”式29倍野炮“开花弹”计划中抽出1000颗榴弹改成31倍的改良“克”式野炮弹，但是这批改良“克”式野炮弹出了点问题：

“遵经提前改造，已有相当成数，惟质量稍轻，恐系公差寸度有欠精确之处，应请钧署饬司再加研究。此项轻质弹，现拟装成练习弹数百颗，以作试射弹道之用。查该式野炮弹构造，与卜福斯工料大抵相同，估计每颗价值约需三十元之谱……”

独炮4团的实战经验有力警示了中国军队高层，要建立能够与日军一战的新式炮兵，必须要即早定下火炮的制式。只有切实确定了下一代的制式火炮，训练总监部才能制定制式的操典，炮兵部队才能统一其混乱的装备，兵工厂才敢放胆大量生产火炮与炮弹。

于是，中国新式炮兵建设的下一步，仍然是二十年前袁世凯迟迟无法决定的无解难题：究竟要采取何种火炮，作为新一代的制式兵器？

第六节 陈仪之野望——1932年兵器制式会议

在1932年春“一二八淞沪”战役停战之后，兵工署迫不及待地召开制式兵器会议。这次集合当时中国军事学家与兵工界高层将校共同研究审议的盛会，一口气定下了中国炮兵的所有制式规范。然而，这场会议所决定的制式兵器方案却成了一场笑话。

1932年制式兵器会议由当时的兵工署署长陈仪主持。炮兵出身的陈仪是位梦想家，他家境殷实，资质聪颖，是日本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堪称当时军事界最骄人的学历，而他也因此眼高手低，谈理论头头是道，做实事一蹋糊涂。所以，他的制式会议完全脱离现实，其结论让当时的军人就地傻眼。他居然纯粹以性能诸元为考虑，一意选取全球最优秀的火炮，却完全不考虑机动力与炼钢厂之类二十年间中国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

1931年，老牌的德国火炮厂克鲁伯与莱茵金属都是借壳躲避《凡尔赛条约》，不敢大张旗鼓进军国际军火市场的兵工企业。于是，当时全球火炮公司的冠军宝座就落入了法国施耐德公司（Schneider et Cie）之手。与中国同步开发新一代火炮的日本人非常仰慕施耐德。1924年，日本人以在日俄战争时向克鲁伯一口气下800门“三八”式野炮订单的同样热情，也一口气向施耐德下了300门“九一”式105毫米榴弹炮的巨额订单，作为日本新一代的制式轻榴弹炮。在《华盛顿公约》全球裁军的年代，这个订单简直就是惊天动地。日本人精明地利用这个惊天大单与施耐德紧密了合作关系，于1930年推出了新一代有新颖炮口制退器的75毫米野炮“九〇”式，但“九〇”式只买了施耐德的技术，不再给施耐德生产的订单了。在抄袭了施耐德的技术后，日本人的下一个“施耐德”炮就成为向施耐德“致敬”的山寨之作，在抗日战争初期推出了“九九”式105毫米山炮。

中国炮兵对国外新技术的热情

在1935年，德式炮兵的大本营炮兵学校决定派黄国书到法国考察枫丹白露炮兵学校，为期一年。但是军政部迟迟未拨经费，急不可待的炮校居然自行垫出一万大洋让黄国书顺利成行，经费以后再向军政部请款。这说明当年炮兵对法国炮兵的仰慕。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军事学术界也是满口的“施耐德”。翻阅当时《炮兵杂志》等军事著作，真是通篇的“施耐德”。然而，日本之所以玩得起施耐德的山寨版，是因为日本有八幡制铁所与钏路重挽马，而当时的中国既没有炼钢厂，也没有重挽马，何以仰慕“施耐德”呀？

然而，陈仪却完全不管现实情况，陈仪是个娶了日本老婆的日本迷。所以，他的兵器制式方案几乎是照抄当时日本的舶来品。1932年的《制式兵器一览表》，野炮是战斗全重1375公斤的“施耐德”75毫米野炮，轻榴弹炮是战斗全重1500公斤的“施耐德”105毫米轻榴弹炮，重榴弹炮是战斗全重3910公斤的“施耐德”155毫米重榴弹炮，高射炮是战斗全重2150公斤的“施耐德”75毫米高射炮，山地榴弹炮是战斗全重775公斤的“施耐德”105毫米山地榴弹炮……

《制式兵器之商榷书》

陈仪主长兵工署之后，于1929年公布《制式兵器之商榷书》，呼吁海内外专家集思广益，共襄其幻想盛业，一时之间刺激起空高虚浮之风。《兵器制式议》的作者周绍金毕业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七期，时任军政部陆军署军衡司铨叙科科长，他见到《制式兵器之商榷书》之后非常激动，援笔成书，并请到陈仪作序。这本书印证了陈仪年代兵器制式讨论的热烈风气。

在105毫米山炮之外，这些未来野战炮兵的制式火炮，行列状态各个是2吨至4吨的笨重角色，连日本人都搞不定这些大家伙的骡马挽曳。一个国之大政的制式方案如此脱离现实，真是太过胡闹了！

在《制 式 兵 器一览表》中，只有两种野战炮兵的装备没有采用“施耐德”。山炮当时已经采购了“卜福斯”山炮。重野炮则把张学良的妄想给搭上了，沈阳兵工厂战斗全重3910公斤的钢铁巨怪——奉造“十九年”式105毫米加农炮还没来得及装备张学良的“梦想加农炮兵团”，就被日本人抢走了。但是，技术资料还在。于是，陈仪决定继续张学良的妄想，把“辽拟造十九式加农炮”也列为了中央军的制式兵器！

有了惊天动地的制式兵器方案，下一步就是抛出更惊人的兵工厂建设计划了。1932年8月，陈仪提出《国防兵工五年建设计划预算书》，陈仪的“梦幻兵工厂”建设计划经费是以美金计算，总预算高达1600万美金，折合银洋8000余万元。这个预算还不包含生产的成本。有鉴于当时一年军费预算总额也不过2亿9000余万元，还算识相的陈仪指出，不妨分为五年逐步建设实施，“则每年不过华币二千万元，加上制造费三千万元，亦不过五千万元，此尚易筹，故新厂建设经费，可列入明年预算之内。”

分成五年，每年5000万，预算总额却又追加了2000万，哪有如此沉重的利息呢？这真是一笔莫明其妙的烂帐。虽然很多人都知道陈仪时代的兵工署是收回扣的，但这回扣也太离谱了吧！

虽然，蒋介石非常器重陈仪。但是，在闹出如此巨大的笑话之后，陈仪也不能再留在兵工署了。于是，陈仪被免去兵工署署长一职，专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代军委会第二厅厅长之职，兵工署署长一职由副署长洪中升任。德文翻译出身的洪署长是在兵工界服务三十余年的老军工，对陈仪的惊天狂想自然是嗤之以鼻。于是，荒唐的1932年制式计划被塞进档案柜，束之高阁不了了之了。

南京国民政府高层的颟顸。虽然，一时重挫了炮兵的发展建设。但是，当时中国军队新一代的中、下层炮兵官兵的努力却又使新式炮兵的建设前景乐观了起来。中原大战等实际战例证明，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出来的中国炮兵中、下级军官具备了现代化炮兵的专业能力，已经有能力接收、使用那些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火炮装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