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笨蛋，问题是机动！

袁世凯是个火炮迷。在他坐稳大总统位置之后，立即命令陆军部采买欧洲列强的各种新式火炮回国实验。而袁世凯考验新式火炮的试验场，就是负责保卫大总统的“大内侍卫”司令部设在中南海总统府旁边的拱卫军。

关于拱卫军的火炮测试记载，现今遗留下来的资料非常稀少。但在现存档案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火炮存在着无法解决的最大问题！

那就是——机动力！

马政带来的差距

晓畅日语的名作家章骞先生热心为笔者翻译了原图诘拗难懂的说明：“炮兵进入阵地的刹那，敌方的就弹如雨下，而我方则勇气百倍，又是这是作为炮兵最为辉煌的时刻。”老炮兵是最爱马的。日本人把骡马在炮弹下的哀嘶惨景当成华丽场面，不免让老炮兵义愤填膺。然而这张油画也展现了抗战爆发之前日本人对马政的重视。与日本相比，清末民初的马政一片空白。当中国军队急起直追时，为时已晚，于是军马成为炮兵无法破解的罩门。

第一节 拱卫军的山炮大比试

拱卫军在1913年成立了自己的炮队，编成三个炮兵营。这三个炮兵营的相关史料虽然现在已经很难考察，但是残存在档案间的蛛丝马迹，却能间接说明拱卫军炮队在袁世凯时代火炮制式评估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袁世凯时期北洋军的火炮一律编在师（旅）属炮兵中。北洋军各师炮兵团的火炮种类虽纷繁复杂，但却也乱中有序。当时，北洋军基本以“沪”造75毫米山炮和“克鲁伯”75毫米野炮两种火炮作为各师属炮兵的制式装备，原本计划是要全面换装给各师的。但是，由于“沪”造山炮年产量不大，一年只能生产20至30门左右，扣除补充损耗，每年只能更换给一个山炮营。而被选定为制式的“克鲁伯”野炮则到1921年才成功自制。所以北洋军只好继续利用清末由日本与法国购入的其它新式管退山野炮。而如各省省军与巡防营等较次等的部队，则不得不继续利用已经被淘汰的架退火炮来充门面。

然而，北洋军第7师、第8师与第13师炮兵团的山野炮却异乎寻常。第7师有德造“七生五爱赫特山炮”与英造“七生五费克斯山炮”，第8师有“爱赫特”山炮，第13师更有意思，居然有奥造的“七生五史高德管退陆炮”，这种“陆炮”实际上也是山炮。

奥造七生五史高德管退陆炮

《北洋陆军史料》引用《陆军统计简明报告书》，将第13师装备之斯科达火炮称作"奥国造七生五史高德管退陆炮》。当时“陆炮”一词专指野战炮。但是斯科达卖给北洋军的火炮是山炮。1913年11月1日，斯科达的中国代理商瑞记洋行呈函陆军部，提出更为优惠的新报价，希望吸引陆军部继续订购。报价说明这款由陆军部“购用试验”的火炮是“陆路过山管退快炮及子弹”。见《瑞记洋行关于购买奥国快炮致陆军部函》，《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二辑》。

这三个有“怪炮”的师与拱卫军都有血缘关系。在1913年8月成立的第7师合编了拱卫军的两个步兵营与一部分炮兵，在1914年9月成军的第8师则由原拱卫军的步队前路改编而成。拱卫军原本编制步队四路与炮队一标，在1916年6月，袁世凯去逝之后，拱卫军剩下的步队三路与炮队改编为第13师。所以这三个师的炮兵团，都有来自原拱卫军的火炮。因此诸如“爱赫特”，“费克斯”与“史高德”等与北洋军主流装备截然不同的奇特山炮，想必都是来自拱卫军的炮队。

爱赫特是德国莱茵金属的子公司、而费克新是英国大厂维克斯（Vickers，Sons &Maxim）的、史高德则是奥匈帝国的主要兵工厂，一战后归属于捷克的斯科达（Skoda）兵工厂。这三家军火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擅长制造山炮。

维克斯公司生产的116毫米QF 2.95山炮很受当时美军的欢迎，美军在多山的菲律宾沿用此炮长达四十年之久，堪称传奇；斯科达公司的75毫米山炮系列则是奥匈帝国阿尔卑斯山地部队的主力装备，是山炮中的经典，其中最精美的M.15式可以拆解成六件，总重量被压缩到613公斤。因为，性能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境内多山的敌对国意大利采用成为制式山炮，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莱茵金属公司的山炮则是以老板Erhardt之名所命名，在一战时装备给德国非洲殖民军（Schutztruppe）的“艾哈德”山炮，不但将全重进一步减到600公斤以下。而且，率先开发出可以随海拔气压调节的可变式复进制退机，以适应德国在非洲高原殖民地的高海拔区域作战，也是山炮中的大师级作品。

山炮是用于山地作战的火炮，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拆解。分解之后的各部件固定在特制的驮鞍上，就能以驮马运输于山区的羊肠小道之间。一门山炮拆解起来，至少要分成四个部件：炮管一驮、前架一驮、后架车轮一驮、护盾一驮。在火炮布设时，这些部件一般是以插销固定组合的。因为，体积最重的炮架部分必须拆解成至少两个部件。所以，山炮的结构强度远远比不上一体成型炮架的野战炮或榴弹炮。结构强度的降低使山炮不能承受一般野战炮或榴弹炮的后坐力。所以，炮口初速必然偏低，发射药只能使用弱装药，而炮弹装药与爆炸威力也随之减少。

在结构强度的限制下，山炮的射程远远不及一般的野炮，但山炮并不需要较远射程。在山区作战的山炮，视野也必然受到地形地物的限制，而且敌方的人员马匹与阵地也必然利用天然的森林或崎岖地貌隐蔽。所以，山炮并不讲求射程。再者，山炮必须有如榴弹炮一般的弯曲弹道，才能切实歼灭隐蔽在山林丘壑间的敌人。所以，山炮的身管必然偏短。

因为，山炮的功能远比一般的野炮与榴弹炮低。所以，山炮的设计也不需跟上合金钢革命的潮流，发挥出新式火炮的杰出射程、初速与爆炸威力。而欧洲列强也因此一直不重视山炮。只有奥匈帝国、意大利、法国与瑞士等必须在阿尔卑斯山区作战的国家，才会专心开发山炮。

在英国与德国等没有大量山区作战考虑的国家，山炮几乎都用在海外的殖民地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军，欧洲本土部队的炮兵根本就没有山炮（Gebirgsgeschütz）这个概念。德军在一战时曾向奥匈帝国购买过一批“斯科达”M.15山炮，但是德军并没拿M.15当山炮用，而是归类为步兵的伴随火炮（Infanteriegeschütz），利用“斯科达”山炮能克服崎岖地形的强大机动力，作为“鲁登道夫”攻势中与暴风突击兵一同跨越敌人战壕与无人区的步兵支援武器使用。

然而，落后且不讨好的山炮却是中国炮兵的救赎之道。

在当时工业水平落后的中国，山炮在材料上的缺点反而成了它先天的优势。山炮的制造可以避免使用合金钢。所以，中国国内兵工厂可以轻松仿造。在清末率先仿造出新式“克鲁伯”管退山炮的江南制造局编有《仿造克鹿卜炮说》。由此文推断，江南制造局并没有克鲁伯原厂的技术资料与设计分解图，其自制的起步纯靠工匠们将样炮拆开，详细测量各部件的尺寸信息，研究各部件操作原理而开发出来的。因此，《仿造克鹿卜炮说》几乎全篇都在详述各部件的功能与尺寸。通过这篇详细的介绍说明可以看出，当时“克鲁伯”山炮的制作工艺是根本难不倒江南制造局的。

对于制造工艺问题，《仿造克鹿卜炮说》只提到“克鲁伯”山炮的身管采用热套工艺（利用热涨冷缩原理将内钢管与外钢套拼合成为复层炮身以增加其炮管强度），这种工艺在小口径火炮上较为罕见。当然，热套工艺是难不倒有造舰炮能力的江南制造局。于是，完全国产的沪造“克”式山炮在1905年闪亮登场，并且在1913年被正式定型。沪造山炮的钢材是江南制造局自行冶炼的传统碳钢，完全不需要依赖外国厂商供应的料件。

拱卫军的山炮试验成果也进一步激荡出沪造山炮的设计创意。在拱卫军的山炮试验中，“艾哈德”山炮显然成绩最佳。陆军部军械司详细考察“艾哈德”山炮后，发现艾哈德著名的复进制退机设计果然是出类拔萃的精品。在1913年5月，军械司向陆军部呈报沪造山炮的改进意见中，建议采用“艾哈德”式山炮制退筒与制退簧的设计，将沪造山炮的射角增加到30度，以提升沪造山炮的射程。军械司并且热心地提议将一门“艾哈德”山炮直接运到上海作实样研究。

然而，国内兵工厂能够完全自制只是沪造山炮的次要特点。沪造山炮之所以能名扬青史，纵横沙场四十余年，从北洋混战一路打到解放战争，主要原因是老沪造无可取代的杰出机动力！

要了解其中原因，我们必须从一本《马经》谈起。

第二节 萧萧马鸣——中国炮兵无解难题

中国炮兵真正无法解决的难关，不在火炮工业，而在合适的军用马匹，尤其是驮炮的驮马与拉炮车的挽马。这个难题使民国元年以来四十年间的中国炮兵寸步难行，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解决，而此时炮兵部队已然全面步入摩托化，也不再需要骡马了。

中国的土产军马一向多以口外（即今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以北）塞北的蒙古马为主。蒙古马耐力强，曾驮着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但是，蒙古马的高度只有12掌（120厘米），体形比高度超过16掌（160厘米）的欧洲马匹小了一号。所以，蒙古马驮不了二十世纪的西方山炮，更拉不了同时期的西方炮车！

在二十世纪初，汽车（时称“自动车”）与加油站还是稀罕之物，火炮的机动完全依赖马匹牵引或驮载。牵引使用挽具与炮车，驮载使用驮鞍。而欧洲火炮的重量、挽具、炮车与驮鞍，自然是按照欧洲马匹的体形与力量设计的。克鲁伯的设计师在设计火炮机动力时的参考马种，是马高17掌、体重2000磅的德国本土产莱茵马（Rhineland heavy draft horse）；是马高16掌、结实粗壮的波兰重挽马（Zimnokrwiste）；是蛮力惊人、曾创下两马双骈将7.7吨货物拖动2.18米惊人记录的比利时重挽马（Brabançon）；是马高18掌、雄壮高大的重挽马冠军——法国佩尔什马（Percheron）！

中国本土的骡马比起欧洲的重挽马要差一大截。以套驾拖炮的挽曳而言，德军一个以40辆二马曳车编成的大车辎重连，标准载重总量是30吨，即每辆马车的载重量为650公斤。而中国本地二马曳车的标准载重力却只有320公斤；以驮载而言，驮运山炮分解件的欧洲驮马标准负载重量（含驮鞍）为160公斤，而中国本地蒙古马的标准负载重量只有75公斤。

换言之，无论是驮载之驮力或挽曳之牵引力，中国土产蒙古马的力量只有欧洲马的一半！

骡马问题在北洋军的新一代制式野炮上首先发难。在民国伊始的1912年，北洋陆军部已经选定“元年式75公厘野炮”为制式野炮，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汉造75毫米29倍口径“克”式野炮。汉造“克”式野炮发源于克鲁伯的“1903年”式75毫米30倍口径野炮。“1903年”式野炮是克鲁伯的外销主打产品，战斗全重不到两吨，堪称当时军火市场上最轻盈的一款野炮。“1903年”式的最大客户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国土有一半是喀尔巴阡山脉绵延的山地，国内也缺乏重挽马，炮兵同样以重量为主要考虑。于是，罗马尼亚一口气就订购了636门。“1903年”式野炮的下一个大买家是同样有骡马不给力问题的日本。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深受俄国76.2毫米野炮的刺激，紧急向克鲁伯大量采购了400门“1903年”式成品炮与400套组装件。即，对中国炮兵影响深远的“三八”式75毫米野炮。

有了罗马尼亚与日本这两大客户的口碑，重量最轻的“1903年”式野炮就成为中国制式野炮的最佳选择。在1912年定型的汉造“克”式29倍口径野炮（时称“元年”式野炮）仿造自“1903年”式的最新改进型“1910年”式。克鲁伯原厂的“1910年”式战斗全重被缩减到942公斤，重量之轻，堪称75毫米口径野炮的极致经典。而中国国内仿造的民国“元年”式野炮则略加重到967.5公斤。然而，在1921年具体定型开始量产的汉造“克”式野炮却又加重到1243公斤。

战斗全重（旧称放列全重）是火炮本身的重量。在火炮机动行进时，还要加算包含挽具与炮车的行列全重。战斗全重1243公斤的汉造“克”式野炮，在行进机动时的行列全重达到1775公斤。在罗马尼亚虽然能运动自如。但是，对中国本地的骡马而言，1.7吨的行列全重实在是太重了！

那中国本地的蒙古马能拉得了多重的马车呢？依照后勤专家的计算，以一匹土产蒙古马牵引的一马曳车，重量标准为150公斤。二马曳车是320公斤，三马曳车是500公斤。以此推算，以蒙古马牵引的六马三骈炮车组，牵引力不会超过1000公斤。

没有合适的马，炮兵只能靠昂贵的骡子驮炮。在当时周家口的马市，一头肘高尾顺的壮骡子价格几乎是马的一倍。然而，即使是力量惊人的骡子，在驮运状况中的理想载重量也只有85公斤，驮起山炮件来也是很吃力的。不过骡子若用来拖炮，挽曳时的爆发力却是非常惊人。实例证明以六头壮骡子编成的三骈系驾编组（双马并列为骈），可以牵引行列全重将近两吨的火炮机动组。

当然，这只是爆发力。所以，如此沉重的壮骡火炮组只适合操场校阅，进行一、两天野外拉练也许还能勉强应付，若真正上战场进行一日以行进32公里为标准的长途机动，再壮的骡子恐怕也得中途累死。

那六骡三骈的理想拖曳能力能达到什么程度呢？兵工署在1934年开会审查野炮与榴弹炮的制式方案时指出，“我国马匹质素太弱，火炮不宜过重，射程不妨稍为减少，俾增加其运动性能。”与会专家讨论的结果，六马（骡）挽曳的重量，最重不可超过1600公斤。

这个结论无疑参考了行列全重1.7吨的汉造“克”式野炮的操作经验。既然六头骡子拖不了1.7吨的“克”式野炮组，兵工专家急中生智的改进方法，就是再加几头骡子。当然，这是一个行不通的馊主意。

欧洲各国使用的三骈六马系驾是骡马牵引力的最大编组。因为，马在行进的时候是会互相干扰的，三骈六马编组控制起来已经很吃力了。一个三骈系驾的骡马组在运动时，要以三名驭手骑在左侧的挽马上控制马匹，再加上前车大辕掌缰的一名驭手指挥全组六匹挽马，整个编组才能运动自如。

三骈六马的沉重负担

“格鲁森”57毫米野炮放列全重约半吨，行列全重不超过1吨。不超过1吨的野炮用三骈六马，本地骡马尚能勉力应付。但是行列全重1.7吨的“克”式野炮也使用同样的三骈六马，六匹骡马负担就过于沉重了。然而三骈六马的编组没有修改的空间，于是火炮的机动力陷入无解的困境。

同样，困扰于骡马不给力问题的日本人曾经很热心地研究如何在三骈六马编组中再加一对马，去拖曳重量在两吨以上的重加农炮与重榴弹炮，但日本人的四骈八马系驾却遭到惨败。事实证明如果再加一对马，行进时各马匹的步伐会互相干扰，反而无法发挥牵引力。

于是，日军的野战重炮兵初试成为大灾难。日本人在1911年风风火火地同时推出三种行列全重在两吨以上的“三八”式制式重炮（“三八”式10糎加农炮、“三八”式12糎榴弹炮与“三八”式15糎榴弹炮，此处“糎”为日式汉字，代表厘米），一举建立起日军的野战重炮兵部队。然而，这些风光重炮的牵引方式却是还在实验中的四骈八马系驾！日本人在四骈八马上挣扎了许多年，最终仍然不得不承认失败。三种雄壮威武的“三八”式重炮反而成为日军心头鸡肋之痛！

既然欧洲原厂设计的三骈六马之骡马系驾编制不能改，本土兵工专家最后的希望，就是改进机动时用来拖炮与装运炮弹人员的炮车了。然而，欧洲火炮的三骈六马炮车组同样也是经验的结晶，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75毫米野炮融为一体，不能随意变动！

在克鲁伯设计“1903年”式野炮时，设计师的依据是三骈系驾的六匹重挽马在野战机动时可以牵引1800公斤的火炮纵列（含火炮与炮车组），在平坦道路上可以牵引2000-2500公斤的纵列。这是依据欧洲重挽马的惊人力量推算的。欧洲重挽马的单马挽力在一般道路上是600公斤，在战斗状态野外行动时则要保守估计为400公斤。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六匹马互相牵绊影响的牵引力。在三骈六马的系驾编组中，六匹马彼此间因步伐等因素影响的牵引力，在野战机动的炮车约为1/7（时称抗力系数），在辎重车约为1/10。

如果以野战状态的单马挽力400公斤、六马抗力系数1/7保守估计，一门三骈六马挽曳的野炮，行列全重以2000公斤上下为宜。马力参差不齐。所以，重量必须再保守一些。于是，野战状态行列全重的上限订在1800公斤。

这就是为什么克鲁伯等欧洲军火公司会采用75毫米至77毫米为野炮的标准口径的原因。因为，这种口径的野炮所使用的炮弹，恰能使火炮组的总重量控制在1800公斤的限度之内。

我们可以假设2000公斤为火炮组的重量上限，进行逆向推算。一门75毫米野炮本身的战斗全重（卸驾战斗时不含炮车挽具的战斗全重）大约在1000-1200公斤左右（“1903年克”式野炮的战斗全重为1079公斤，法国“七五”是1140公斤）。炮车前车重量大约为200-300公斤，两者相加，总重约为1400-1500公斤。

所以，弹药的重量必须控制在500公斤以内。口径在75毫米左右的野炮，炮弹重量一般是在6公斤左右。但是，加上包装用木箱与装药引信等配件，重量会增加一倍。“克”式野炮弹必须以木箱包装，两发装成一箱，每箱毛重27公斤。德式的野炮弹药基数是200发，在战斗中还有部队的小行李和师辎重携行的两个基数弹药为400发，其中炮班前车携行30发。30发炮弹的总重量是405公斤。再加上引信，发射装药包与必要的随炮工具（调整火炮方位的瞄准棍，指示方向的标杆……）。推算起来，总重量在500公斤以内。所以火炮组加上制式基数炮弹之后的全重，恰好能控制在1800-2000公斤以内。

在1800-2000公斤的火炮组之外，还有炮班士兵的重量。一个炮班有士兵8名。假设炮兵兼顾驭手之职，就能安排成3名炮兵骑在挽马上，5名坐炮车或火炮架上。骑在挽马上的炮兵重量是包含在抗力系数里头的。单算炮车炮架上的5名士兵，又是500-600公斤的重量。所以，总重会达到2500公斤左右。

当然，2500公斤是野炮组在平坦道路上机动抗力系数较低时的理想重量，而战场上自然很少有平坦道路。如果遇到三骈系驾只能牵引1800公斤的崎岖地形时，就只好让搭便车的炮兵下车步行了。所以，现今我们能看到的老照片，只要是驰骋于道路外野地的火炮组，几乎都只能见到正在苦苦控马的四名驭手。

欧洲原厂设计的挽具有如此深刻的理论，自然不能轻易更改。所以，向外国进口火炮，必须要同时进口驮鞍挽具。正因如此，原厂精心配套的挽具炮车本身报价极为昂贵，几乎能赶上火炮本身的价格。在1912年6月，浙江省与礼和洋行签约购买的36门“克鲁伯1910年”式75野战炮。火炮本身单价为18100马克（分成炮身与炮车架），而一组炮车（分成炮前车与弹药车）的单价则高达12000马克。炮车挽具的昂贵报价，说明其难以取代的地位。

因此，欧洲设计的火炮全重减不下来，三骈系驾的运动方式与火炮组的设计也不能修改减轻。所以，自北洋建军到解放战争，四十年来的中国炮兵只能含泪将巨大沉重的原厂欧式挽具驮鞍硬套上矮小的本地骡马上。以惊人的骡马死亡率，遂行火炮的机动任务。所以，西方火炮的机动作战，就是让中国老炮兵夜不能寐的深沉梦餍！

今天到博物馆看火炮，大多只能看到光秃秃的一门火炮，很少见到能同时展览挽具炮车与山炮驮鞍的展品。然而，挽具驮鞍才是老炮兵回味最深切的装备！一套欧洲火炮的原厂挽具驮鞍，不知浸透了多少无声战士的血泪辛酸！一次激烈大战的炮兵机动战场，更是力量不济的中国骡马沿途毙亡的凄惨地狱！

骡马也是有感情的。写到此处，笔者彷佛见到当年不堪重负的中国骡马，眼中那涔涔悲怆的泪水，彷佛听到驮鞍套上马背的一刻，那绝望无助的悲嘶！

不能改炮，不能改挽具增加骡马，也不能修改炮车组，那么中国炮兵的唯一选择，就是改马了。

与中国同步改革炮兵的日本同样也困扰于骡马不给力的问题。日本人在开发“三八”式野炮的年代，对欧洲火炮的惊人重量也有切身之痛。所以，日本人在1906年时制定《马政第一次计划》，置种马所与种马牧场，决意改良马种。然而，马种改良需要三四代的杂交繁殖，最少也要二十年。而日本首先改良的马种是以澳洲进口的盎格鲁诺曼马（Anglo-Norman horse）改良的轻乘系乘马，是为抗战时期国人津津乐道的战利品“东洋大洋马”。而挽马与驮马的改良则起步略迟，直到1932年才成功繁殖出以佩尔什马与日本北海道土产母马配种的新式挽马“钏路种”。然而，改良成功的钏路种来不及在抗战爆发时普遍培育。所以，侵华日军也饱受缺乏驮马与挽马之苦。

清朝曾在宣统皇帝退位的前一年于察哈尔两翼牧场设置模范马群，尝试以德俄两国的种马与伊犂马配种。但是，清末的马种繁殖计划完全毁于北洋时代的连年内战。到了北洋时代，不但没有任何马种改良计划，就连清朝在察哈尔的牧场都没保住。北洋时代中国唯一的种马育种，是上海跑马场中富豪们用于奔驰夺冠的私人赛马。

于是，骡马成为抗战最痛苦的无解难题。因为，培育马种需要三、四代的杂交繁育，至少二十年的时间。北洋政府没有育种，国民政府就不可能有合适的马匹与日本人打仗！

当时的中国军队是从南方打出来的，南方人不懂马，直到“一二八淞沪”战役真正见识到日本军马的战斗力之后，中国军队才急起直追。1932年5月5日，即签定屈辱的《淞沪停战协议》之当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便训令各有关单位通力建设种马牧场。当时，原本已有计划的种马牧场是由实业部兴办的首都第一种马牧场。但是，在抗日呼声不断高涨之时，种马繁育已经成为军事建设的一部分。所以，军政迅速接管首都第一种马牧场，选址于句容小九华山麓，是为大名鼎鼎的军政部句容种马牧场。

为了急起直追，句容种马牧场的建场费用非常惊人。军政部急切地将原订2000亩的牧场面积一举扩大到5000亩，而且“放牧山地不计”，实际面积还要更大。

紧急建成的句容种马牧场首先以伊拉克进口的阿拉伯马与蒙古马配种改良轻乘系乘马。但是，句容牧场只来得及开发到第二代的“阿蒙二杂”，抗战已然爆发。艰难地内迁到贵州清镇的种马场继续培育阿蒙种马。但当清镇种马场终于培育成功适合中国军队使用的“阿蒙五杂”种马时，抗战已经进入尾声。而且，阿蒙五杂是乘马，原本预定以法国佩尔什马育种的重系挽马与驮马根本就来不及在抗战前开始育种。

在马种之外，道路也是一大问题。在“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之时，国内绝大部分的道路都是传统的泥土碎石路面，绝大多数的桥梁仍是古老的木造或石造拱桥，根本没有足够的承重能力让1.7吨的火炮纵列通过。国民政府在“黄金建国”时期大修公路。但是，当时的公路最好的路面还是煤渣路面，而且路幅太窄，即使是国民政府门面的京（南京）杭（杭州）国道，也只是双向线道而已。

至于柏油马路，那还是青岛、天津与上海租界的新鲜洋玩意儿。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铺了一条柏油路面的中山路，虽然只有中间宽十米车道是柏油路面，两侧各六米宽的慢车道仍是碎石路面，真正的柏油路面只能做成双向线道，但这条近13公里长的马路已经是全国最富丽堂皇的“大”马路了！

在路面材质与承载力之外，路幅（路面宽度）也是让老炮兵胆颤心惊的一大难题。一般单线道的路幅能达到三米，已经是大路了。但是，西方炮车的轮宽，经常在1.6米至1.7米之间。以20世纪30年代野炮经典之作的“施耐德”39.9倍口径75野炮为例，其火炮本身的辙宽（两轮之间的宽度）与轮厚（铁轮厚度）是1.7米，宽度较窄的前车也有15.84米。

如果是一般的汽车，宽1.7米的车身开车上路时自然能轻松居中，在后照镜中稳稳保持两边各0.65米的空间。但是，火炮纵列是靠六匹马协同机动的，要让六匹马在行进时将1.7米宽1.7吨重的火炮纵列不偏不倚地准确保持在仅仅三米宽路幅之内，那就是玩特技了。所以，三骈六马的沉重火炮纵列在中国的小道路上机动时，经常有翻车的风险。如果，是一般没有马路的田间小径或山道，那更是寸步难行了。

火炮纵列既然寸步难行，炮兵的最佳选择就是能够拆解驮运的山炮。但是，西方设计的山炮分解件重量却普遍高于中国骡马的驮力。就以最轻盈的沪造山炮来说，沪造山炮的最初驮运设计是分解为四组部件，用四匹骡马分驮。第一驮是炮身连闩，全重225磅（102.15公斤）、第2驮是炮床连高低左右摇器，全重245.5磅（111.46公斤）、第3驮是炮架前节与车轴，全重157磅（71.28公斤）、第4驮是炮架后节与车轮，全重221磅（100.33公斤）。

才四个分解件而已，就有三个分解件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地骡马的驮力。

所以，军学司编出来的沪造山炮操典实施法，会让基层炮兵笑掉大牙。沪造山炮的制式运动方式是“一马挽曳或四马驮载”，但本地的骡马显然拖不动行列全重405公斤的沪造山炮，更驮不起动辄超过100公斤的分解件！

然而，中国没有合适的骡马，军学司也没法制定出真正合理的规范，只能照克鲁伯原厂规范抢搬硬套。反正上下都心知肚明，“一马挽曳或四马驮载”只是参考，基层自然会找到让沪造山炮动起来的办法。富一点的炮兵也许会不惜马力，以累死骡马为代价拖炮；穷一点的炮兵也许骡马都办不齐，只好用枪逼迫民夫拖炮；聪明一点的炮兵会寻找土法炼钢来自制两匹马拖炮的挽具，用两匹马拖沪造山炮，勉强也能拖得动……

无为而无不为，上级不给明确的指导，下级才有各显神通的空间。于是，北洋时代的炮兵建设就在上蒙下骗之中，插科打诨十七年。单看当时的文献，如果对“一马挽曳或四马驮载”的准则不做深刻调查，还真要以为中国已经有了能与莱茵马相提并论的神马呢！

中国当然没有神马！于是，中国的炮兵建设成为薛西弗斯（Sisyphus）式的荒诞悲剧。希腊神话中的薛西弗斯必须不断地滚石头上山，但抵达山顶时石头却又滚回原点。而在100年前的中国炮兵则不断寻找欧洲最优良的火炮，希望建设出足以与日本一战的炮兵，但却始终没能克服骡马的障碍。于是，四十年间的反复尝试成为荒诞的悲剧，直到炮兵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摩托化才得以解脱。

第三节 斯科达“好为则”炮的警讯

在袁世凯于拱卫军实验新式火炮之时，骡马问题虽然早已显露，但却没有引起陆军部官僚的重视。然而，在1914年时的“斯科达”榴弹炮订单，就向北洋官僚暴露了中国炮兵没有与列强并驾齐驱条件的无情现实。

德国野战炮兵现代化的最耀眼之处是野战榴弹炮的实用化。袁世凯早在德军的榴弹炮于欧战大显神威之前就注意到了榴弹炮。于是，陆军部在1914年向斯科达公司大量订购了105毫米榴弹炮18门与150毫米榴弹炮12门。只是，当时中国还没有榴弹炮这个分类。所以，北洋陆军部只好照英文的howitzer，将榴弹炮直接音译为“好为则炮”。

斯科达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商是瑞记洋行（Arnhold & Karburg Co.），瑞记洋行也是一家德商贸易公司，但是手腕财力比不上礼和与捷成两家对手，只能靠斯科达的质量与细致周到的服务取胜。所以，瑞记洋行的生意做得格外贴心。袁世凯订购榴弹炮的目的在于选择新一代的制式火炮。于是，斯科达铆足全力，以最大的诚意打造出最先进的榴弹炮。

斯科达的诚意是非常惊人的。话说在承造中国订单的时候，斯科达刚好有新的改良方案，为了确保中国订购的榴弹炮处于技术领先地位，斯科达不惜自行负担改进的额外经费，为制造中的中国榴弹炮订单升级。但是，改进需要时间，中国订购的30门榴弹炮势必无法赶上合约所订的交货时间。为了改良方案，瑞记洋行不得不以长篇的说明报告，请陆军部允许延期交货。瑞记洋行的报告，展现了斯科达公司一定要做到最好的诚意：“兹据外洋司厂来函，据称近以研究所及，尤能于该炮精益求精，更有特别改良者。意欲将此次所心得之处，按法从事精制，以臻完美。惟造费较巨，需时又多，不得不呈请大部稍展时日，俾得加工制造，聊献新奇。至于应需额外工料等费，愿甘牺牲一切，以图报答隆恩之万一……”

在呈请延期的同时，斯科达公司发现粗心的北洋陆军部居然没有人员来厂“监造”。所谓的监造，就是派专业的兵工军官到厂监督。这种在厂监造的兵工军官可以接触每一个生产流程，参与每一个检验项目，探究每个零件的功能原理与材料特性，详细阅读各种技术资料与开发资料。所以，监造军官经常等同于商业间谍。颟顸的北洋陆军部在合同中订有派员监造一条，却没有实际派人来抄技术，真是太离谱了。

斯科达原本应该深感庆幸。然而，诚意十足的斯科达公司不作此想，反而认为没有监造军官来厂，就不能直接教授火炮的使用与保管方法。斯科达非常担心没用过榴弹炮的中国的炮兵无法发挥斯科达精心打造的威力。于是，主动提醒中方速派懂德语的军官来厂监造。斯科达甚至热心的指出，加上往返路程的时间，监造军官只要耗费四个月足以。如果，北洋陆军部嫌派人来奥地利费用太高，斯科达情愿负担监造人员在奥地利期间的食宿费，陆军部只要出船票钱就行了。

热心到自掏食宿费提醒客户派“商业间谍”来厂，斯科达堪称中国现代外购火炮史上最有诚意的厂商了！

斯科达公司与瑞记洋行既然有如此出奇的诚意，对中国的骡马状况自然不能视而不见。于是，热心过头的瑞记洋行悄悄地捅开了这无人愿意深究的骡马问题。在瑞记洋行呈请延期交货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两款“斯科达”榴弹炮在改进之后的性能诸元。而在性能诸元之中，瑞记洋行非常突兀地另外特别标明重量与骡马的关系。在“十生半陆路好为则炮”一栏中，瑞记洋行的详细说明必然让陆军部的官员们头皮发麻：

“全炮装备齐全，计重一千二百启罗。炮前车随装子弹十六枚，重七百启罗，合计重一千九百启罗。六匹牲口，每驮约三百启罗，即五百斤有奇。”

“启罗”就是公斤。“斯科达”105毫米榴弹炮的战斗全重是1200公斤，加上炮车的行列全重是1900公斤。为了防止陆军部承办官僚看到此处还看不懂，瑞记洋行特地强调出骡马的平均负担。这组三骈六马的105毫米榴弹炮，将使每匹骡马分担300公斤的重量，折合中国的500市斤！

显然，这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地骡马的能力。

“十五生的陆路好为则炮”重量自然更为惊人。“全炮装备齐全，计重二千二百启罗，炮前车不带子弹，重三百五十启罗，合计重二千五百五十启罗。六匹牲口，每驮约四十三担，即七百斤有奇。”

瑞记洋行的报告特别说明，炮前车不载炮弹的原因，是因为150毫米榴弹重量惊人，“新式弹头，分量较重，不便同时装入，宜需分而入之。”

其实，早在袁世凯于小站编练新军之时，骡马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新军装备的“格鲁森”山炮与野炮全重不到180公斤，轻巧灵便。架退的“克鲁伯”过山轻炮重量也不到400公斤。但是，新建陆军一向用口外的蒙古马，而三种轻巧小炮却都超出了蒙古马的驮力。所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就明令驮炮一律用骡子。骡子是很贵的，新建陆军买骡子的官价是白银50两，买马的官价是白银30两。但即使是壮硕昂贵的华北大骡子，这三种小炮的驮载或牵引也达都到了力量的极限！所以，新军骡马的死亡率非常惊人。但是，袁世凯却一味地将骡马死亡的原因归究于官兵的疏于照料。在小站练兵时期一份严令官兵重视骡马养护的公文，暴露了新建陆军骡马状况的不良：

“照得近年口外买马，甚难选择。本军炮马各队所用马匹，每有病残倒毙，皆由于长夫喂养，兵丁骑用，不知爱惜。平时且多病损，临阵时长夫步随不及，兵丁不谙喂养各法，尤易有上项情弊……”

为了避免不争气的官兵总是“喂养失法，驰用过劳”，袁世凯使出了扣饷的抽薪损招，这便是明令骡马如果被判定是因为喂养失法而死亡，就要扣掉使用骡马的正兵与喂养骡马的长夫一个月的薪饷。但即使在如此重罚之下，骡马的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于是，袁世凯将罚款翻了十倍。他下令承领骡马的士兵每个月都要从薪饷中扣出一两白银作为“马价”，扣满十两为止。这十两白银就是押金，平时送到银行存款生利息，如果这名士兵到“请假革退”之时（当时没有退伍之说，只有自动请辞不干或因体力等因素“革退”才能离开部队），所照顾的骡马依然幸存，十两白银连同利息就归于这位幸运的士兵。但若骡马死亡，不但十两白银充公。而且，这个士兵还得再继续扣饷作为下一头骡马的押金。

当时一名正兵的月饷是四两八钱，扣掉伙食等杂费实领三两三钱。一扣就是三分之一的月薪。所有配上骡马的正兵必然将骡马当成“祖宗”供奉！但是，骡马的死亡率却依旧居高不下。在北洋新军各镇，每年例准报销拨款添补的“倒补价”高达编制骡马的三成。也就是说，一个师每年居然以报销百分之三十骡马为常态。

新军的骡马都是严格筛选的成马壮骡，而且新军在清末很少有打仗的机会，如果不是火炮过重使骡马不堪重负，哪来的百分之三十死亡率呢？在平时机动机会有限的驻地训练，尚且每年要损失近三分之一的骡马，真要是打起仗来，炮兵天天都得依靠骡马长途机动作战，一两个月的仗打下来，骡马的损耗那还得了！

所以，在北洋军当兵，切记别去当使用骡马的骑兵或炮兵哟！

在民国元年，北洋政府引进的“克鲁伯”75毫米野炮，1.7公吨的行列全重必然迫使北洋军正视火炮的重量问题。但是官员的醒悟永远是慢半拍的。当时的陆军部还沉溺在北洋新军以“格鲁森”57毫米山野炮与“克鲁伯”75毫米“过山轻炮”为制式火炮的美好印象中。于是，官员们几乎完全忽略了新炮的重量问题。而卖炮的外国厂商唯利是图，自然也不会主动提出骡马力量的差距，以免影响欧洲火炮的在华销量。

官员们的颟顸还不是最离谱的，更难堪的是当时在兵工厂第一线负责设计新式火炮的技师们也同样脱离现实，对中国本土骡马的力量问题视而不见。

大约在宣统年间，已经成功试制“克鲁伯”山炮的江南制造局竟然呈文陆军部，认真考虑大幅度提高沪造山炮的重量。脱离现实的技师们以增加驮鞍铁架层次的方式制造出一种类似“1910年”式山炮所使用的通用驮鞍，以取代原厂“1904年”式分别驮载炮身、炮床、前炮架与后炮架四大部件的四种驮鞍，这种通用驮鞍无疑会比原厂驮鞍更重！

但是，把驮鞍增重还是小意思。技师们真正奇葩的创意，是决定为沪造山炮装上一副全重290.5公斤的护盾。这个超越现实的设计异想，证明江南制造局的技师们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土产骡马的驮载力！

商人的悟性永远比官员要快一步。依照笔者所见到的资料，首先正视中国骡马力量问题的单位不是官气十足的陆军部或兵工厂，而是克鲁伯的代理商。大约在宣统三年，信义洋行与礼和洋行联手代理“克鲁伯”火炮的在华销售，两大洋行提出精美且详细的说辞，大力推销“1904年”式的改良版“1910年”式山炮。说辞中指出“1910年”式的分解件重量远较“1904年”式要轻，每匹马的驮载件限定在100公斤上下，必然会受到中国骡马的欢迎：“每尊炮用五马驼负，每匹马所驼分量重一百启罗，即间有稍逾一百启罗者，亦相差无几。”

信义洋行与礼和洋行固然是热情可感，但是实际战例无情地证明，100公斤对中国骡马的实际驮力而言还是太重了！

其实，袁世凯对中国本地骡马的机动力问题，也不是一无所知。他放着克鲁伯现成热销的105毫米榴弹炮Feldhaubitze 98不买，选择斯科达的105毫米榴弹炮，就代表北洋军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骡马问题。

斯科达卖的榴弹炮，应该是名为vz.14的早期型。vz.14与其后继的vz.16都是非常特殊的榴弹炮，为了适应多山的地形，“斯科达”榴弹炮是可以大部拆解、分件驮运的。vz.14可以拆成七件，vz.16可以拆成三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欧洲山地机动力最强的榴弹炮。二战时，德军索性将奥地利的vz.16直接定位为山地榴弹炮（GebH）。“斯科达”榴弹炮不但能拆解，而且全重也刻意降低，到vz.16时，行列全重已经减到1417公斤，机动力非常突出。因为，“斯科达”榴弹炮的山地机动性能实在太好了，就连奥匈帝国的主要敌人意大利在一战结束之后也干脆将从奥军手中收缴的vz.14与vz.16作为自己炮兵的新一代制式榴弹炮。

北洋军舍克鲁伯的榴弹炮不买，把订单下给斯科达，必然注意到“斯科达”榴弹炮独具一格的机动力。然而，即使是轻便能拆的“斯科达”榴弹炮，也无法解决骡马的机动力问题。

瑞记洋行对中国本土骡马的力量问题看得非常清楚，负责且热心的商人甚至贴心地提出了解决办法。瑞记洋行的解决方法比礼和与信义两家同行更加务实。瑞记洋行的报告暗示，既然西方的新式火炮重量不可能降到中国骡马的理想标准，解决骡马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采购体形大、力量强的骡马来拖炮。换言之，就是洋炮还得靠洋马来拖！

奥地利本国多山，重挽马比不上西欧平原各国的品种。奥地利的挽马有马高不到15掌的Haflinger，也有马高16掌的Norico-Pinzgauer。斯科达似乎原本有意采用如Haflinger的小型挽马用挽具，以配合中国马高才12掌的小型骡马。但是，瑞记洋行却特别关照斯科达公司在配挽具时切勿考虑小型挽具，直接按照马高16掌以上的重型挽马设计的挽具才是正道：

“此二炮重量分配牲口，每驮约有五百余斤至七百余斤之多，未可纯用普通小种马匹驮行，因其力难胜任也。兹商行已函商该厂将鞍缰皮件尽按大种骡马身量制造，以适于用而便驮运。”

其实，袁世凯时代是经常进口洋马的，在1913年组建的骑兵第1旅就以进口大洋马为骑兵的坐骑。但是，进口洋马是非常贵的，而且洋马食量大，又有水土问题，养起来也是一大问题。所以，靠洋马拉炮并不现实。然而，单靠骡子绝对不可能拉得了行列全重高达两吨的榴弹炮。所以，“斯科达”榴弹炮在战乱频繁的北洋时代只是昙花一现，几乎找不到任何投入实战的记录。

在“斯科达”榴弹炮昙花一现的五年之后，段祺瑞于1917年利用西原借款的2000万日元参战借款建立“参战军”。当时，执意对段祺瑞示好的日本寺内内阁不但愿意提供现役日军新式火炮，而且价格还打了九五折。于是，炮兵出身的段祺瑞借机以最大的魄力，利用日本军火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总金额2000万日元的参战借款中有1301万9072.84元被用于向日本的军火贸易商泰平公司采购火炮（这笔巨款折合现洋约1500万元），这批火炮包括“四一”式75毫米山炮与“三八”式75毫米野炮各156门，一举改变了中国炮兵的贫瘠面貌。1917年是日本的大正六年，在此后二十年间，炮兵提起山炮，就是“大正六年式山炮”，提起野炮，就是“三八”式野炮了。

段祺瑞当然也没有漏了重炮。西原借款火炮大采购包括8门“三八”式150毫米重榴弹炮与12门“三八”式120毫米重榴弹炮。这20门重炮被编成一个重炮营。“三八”式120重炮的行列全重高达2166公斤，显然难以驰骋在中国战场上。所以，整个炮兵营一炮未发就在直皖战争中被奉军俘虏，再次证明了机动力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

又过了五年，到了直系军阀呼风唤雨的时代，已成直系头目的吴佩孚又动起了榴弹炮的脑筋。在1923年底，直军成立近畿陆军重炮队，再次装备日造“三八”式120毫米榴弹炮。然而，吴佩孚的重炮队也很少在实战中露面。于是，在此后十年之间的中国炮兵，对榴弹炮这种火炮就完全陌生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引导下，刚开始接触榴弹炮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炮兵，还称榴弹炮为“曲射炮”。

另外，当时中国各大兵工厂的生产记录也折射出新式火炮无法解决机动力限制的问题。造炮工艺一流的汉阳兵工厂在1918年奇迹似地成功仿造出了“克鲁伯”14倍口径120毫米榴弹炮（汉厂称为“攻城炮”）。但是，只造了两门样炮就停了下来，究其原因显然是没有得到当时陆军部的青睬。

汉阳兵工厂重榴弹炮开发案的难以为继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早在民国元年就被定为制式的“克鲁伯”29倍口径75毫米野战炮，量产也被先后喊停。在“克”式野炮被定为制式之后，上海兵工厂与汉阳兵工厂都掌握了制造技术并开始量产，其中以汉阳兵工厂量产最为稳定。汉阳兵工厂由国外进口炮管，自行制造其余不需合金钢的部件，每月可以制造一门。然而，行列全重1.7吨的汉造“克”式野炮显然不符合实战需求。于是，在1921年，汉阳兵工厂停掉了“克”式野炮的生产线，改生产仿造日本“四一”式山炮的汉造“十年”式山炮。直到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以仿效德国样式改革军队的时期（又称德式建军时期）才再次小规模量产了一段时间。

上海兵工厂动作更快！沪造“克”式野炮的量产只是惊鸿一撇，制造不久上海兵工厂就停掉了生产线改为专造沪造山炮了，最终只保留了“克”式野炮榴弹的生产线继续开工而已。

但汉阳兵工厂也并不是蒙着头盲目生产汉造“克”式野炮。汉厂也曾经下过工夫，研究如何让“克”式野炮克服中国本土骡马的局限问题，而汉厂的解决之道则是采用汽车牵引。于是，厂方斥资向国外购买了一组火炮牵引车，交给机器厂进行研究开发。

在今天看来，这组牵引车并不算大，只是一辆长3米，宽2米的汽车，大约是一般家用小轿车的尺寸。另外，再加上一辆长度加倍的人员弹药拖车，堪称轻巧。然而，即使是如此轻巧的牵引车组，在中国传统的砂土碎石路面的道路上依然是寸步难行的庞然大物。1918年，陆军部军械司派两位技士考察汉阳兵工厂时，两位技士的报告就将这辆停在机器厂内的火炮牵引车狠狠地酸了一顿：

“查机器厂中存有摩托汽车一辆，其本身已有三密达多长，二密达宽，再加以六密达长拖车，共计十密达长，弯转多不灵便，拖运炮辆行军，用之于我国境内，现时除马路之外，似无此康庄之路能容以驱驰者。以有用大宗款项置此不急不适用之物，未免稍欠斟酌。”

于是，能造野炮的沪、汉两厂最后全都放弃了“克”式野炮生产，专心制造轻便可拆的山炮了。在1921年汉厂停造之前，大名鼎鼎的汉造“克”式野炮只生产了73门，仅能装备两个炮兵营而已。所以，骡马对中国炮兵的牵制力量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洋行成军”的特色，却促进了中国炮兵在二十年里不断地创造出超越机动力现实的奇迹！仍然弃而不舍地去购买和制造在中国难以机动的新式火炮。而这其中最惊人的奇迹，那莫过于奉系军阀东北军的炮兵狂想曲了。

第四节 扭曲的“国产”火炮——奉军的炮兵狂想曲

1919年，奉系军阀统帅张作霖斥巨资在沈阳建立东北三省兵工厂，谱写出北洋火炮建设史上最疯狂的一段狂想曲。

张作霖可谓是北洋军阀中最有钱的一位“土豪”，独掌东北关外的大权。当时的中国东北可谓是一片未经开启的处女地，在东北有开不完的肥沃荒地、招不完的刻苦移民、取不完的天然资源！于是东北农产富庶、商业旺盛、铁路海运交通便利，东北大豆与面粉外销全球，光是当时的统税收起来就不得了，奉天省（今辽宁省）的公债一度曾是国内债市上最炙手可热的抢手货，向日本银行借款也是有求必应。财源如此充沛，也就使当时的奉军能够创造建军的奇迹了！而土匪出身的大帅张作霖征起税来也绝不手软，他不但截留了东三省所有的税收，横征暴敛，还滥发奉票奉洋，以漫无节制的通货膨涨疯狂透支。于是，奉军的建设完全没有财政顾虑，与关内捉襟见肘的军事建设截然不同。光是一个东三省兵工厂，在1925年一年的经费居然就高达大洋2300万元。

2300万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呢？

在袁世凯当政时期，国家财政勉强维持稳定的1916年，全中国中央与地方军费预算合计为1亿4225万2713元。如果单算北京陆军部直接拨款的北洋军来说，不算由各省自己由省税掏出的地方军费，则中央的军费大约为5300余万元。换言之，一个东三省兵工厂的经费，就能养活半个北洋军。

2300万元也相当于1925年东北三省的全部岁入。在此之外，还有维持庞大奉军的1800万元沉重军费，以及张大帅个人私用的“机密杂费”1000万元。真正的行政经费不到500万元。于是，富庶的东北三省在军费压力下陷入严重的入不敷出困境，而远超出岁入的开支，只能以滥发奉票的通货膨涨来解决。这种花钱法，才真的是叫做穷兵黩武！东北三省老百姓的水深火热，换来张家父子两代奉军以及后来的东北军疯狂发展的军事奇迹。既然不缺钱，东三省兵工厂的造炮机器就能够以最浪费、最疯狂的排场盛大开工，尽情发挥起“洋行建军”的创意。当时中国没有合格的钢铁厂，炼不出合金钢，沈阳兵工厂就向洋行购买钻好内膛的炮管钢胚与合金炮件，运回奉天（今沈阳）自行加工组装。虽然只是加工组装，但是规模之浩大，足以使当时全球军火商傻眼。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后，张作霖委派韩麟春出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投入巨资全面挖掘奉天兵工厂的生产实力。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韩麟春虽然没有造兵技术的显赫学历，却是可以自己设计步枪的兵工专家，气概非凡，创意十足。在上任之际，韩总办雄心勃勃地与日本人合作，大手笔地购买日本机器设备，按照日本制式火炮的规格，购买日本的火炮配件，揭开了民国炮兵史上最惊天动地的一幕。

奉军一向缺乏火炮。于是，韩麟春从头做起，他大量向日本人订购“三八”式75毫米野炮与“四一”式75毫米山炮的配件，一口气组装出108门“奉造十三年式75公厘31倍野炮”与72门“奉造十四年式75公厘18倍山炮”。奉军当时正在改变军制，废师改旅，近两百门山野炮足以一举装备五个新制步兵旅的旅属炮兵营，堪称毕其功于一役的炮兵建军壮举。

能一举装备五个步兵旅的山野炮，还不是韩麟春给日本人最大的组装件订单。由少帅张学良主持的东北陆军整理处决定在每个步兵团装备一个平射炮连，使奉军成为中国第一支全面装备步兵炮的劲旅。于是，韩麟春的下一个订单，就是370门日本刚在1922年推出的“十一年”式平射步兵炮，即为“奉造十四年式37毫米29倍平射炮”。这批平射炮足以一口气装备60个步兵团，即20个步兵旅！

虽然，只是来料加工与组合装配。但是，能一口气组装起数百门火炮的组装工厂，规模必然是非常吓人的。沈阳兵工厂的炮厂是完全电动的现代化工厂，“都是最大型最新的装备。如钢材纵断、切削、车光旋膛、装配零件等操作过程，完全机械化、自动化。”所以沈阳兵工厂才能一口气组装起500多门各式火炮。

与沈阳兵工厂相比，关内同样靠来料加工组装生产“克”式野炮的汉阳兵工厂的理想月产量是两门，实际月产量为一门。

大帅张作霖大量采购“三八”式野炮与“四一”式山炮之时，正值日本的大正民主时代，大正时代外交政策是广结善缘，对华政略以和为贵。所以，日本人对沈阳兵工厂的订单颇有诚意，不惜将国内火炮的最尖端科技倾囊相授。刚开发出来的“十一年”式平射炮只是小意思，仿造日本“三八”式野炮的奉造“十三年”式野炮才是日本人最慷慨的技术分享。与日本的“三八”式野炮几乎同步开始仿造“克”式野炮的汉阳、上海两厂已经有十年的生产历史，但是沪、汉两厂所仿造的“克”式野炮是有效射程只有6000米的老版本。日本人当时正竭力提升“三八”式的性能，推出了“改造三八式75毫米野炮”，这就是奉造“十三年”式野炮的范本。“改造三八”式75毫米野炮修改了“三八”式野炮的炮架与复进制退机，使“三八”式的仰角达到43度，大幅提升了“三八”式野炮的有效射程。所以同样仿造“三八”式的奉造“十三年”式野炮，有效射程增加到8250米。

野炮最重视射程，如果奉军炮兵再与操作“克”式野炮和旧型“三八”式野炮的直军炮兵对阵切磋时，必然能全面压制直军！

然而，奉造“十三年”式野炮的重量仍然没有考虑到国内骡马的力量问题。奉造“十三年”式的战斗全重被缩减到875公斤，比“改造三八”式野炮的1135.7公斤轻了足足260公斤，堪称奇迹。当时“改造三八”式野炮在机动时的行列全重高达1910公斤，以此类推，即使奉造“十三年”式减去260公斤，仍然超过了中国大骡子的最高挽力。

在快速“自制”火炮的同时，也要同步建立炮弹产能。当时的榴弹已经普遍改用钢质弹壳。但是，刚起步的沈阳兵工厂炼钢技术尚属青涩。沈阳兵工厂虽然在铸造厂下设置炼钢部，但是炼不好普通的碳钢，所以炮弹也要寻找舍难就易之道。于是，东北兵工厂的炮弹，普遍采用只比生铁略纯而质地坚硬的铣铁来制造弹壳，称为“钢性铣榴弹”。

钢性铣榴弹的硬度比钢壳的榴弹差一截，不能装上延时引信破坏工事，但是装上瞬发引信或两用引信以破片杀伤敌方人马等软目标还是很给力的。日本的原厂“三八”式野炮也有“九七式钢性铣榴弹”，奉军只要照葫芦画瓢即可。但即使是铣铁弹壳，身为初学者的炼钢部也还是炼不出来。所以，早期的铣铁弹壳，都是由日本的大连机械会社代铸的，直到铸造厂能掌握铣铁的炼铸技术后，才改为了自制。

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火炮技术也是非常落后的。当时，全球公认先进的野炮射程必须达到14000米，射程只有8250米的奉造“十三年”式野炮仍然远远落后于欧洲的火炮水平。资金充裕的韩麟春不甘心只造出射程比关内的汉造“克”式野炮多2000米的野炮，于是他踢开日本人，改与奥地利的老牌炮厂百禄（Böhler）合作，其成品是为民国火炮史上的经典之作，奉造“十四年”式77毫米30倍口径野炮。

奉造“十四年”式77毫米野炮是仿造自百禄的著名野炮，奥匈帝国的最后一种制式野炮Feldkanone M.18。这款优秀的野炮在一战结束前只有6门来得及交货，此后即消失在奥匈帝国分崩离析的烟尘之中。但是M.18设计的优秀是众所公认的。百禄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是上海的德商禅臣洋行（Siemssen &Co.），禅臣洋行对东北的军火市场一向非常热衷，于是M.18雀屏中选，成为奉军新一代的制式野炮。

沈阳兵工厂聘请奥国技术顾问哈德曼，对M.18进行性能升级。M.18的口径原本是83.5毫米，也许是为了节省重量，在东北的浴火重生版采用了M.18早期被淘汰的77毫米口径版本。只是哈德曼乱改炮口初速与膛压，使奉造“十四年”式野炮的性能逊色于M.18。原厂的M.18全重1478公斤，射程达到12000米，而奉造“十四年”式野炮的全重虽然降到1350公斤，但射程却降到了10000米。

然而，能打一万米的奉造“十四年”式野炮，依然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射程最远的野炮！

于是，禅臣洋行接到了足可以憾动全球军火市场的超大订单。沈阳兵工厂一口气订购了320门百禄原厂的组装部件。运到沈阳之后只要加工组装，就是威震全国的奉造“十四年”式野炮。禅臣洋行可真是赚翻了，这家黑心的贸易商看准了奉军只求速度不惜钱的特色，交货速度飞快。但是，佣金也下狠手抽到了一倍！当时，在禅臣洋行进口部工作的蒋文伟回忆道：“禅臣过去与张作霖做过不少军火生意，为此特地在奉天（今沈阳）设立支行，主要经理德国容克斯和克鲁伯两厂产品，派一个姓吴的为代表，此人与张作霖关系密切，先后卖给张作霖各种枪炮飞机，供应沈阳兵工厂各种钢材。内战爆发时，军火生意大得惊人，其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买办佣金也超出一般货物的佣金。”

禅臣的军火生意只交给洋行的德籍经理（大班）亲自办理，如蒋文伟这类华籍员工是不能接触的，所以蒋文伟只能从小道消息中听说容克斯与克鲁伯两个厂名。事实上克鲁伯是经由礼和洋行与沈阳兵工厂做生意的。沈阳兵工厂曾经仿造过一门“克鲁伯”野炮（型号不明），但没有继续跟进，克鲁伯只从沈阳兵工厂接到了钢材生意。但仅钢材一项，营业额已然达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5000万马克！

对百禄与禅臣而言，获利丰厚的奉造“十四年”式77毫米野炮只是在东北巨大生意的开始。当时，负责整建奉军的少帅张学良也是个“德粉”，所以奉军的炮兵大跃进也要模仿德军的，一举建立起国内迟迟不敢成军的榴弹炮兵。于是，禅臣洋行的下一个订单，是300套100毫米榴弹炮的全套配件，即为奉造“十四年”式100毫米21倍口径榴弹炮。

M.18在中国声名大噪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调高仰角求取最远射程时无需在驻锄下挖坑。所以，M.18能轻松调到45度最大仰角，而国内惯用的老式“三八”式野炮在仰起17度时就必须挖坑将炮架后尾往下倾斜。如此优秀的炮架，自然也适合要求弯曲弹道的榴弹炮，所以奉造“十四年”式100毫米榴弹炮直接采用M.18的炮架，只是换用100毫米炮管。这个巧妙的方式日后催生出了第一种中国军队的制式野炮。

奉造“十四年”式77毫米野炮与“十四年”式100毫米榴弹炮虽然表面风光，但是已经进入重量的魔圈。本应力求轻巧的77毫米野炮却与100毫米榴弹炮的重量相同，战斗全重达到了1350公斤，远远超过了汉造75毫米“克”式野炮的重量，而“克”式野炮已然是中国骡子力量的极限了！

所以，两种“百禄”火炮都没有办法编成步兵师的师属炮兵，而必须编成可以由总司令部直接控置的独立炮兵团，才具有实战的价值。

在投机取巧的日本与奥地利来料加工组装案大获成功之后，沈阳兵工厂走火入魔，出现了一种超日赶德的跃进狂热。既然在关内一拖十余年无法建立制式的野炮（Feldkanone）与轻型野战榴弹炮（leichte Feldhaubitze），都能靠着大把的现洋轻松砸出来，为什么不更进一步，把炮兵群战术所需的重型野战榴弹炮（schwere Feldhaubitze）、重型野战加农炮（schwere Feldkanone）乃至超大口径的攻城炮（Mörser）全部做出来呢！

于是，沈阳兵工厂不顾骡马的悲嘶，狂热地造起重炮来。在1925年，沈阳兵工厂成功组装出日本“三八式10糎加农炮”，即“奉造十四年式105毫米29倍加农炮”，一共组装了12门；继之又再接再励组装出仿造“三八式15糎榴弹炮”的“奉造十四年式150毫米12倍重榴弹炮”，一共组装了21门。在中原大战烽火连天的1930年，沈阳兵工厂又组装出更进步的“四年式15糎榴弹炮”，即“奉造十九年式150毫米15倍重榴弹炮”。

仿造自日造“三八式10糎加农炮”的“十四年”式105毫米加农炮仅仅是战斗全重就高达2594公斤，如果以骡马挽曳牵引，行列全重至少在3吨以上！连日本人自己的骡马都拖不动，沈阳兵工厂的重炮狂想曲，实在是太离谱了。

军阀的世袭罔替

在精美镗亮的螺式炮闩前，黑白照片里三位张家孙子的大礼服帽箍颜色没有变化，应该是三道红箍的将官大礼服。虽然砸下惊人民脂民膏怪异成军的奉造“十四年”式加农炮不能上战场打日本人，但是在内战中，却足以保障三位“帅三代”小将军的尊荣显贵。

“三八式10糎加农炮”在1911年开发成功，原本设计以骡马挽曳。然而“三八式10糎加农炮”实在太重了，日本人原本想在三骈六马的传统骡马编组上硬加了两匹马，编成四骈八马的火炮组，但是这个违反经验法则的方式被证明行不通。在与骡马搏斗十年之后，日本人妥协了。于是，日本开发出了一系列的牵引车，包括“九二”式5吨牵引车与“九八”式6吨牵引车。在1922年，日本人改用5吨牵引车牵引行列全重在3吨以上的“三八式10糎加农炮”，才驯服了这门自己制造的笨重火炮。

奉造“十四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的原型日造“三八式15糎榴弹炮”也是日军的尴尬重炮。这种重榴弹炮仅战斗全重就高达2095公斤，日本人在设计之初原本也打算用不实际的四骈八马挽曳，但在实验多年之后还是再次屈服，不得不寻求变通之道。

于是，冠冕堂皇的150重炮成为尴尬的山炮。日军炮兵在机动作战时，会把“三八式15糎榴弹炮”拆解分别装车。然而“三八式15糎重炮”在设计时并没有预想到会成为山炮，所以拆解与组合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因此“三八式15糎榴弹炮”成为日军欲弃还留的鸡肋。日本在1935年就以“四年式15糎榴弹炮”取代“三八式15糎榴弹炮”，让数量庞大的“三八式15糎榴弹炮”成为“预备保管兵器”，一直到二战之后仍然继续使用着。最后，日本人索性把这款鸡肋般的重炮装上牵引车，成为“四式自走炮”。

而奉造的“十九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就更离谱了。这款重炮的原型日造“四年式15糎榴弹炮”的战斗全重高达2794公斤，行列全重高达荒唐离谱的4340公斤！“四年”式重炮之所以能够动起来，是因为吸取了“三八”式的经验。“四年”式重炮在机动时必须分解为炮身车与炮架车两组各约2.1吨-2.2吨的火炮组，才能用六马挽曳的骡马纵列牵引机动。“四年”式重炮的分解结合也正式列入炮操规范，由战斗状态到分解上车限定12分钟内完成，由行列状态到结合放列限定为10分钟。然而，两个2吨重火炮组之所以能动得起来，主要还是靠日本人已经略见成效的新种重挽马。可还在用华北大骡子拉炮的奉军炮兵，该如何能拖起这两个2吨重的火炮组作战呀？

再者，火炮加重，炮弹也要加重！同样是30吨积载量的弹药辎重组，75毫米野炮弹可以积载3000发，105毫米榴弹炮弹只能装1600发，100毫米加农炮弹1000发，而150毫米重榴弹炮弹只能积载600发！于是，重炮的弹药组又要继续大幅增加机动的重量。

在三种狂想重炮之中，唯一略有实战价值的重炮是奉造“十四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沈阳兵工厂的仿造版将战斗全重压缩到了1850公斤。至于行列全重则没有明确的记载。

没有明确记载的原因是可以想象的，为了拖动这门1.85吨的巨炮，炮兵必然得打破框架，克服困难，以各式各样的奇思异想去拖动这门重炮。也许奉军的解决方法是以两组骡马轮班拖炮，也许是硬加两匹骡马之四骈编组，也许是不顾骡马血泪踩着死去骡马的尸体前进的无情行军……

战史证明，奉军炮兵最常用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让150重炮离开铁路线。一个距离铁路线只有几里地的射击阵地，两吨火炮组在卸下火车套驾之后，就以喂饱喝足充满精力的大骡子竭力拖行，一鼓作气拖几里地进入阵地，才是最有可能的机动方式。

然而，张学良时代的沈阳兵工厂完全没有考虑现实的意愿。沈阳兵工厂的下一个杰作是仿造日本“四五式24糎榴弹炮”的240毫米巨型攻城臼炮、全重超过33吨的奉造“十九年”式240毫米16倍重榴弹炮！

在“十九年”式240毫米重炮横空出世之后，张学良完成了超日赶德的不朽神话。除了巴黎炮之类连日本人都搞不出来的铁道炮之外，沈阳兵工厂居然在短短六年之内，从零开始造齐了德军四种炮兵群所需的所有种类火炮。

即使是全重被压缩到1.85吨的奉造“十四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中国的土产骡马也是绝对不给力的。幸而东北是个很容易取得洋马的宝地，西伯利亚有马高16掌、源自欧洲种重挽马的阿尔登马（Ardennes horse），日本商人也很想把当时正在与法国佩尔什马育种杂交的北海道马卖给张作霖。其实，张作霖也曾注意马种问题，只是他的动作太慢，直到1926年才在洮安成立东北陆军军牧场，以法国种马改良马种。然而，花花公子张学良只热衷于表面风光的重炮，无心于耗时数十年的马种建设。于是，他在1931年东北沦陷前夕借口日方压力把东北军牧场停办了。

所以，后来的东北军只能依靠外购的洋马拖炮。而当时的东北军是采购的哪种洋马，今日已很难考证了，但十有八九是就近从原苏联进口的挽马。然而，当时原苏联的阿尔登马属于中间系的重乘轻挽马，距离牵引重炮所需的重系重挽驮马还有一段差距。六马三骈只能勉强胜任两吨左右重炮的机动，但是对于总重在两吨以上的“三八式15糎榴弹炮”与“三八式10糎加农炮”，就连日军的野战重炮兵联队在机动时也要叫苦连天。所以，沈阳兵工厂出品的重加农炮与重榴弹炮，注定只能成为雄壮威武的军营展览品。至少在中国战场上，这些重炮并没有实战价值。

虽然，张家父子的重炮狂想曲只有奉造“十四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能勉强动起来。但是，这种有效射程5900米的150重榴弹炮已经足以使奉军炮兵称霸中国。奉军以21门“十四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搭配几门日本原厂的“三八”式150毫米榴弹炮编成两个重炮团，成为当时中国军界热议的焦点。

在1924年盛夏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十四年”式150毫米榴弹炮首先发威。“十四年”式射程与直军射程最远的汉造“克”式野炮相当。所以，奉军重炮团的榴弹炮可以使用爆破力巨大的高爆榴弹切实压制了直军的炮兵阵地，进而压制住整个直军战线。到了1926年盛夏打西北军的南口战役，奉军的炮兵战术更为纯熟，100毫米与150毫米榴弹炮搭配起75毫米与77毫米野战炮，首开中国炮兵史之炮兵群战例。奉军炮兵的炮兵群对西北军部署在南口的著名坚固阵地进行威力强大的破坏性射击。曾亲历其役的前炮兵学校少将研究员梁国藩回忆了奉军炮兵群的历史性炮战：

“1926年东北军对据守南口一带的冯玉祥国民军作战，炮兵部队实施的战斗方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炮兵群’战术，编组成左右中央各炮兵群，每一群不单纯是山野炮，依情况配有榴弹炮，也不是一个连一个营的使用，炮兵群是集结许多各类炮兵营成为火力集团而运用的。东北军的炮兵群对国民军在南口一带构筑的最坚固阵地锁要部，称为‘红工事’的主阵地，予以毁灭性的炮击。东北军挫败国民军，主要是炮兵的成群使用所致。”

然而，“十四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南口战役的赫赫战绩，并不代表奉军解决了骡马机动问题。因为，奉军重炮发挥战斗力的两个战场，都是沿着铁路线开打的。重炮的机动主要依赖火车，卸下火车之后只要以骡马勉强机动几公里就能进入射击阵地，而不是依靠本身骡马运力的长途机动作战。

事实上，奉军从来没有解决骡马机动的难题。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之后，奉军编成了庞大的十个独立炮兵团。理论上，独立炮兵团的火炮自然要比步兵旅的旅属炮兵营体面。然而，在十个独立炮兵团中，只有两个团真正编制了150榴弹炮，而且两个重炮团都采用两营四连16门的缺额编制，显然是受困于机动能力。至于其余八个炮兵团的火炮，都是75毫米“克”式野炮、“三八”式75毫米野炮以及仿造“百禄”M.18的奉造“十四年”式77毫米野炮，甚至有一个团还装备了最不起眼的75毫米山炮。

这就是狂想与现实的差异！

然而，张学良却完全不顾东北炮兵的血泪教训，继续大作巨炮迷梦。在1930年，沈阳兵工厂甩掉克服不了射程问题的日本顾问，再次向百禄兵工厂取经，着手开发新式的105毫米加农炮，即为奉造“十九年”式105毫米加农炮。新式加农炮射程长达18000米，战斗全重却也高达3300公斤。而张学良这次可是玩真的了，他虽然己经收掉了种马场，却计划以“十九年”式重加农炮成立两个炮兵团！

“九一八”事变打破了“十九年”式加农炮的美梦，即将出厂的新式加农炮随着沈阳兵工厂沦入日寇之手。所以，我们也无从得知少帅张学良打算用什么神马拖动这重达3.3吨的加农炮。在八十年后的今日，只剩下流传于残编剩简的惊人记录，低声吟唱着张家父子的重炮狂想曲。